《珠峰队长》：一次对“极限”题材纪录电影的“攀登”
4月29日，纪录电影《珠峰队长》逆势而为，选在五一档开启全国超前点映，并原定于5月13日全国上映。
《珠峰队长》由苏拉王平队长及其团队拍摄、制作，影片记录了团队中7名高山向导和另外8名普通登山者登顶珠峰的全过程。这支团队耗时四十天攀登，是2019年第一支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的队伍。
这是全球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珠峰攀登纪录电影。它的特殊之处在于，电影的拍摄由七位高山摄影师完成，拍摄时创下了人类已知无人机航拍最高海拔8470.2米的新纪录。
一系列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始于珠峰队长苏拉王平的热爱，成于全队成员毅力和坚持，并最终通过导演吴曦及团队的制作，呈现在大银幕。
电影发行方大象点映CEO吴飞跃最初与《珠峰队长》主创团队会谈时曾说，“我把我们发行《珠峰队长》比作另外一次攀登的过程。”没想到这句话一语成谶。正如攀登珠峰的过程很难一帆风顺一样，《珠峰队长》的发行过程也几经曲折。
最初，《珠峰队长》定档于3月18日，且为了贴合电影主题，在正式公映前半个月曾有一个“雪山首映礼”计划。但受疫情影响，多地影院暂停营业，这一计划暂时搁浅。《珠峰队长》也改换上映档期。
受疫情反复影响，5月13日下午，大象点映再次对外公告《珠峰队长》延期上映。超前点映的反馈，让《珠峰队长》的主创们备受鼓舞。“超前点映的口碑超出预期，电影除了受到户外爱好者高度评价之外，还受到了大众、亲子观众的热烈好评……期待早日相见的一天。”
近期点映期间，苏拉王平队长和导演吴曦接受了艺东西|东西文娱的访谈，向我们讲述了《珠峰队长》诞生的过程。
登山者，摄影者
川藏队的创始人苏拉王平曾看过很多极限攀登纪录片。国外的如《绝命海拔》、《徒手攀岩》，国内的如《垂直之路》。但他发现，外国同类型纪录片题材更多，内容也更丰富，有的侧重过程的冲突和可看性，有的侧重拍摄鲜有人领略过的绝景。
相较之下，国内的作品较少，也少有高海拔攀登。苏拉王平开始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拍？我要证明我们也有能力拍。
苏拉王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拍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攀登全过程。他联系了川藏队的同事、曾有过合作经验的导演吴曦，二人商议后，决定开启这个近乎疯狂的计划。
萌生这个想法之前，苏拉王平组建了“川藏队”，有共同从事登山协作工作的老乡，也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高山摄影的尝试。
苏拉王平出生于四川黑水县的藏区，三奥雪山脚下，从小就在山中穿梭。2001年，孙斌、次落等中国专业登山者组成的登山队，来到三奥雪山进行考察。会说一些汉语、熟悉雪山的苏拉王平被中，成为队伍的向导参与协作，由此打开专业登山的大门。
2003年10月，苏拉王平成立了川藏高山向导协作队（下称“川藏队”）。同年川藏队被阿坝州登山协会吸纳为下属高山协作队，成为国家认可的为数不多的专业登山协作队之一。
苏拉王平十分珍惜每一次登山经历。简单的图文难以复现雪山的壮美震撼，因此苏拉王平开始接触摄影，用视频记录攀登过程，并在川藏队员中自行培养高山摄影师，成立视频中心。
在不断学习技巧、更新设备的过程中，他开始萌生将登山纪录片带进电影院，让更多人领略雪山绝景的想法。
在筹拍《珠峰队长》之前，苏拉王平和吴曦也曾合作拍摄了登山纪录片《马纳斯鲁》，记录川藏队攀登世界第八高峰——马纳斯鲁峰的过程。《马纳斯鲁》可以视为《珠峰队长》前的试水。这部纪录电影仅在线上放映，没有做商业宣传，但在影视业内和登山山友圈中受到了好评。
为了《珠峰队长》的拍摄，他们做了很多准备。除了川藏队队友的参与，出现在纪录电影中的八位登山队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人，有朝九晚五的普通白领，有小型公司创业者，也有卖掉店铺前来追梦的个体经营户。加入的前提是必须有海拔五千米以上的攀登经验，尽可能降低安全风险。
为了训练高山摄影师，导演吴曦多次进入藏区，亲自给语言并不相通的藏族青年们反复实操演示，直到他们上手。
尽管花了很长时间筹备，但攀登一座八千八百余米的雪山易事。开拍前，吴曦心里仍旧没底：“山上天气变化快、地形复杂，意外因素太多了，预测成功率只有一半。”
在不确定因素的重重包围中，苏拉王平队长和登山队出发了。
拍摄险峰绝景
2019年4月，苏拉王平带领登山队员与高山摄影师，共十五人的登山队伍，从成都出发至尼泊尔，从尼泊尔一侧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
普通登山装备一人约三十斤，但高山摄影师连带拍摄设备一起，需携带的装备达七十多斤，在低温、缺氧的海拔八千米生命禁区，挑战着人体的极限。
低温环境下电池消耗极快，队员们晚上睡觉时也得抱着设备为其取暖，或给设备贴满暖宝宝。海拔再高一些的区域，一块电池只能支撑无人机飞行数分钟，摄影师们只能计算着时间和路线进行拍摄，以免无人机坠毁半途。为精准控制机器，摄影师们脱下厚重的手套，冒着冻伤截肢的风险进行操作。
据苏拉王平回忆，全程最为惊险和关键的，是突破希拉里台阶。
希拉里台阶是抵达珠峰峰顶前的最后一道难关，位于海拔8839米的登山关口。这段裸露的山岩几乎九十度垂直，一次只容一人通过。此处温度低于零下三十度，氧气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风力超过十级。
