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特辑 || 为了99%的女性主义【后记】
为了99%的女性主义：一份宣言
Feminism for the 99 Percent
A Manifesto
【POSTFACE】
| CINZIA ARRUZZA | TlTHI BHATTACHARYA | NANCY FRASER |
// 作者简介：
CINZIA ARRUZZA：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哲学系副教授。她是美国国际妇女罢工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同时担任《观点》杂志（Viewpoint Magazine）的编辑。
TlTHI BHATTACHARYA：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副教授、国际研究主任。她是美国国际妇女罢工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的编委员会成员。
NANCY FRASER：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哲学、政治学教授。是国际妇女罢工运动的声援者。
/ 本文共11343字，供参考交流
原文载于《新左派评论》2018年11-12期（New Left Review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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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Macrocosm 红色龙卷风 杨威利 Tauriel 丧钟为谁而鸣 HarperLi 奥伯里恩
校对：红茶 洗河 腾 二狗
POSTFACE
后记
创作一条女性主义的宣言是令人怯步的工作。任何在今日尝试创作它的人都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肩上，或阴影中。他们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以这样一句值得纪念的话开始：“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个幽灵，当然是共产主义，一项被他们描述为工人阶级抗争顶点的革命性事业。这项事业被视为正在“行军”中，它愈发团结，愈发国际化，并逐渐变形成为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最终将会废除资本主义，并由此废除一切剥削，一切支配和一切异化。
我们认为这一前辈[1]非常有启发性，尤其因为其正确地抓住了资本主义，这一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压迫的终极基础。但这也使我们的任务变得复杂，不仅因为《共产党宣言》是一份文学杰作——因此，是一件难以追随的工作——更因为2018年已不是1848年。我们的确仍然生活在一个社会和政治剧变的世界，同样地，我们也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危机。但是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已经远比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世界要高，以及这些横跨世界的剧变也不可能再局限于欧洲。相似地，我们依旧面临着国家、种族和宗教间的冲突，更不用说阶级冲突。但是我们的世界同样包含他们不了解的政治断层线：性、残疾和生态（sexuality, disability, and ecology）；其中性别抗争的幅度和烈度之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法想象的。对我们而言，当面对这样一个更加破碎和异质的政治生态时，想象一股联合全世界的革命性力量并不是一件易事。
此外，作为后来者，我们比马克思恩格斯更能清楚地认识到，解放运动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走向歧途。我们继承的历史记忆，包括从布尔什维克革命退化到斯大林主义的极权国家、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向民族主义和战争的投降，以及在整个欠发达地区经历反殖民抗争后建立的大量威权主义政权。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解放运动的回潮，当前这些运动已经成为培力新自由主义的盟友，并且为之进行辩护。对于左翼女性主义者而言，后者带来的体验是痛苦的，因为我们已经目睹了我们事业中主流的自由主义潮流把我们的事业降格为少数精英的进步。
