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鹏飞 | 在香港，蚂蚁不会变成大象

每周二、五晚8点发文，敬请收看收听

国家一级播音员雪琨的友情播读，声情并茂。读者说，自媒体中，鹏飞观点最独特，雪琨播读最动人，两人堪称珠联璧合，看听均十分过瘾。

吴鹏飞/文（第64期）

香港有些人，最近闹得越来越不成样子了，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前天，一群示威者围堵了中联办办公大楼，有暴徒向国徽投掷黑色油漆弹，并在外墙涂抹“支那”等侮辱性字句。

从堵政府、围警局、砸议会、打警察到冲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办事机构，这些人有组织、有计划地不断升级暴乱活动，他们当众撕基本法，侮辱国徽，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香港警方正在果断出手。在中联办办公楼前，警方强行清场，使用了催泪弹，并向暴徒开了枪，不过他们使用的，是橡皮子弹。

警方在荃湾区一大楼内，还发现了烈性炸药TATP，逮捕了3名嫌疑人，已有两人的身份，被不同港毒组织认领。看来狗急跳墙的港毒分子，甚至准备动用恐怖分子惯用的炸药。

香港最近的态势，让内地广大国人，十分震动、十分震惊、十分震怒。究竟为什么，回归二十二年的香港，在祖国的百般关爱与呵护下，反而会出现如此的仇中乱相？

暴乱分子有预谋，有计划地袭击警察，暴打警察，甚至咬断了一位警察的中指，这不是什么游行示威，不是什么民主自由，而是彻头彻尾的暴乱、彻头彻尾的犯罪。

都说十指连心，暴徒咬断警察的中指，伤在维护秩序的港警身上，疼在祖国母亲的心上。这时刻，香港警察代表的是特区政府、是中央政府，是祖国管辖治理这一块土地的权威。

一口咬下去，直到手指血淋淋，骨头白森森断下来，才肯罢休，这该需要多么刻骨的仇恨啊。一位香港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街头扮演了这一只龇牙咧嘴的疯狗。

可以想见，要把单纯无知的学生，培养成自以为政治正确的败类，在大学课堂上，教授们该要动多少心思，花多少时间，嚼多少牙巴骨给孩子们洗脑，才能达成这样的效果啊。

据说，这位英雄的香港警察，在指头被咬断后，仍然不忘履行职责，然后才捡起断指，到医院做断指再植手术，很了不起。我在这里遥祝他的手指能够恢复功能，灵活如初。

这位普普通通的香港警察，只不过是在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可是无意中走进了历史，他成了香港动乱的佐证，也必将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见证。希望他能够评上下一届感动中国的人。

很难让人想象，香港这次闹得沸反盈天，竟然是起因于再正常不过的《逃犯条例》的修改。一男子在台湾杀人后逃回香港，因为港台之间没有引渡条例，将导致该杀人犯逍遥法外。

修例只是为了对严重刑事犯履行司法合作义务，就像与英美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引渡罪犯机制一样，香港此次修例，就是要与内地、台湾、澳门，建立同样的司法协作。

事实上，内地警方一直在单方面承担这样的司法义务，香港回归以来，内地已经帮助缉拿在港犯罪逃往大陆的严重刑事罪犯200多人，移交港方依法处置。

可是，逃往香港的刑事罪犯，如果是在美英等国犯案，均可引渡，唯独在大陆、台湾、澳门犯罪后，可以逃港免罪，内地警方追到罗湖桥，就只能望港兴叹。

香港，作为中国的领土，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中国的地方自治区域，也不能不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香港作为特区，没有特殊到可以不善尽维护祖国战略安全、司法尊严的地步。

可是，一小撮港毒分子，在帝国主义的挑动、教唆、培训、组织、资助下，居然在平静的香港掀起了滔天恶浪，他们裹挟不明真相的人众，短时间内，似乎将仇中的蚂蚁变成了大象。

现在，有足够多的的证据证明，境外势力全程参与了这个暴乱过程的策划与组织，这一点，连美英政要自己都不否认，他们甚至公然接见暴乱分子的代表，为之打气。

可是，国内竟然有公知嘲笑这种指控，发帖子说，数十万香港人连续上街，如果美国人见人就发钱，至少需要10亿美元，美国的那些非政府组织，没有这么多经费。

他们偷换了一个概念，是的，美国人不可能给每个上街游行的香港人发钱，但是，它却可以资助少数带头分子、愚顽分子、骨干分子，事实也正是这样。

中国的公知就是这样的无耻和自以为是。他们惯用的方式，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是非颠倒，强说道理，与整个国家人民大众的情感背道而驰，不以为羞，还自鸣得意。

