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克劳塞维茨的神话抑或现实（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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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刘小枫教授提交给2021年10月23日-24日召开的“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四届年会：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复兴”学术研讨会的与会论文。感谢刘小枫教授授权“古典学研究”公众号独家网络首发，以飨读者。

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

时下流行“牛津通识课程”，克劳塞维茨（1780 - 1831）的《战争论》赫然在列，这让业内人士多少有些意外。[1]毕竟，有幸入选这门课程近两百项主题的历史名人并不多。

当然，考虑到课程设计意在巩固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教育阵地，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据说“美军带有严重倾向性地解读”《战争论》，从而“得出了一个完美的、具有民主倾向的克劳塞维茨”。可是，若说克劳塞维茨“既是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军官，也是打破普鲁士旧思想的浪漫主义英雄”，就明显自相矛盾了。[2]谁要是稍微了解现代西方思想史，都知道浪漫主义英雄不可能缺乏想象力。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军事思想史上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地位，以至于他的名字“因这部书获得了近乎神话的色彩”。[3]这与此书一再地引发争议并不抵牾——“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子·虚实》），战争的性质同样如此，“由于产生战争的动机和因素的本性不同，战争必然各不相同”。[4]随着战争的形态和性质不断变化，军事家对《战争论》的评价时起时落并非不可理解。

越战之后，克劳塞维茨在美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复兴，似乎获得了大师级思想家的地位。《战争论》使许多理论家认识到美国在东南亚惨败的原因，也认识到了未来获胜的条件，但在最近，克劳塞维茨几乎丧失了合法性。[5]

其实，即便战争形态延伸到了太空领域，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仍然没有丧失合法性。“当今世界研究克劳塞维茨的顶级学者”已经将其观点应用于太空战，似乎若要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战争，还得从克劳塞维茨那里吸取历史的实践经验。[6]

当然，《战争论》养育了数代德国军事人才，甚至普通军官也“不断引用克劳塞维茨”，但德国军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战败了也是历史事实。对德国的军事思想史家来说，究竟是“克劳塞维茨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对德国军队战略的影响显然被高估了”，抑或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唤醒了德国人思想中‘真正的克劳塞维茨’”，迄今仍争议不断，虽然人们必须承认，《战争论》“至少为21世纪的德国和英美的战略理念奠定了基础，规定了界限”。[7]

《战争论》得以进入“牛津通识课程”，恐怕不是因为其中的作战指导原则有多么不同凡响。20世纪的英国著名军事学家李德·哈特（1895 - 1970）有“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之称，这对他来说不啻历史的讽刺。因为在他看来，正是由于恪守克劳塞维茨的教条，德国军队才在两次大战中遭遇惨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变成了普鲁士人的‘马赛进行曲’”，既让人“血流沸腾”又“令心灵中毒”，因为它把会战视为唯一“真正的战争行动”，让战争艺术“变成了大规模屠杀的机器”。[8]

克劳塞维茨有幸成为“牛津通识课程”的主题，多半是为了让如今有人文教养的公民了解“军事与政治的联系”——据说，这种联系乃是克劳塞维茨从战场回到学院后“思考的起点和核心”。[9]倘若如此人们就需要问，《战争论》真的有助于今天的我们更好地从政治视角理解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战争吗？如果答案难以确定，克劳塞维茨因这部书而获得的历史声誉就确乎具有“近乎神话的色彩”。

1832年德文版《战争论》

一

1936年7月中旬，正当伊比利亚半岛美丽的夏季来临之际，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爆发了大规模内战：

它是唯一一场发生在西欧国家的全面的暴力革命，同时也是唯一一场由各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它们经常相互竞争和敌视——所推动的真正意义上的多元革命……[10]