这段历史一定会将我们的期许塑造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期许有所不同的样子。鉴于他们在一个资本主义还相对不成熟的时代写作，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狡猾的、成熟的、在吸纳和威压上远更熟练的系统。同时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态充满陷阱。正如我们在宣言中说的那样，对女性主义者而言最危险的陷阱在于认为我们现在仅有两个政治选择：要么，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进步”变体，它传递着一种精英主义的、公司化（corporate）的女性主义，在掠夺的、垄断的事务上贴上解放性的假饰；要么，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反动变体，追寻类似掠夺性的，财阀政治式的的事务，或者利用反女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隐喻来加强其“民粹主义”的威信。当然，这两者不是完全相同的。但它们真正都是解放性的、能代表大多数的女性主义的致命敌人。此外，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为反动的民粹主义的壮大提供条件，又将自己作为人们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
我们的宣言体现了对于在这场战斗中选边站队的拒绝。拒绝一个在处理资本主义危机时只提供两种选择的选单，为了提供另一个选择我们写下该宣言。承诺不仅仅是处理更要解决现有的危机，我们力求将目前联盟模糊不清的、潜在的解放可能性变得可见而可行，并决心与自由女性主义和金融资本的舒适联盟划清界限，我们提出另一种女性主义——为了99%的女性主义。
在我们与美国的2017年妇女罢工运动合作之后，我们开始从事这一事业。在此之前，我们每个人分别就资本主义与性别压迫的关系进行过写作。Cinzia Arruzza已经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解析过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充分的联系。Tithi Bhattacharya已经从理论上讲过社会再生产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的意义。Nancy Fraser 已经延伸了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概念的涵义，其中社会再生产的危机形成了一个整体。
尽管这些侧重点不相同，我们还是共同起草了这份宣言，因为我们对当前的事态有着共同的理解。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说，这个时刻对于资本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历史都是至关重要的时刻，一个需要干预并能促成干预的时刻。在这个环境下，我们撰写这份女性主义宣言的决定与一个政治目标息息相关：我们试图对一次解救行动和路线修正产生影响——来重新定位在政治混乱的时代中女性主义的斗争。
重新定义的资本主义和它自身的危机
我们的宣言所回应的当前事态最好被理解成一个危机。但是我们没有打算用这个词来笼统地或者明显地说明这件事情的好坏。虽然现在的灾难和苦难是可怕的，但是将我们使用“危机”这个词合法化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众多的伤害既不是相互无关的也不是偶然的产物。相反，他们源于构成他们基础的社会系统——一种并非偶然，而是自然地由于自身的基本的动态变化产生他们的系统。
我们的宣言将这种的社会制度称为资本主义，并且把当前的危机定义为资本主义危机。但是我们不以通常的方式理解这些词汇。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体系，而是一个范围更广的概念：一个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它还包括维持官方经济的明显的“非经济的”关系和实践。在资本主义的显性要素——雇佣劳动、生产、交换和金融——背后是他们必需支撑和必要条件：家庭、社区、自然、邦国、政治组织和公民社会；最重要的是，大量的和多种形式的无薪和被征用的劳动，包括许多的社会再生产的工作，仍然主要由妇女来做，并且常常是无偿的。这些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其内部斗争的场所。
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广义理解下，就有了我们的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广义的认识。我们不否认资本主义固有的产生问题的趋势，即引起间歇性的市场的危机、破产链以及大规模的失业，但是我们也认识到，资本主义还庇护了其他的“非经济的”矛盾和危机的趋势。例如，它包含了一种生态上的矛盾：它有两个内在的趋势，一方面，它把大自然简化成一个“水龙头”来分配能源和原材料，另一个方面将自然看作是一个“水槽”来吸收人类排放的废物——这是资本可以自由占用但是不进行补充的两个能力。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在结构上倾向于破坏维持共同体的栖息地，并且破坏维持生命的生态系统。
同样，这种社会形态也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矛盾：一种限制政治权限的内在倾向，将关乎生死的基本事物交给“市场”规则，并且将本应该服务于公众的国家机构变成了资本私人的仆从。因此，出于体制的原因，资本主义会削弱民主的愿望，掏空权利并且削弱公共权力，并且产生残忍的镇压，无尽的战争和统治的危机。