登山队抵达这里时，天气尚可、但随时可能恶化，且稍晚几天将有更多攀登者到来，极有可能造成拥堵。此时队内物资并不充裕，物资支援队伍尚未赶到。
进退两难的困境中，苏拉王平果断做出决定：提前冲顶。
并不是所有队员都能理解这一决定，但苏拉王平说，“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机会，队员们来一趟都不容易，我想为大家争取最多的时间。”
冲顶过程中，队伍里也是意外频出：氧气罐故障、低血糖、失温，队员们开始状态不佳、心态崩盘。队员们只能相互协助、相互鼓励，凭着不甘和韧性“硬挺着往前走”。
好在，事实证明了苏拉王平判断的准确性，从营地出发后12小时，登山队全员成功登顶。耗时40天，登山队不仅成为2019年全球第一支成功登顶的队伍，还成功错开当年史无前例的“希拉里台阶大堵车”，全员平安登顶。
队员们第一时间将带上来的哈达献给珠穆朗玛峰，“感谢她的接纳”。苏拉王平在8848米高的峰顶展开鲜红的国旗，并摘下氧气面罩，唱起他出身地黑水县的县歌。他说，“这首歌是我们黑水人的精神和力量，走到哪里都要唱。”
“我非常佩服他（苏拉王平）的魄力、果敢和勇气，这也是片名叫《珠峰队长》的原因。”吴曦说。
以往拍摄珠峰的作品大多使用直升机航拍。《珠峰队长》的拍摄，是人类第一次使用无人机，在八千米以上的海拔进行摄影，且由一群并未受过系统训练的“业余”人士完成。
下山路上，大本营里来自世界各国的登山者，多次提出花高价购买登山队的素材，但都被苏拉王平拒绝了：“我们中国不仅要拍，还要拍得独一无二。”
后期剪辑是攀登第二座珠峰
谈及后期素材处理，吴曦感慨：“登山队攀登的是第一座珠峰，后期剪辑是攀登第二座珠峰。”
《珠峰队长》的前期筹备耗尽了苏拉王平的所有家底，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但波折并未结束，拍摄完成、下山后的三年间，他带着素材四处奔走，寻找合适的影视公司和导演，几乎到了砸锅卖铁的地步，还屡次被质疑这部作品能不能顺利上映。
苏拉王平回忆起这段时间，连说压力非常大。
他也曾对比许多导演和公司，其中不乏非常知名、有财力，或商业化水平极高的团队。但都不让他满意。“他们可能更会安排冲突，剪出来更有看点，但都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求大卖，只想真实记录这一路的经历、克服的困难，不能忘记初衷。”
观望一圈，苏拉王平队长和导演吴曦、剪辑师母鑫杨，组成攀山影视的三人主创团队。
吴曦认为，接受这项极具挑战的任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与苏拉王平有共鸣。
“我们都是很倔的人。我为了导演梦，参加两次高考只想进导演系；苏拉队长为了珠峰梦，花了很多时间和经历，自己贴了很多钱。我们都对梦想很执着。”
拍摄的有效素材一共是21个小时，登山队下山后，竟发现储存卡受损，不得不加急送往专业厂商修复。万幸的是，百分之九十、时长约二十小时的素材得以复原。
最初面对素材，吴曦在被壮阔景色震撼后，紧随而来的是毫无头绪和迷茫。“没有脚本，摄影师严格来说也是‘业余爱好者‘，只能和苏拉队长不断沟通、慢慢摸索。”
为了保证全片完整性，拍摄团队又进行了几次补拍。吴曦说，“所有素材都是队员们克服极大困难、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我就想着，不能辜负他们的付出，一定要让这部电影上院线，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付出。”
初剪的版本约为三小时，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并不算合适。吴曦在一番艰难抉择、舍弃了诸多珍贵画面后，制作出了83分钟的最终成片。
对于即将上映的成片效果，吴曦说，“我相信大家看成片的时候很难看出来，我们的拍摄是一群山友完成的。”
后记
攀山影视
许多人羡慕苏拉王平队长能将兴趣发展成职业，但他说，发展成职业后，登山已不再是单纯的享受乐趣，“更多的是责任感。整个小队的生命都在我肩上，沉甸甸的，光顾着操心了。”
他仍然感激并热爱着登山，“登山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融入了我的人生。”
今年是川藏队成立的第19年。从最初只有七名成员的队伍，如今已经壮大到六十余人。苏拉王平实现了他将藏区老乡们拉入伙时的承诺，不仅将他们带出了大山、见到了外面的世界，还让他们通过双手挣钱养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就是我现在努力的意义。”苏拉王平队长说。
如今，川藏队除了最初的高山向导业务，还会参与登山教学和公益活动。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川藏队近期还上线了线上登山教学课程。苏拉王平说，未来计划继续推进公益性质的科普活动，让更多人了解登山的乐趣，爱上专业登山。
2018年，脱胎于川藏队影视中心的攀山影视有限公司成立，在川藏队迄今为止的高山摄影经验的基础上，提供专业的高山摄影服务。
此外，吴曦提到，希望借《珠峰队长》和攀山影视的助力，尝试更多类型的电影，“希望《珠峰队长》能给后面拍摄的人一些启发，也希望我们能让电影市场更加丰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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