西班牙内战的主角：马德里街头的国际纵队

“多元革命”与“暴力革命”成了同义词——域外势力乘机介入，苏联派出空军帮助“共和军掌握了制空权”，希特勒掌控的德国则派出约一个师的步兵“以及一些坦克与飞机参战”。墨索里尼嘴上说派两个旅支援“国民军”，实际派出约八万人。[11] 1937年4月，德国空军的秃鹰军团将炸弹倾泻在巴斯克村庄格尔尼卡（Gernika），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自愿者进入西班牙，与共和军一起捍卫共和。

这场战争历时三年，史学界习称“西班牙内战”，实际上是一场国际战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是否能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理解西班牙内战呢？抑或这场战争会挑战他关于现代战争的看法？

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中国的国共内战已经历时近十年。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双方合作共同发起了针对“反革命”势力的北伐。[12]就在北伐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国民党对共产党大开杀戒，共和内战随即变得“多元”起来——日本军国趁机入侵中国东北，企图据为己有，而欧美诸大国则袖手旁观。

1913年孙中山、黄兴在上海举行会议，决定发动“二次革命”。图为孙、黄和与会人员合影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毅然实行“兵谏”，扣留前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逼使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两大革命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半年后（1937年5月），国民政府组建“中央视察团”（中共称“中央考察团”），前往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以及陕西关中、甘肃东部的红军驻地，一探中共党政和军事力量虚实，摸清“共党人士之潜在意向，以作今后合作共处之准则”。[13]

“中央考察团”虽然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视察团”，级别其实不高，由西安行营主管情报的涂思宗少将（1897 - 1981）任团长，行营高级参谋萧致平少将（1895 - 1939）和陕西省党部主任邵华（1901 - 1937）任副团长，成员18人。5月26日，考察团由叶剑英将军（1897 -1986）陪同从西安出发，分乘四辆大汽车沿崎岖山路摇摇晃晃缓行，29日黄昏才抵达延安。

1937年国民党派中央考察团到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欢迎

国民党军统部门派出情报官杨蔚做考察团团长的随从参谋，他在晚年以“退思”化名撰写回忆文说，此行留下的种种印象让他终身难忘。比如，走访设在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时，他见到红军将领虽条件极为艰苦，但“对军事学术的研究，毫不疏忽”：

我们发现彭[德怀将军]的司令部，虽然隐藏在这种山沟里，可是军事书籍——包括苏俄的、德国的和我们陆军大学及各军种兵科学校的，一应俱全。[14]

这里提到的德国军事书籍，少不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1910年，清军咨府（民国后改为“参谋本部”）已经依据日本士官学校编译的《战争论》译出其中六篇，一年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学生又译出其余两篇。《战争论》的第一个中译本问世于中国的千年帝制改为共和之际，虽属偶然却又未必纯属偶然，尽管“只供小范围研究之用”，并未正式出版。“二次[共和]革命”爆发后，该校毕业生瞿寿提（湖南湘阴人）在此基础上独力编译，“对原著章节加以调整，使文章脉络更加清晰”，由上海中华书局刊印（1915），辛亥革命后（1912）成立的民国陆军大学堂随即用之作为教材。[15]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延安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与一些红军高级将领一起研读《战争论》，用的也是这个译本。[16]

情报官杨蔚还见到，红军基层官兵尽管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平时仍以排为单位，在地上“塑造各种地形地物”作沙盘琢磨战术。不过，他并没有由此领悟到，中国工农红军这支革命军队不可战胜的力量来自不畏艰辛、不怕牺牲、勇于且善于战斗的德性品质，而非军事教科书的教条。

军事指挥是一门艺术，与任何艺术才华一样，军事才华来自偶然的天赋，而非书本知识。当然，即便是军事天才，组织军事力量并展开行动也需要种种知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名气很大，是现代公认最优秀的军事著作，但组织军事行动与从大政治角度理解战争还不是一回事情。列宁和毛泽东都认真研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但有见识的史学家不会认为克劳塞维茨对他们的军事思想有什么实质性影响。相反，倒是有史学家因此而对《战争论》在“今天的世界声望感到怀疑，因为这项世界声誉实际上是在像列宁和毛泽东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参与下才得以成就的”。[17]