最后，资本主义还存在着一种社会再生产的矛盾：一种是为了资本的利益而尽可能地征用“自由的”再生产性劳动，而不考虑其补充。因此，它会周期性地产生“护理危机（Crises of care）”，这会耗尽妇女的精力、破坏家庭并且将社会能量拉伸到崩溃点。
换句话说，在我们的宣言中，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而且还是生态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再生产危机。另外，每一个案例的根源都是一样的：资本根据自身必不可少的背景条件搭便车的内在动力——它不打算为再生产支付任何费用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大气吸收碳排放的能力；国家保卫财产、镇压叛乱和守卫金钱的能力；而且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形成和维持人类的无酬劳动。没有它们，资本既不能剥削“工人”，也不能成功地积累利润。但如果没有这些背景条件资本主义就无法生存，那么它的逻辑也会驱使它去否认这些条件。如果被迫支付自然、公共权力和社会再生产的全部的重置成本，资本的利润就会下降到消失点。与其危害积累，不如吞噬系统自身的可能性的条件！
因此，我们的宣言的一个前提是，资本主义存在着多种矛盾，并且远远地超过了那些源于传统的经济的矛盾。在“正常”时期，体系的危机或多或少是潜在的，“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和没有权力的人群会受折磨。但是不存在正常时期。今天，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都达到了沸点。事实上，除了百分之一的人以外，没有人能逃脱政治混乱、经济不稳定和社会再生产耗竭的影响。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威胁，这可能导致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毁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是如此深地交织在一起的，以至于没有一个问题可以离开其他问题被解决。
什么是社会再生产
我们的《宣言》讨论了现存危机的方方面面。但其中，同性别不平等结构性地关联着的社会再生产这一面向引起了我们特殊的兴趣。那么，让我们追问得更深一些：到底什么是社会再生产。
举台湾罗女士的案例，我们只知道她的姓，作为一位母亲，她起诉了自己的儿子，要求他赔偿自己多年来为抚养他投入的时间和金钱。罗女士作为一名单亲妈妈，抚养了两个儿子，并把他们都送进了牙科学校。作为回报，罗女士希望他们为自己养老。当其中一人无法满足这一期望时，罗女士起诉了他。台湾最高法院下达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裁决，要求她的儿子向母亲支付967,000美元作为“抚养”开销。
罗女士的例子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命的三个基本特征。首先，它揭露了一个资本主义试图忽视的人类共性：分娩、抚养并且维持人类的存在，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其次，它强调了我们社会中创造和维持人类的大部分工作依然由女性来承担。最后，它揭示了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不赋予这部分工作任何价值，尽管社会本身依赖着它。
罗女士的案例还提醒我们正视第四个论题，也是我们宣言的核心论题：资本主义社会由一对不可解地缠绕着的却又互相矛盾的需求构成：一方面是整个系统维持自身存在的需求，通过资本主义社会标志性的进程，即利润生产（profit-making）的进程，另一方面是全人类维持自身存在的需求，通过所谓人的生产（people-making）的进程。“社会再生产”指向第二种需求，它包含一系列活动，使得人类维持自己“社会中的存在”，我们不仅需要进食和睡眠，还需要在追逐自己对于未来希望的同时养育孩子，照顾家庭或者维护社区。
这些生产人自身的活动在每个社会中以不同的形式发生着。在资本主义社会，它还要侍奉另一个主人，即资本，后者要求社会再生产提供和更新“劳动力”。为了以最低的成本保证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供给，资本将社会再生产的任务转嫁给了女性，社区和国家，同时又把这种生产扭曲为最适应利润最大化要求的形式。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权，社会主义女权，以及社会再生产理论，已经分析了利润生产和人的生产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揭露了资本将后者工具化以适应前者的固有倾向。
马克思《资本论》的读者充分了解什么是剥削：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向工人施加的不公正。在那一状况下，工人应当获得足以满足生存开销的工资，但实际情况下他们生产的比获得的更多。简而言之，我们的老板要求的工作时间远长于我们生产自身、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他们代表业主和股东，以利润的形式，占有了我们生产的这部分剩余价值。
