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文：飞临新加坡
飞临新加坡
张从文｜文
因新冠疫情和中美关系冰降，去年计划去美国看望女儿，屡改机票，终于无望地取消了行程；今年情况有所缓解，但要转道新加坡隔离半个月，网上称之为“洗白”，这洗白加航行的价格比去年直航足足贵了十倍。
好在从前没有到过新加坡，我也不妨冒充个牛气烧包的游客，好好打量一下那个传说中自由的美丽岛国，看看那里的华人基因被西洋沃灌开出了什么样的胡姬花。
①
新加坡航空公司的TR117航班，网上称为“酷航”，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是“很酷”（so cool）。夫人按以往经验，将行李称重到临界值，随身还有背包和手提箱。但是办理登机卡时，旁边有工作人员过来问我：您背的是不是乐器？
我说是的。
他说，您这个太长了。
我说，这是二胡，以往都是这么背着上飞机的。
他又说，您肯定上不去，除非是小提琴？
我心里产生一种不快活的情绪，小提琴和二胡有贵贱吗？他补充说，TR117是廉价飞机，对随身行李的长度有限制。
这是廉价飞机？从郑州到新加坡，昨天（10月11日）的票价已经涨到4400元，而新冠疫情前，往返双程机票都不到2500元呀！
经过求证，我是真不能背着二胡上飞机，哪怕我背的是两把高档琴。无奈的选择是，剔除些行李托运一把琴，留下一把琴让朋友带回家去。
赶飞机的人不是太多，没有听广播里讲这航班那航班，仿佛整个机场只在为这趟“廉价”航班服务。戴好口罩，保持距离，出国如上战场。工作人员都有军官般的威严。出示每个人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注射新冠疫苗的手机记录，是全部工作的重点。
但是，我的华为手机很不给力地没电了，排队到入口直接黑屏，几番询问，偌大的机场找不到充电的地方，我这心里苦啊！
绝望之际，一个在队伍旁边等同伴的女孩子，主动将充电宝借给我用，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不，是解了倒悬之危！
工作人员接过我的手机查看健康资料，发现疫苗注射一栏我选择了否，想帮我纠正，我说就是没有打。她抬头看我一眼，似乎觉得我是个怪人。
原定11点20起飞，到了登机口，被告知因为疫情缘故飞机延迟起飞，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
透过玻璃大墙，看停机坪上的飞机都那么懒洋洋地泊着，将近两年的疫情，这个偌大的国际机场停飞了多少航班，滞留了多少货物和旅客，损失不可估量。
借我充电宝用的姑娘是河南濮阳人，准备去新加坡打工。我问：出国打工是不是有很苛刻的条件？很多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人，没有你这么好的机会呢！
她说没有什么条件，不讲究学历，国外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可以做，新加坡很缺工人。我又问她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新加坡这份工作的？她说8年前（猜想是初中毕业）跟亲戚出去过一次，现在还去以前的地方。
终于上了飞机，身后的山东小伙与河南小伙又在谈工作。河南小伙说自己在新加坡送外卖，月收入两千多新元。
按汇率折算，相当于国内万把块钱的工资，但在当地生活就跟国内的两三千块钱差不多了，最好是国外挣钱国内花。我听了很有兴趣，扭身请问：你是怎么去到新加坡的？
他很警觉：你什么意思？
我解释说：假如我侄儿想去新加坡找工作，请问有什么途径？
他说到处到有中介啊，这又不难！中介肯定不是地下的，光明正大。他的话是这么说着，语气却有点虚张声势。
我不死心：能不能告诉我，是谁介绍你到新加坡做工的？他有点不知所云起来，喃喃诺诺，说得很抵触：这不能告诉你，凭什么告诉你？