吴鹏飞提出了“人之初，性本空”的概念，他认为教孩子做人是父母的第一要务，本书通过对20个传统价值点的生动诠释，搭建了一个原初的、完整的少儿精神框架，是天下家庭德育的好帮手。

你们看，美国官员，英国首相外相，欧洲议会的议员老爷们，全部沆瀣一气，居然都在为暴乱分子撑腰，甚至要求释放证据确凿的犯罪分子。台湾民进党不入流的政客，也在跟着起哄。

暴乱分子的代表，居然被安排到联合国人权组织发言，虽然因为发言用语不当，不合规范，当场被中国代表多次依照大会规程打断、抗议和嘲弄，但毕竟有人给了他们胡说的国际舞台。

这种暴行，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接受的，都是严重刑事犯罪，可是因为他们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胡来，就变成了自由民主的义士，你们说，这些帝国主义都是什么混账逻辑？

十分搞笑的是，这些暴乱分子看上去很受英美政府的赏识，但是临到香港政府和警方依法缉拿的关头，却几乎无处可去，英美当局希望他们留在香港，最好多多搞出流血事件为难祖国。

但这些孱头、脓包、丑角，自己做事不敢当，胆怯了，害怕了，犯怂了，居然跑到台湾寻求政治庇护。搞笑的是，刚刚还对他们大加颂扬的台湾当局，也不敢轻易收留他们。

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朝野有意见啊。如果这些人作为义士加以庇护，那是不是将来台湾有人照样学样，也来堵政府、打警察、砸议会，就可以不追责，还要享受英雄的待遇呢？

所以，台湾当局权衡再三，只好唾面自干，规定香港来台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必须是未受到香港警方刑侦与起诉的人士，这一来，多数香港暴乱分子十分失望，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的公知故意恶心人地说，香港人之所以如此闹事，仅仅是因为对大陆的法治水平极度担忧，害怕被引渡到大陆受到不公正审判。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因为香港修例，只针对严重刑事犯罪。如果内地要引渡某犯人，内地有关单位要提供详实的证据，香港方面的法官要进行甄别，还要举行听证，并且还有其他一系列法律救济措施。

只有在香港司法机构认定犯罪事实确凿，并且按照香港的法律可以判七年以上的刑事罪犯，才可以引渡，换言之，引渡是在香港法律制度下先行作出判定，才可以完成。

从这个说明，大家就可以看出，中国公知，处处喜欢卖弄深刻，愚弄大家，故意为西方势力打掩护。香港之殇，一句话就可以管总，这是有人在借题发挥，故意闹事。

各位读者，我认为，从长远看，香港仇中反华的蚂蚁，不可能变成大象。大家不要太担心。因为香港这次的暴乱，看上去是坏事，但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

好处之一，是可以让中国人看清，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丑恶嘴脸。

好处之二，是可以让中国人看出，中国的公知每一次都拼命舔西方人的某个部位的恶心做派。

好处之三，是可以让港毒分子充分暴露出他们的破坏性和底牌，现在看来，他们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就那么一点本事，这使我们对他们拉清单进行惩罚与打击，既师出有名，又有的放矢。