社会再生产理论家并不排斥这种描述，但同时也注意到其不完整之处。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一样，我们提出了一些惹人厌的问题：工人在到岗前要做些什么？谁来烹饪晚餐，整理床单，安抚她的痛苦，好让她在一天天的疲惫之后回到工作中？有其他人来做这些生产人自身的工作吗？抑或只有她一个人，不仅为她自己，还要完成其他家庭成员的那一份。
这些问题揭示了一个资本主义合谋混淆的真相：离开（通常）无偿生产人自身的劳动，以利润生产为目的的雇佣劳动根本无法存在。因而，雇佣劳动这一资本主义制度除了剩余价值之外，还隐瞒了更多的东西。雇佣劳动甚至隐瞒了它的胎记——社会再生产劳动这一使其可能的条件。无论是对于利润生产还是人的生存而言，必要的社会进程和制度都是相互建构的，尽管它们在分析中泾渭分明。
此外，两者间的区别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为创造。如前所述，生产人自身的活动始终存在，并且始终和女性相联系。但早期社会并不了解“商品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显著区别。只有当资本主义降临时，社会存在的这两方面才分裂开来。生产进入了工厂，矿井以及办公室，在这些地方它被视作“经济的”，并被支付货币工资。再生产则被贬入“家庭”，在那里它被视作女性化的和感性的，为了和“工作”相区别，再生产被定义为“照顾”，是受“爱”的驱使，而不是金钱。
至少我们是这样被告知的。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从未将社会再生产单独列入私人家庭领域，相反，它总是将部分社会再生产置于邻里、基层社区、公共机构和公民社会之中；这些领域持续将一些再生产劳动力转换为商品——虽然，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多。
然而，利润生产（profit-making）与人的生产（people-making）之间的分歧指向了深植于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的矛盾。当资本系统运作，以谋求利润时，工人阶级则在努力作为社会中的一员，过上体面而有意义的生活。而这两者根本就是无法调和的目标，因为资本的增长份额只能够以付出工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利益为代价。丰富家庭内生活的社会实践与丰富家庭外生活的社会服务，都不断威胁着利润。因此，在整个资本主义系统中，特有两种动力，其一是削减这些开支的财务动力，其二是削减这些劳动力的意识形态动力。
若资本主义的故事只是简单的利润生产征服人的生产，那么系统就会合法宣布胜利。但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也被争取体面而有意义的生活的斗争所塑造。薪资斗争常常被指认为是“面包和黄油”的问题，这并非巧合。但是，将“面包和黄油”问题只限于工作场所就大错特错了。传统劳工运动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身处于以薪资为达到生活的唯一手段的资本系统中，却忽视了薪资与生活之间的动荡关系。工人不再为了薪资而争取薪资，而是为他们想要的生活而争取薪资。对生存的需求是目的，而不再是结果。因此，争取食物、住房、水、医疗保健以及教育的斗争不总是以薪资调停的形式表达——也就是说，这些斗争并不总是表达为对工作场所内更高薪资的需求。回想一下，发生在法国和俄国的现代两大革命，都以女性领导的生计暴动为开端。
社会再生产斗争的真正目标，是使人的生产取而代之利润生产，占据首要地位。它们从来不仅仅只关乎面包问题。因此，为了99%的女性主义，同时具形并促进了为面包与为玫瑰的斗争。
社会再生产的危机
在本宣言分析的综合因素中，社会再生产领域是重大危机的发生场所。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对社会再生产的处理是矛盾的。一方面，系统不能离开这项活动而运作；另一方面，它否认后者的成本，认为它几乎没有经济价值。这意味着，可以用来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力被想当然地视为是无需注意和后备的，免费又无限的“礼物”。考虑到这个问题时，人们总假设有足够能力去生产劳动力，维持经济生产与整体社会所依赖的社会联系。实际上，社会再生产的能力不是无限的，它们会被延伸到极限。当社会撤回了对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支持，同时又征召其主要提供者从事漫长又折磨人的低薪工作，那它就耗尽了它所依赖的社会生产力。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形。如今，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正在系统削弱着集体与个人的生育能力与社会纽带的作用。初看之下，这个政权好像打破了资本主义在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间构成的性别分工。新自由主义宣传着“双职工家庭”的新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动员大量女性从事雇佣劳动。但是这种理念实则是一个骗局；它合法的劳动制度实则约束了妇女的自由。所谓的“解放”其实只是一种加剧剥削和掠夺的体系，也是社会再生产危机的诱因。