TR117航班机舱30排座位，每排9座，上座率将近九成，乘客都是中国人。服务员以苗条的华人女孩为主，操着马来腔汉语，广播里的英语和汉语也都是马来腔。
飞机一升空，舷窗就被黑屏，看不成蓝天白云，整整五个小时的黑暗，服务员走动不多，旅客像坐在火车铁皮车箱里。空姐们逡巡的主要工作，是检查乘客的口罩戴得是否严实，我前后三次被提示将口罩从下巴上拉起来捂住鼻子。
久坐口渴，想要一杯水，被告知扫二维码可以买到，也有饭吃，扫二维码买。心里颇有些郁闷，水都不给喝，是不是上厕所也不给冲马桶？
于是我想到这个“酷航”的酷字，汉语和英语的原义解释，都不是帅气和时尚，而是暴虐和冷淡。
是什么让一向温言款语的航空旅行变得如此隔膜？是疫情改变了什么，还是管制失当带来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夫人提醒我，凡事都要忍耐，很多问题未必是别人的错。
②
到达新加坡，首先认识一个新字：“峇”，因为新加坡樟宜机场原名叫“巴耶利峇”机场。不用查字典，“巴厘岛”原本是“峇厘岛”，“多巴湖”其实是“多峇湖”，在汉字中，“峇”字没有单独含义，又与 “巴”字同音，于是被替代了。
听说马来半岛有“峇峇娘惹”，一些祖辈与马来人通婚三代以后的本土华人，男的称峇峇，女的称娘惹。新加坡虽然站在马来半岛上，马来人却只是它较大的“少数民族”，华人才是这个社会的最大族群。
新加坡的马来色彩很浓，汉文化也坚守着自己的传统。
为保持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联系，新加坡是海外唯一应用简化字的地方，但政府没有限制民间袭用繁体字，街道商铺用毛笔书写的繁体字牌匾很有法帖味道。道观、寺院和法坛上的对联，还有家庭门户和神龕上的对联，文辞或古奥或典雅，都深有来历。当然，也免不了繁体与简体混合使用的情况。
繁体与简体混写的牌匾
有人告诉我，来新加坡不会英语就只管说汉语，总能碰到听得懂的人。此言非虚，这里的50万永久居民中，一半以上是华人，要问路或办事，就去找那些长得跟自己一样的人。
新加坡的学校语文教育，以英语为通用语，又按各人所属民族和社区，教授第二语言、第三语言。中学毕业时，进行英国标准、全世界认可的英语达标考试——A level，通过了便可进入公立大学。对中国大陆学生来说，这个很有难度。
新加坡1819年开埠，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两百年发展历程，50多年开放建设，使一个资源奇缺的城市国家成了世界电子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世界第三大炼油国、世界第三或第四大金融中心，当然还是世界重要的旅游中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谋求实施改革开放之际， 李光耀对邓小平说，新加坡搞得好，中国大陆也一定搞得好。
在我们的传统认识中，新加坡相当于华人在海外开辟的一处小中国，南宋的《南洋测蠡》记载“有唐人坟墓”，元朝的《岛夷志略》记载淡马锡（新加坡古名）有华人集居。
事实上，1819年莱佛士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登陆新加坡时，岛上只有几百户华人居民。之后，英国实施殖民地政策，大量招募人丁，几十年间，来自中国福建、广东的华人就占满全岛，跸路褴褛，为现代新加坡的崛起种下了根基。
在新加坡今天的骄人成就中，有三位华人——陈嘉庚、许哲和王惠卿的头像被印在了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周年的钞票上。我所熟悉的，则是二战时期在中峇鲁市场居住过的郁达夫。
1938年底，他应《星洲日报》之邀，主持《晨星》副刊，成为新加坡华侨抗日的“第一号人物”，1945年，郁达夫隐居苏门达拉岛不幸被日军暗杀，展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在国难家仇面前的铮铮风骨。