好处之四，是可以教育广大港人，让他们看看这些口口声声爱香港的人，原来是一伙暴徒，是一群美英洋人的哈巴狗，是教唆年轻人骂反对他们上街的父母是港猪的一帮恶人。

好处之五，是可以促成内地官方和民间的深刻反思，对如何防止长期动荡，对如何治理好、发展好祖国这颗东方之珠，相信一定会有新的思路和推出新的办法。

就比如我吧，本是内地的一个普通公民，但我这一段时间，就集中大量地进行了思考，在这里，我想把这些想法系统梳理出来，贡献给我的读者朋友们。

如果你们觉得我说得有道理，那就请你们每一个人都动一动右手的大拇指，帮我转发一下，也许其中的某个建议真被国家采纳，也未可知。

立法保护国家英雄的名誉权，就是我最早撰文呼吁的。为祖国统一设定最后时限，也是我较早提出来的，目前看，这些呼吁与国家的决策，确实有一定的吻合之处。

关于香港，我的思考，包括以下内容，概括起来是：关于香港的四个基本估计，关于香港的四个基本事实，关于香港的四个基本概念，关于香港主权的八个基本思考。

作者吴汨索，旅加3D艺术设计师，吴鹏飞之子，这是他为吴鹏飞“高贵灵魂，从小塑造”丛书第二卷《中华少儿必读》创作的插图。

关于香港的四个基本估计：

第一个估计，闹事的是极少数。香港有700万人，除下老弱病残还有500万青壮年人，从这个数量看，不管动乱分子如何宣称，上街游行的就算有百万人次，按实际人数算还是少数。

从游行人员的构成看，多数是被蛊惑而不明真相的群众。港毒分子把修例简单歪曲成“送中”，制造恐慌，好像从此香港就没有了言论自由，或在内地有任何违法，都要送到内地法办。

从整个事件的进程看，由于修例的是非逐渐清晰，反对修例的游行示威已成强弩之末，相反倒是撑警察，反暴乱的游行示威人数在增多。而被起诉的暴乱分子，充其量也不过百把人。

第二个估计，绝大多数的香港同胞与祖国，是血浓于水的感情。我们不能忘记，每到国难当头，香港同胞都会挺身而出。试举一二实例，抗战爆发后，香港两个小商贩发起了义卖活动。

他们将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给抗日队伍。这个义举迅速席卷全香港，从小学生到老婆婆，全民行动，仅这些义卖活动就募捐了几百万元。这种做法传到世界各国华人中，被迅速推广。

九八特大洪灾，香港赈灾款6.8亿；汶川地震，香港捐了100亿港元，都是世界第一。香港人邵逸夫捐款百亿给内地高校；明星古天乐更是捐建了一百所希望小学。如此实例不胜枚举。

第三个估计，外部势力插手固然能够兴风作浪于一时，但终究翻不起大浪。正像王毅外长呵斥帝国主义势力所说的那样，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不是你们横行的地方。

我们的外长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呢？那是因为我们有万名驻港官兵，海陆空三军肩负着镇守港岛、赈灾救助、平暴戡乱的神圣职责，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定海神针。

和这样一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比起来，区区百把人的暴乱分子和背后的港毒势力，简直犹如蚍蜉撼大树。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总设计师当年对驻军香港毋庸置疑的严正立场。

第四个估计，香港回归祖国22年来，在祖国的帮助与扶持下，保持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保持了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在多项指标上名列世界前茅。

比如，香港是最自由的经济体，已经连续24年名列全球第一；香港还是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的伦敦和美国的纽约。

香港人均寿命全球第一；基础建设竞争力全球第一；航空货运量全球第一；治安指数全球第六；在这个弹丸之地，有三所大学跻身世界前50名等等，这些数据凸显了香港的发展水平。

据统计，回归二十二年以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香港从7000美元增长至如今的38000美元，翻了五倍有余，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七个经济体之一。

关于香港的四个基本事实：

第一个事实，香港的发展定位不够清楚。解放后，香港是作为中国与西方的纽带而存在的，改革开放之初，香港又是中国与西方交往的窗口，依托祖国的发展，香港保持了长期的繁荣。

但是，随着内地沿海、沿江、沿边以及内陆地区全面对外开放，香港的窗口效应急剧下降。它身边的深圳摇身变为世界高科技创新中心，但香港比较茫然，还没有找到自己新的角色。

第二个事实，香港是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但是香港的发展速度近年明显放慢，与内地城市比较，2017年香港的GDP排在北京、上海、深圳之后。与各省比，则排在第17位。

深圳曾经是一个小渔村，当年就是因为毗连香港，成为领风气之先的改革开放窗口，深圳的GDP超过香港，这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不可想象的，香港的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个事实，普通香港人的生活没有得到真正改善。据2016年瑞士信贷统计，香港人口中10%的富有人群控制着77.5%的财富，比十年前高出了近10%。