理所当然的是，一小部分进入有声望的职业和级别较低的公司管理层的女性，确实从新自由主义中获得了些许裨益，尽管此等裨益和与之同阶级的男性相比仍然略逊一筹。然而，等待着大部分女性的却是在血汗工厂、出口加工区、大城市的建筑业、公司化农业和服务业所从事的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在那里，贫穷、受种族歧视的移民妇女在大商场、干净的办公室、宾馆房间和私人家庭里售卖快餐与便宜货；在医院和疗养院中换床垫；为那些特权阶级的家庭辛勤劳碌，却置自己的家庭于千里之外。
这部分商品化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工作原本是没有报酬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商品化带来的影响搅乱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历史分工，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断言，它也没有解放妇女。恰恰相反，就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被资本所占用，但几乎我们所有人仍然需要进行“二次转变”（“the second shift”）。显然，大部分女性的雇佣工作依然是不自由的。既不稳定，也不挣钱；既不提供劳动权利，也不提供社会权利；既不给人以自主权，也不给人以锻炼技能的机会。相反，这些工作真正提供的，却是虐待与骚扰。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在此制度下获得的工资，往往并不足以支付我们进行个人社会再生产的成本，更别提还要养家糊口了。当然，其他家庭成员的工资也许能提供帮助，但依然是杯水车薪。结果，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被迫同时从事多个低薪且无前途的工作，在它们之间奔波辗转的路费就已相当可观，而交通工具的条件又极度恶劣，安全性亦得不到保障。与战后时期相比，工时急剧增加，大大削减了我们休养生息、陪亲伴友、养家筑园的时间。
因此，新自由主义非但没有开创女性主义乌托邦，反而在现实中泛化了剥削。不仅仅是男人，而且女人如今也为了生存而零碎地贱卖自己的劳动力。这还不算完，如今的剥削还要被冠以“征用”的矫饰。资本不仅拒绝支付自己（日益女性化）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亦不再满足于“仅仅”占用工人生产的超过他们自己生活资料的剩余价值。此外，它如今已经深入到那些被剥削者的身体、思想、与家庭之中了，它不仅要摄取多余的能量，还要摄取备用补充的能量，开采社会再生产以作为一种更长远的利润的来源，惨无人道。
资本对于社会再生产的冲击亦表现在公共社会服务的缩减上。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民主（或国家管理）阶段，富裕国家的工人阶级以拥护社会再生产的的形式获得了一些让步：养老金、失业保险、儿童津贴、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险。但是，其结果并不是黄金时代的来临。资本主义中心的多数族裔工人获得的收益往往取决于这些反事实推论：妇女对于家庭薪资的依赖，社会保障中的种族/民族排斥，异性恋霸权作为社会福利的准入标准，以及在“第三世界”中持续存在的帝国侵占。然而，这些让步确实为一部分人提供了些许保护，使之免受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蚕食社会再生产的威胁。
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资本主义是一种异类。它非但没有授权国家通过公共供给来稳定社会再生产，反而授权金融化资本为了投资者的私人利益来约束国家和公众。它的武器是债务。金融化资本以其本身的债务为生，它用资本来取缔哪怕是最温和的社会民主条款，迫使各国自由化经济，开放市场，并使老百姓们“省吃俭用”。与此同时，它使得消费者的债务激增——从次级抵押到信用卡贷款，从发薪日贷款到小额信贷——令农民和工人们专注于他们的土地与工作，并确保他们继续购买转基因种子和廉价商品，即使价格远高于他们低收入所允许的水平。在两方面，这种运作方式加剧了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的必要性和社会再生产要求之间的内在矛盾。要求增加工时和削减公共服务并行，将护理工作外化到家庭和社区，却削弱了他们的执行能力。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同时要求增加工时和紧缩公共服务开支，它的矛盾之处表现在将护理工作交由家庭和社区承担，但是又限制它们完成这些工作的能力。结果就是劳动者混乱和匆忙的生活。尤其是对女性来说，她们需要将社会再生产的任务塞进备受资本挤压的生活空隙中。通常来说，家庭层面的护理工作将会由更贫穷的女性承担。这催生了“跨国家政服务产业链”（“global care chains”）。那些受雇的相对贫穷的女性一般是移民以及/或者少数种族族群，主要为雇主做家务、照顾孩子和老人；而有条件雇佣她们的女性会从事薪资更高的工作。当然，薪资较低的护理工作者只好将她们自己的家庭责任转嫁给更加贫穷的女性，后者也同样如此——这样层层传递的过程，通常是跨国和跨地区的。