而今江山代有才人出，我有幸在来新加坡之前，得知好友的好友，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当年的高才生蔡耀忠先生，是樟宜机场著名景观“星耀樟宜”的建筑设计总监。我和他微信联络，相约要在此次行程中会面的。
“星耀樟宜”是一个集机场运营与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大型“凹造型”公共设施，其中建造了不可思议的室内花园，有热带雨林、大型瀑布、空中桥梁、神奇迷宫等等，从网络上了解它的森林谷和雨旋涡，就能感受一种鸿蒙滂礴之气与天籁诗歌之美，这是将人类最深的幻想筑成了现实的立方，远胜传说中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新加坡为这项工程投入了17亿多元新币（约为85亿元人民币），2019年4月开放营运后，成为新加坡的地标建筑，被誉为全球最美机场。
蔡耀忠说，“星耀樟宜”的设计与施工极其艰难，建设中总共发现了十几万个冲撞点，经过长达四个月的修改、调试和优化，最终将冲撞点全部解决。
工程完成后，他生了一场大病，现在两年过去，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我敬佩耀忠先生和同事们的职业操守，可惜下飞机后，一直走在室内，尚无缘一睹这个奇迹。
可喜这里是一个植物王国，机场内外都看到了一种形如翅膀、色如胭脂，在昔阳下、霓虹中扑扇如蝶的一群花朵，国内叫它蝴蝶兰，这里叫作胡姬花，被尊为新加坡的国花。于是，一路走着，王燕生老师的诗句在我心里像循环播放的音乐，一遍又一遍地诵读起来：
“会飞的蝴蝶兰，
认得归路的蝴蝶兰…………”。
③
樟宜机场有4个航站楼，因为疫情的缘故，2号3号航站楼被关闭。我们从下飞机起，一路曲曲弯弯鱼贯而行，过了这关过那关，似乎走了几公里远，才到至关重要的核酸检测处。
因为大家都是国内检测过的，推行李、提包裹谈笑不拘，恍如《醉翁亭记》中的“伛偻提携，往来不绝”。但是机场工作人员全套防护，神色凝重地前后吆喝，与中国行者构成了具有滑稽味道的巨大反差。
核酸检测兹事体大，若结果是阳性，会被立即强制隔离，同行一飞机的人员也将跟着遭殃；若结果是阴性，则欢迎光临，你的行踪就此进入该国防疫大数据系统。
核酸检测跟国内大同小异，就是防疫人员拿着棉签，不仅在人喉咙里沾唾液，还要往鼻腔里探一探。
检测完成之后，下一道关卡上的工作人员，负责检查你是否按规定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叫“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的APP软件，告知到前方柜台买一个新加坡的电话卡才能运行。
“合力追踪”是新加坡政府为实施新冠病毒防疫计划，于2020年中开发出来的一款快速辨认新冠病毒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软件。为了方便没有手机的老人和小孩，还推出了“便携防疫器”。
那是一种比汽车电子钥匙略小且轻的塑料盒，电池可用一年，制造成本只合10元新币（约50元人民币）。任何人进入商场、公司等场所，都要在门禁处以手机或“便携器”刷屏，发出哔的一声笛鸣。
新加坡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新冠病毒全球流行以后，来自世界各洲、各国的流动人员，一度将这里变成了严重的病毒中心；2020年底，全国确诊染疫达58000多人。
要知道，蕞尔小国，一千人中就有一个人染病，这看上去非常可怕。事实上，政府从开始采取“清零政策”，到后来断然决定与病毒共存，做得清醒而有成效。他们没有阻断国际交流，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经济和民生。
医院只接收高龄和低龄患者，以及50岁以上未接种疫苗的患者，轻症患者居家治疗。