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518攀升到了2016年的0.539，居世界之首。连续五年蝉联全球住宅楼价最难负担城市，楼价入息比为17倍，远超第二位温哥华的10.6倍。

第四个事实，由于香港未就基本法23条立法，使得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在那里很难及时得到惩治，敌对势力容易形成小气候。

美英反动势力和港毒势力相互勾结，在香港长期进行反面宣传，蛊惑人心，得不到制止，客观上确实导致了一些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国家的认知十分模糊，容易酿成政治风波。

关于香港的四个基本概念

第一个概念，香港基本法作为宪制性法律，要保持稳定，但要与时俱进，根据实施情况进行修正。大陆七十年，宪法已经有四个版本，美国平均每8年半通过一次宪法修正案。

治理大国尚且如此，何况蕞尔之地。基本法已经运行22年，进行适当修订十分必要，只要改得合情合理，提权公布，延后实施，大家都有一个心理调适期是可以的。

第二个概念，一国两制，一国是前提、是根本、是基础，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这一点必须得到强调。全体香港人必须树立一国意识，香港必须进行爱国教育，这是基本法律义务。

一国两制的两制，就像总设计师所言，香港并不是完全搞西方那一套。保留香港的制度不变，是总体而言，但不等于永远不做任何改变，只要有利于香港的发展，需要变的，就要变。

第三个概念，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不是抽象的。我们对主权要进行明确界定，要明确主权是通过治权来体现的，治权是一个完整的框架，由一系列具体管理权来体现。

没有完整地行使这些权力，就不能说完全行使了主权，这些具体权力我认为应该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意识形态管理权、军事权、外交权、经济权、发展权这八项权力。

第四个概念，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是无法完整行使以上八项权力的。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内地是通过一些中央机构的垂直管理，来补充地方政府权限不足这一问题的。

目前在香港，是一种特殊的治理结构，中央政府、特区政府、立法会、香港司法系统、驻港部队、中联办、外交部特派员公署等，实际上是在分别掌握和行使这八项权力。

因此，可以考虑将驻香港中联办，设计成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权力机构，在香港统一行使或监督行使这八项权力，如果仅仅依靠特区政府，就会造成某些权力的真空，导致治理上的缺失。

中联办的主任可以是副国级领导，由中央政府任命，任期可以是十年，以保持治理的连续性，中联办主任，是香港特区涉及上述八项权力的最高负责人，接受中央政府考核与任免。

关于香港主权的八个基本思考

由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在香港，确实存在和内地省份不一样的情况，很多事情，特区政府管不了，中央政府又没有管，如果考虑这一实情，修法是十分必要的。

四个基本概念和下面这八个权力的思考，可以为今后修法提供完整框架思路之一，为了香港这块祖国的土地的繁荣与稳定，我们可能要下决心去进行法律与制度的创新。

第一项权力，行政权。这是保障民生如医疗教育住房、服务公共事务、提供良好治安、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提供良好环境的一项权力，依法工作但又要弥补法律的不足。

这项权力授予特区政府。但是港人治港的定义可以理解为依靠香港人民治理香港，但不一定局限在非要香港人才能出任特首。香港不缺经济人才，但百年殖民文化使它独缺政治大家。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异国人士出任的。何况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理应对内地、台湾、澳门和世界范围的华人优秀政治家人才开放竞选特首的法律限制，真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但是特首的候选人的提名权，授予中联办主任，这项安排可以确保爱国爱港的中国人，成为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

第二项权力，立法权。这是为规范社会生活而订立规则的一项权力。它被授予立法会。立法会的组成一半为指定，一半为选举，能否考虑允许香港成立共产党，并参加议会选举。

要保证立法机构拥护中央政府的、热爱祖国和香港的议员，占绝对多数。尽管这样，还是应该约定，立法会的任何立法，必须得到中联办主任的签署，才能成为正式法律。

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劣法的产生。由于基本法将立法权比较完整地授予了特区立法机构，而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只是在宏观上具有立法的指导权，解释权等，很难进行日常立法管理。