在遭受了“结构性调整”、债台高筑的后殖民时代的国家中，上述情形正是这些国家的性别就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这些国家急需硬通货，有的政府积极推动女性移民国外、从事家政护理工作以获得侨汇，有的政府建设出口加工区来吸引外资，主要投资到倾向于雇佣低薪女工的产业（比如纺织厂和电子装配厂）。这些工厂的女工要无休止地工作，甚至会受到性暴力。在这两种就业流向中，女性的社会再生产的空间都被挤压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无法填补社会对于护理工作的需求，最多只能转移它：从富裕的家庭转移到贫穷的家庭，从较发达的北半球转移到南半球。总体结果就是一种新的、二元的社会再生产结构，这对于能够负担起的家庭来说是商品化的，而对于负担不起的家庭来说是私有制的。后者的成员为前者提供护理服务，以得到为数不多的薪资。
以上的原因导致了所谓的“护理危机”（“crisis of care”）。但这一表述很容易误导人们，因为危机是结构性的（我们在《宣言》中已提过），“护理危机”只是更广泛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一部分。考虑到后者的严重性，近年来在社会再生产方面的斗争的爆发也不难理解。发达国家的女权主义者通常将重点放在“平衡家庭和工作”，但社会再生产的斗争目标远不止于此——底层群众要求住房、医疗、食品安全和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保障；移民、国内工人、公职人员都需要争取相应权利；在盈利性疗养院、医院、儿童保育院中工作的社工们有组织和成立工会的需要；人们还要求相应的公共服务，比如政府应提供日托和养老院、减少工时、发放生育津贴、增加（陪）产假和育婴假。所有这些诉求的实现，需要一次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关系的重构。或者说，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经济体制，能够将民生和人际交往置于逐利的社会生产之上，让所有人（不论国籍、性别、性取向、肤色）的社会再生产活动能够伴随着安全、有回报且没有骚扰的工作。
为了99%的女性主义的政治主张
上文所述表明了《宣言》基本的政治观点：女权主义在现在的危机面前必须随机应变。资本主义制度最多能转移现在的危机，而不能解决它。真正的解决方法是用全新的社会体制替代资本主义。
当然，这篇《宣言》没有指出另一条道路具体的做法，因为这只能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显现。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有些路线是走不通的。性别歧视不会因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提倡的“机会平等”而消失，也不会因为自由主义学说中的法律层面改革而不复存在。同样不可行的，是像社会主义的传统观点那样（我们并非针对这些观点），只强调雇佣劳动者受到的剥削。这不能解放女性，或者说，甚至于无法解放任何人。我们需要将矛头指向资本对于无偿的再生产劳动者的工具化利用，而这与剥削紧密相关。事实上，我们需要打破现有体制下生产（资本逐利）和再生产（人类繁殖）的顽固联系，让后者不再屈从于前者。这意味着必须废除导致两者联系的资本主义体制。
《宣言》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视为解放事业一个主要的障碍。这类女权主义之所以取得如今的优势地位、比上一时期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更长久，是建立在其彻底转变激进立场的基础上。1970年代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兴起于反殖民统治（包括反战、反种族歧视、反资本主义）的高潮之中，也具有这些斗争的革命性特征，激进主义质问和挑战现存秩序的整个结构基础。但是当激进主义女权主义消退之后，占据统治地位的女权主义思想不再具有乌托邦的、革命性的志向，而只是折射、适应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
显而易见，自由主义女权并非女权主义的全部。反种族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相融合的女权主义的潮流继续存在。黑人女权主义者已经对阶级剥削、种族主义和性别压迫的交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更晚近的唯物主义酷儿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和性别认同中压迫性的具体现象之间的重要联系。激进的群体坚持着他们艰苦的、日常的、基础性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正在复兴的道路上。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改变了进步潮流产生作用的必要环境，它正在削弱每一个支持工人阶级的运动，与此同时正在增强对资本主义有利的其他力量，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正是其中之一。