政府加强防疫的科技力量，将“合力追踪”系统覆盖全国。这个追踪系统，是对全球通用的以手机扫二维码方式的改进，能确保两天之内完成任何一次密接者在全国范围的追踪。
政府推进全民免费疫苗接种，使用的主要是莫德纳（Moderna）和辉瑞/复必泰(Pfizer/Comirnaty)，完全接种需要注射2针，安全性和有效性非常高，目前国民接种率达到了82%。
中国的科兴和国药两种疫苗也被允许民间使用（收费），只是很多在国内注射了疫苗的中国游客，手机上不能形成被国际认可的图标。
为督促民间防护，新加坡立法规定，未接种疫苗者不能“堂食”（不在饭厅用餐，可以打包带走），不能进入商场等。
这些政策措施有效地减轻了社会的防疫压力和民众的心理压力，尽管两年来，累计确诊达到了14万人，国际上却普遍认为新加坡是“亚洲抗疫优等生”。（编者注：10月20日，新加坡疫情形势骤然严峻，已联系作者，敦请持续关注撰文）。
“合力追踪”系统只适用于新加坡的国内电话，从中国大陆飞来的我们这一群人，被要求在机场某大厅一角排队，买他们的手机电话卡。五个工作台上，有华人用汉语与旅客交流售卖，其他服务人员仍在前前后后维持秩序。
一位马来女子特别敬业，容不得任何人的距离小于1米，不断严厉地以手势比划，叫人站到地上所划的脚印位置上去。我老老实实站在脚印位置等待，渐渐发现了他们办事的蹊跷：一张电话卡给予40G流量，几小时通话费（后来知道还含5新元公交费），怎么就要100新元呢？
付款时，他们说可以支付人民币现钞，便有人按当天汇价递过去480元。不行不行，要付600元！这就奇了，100新元的电话卡价格够贵的了，为何还要多收120元？这时身后有一人走出队伍来，马来女赶来示意他回去站好，那人说这么贵的卡我不买，于是走掉了。
轮到我时，我向他们出示之前在网上预定电话卡交了50新元的文件，办事的说，你买两张卡，那就再补交150新元。
换了电话卡下楼去，我一直想，那人不买电话卡，怎么出得了机场呢？
我按提示启动“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填了护照信息，却总联不上网。夫人的手机也是一样，各样信息核对无误，一点确定，无法通过，如此反复不下十遍。
请一位工作人员帮我们弄了一遍还是不行，他于是冲着守卡的点一点头，就放我们出来了。这是什么骚操作？搞得人一头雾水。
我或可联想，这个开放自由的国度，是不是如国内教科书所说的，被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所笼罩，人民水深火热？
出来看满街行人，都是怡然而舒展的样子，我想起了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叫做“欺生”，一时哑然失笑。
后来听朋友说，新加坡法律制度完备，机场强卖电话卡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有人对此提起法律诉讼，他们准定要赔上一大笔，但不知为何没有人起诉。
是啊，我就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知道了也懒得去做，毕竟我是一过客，不懂得真正的法律该怎样操作，劳神费力而没有个人的什么好处，管它做甚？
至于机场工作人员对旅客呼喝生硬，需要在新加坡待上两天才明白，这里的人都谨守规矩，即使单独走在空旷的街道上，也把口罩捂得严严实实，违反防疫规定就是违法，本埠人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法律做儿戏的。只有我们自己不肯受约束，三番五次将口罩扒到下巴底下，像个不懂事的孩子。
④
天色已晚，能够出机场，一开始觉得是人家给了一点方便，心里还有点感激。到了宾馆一想，不对，这个追踪系统不联上，官方可要找事儿的，弄不好会叫我们打道回府。
幸好前台小伙子会些简单汉语（或许是个峇峇）比较机灵，几下就把我的弄好了。但是夫人的手机怎么装都不行，怀疑是不是一加（one plus）手机不适合安装这个系统？她心里惴惴不安，计划着赶紧去买个新手机。
然而，就是这么一点不安的情绪，竟引出了意想不到的故事。