克劳塞维茨一生参加过33次战斗，从未独立指挥过哪怕一次小规模战役。毛泽东亲自指挥过无数大小战斗和各种级别的大小战役，就战争的实践经验而言，克劳塞维茨绝难与毛泽东相提并论。毛泽东带领红军高级将领一起研读《战争论》，的确很可能是因为它的世界声誉具有“近乎神话的色彩”。

粟裕大将生前读过的《战争论(上册)》，现藏于茅山新四军纪念馆

二

按照“近乎神话”的说法，克劳塞维茨虽然“没有打过大的战役，也没有赢得过任何战局的胜利”，“只是亲身经历过很多战役和战局，研究了数目更为众多的战役和战局的战史”，但他年轻时对德意志思辨哲学情有独钟，尤其崇拜费希特（1762 - 1814）和黑格尔（1770 - 1831），于是成了“首屈一指的军事哲学家”。克劳塞维茨比黑格尔年轻十岁，比后者晚两天离世。“遗憾的是，他同黑格尔没有什么私交”，仅年轻时在普鲁士陆军元帅格奈泽瑙（1760 - 1831）家的聚会上见过黑格尔一面。[18]爱好思想史的人们会想：若克劳塞维茨拜访黑格尔，他们会谈什么呢？

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

《战争论》更多带有指导军事实践的性质（尤其后两卷），却又同时带有德意志古典哲学色彩，有些地方行文深奥，并不容易研读——用喜欢研究军事问题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话说，它的“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19]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战争论》中有值得让政治思想史学者攫取的宝藏吗？如果克劳塞维茨“具有近乎机智的健全推断能力”（马克思语），那么，作为实践智慧的军事知识在《战争论》中与世界历史和超逾历史的哲学思考是什么关系呢？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问世之前，有记载的世界历史已经长达两千多年，其间出现了不少著名兵书。[20]远的不说，在法国启蒙运动时代，吉伯特伯爵（Comte de Guibert，1743 - 1790）年仅29岁时写下的《战术通论》（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1772 / 2004重印）名重一时，其中包含对当时整个欧洲政治和军事科学实际状况的论述，连伏尔泰和歌德这样的文人读了后也赞不绝口且爱不释手。政治天才拿破仑正是通过这本教科书获得军事启蒙，并在后来“通过自己的军事行动为吉伯特的理论赋予了生命”。[21]这位军事技艺天才若是没有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被误当作保皇派镇压，说不定他的军事思想才华还会大放异彩。因此，若有人说，能与《战争论》相提并论的同类经典仅有《孙子兵法》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那的确“近乎神话”：

克劳塞维茨的持续盛行很难说不是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军——对他的信奉。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到2030年或更早，中国的国防开支就会超过美国——这种状况会发生变化吗？

那么，如果没有克劳塞维茨，还会有谁呢？同时代有许多作家，但他们都无法摆脱克劳塞维茨的影响，至于他的前辈们，只有两个人能达到标准：孙子和修昔底德。一个是中国人，另一个又是白人男性。（科克尔，《21世纪战争论》，前揭，页208）

这种说法实在荒唐：国防开支的多少与“克劳塞维茨的持续盛行”有什么相干？将克劳塞维茨与修昔底德相提并论肯定不恰当。修昔底德致力于通过观察战争认识人性和政治的本相，他所达到的政治思想深度，克劳塞维茨实难望其项背。修昔底德十分在意战争中的国际关系、政治修辞以及军事统帅的德性品质乃至战争的正义问题，这些都不是克劳塞维茨特别关注的对象。[22]克劳塞维茨更多关注的攻防技艺，修昔底德反倒不太在意。事实上，“作为杰出的战争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对军事、战役、战术的论述大大超过对政治的论述”（《雷蒙·阿隆回忆录》，页929）。即便是这方面的内容，大部分也“只对军事历史学家有意义，因为它探讨的是战术和后勤方面的细节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克劳塞维茨死后几十年内就过时了”（霍华德，《牛津通识课》，页6）。