第三项权力，司法权。这是保证各项法律得到公正执行的一项权力。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地区，像香港这样，法官尤其是大法官，也就是终审法院的法官主要由外国人担任，这项权力应该收回。

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修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区的各级法院的裁判人员必须全部由中国人（当然包括港人）担任。而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必须全部由中联办主任提名，由立法会审议通过。

从占中闹事者被释放，维护秩序的警察入狱，从咬断警察手指的家伙又被取保候审，可以看出，法官是有政治倾向的，坚决收回司法权，是体现国家主权的一个不容置疑的重要标志。

第四项权力，意识形态管理权。这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领土上的人们，具有何种主导信仰、何种价值观、何种世界观、何种人生观的教育权，此项权力应该授予中联办主任。

这包括对重要媒体的约谈、警告、直至停止经营权；对重要大学校长人选的一票否决权；对中小学教材的最终审定权。对电影、影像等文化产品的审查权。

还包括要求特区政府举办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制定公共宣传教育计划，系统去除殖民文化的影响，要求以普通话作为第一官方语言，大范围修改洋地名等。

第五项权力，军事权。这是在特殊情况下调用驻军的一项权力，可以考虑中联办主任兼任驻军指挥官，使他有权力下令驻军履行赈灾，救援、戡乱、平叛等职责。

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报请中央批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或者戒严、宵禁，以阻止危险事态失控，危及香港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六项权力，外交权。这是主导对外国交往事务的一项权力，应该完全授予中联办下属的外交特派员。他同时对特区所有的其他外交事务，享有指导、批准和管理的职权。

第七项权力，经济制度制定权。这是制定货币发行、利率、汇率、投资、贸易、关税、税收、工资、财政、慈善、减贫等系列经济政策的一项权力，应完全授予特区政府。

但是中联办应该关注的是扶贫问题，是对贫困的兜底问题，和内地一样，不能让每一个香港人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路途上掉队。这是让人民拥戴政府和热爱国家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在香港，2016年贫困人口为117万人，贫困率高达17.6%。最贫穷的10%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从2001年的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十年间下降了16%。

而这十年间，香港薪酬最高的10%的人群收入增长率高达60%；1997年，李嘉诚资产70亿美元左右，2014年，李嘉诚个人资产310亿美元，增长442%。

对香港贫富差距拉大，对香港经济制度的弊端给予关注，并提请特区政府注意解决这些问题，是中联办主任的一个重要工作。

第八项权力，国土资源管理与规划发展权。拥有一块土地的主权，就可以具体化为这块土地的每一部分地块的所有权，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只有一个地主，那就是英国女皇。

释放多少土地到市场，是英国皇室说了算。今天，当然应该是代表国家的中联办来决定土地的投放。这样，房地产市场每平米高达20万元的天价，就可能得到平抑。

国家也可以决定房地产税赋的用途，可以将地产利润更合理地用来进行基础建设、民生改善、公共服务，而不是集中在三四个地产商的荷包里。

国家还拥有对整个城市的战略定位、全面规划的发展权力，使香港逐步融入内地，与中国城市群很好地协同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定好位，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发展方向。

各位读者，主权不是抽象的。当我们说某某国家拥有某块土地的主权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对这块土地拥有包括上述八项具体权力的治理权。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地方政府只能得到以上八项权力的某几项，或者某些权力的某个部分的授权，比如地方政府一般没有外交权、军事权等。

没有授予地方政府的这些权力，往往是由中央政府保留，或者由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机构派驻地方的分支机构代为行使的，这样的治理结构，地方政府所有权力的使用都有上方的指导。

这是通过文件、电话、会议、培训、参观、巡视、督办等各种密切的联系来实现的。但是在特区，完全是地方政府自己来面对这一切，而地方政府的授权是很有限的。

就像总设计师说过的，香港可能有很多事情，需要北京出面才能解决。因此，我有以上想法，在香港的治理结构中，增加一个代表国家意志的机构，将国家的主权，彻底落实在香港这块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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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鹏飞：湖北十堰人，华中师大数学系毕业，无党派。独立思考者，著有《吴鹏飞文集》八卷。粉丝请加作者个人微信：wupengfei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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