我于凌晨收到了机场核酸检测的阴性结果通知，夫人早起也从中间人得知了自己的结果为阴性，宾馆准许我们自由出行。
怀着新奇上街买早餐，知道昨晚夜市闹腾到深夜两点，七八点钟对新加坡人仍然很早。排队等侯的时候，夫人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神色严峻地独自回宾馆去了。
半小时后，我提了早餐刚走到宾馆大厅，也接到一个电话。先是汉语人机对话，说我与新冠病患者有密切接触，叫按3号键与什么人联系。我按了3号键，出来一个人说是新加坡卫生部的，问我周围怎么这么吵？
我说不吵呀，在宾馆大厅里很安静。他说有重要事情通知你，请不要让身边有人。嘿！什么事不许我身边有人？有点像国内的一种套路。
听到我说身边没有人，他很正式地通知：经过什么什么数据追踪分析，确定你是新冠病患者的密接人员。
我惊讶不已：这怎么可能，我有核酸检测的阴性报告！对方很镇定，说检测归检测，接触归接触……，这听上去不合常理，我一时恼了，责问：你倒底是谁？
对方仍然镇定：我是新加坡卫生部工作人员，名叫林伟成，英文是Lin，Weiceng，仿佛很专业的样子。新到一个国度，我将信将疑，对他说：如果这是真的，可不是件小事，请你跟我宾馆前台的服务生讲讲。
他反问：你不是一个人在一边吗？
我把手机递给前台，服务生hello一下，用英语问了两三句，就摆一摆手对我说，不用理他。手机还给我的时候，电话已经断了，我完全醒悟过来，转身向房间里跑，把房门擂得山响。
夫人开了门很不高兴：你急什么？我这里正跟防疫人员反映情况呢？人家反复要求，必须单独隔离，身边不能有人。
我听了，这心里的火腾地一下冒出三丈高，连连说：骗子，骗子！电话里也传来问话声：屋里怎么有人？不是叫你单独在一边的么？夫人还想解释一下，我对着手机大吼：你这个骗子，滚你妈的蛋！
夫人如梦方醒，回想半个小时，被一步一步设陷套牢，讲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号、护照号、国内手机号、籍贯和最近的工作情况等等，起因不过是自己的“合力追踪”APP没有安装成功，觉得按防疫要求单独隔离，不与人接触是完全合理的。
夫人不理解地问，这帮人在新冠防疫上能做出什么文章？她说她决不会把信用卡和其它钱财方面的信息告诉对方。我相信，她做事一向周密谨慎，只是今天的情况比较特殊，人家像猎人一样，早就瞄准了你的软肋。我分析，这起诈骗的完整流程可能是这样：
第一，说你是新冠病患密接者，让你警觉而被迫配合；
第二，说你的接触史是从某地某场所开始的，比如说我夫人出入了上海杨浦区的长海医院，他们是故意把这个地方说得远离你的生活住地，或者你肯定没有去过的地方，引起你的强烈反对。由此，让你自己怀疑是不是身份证信息被盗用。
第三，说国内当地警察局发邮件给了新加坡卫生部，林伟成现在就此事向当事人询问。他让记下一段文字：“上海防疫中心文件编号，a000980，足迹时间2021年9月23日，长海医院，上海市长海路168号。”
我夫人以强烈的质疑态度进行申辩，林伟成便说，这样你就必须马上向上海杨浦警察局报案，电话可以在网上查到。他们知道，国内公安局的电话在网上是不方便查询的，故意放出一根长线。
第四，林伟成表现得通情达理，跟当事人一样急迫，说自己的上司正一同办理此案，一分钟后上司就会打过电话来。我推断，这个所谓上司将在电话里告诉你，上海“警察局”的报案电话是020——什么什么，可以找某某警官。这当然是他们的电话，摆在陷阱深处。
第五，上海的某某“警官”接到你的报案电话，会为“受害人”马上采取应急行动，称你的银行帐户受到威胁，应该如何如何，就像我们在中央电视台里看到过的案情一般。
还有第六、第七的步骤，那是一眼就能识破的伎俩，但是一个陷入网罗的人，思想高度恐惧，就不会有正常的辨识力了。
骗子不会对新冠病毒有兴趣的，或许他们自己倒愿意变成病毒，害死别人而从中得利。万变不离其宗，绕一百道弯也是为了把你的银行账户和信用卡密码骗到手。
我们遇到的这起诈骗，是利用新冠病毒防疫，攻击初到新加坡心理软弱的旅客，牵引你陷入身份或信息“被盗”的陷阱，请求他们的紧急“救援”——转移财产。