然而，如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霸权已经开始瓦解，一股新的激进女权主义浪潮开始从废墟中涌现。正如我们在《宣言》中指出的那样，当下运动中最重要的创造是利用和组织好罢工。通过罢工，女权主义者们已经采取了一种与工人运动相似的斗争形式，并对其加以改造。她们不仅拒绝从事工薪劳动，也不参与无薪的社会再生产，以此揭示了社会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为了彰显妇女的力量，她们挑战了工会对罢工的垄断权。女权主义的罢工者们正在使无产阶级斗争民主化，以表明他们对于现存秩序的否定，并重申一个本已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罢工运动属于整个工人阶级，而非工人阶级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个特定组织的某一部分。
潜在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正如我们在《宣言》中指出的，女性的罢工正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是什么构成了阶级、什么能被称为阶级斗争。卡尔·马克思建立了工人阶级作为“普遍阶级”的著名理论。其内涵是，通过斗争反抗自身面对的剥削和统治，工人阶级也正在挑战一个压迫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社会制度，从而推动人类事业发展。然而马克思的追随者们不是总能领悟到，不论工人阶级还是整个人类都不是一个无差别的、同质的实体，不可能通过忽视内部的差异性来实现所谓的普遍性。时至今日我们还在为这些政治上的或是智识上的错误判断付出代价。尽管新自由主义者为了美化资本主义的剥夺行为可笑地颂扬所谓“多样性”，但太多的左翼人士仍固守旧的准则——认为团结我们的力量是一个抽象的、同质化的阶级概念；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只会分化他们。
然而，越来越清楚的是，白人男性作为激进工人的标准形象与时代严重脱节——事实上，它从一开始就不准确。正如我们在《宣言》中所指出的，今天的全球工人阶级也包括数十亿妇女、移民和有色人种。他们不仅在工作场所进行斗争，也围绕着社会再生产进行斗争，从以粮食冲突为中心的阿拉伯革命，到占领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2]的反对中产阶级化运动，再到反对紧缩和捍卫社会再生产的斗争——这些事件都激起了怒火。
对于认为工人阶级是一个空洞的、同质的抽象概念的“阶级简化论”左派（class-reductionist left）；以及为了自己的利益鼓吹多样性（diversity）的“进步新自由主义者”，我们的《宣言》对于上述两种观点都持反对态度。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提出了一种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其内容和形式是从自下而上的斗争的多重性（multiplicity）中汲取的。诚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固有的差异、不平等和等级制度确实会在受压迫者和剥削者中引起利益冲突。同时，就其本身而言，零星斗争的扩展也并不会生成社会变革所必需的那种强有力的、基础广泛的联盟。然而，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我们当中的差异性，这一联盟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的《宣言》绝不主张去抹杀抑或轻视它们，而是反对资本主义将我们内部的差异性作为它与我们对抗的武器。
为了99%的女性主义体现了这一普世主义的愿景：始终站在同一战线，对变革和争论持开放态度；始终通过团结一致重新确立自身地位。为了99%的女性主义是一种无止境的反资本主义的女权主义——在我们实现平等之前永不满足于相对的平等；在我们实现公正之前永不满足于法律权利；在个人的自由是以全体人民的自由为坐标之前，绝不满足于资本主义民主。
[1] 译者注：指《共产党宣言》
[2] 译者注：2013年5月28日，土耳其爆发的一次示威活动，最初是为了反对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格兹公园(Taksim Gezi Park)的城市发展计划。
【全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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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 for fence-sitting is past, and feminists must take a stand: Will we continue to pursue 'equal-opportunity domination' while the planet burns? Or will we reimagine gender justice in an anticapitalist form-one that leads beyond the present crisis to a new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