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斯楞豫锟：妈妈的缝纫机
放学铃声响起，我一路飞奔。
肚子饿的恼火，急匆匆地赶回去想要饱餐一顿。推门进店，除了火炉上的饭盒冒着几缕微微的热气，丝毫没有一点开饭的迹象。我的小脾气犯起来可就不止是肚子恼火了。
这一幕有25年了吧。脑海里还保存着当时极力忍住脾气的画面。那时年幼，虽然说不清为什么要忍，但内心深处隐约明白妈妈的艰难不易，即使不能体谅，也不应该、不忍心，为了一顿现成饭和她怄气。
这是幼年时的一次自我情绪控制，印象很深。我不记得这道理是谁教的，或许是妈妈的含辛茹苦早已深深印在我心底，但凡有点良心，哪怕是个小孩，也应该能体会吧。
①
店里的缝纫机踏板“喀嗒、喀嗒”响着，妈妈伏在上面忙碌，并不看我一眼。但她好像知道我不满的情绪，也知道我默默地忍耐。
我气呼呼地扔下书包，只能看看火炉上的铝制饭盒：长方形、略微有点泛黄、和我岁数差不多。在里面倒入适量大米，加好水，放在火炉上个把小时就能焖熟。那两年的冬天，妈妈经常这样焖米饭。
那两年之前，妈妈为了我和哥哥能得到好点的教育，在我姑姑家的帮助下，举家从达茂旗（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搬到集宁市。一车家当我只记得最重要的两件：一台缝纫机，一台锁边机。都是标准牌。
妈妈的缝纫活儿是姥姥教的。姥姥会做很多活儿，她是大地主家的后代，嫁给更大地主家的姥爷。六七十年代时他们不能抬头做人，老爷被批斗，全凭姥姥一双灵巧的手养活一家人。
妈妈学习非常出色，但因为家庭出身被同学们围着吐口水欺负，无法继续上学，为了安生只好逃到远离家乡的亲戚家。后来的半生，就是靠着姥姥教的缝纫活儿养家糊口，这两台缝纫机就是妈妈当初的陪嫁。
搬到集宁后，我姑父安排她在毛纺厂上班，可她觉得工资不够用，就自己开了裁缝店。
裁缝店开在离我上学不远的路边。进门的左手边按了火炉，旁边是窗台，窗台前并列的就是两台缝纫机；小店左边靠墙放一张单人床，上面盖着一张大纤维板，用来裁剪布料；右边是简单的桌架，放些生活用品。一间小店也就堆得满当当了。
妈妈每天坐在窗台前。脚下是缝纫机踏板的“咔嗒、咔嗒”声，抬头看到外面熟悉的顾客们，便露出和善而灿烂的笑容。那笑容里漾出明显的眼角纹，但却一点也不影响她年轻的气息。
②
做完手头的活儿，妈妈终于起身炒菜了。火炉上架好锅、加入油、撒上调料、倒进菜一翻，香味儿就溢满了小店，我的小脾气也慢慢融化了。
我只记得这饭香，却不记得妈妈在那小小的空间里，是怎样来回倒腾那些锅碗瓢盆，刀筷案板，油盐酱醋……晚上还要取出脸盆脚盆，毛巾肥皂洗漱，再把床上的大纤维板取下来，上床教我学习，睡觉……
那大纤维板就是妈妈的工作台，仅仅靠床的两端支撑，中间会凹下去，既不美观还影响裁剪布料。于是妈妈在床的中间铺一块小板，板上支一摞砖头，把中间凹下去的部分撑平。忙碌一天后，晚上上床睡觉前再搬下去。
那两年，我每晚就和妈妈一起睡在这床上。我睡在里面常常翻身，妈妈睡在床边挡着我。我永远也不会掉到地下，却不知妈妈睡的是否安稳，与其说是挡着我，不如说是护着我。忙碌的妈妈白天无暇顾及我，这份晚上的温柔，给我的心灵留下浅浅的温存与安然。
清晨天刚亮，“咔嗒、咔嗒”的踏板声又响起，我还在睡梦中，妈妈就坐在了缝纫机前。我从小没定过闹钟，直到现在也从来不用，总是自然地早早醒来。虽然这么多年再也没有听到，但那曾经熟悉的“咔嗒、咔嗒”声，就是我一生的闹钟。
后来妈妈攒点钱再向二姨借些钱，买了一处房子。小店里就不再做饭，也不再睡觉。有时哥哥中午放学带着我回家做饭，做好后再给妈妈送来我们一起吃；晚上妈妈再带着我一起回家。
③