好在这起诈骗进行到第四步的时候，我就闯进来扯断了他们的套索。希望这件事能为所有初来新加坡的朋友立起一道警示。
⑤
此次出行前，急急地赶写了一篇关于河南浚县救灾济贫见闻的文章，其中讲到一个叫李明鑫的九岁小女孩，跟肢体高度残疾的父亲相依为命的情形。《民声V（60）张从文：疼痛的生活——河南浚县救灾记闻》
文章发在“一枚园地6”公号上，转给了我的许多微信好友，引来如潮的同情和感叹。
武汉某保险公司老总，是我过去的老同事，当即转来3000元，叫我安排资助；郑州某教会的冯弟兄，是建筑石材工人，读了文章也发来500元让我转交那个贫困学生李明鑫。
反应最热烈的还是“园地读者驰援河南爱心群”，感言和流泪让人动容，群主安然不断收到新的爱心捐款，其中武汉的青禾老师，记念我的“辛苦”，给我也发了200元红包。异国他乡收看这样的信息，令我激动而又惭愧。
事有凑巧，园地读者群里的小徐老师是新加坡人，知道我到了新加坡，一定要来看我，给我指导旅游路径。
她在电话里还提到，读了李明鑫的故事，心里很感动。我说不敢太麻烦她，就是夫人的“合力追踪”没有安装上，看是不是要重新买个手机。小徐说不用买不用买，她认识牛车水那里卖手机的人，帮别人办过好几次这样的事。
第二天下午，也就是我们自行破解了那场以防疫为名的电信骗局之后，小徐过来了，是一位温柔知性的青年才女。
她听了我夫人的讲述，说那些诈骗电话都是+65开头，新加坡卫生部打国内电话哪用得着国际长途呢？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大陆的，也有少数是台湾的。宾馆前台用英语一对话，他们就漏馅了，都是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其实新加坡的社会环境非常好，很少有盗抢案件，女孩子半夜单身上街都不用担心。
小徐带我们去中国城（china town），它的老名称叫“牛车水”，是200年前开埠时期华人最集中的居住地，现在建有古色天桥和“唐城坊”商厦。
在解决了“合力追踪”APP难题，重新花15新元买了一个比机场那个更好的电话卡之后，小徐带我们参观几处巴刹（集贸市场）和大排档式的“小贩中心”。
她说，新加坡人一般不在家里做饭，有些家庭连厨房都没有，一日三餐都在外面吃。中国城的饭食口味不错，各样菜品都是正宗的，卫生要求也很严格。
我们行走于坊间铺下，随处见有乌鸦飞上飞下，有的还立在食客的餐桌边，像一只宠物猫狗一样盯着人看，期待获得一点施舍。呵呵，这里简直是乌鸦的天堂。
小徐说：“人鸟共餐，这是狮城的奇妙景观。睁大眼睛饶有兴趣看的是游人，皱着眉头烦不胜烦的是本地人。”网上有资料说，新加坡人对乌鸦又爱又恨，想了许多驱除乌鸦的办法都不凑效。
《海峡时报》登出一个人的建议，把乌鸦出口到中国，说中国人从来都喜欢吃飞禽，鸽子、麻雀都是他们的盘中之餐。虽然中国人不喜欢乌鸦，但把乌鸦肉加工得跟其它禽肉一样，吃起来就不成问题了。
受此启发，新加坡政府表示，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兴趣，可以出口乌鸦。
把乌鸦出口到中国的建议和政府表态，本身并无恶意，但同为华人世界，中国大陆上的鸟类有新加坡这么繁盛吗？我们的菜肴怎么连麻雀都不肯放过？来到新加坡，到处都见中国文化的影子，又到处都与当今中国大不相同。
小徐当然要带我们看新加坡河，看海口附近的总督府、鱼尾狮。
环顾大厦林立的金融中心，呼吸寸土尺金中的雨润花香，我意识到新加坡虽与上海、深圳的建筑格局相差无几，但这是跨过了南洋的华人世界，就像跨越了大西洋的新英格兰。
只有经过淘洗的宗教、人文与政治秩序，才像金子一样具有流通、储存、度量的恒久价值吗？
编辑后记：
李明鑫引起很多好心人的关注，目前已经有一位陆先生愿意长期帮助李明鑫完成学业，并将首次爱心款送到李明鑫家中。感谢陆先生的大爱，感谢所有关心李明鑫以及灾区贫困生的爱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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