远远近近的顾客们来的很多，妈妈手上的活儿总是做不完。夏天做衬衫短裤，冬天做棉衣和春节的新装，平时也做西装、中山装、呢子大衣等等。顾客们有的想要宽松的款式，有的想要瘦俏的版型，有的想要特殊的花样，妈妈都能按照她们的想法制作得体。
顾客们最佩服妈妈量体时的记性，从肩宽、臂长、袖口、上身、胸围到腰围、臀围、裤长、、裤脚依次量下来，妈妈从来不用笔记，都是心里默记，最后做出来的衣服竟然十分合体。
妈妈工作的时候很专心，她用竹尺比住布料，一边比划一边思索，一边用彩色粉片刻下一些标注点，一边画下一道道的标线；画好线后，用那把裁缝专用的大剪刀，黑色的短手把银色的长剪片，沿着画好的线一片片地裁剪。
裁好的布片移上缝纫机，“咔嗒、咔嗒”的踏板声就响起，缝纫机的缝纫机针一针一针地开始匝布片。布片成形后，转到锁边机上，再次响起“咔嗒、咔嗒”声，锁边机的缝纫机针却是频率极快，“铿铿铿铿”地锁好衣服的内边。
一件成衣完工大概要小半天吧。妈妈做好的衣服都挂在大纤维板上方，有点像现在的洗衣店。顾客们来取衣服时，都是说说笑笑地试穿，推推攘攘地结账，高高兴兴地告别。那时的顾客、妈妈，她们都很容易满足，那些笑吟吟地样子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
④
妈妈量体裁衣，仔细做工，给顾客们缝制好一身身得体的衣裳。很多顾客阿姨都和她成了好朋友，缝缝补补的活儿也很多，妈妈从来不收钱。
阿姨们得空便来小店，家长里短地说道一些，尺长寸短地品嗑一番，有多有少地带一些瓜果零食，隔三岔五地分享一些家庭美味。妈妈坐在缝纫机前忙碌，小店里虽然拥挤，却欢腾着一片语笑喧阗。
阿姨们的孩子很多和我成为好朋友。我和胖阿姨的儿子明明一起养过两只小猫，和郝警官的儿子一起焚香叩首拜把子，和回民阿姨的儿子上别人家房顶偷摘果子……
两年后，妈妈不再开缝纫店，两台缝纫机搬回了家。胖阿姨带着明明又追到我家里，继续让妈妈做他们一家子的衣裳。还有些阿姨，我想不起姓氏，她们有的一同前来，有的分别陆续前来。
再两年，胖阿姨们每年只来一次做春节的新衣裳；再几年，阿姨们逐渐不再来了。妈妈也不再量体裁衣，而是给一些皮革商做夹克、大衣、手套等皮质衣物了。
在裁缝店的那两年，妈妈长期坐在缝纫机前，活动很少，室温也低，每逢冬天她都将厚厚的驼毛护膝套在腿上。尽管有所保护，但还是落下了严重的腰椎、腿脚上的毛病，直到老年依然在身。
我成年之后才明白，妈妈不但是个用心做工、技术娴熟的缝纫师，更是一个乐观开朗、善于交友的家庭主妇；每当说起缝纫技术，也总会提起故去的姥姥，我知道，妈妈还是一个传承地主家手艺的女儿。
每当说起姥姥，我就会问那些迫害年代的往事，妈妈总是打断我不愿继续说下去；但是提起缝纫店的那些回忆，妈妈脸上却总是绽放出灿烂的笑颜，和那两年在裁缝店的窗台前一模一样。
⑤
很多年后，有一次妈妈帮我锁裤边，“咔嗒、咔嗒”，缝纫机的踏板声又响起。一双苍老的手依旧灵巧而娴熟地操作，就像一对儿来回翻飞的小燕子；妈妈一边做活一边和我嘻嘻哈哈地聊天，眼角的皱纹悄悄地弥漫，挂满了一张笑脸。
我问她，那两年开缝纫店那么辛苦，怎么还那么开心。她露出和阿姨们在店里那种笑吟吟地样子说：
那时候苦是苦，但是不愁挣钱呀；按照人家的想法做出各式各样的好衣裳，人家穿在身上合体合心，咱们自个儿也很开心哇。
妈妈老了，可是那份艰苦奋斗、乐观豁达、大胆开创的生存精神，一直没有变；在我心里，妈妈的容颜也一点没变，她还像从前一样年轻，就像开缝纫店时，脸上总还挂着灿烂的笑容。
蓦然回顾，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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