《战争论》并非单纯探究战略和战术的军事著作，这一点确实无可争议。出生于瑞士的约米尼（1779 - 1869）仅年长克劳塞维茨一岁，他们都是从拿破仑战争中走出来的军事思想家。但在军事思想史家看来，约米尼的著述“既从未能够令人满意地捕捉住拿破仑军事思想中所蕴含的哲理，也未能令人信服地提取其理论的精髓”，以至于“成了战例的讨论、规章条文的罗列，再加上警句格言的大杂烩”。相反，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则“较富于哲理”，他“不仅把握住了拿破仑思想的哲理，而且还将自己的思想揉了进去”。[23]更重要的是个体德性：克劳塞维茨“意志更坚强、情感更稳定”，“他书写战争是为了满足自己，或许也为了告慰1813年死于战火的沙恩霍斯特的英灵，后者为其年轻的被保护人树立了人格正直和思想正直的最高标准”。[24]

施米特说，克劳塞维茨并不仅仅是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一位“能干副官”，“唯有作为政治思想家而不是将军、部队首长、政治人物或外交官”，他的历史形象才真实（施米特，《评论与提示》，页6 – 7）。对克劳塞维茨的如此评价让人觉得，没读过《战争论》应该感到羞愧。但是，这种赞誉究竟有几分真诚，颇值得怀疑。因为，施米特又不无讽刺地说，《战争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留给普鲁士不多的“残余物”之一，“对普鲁士的敌意”虽然广为流布，“却几乎没有伤及克劳塞维茨”（施米特，《评论与提示》，页35）。似乎德国虽然被英美打败，但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却打败了英美。事实上，施米特对克劳塞维茨用得最多的称呼是“低阶权力精英”（施米特，《评论与提示》，页14、19、24、32、34）。

1815年克劳塞维茨与普鲁士将领在美因茨的酒宴上

直到今天，“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仍然是人们喜欢随口引用的克劳塞维茨名言——甚至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名家也不能免俗。[25]施米特对战争的性质及其历史复杂性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他若欣赏克劳塞维茨，难免让人感到奇怪。早在1930年代，施米特就已经写道：

军事斗争本身并不是“政治借其他手段的延续”，克劳塞维茨的这句名言常常为人们不适当地引用。战争拥有自身的战略、战术以及其他规则和立场，但是，所有这一切均假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政治决断已经做出。（施米特，《政治的概念》，页42 - 43）

的确，人们喜欢随口引用的这句克劳塞维茨名言，语义其实很含混。什么是“政治”？从古至今，世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一直分歧很大，对战争的理解同样如此。若内战和国际战争中的敌对双方都把《战争论》视为“兵家圣经”，因为它“对于整个军事哲学的影响力，堪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于经济学”，[26]这仅仅表明它是一部实用性的军事工具书。

一旦人们关注克劳塞维茨如何理解“政治”，诸多问题就来了。 

三

世界革命的导师列宁（1870 - 1924）流亡瑞士时认真研读《战争论》，还做了大量摘录，显然不是仅仅为了获得军事技艺知识。查索《德意志人名大辞典》时，列宁特别留意克劳塞维茨的哲学偏好，并推测他可能是个“康德主义者”。似乎为了理解政治——甚至理解哲学，列宁才如此认真研读《战争论》。在阅读笔记中他写道，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政治灵魂、本质、内容及‘国民的’外貌，说得非常中肯！”——赞誉溢于言表。但当列宁读到克劳塞维茨说，“在我们当代的战争中，民族仇恨也并不少见，这种情绪将或多或少代替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敌视”，他抄下这段话，并下批注说：“岂止是‘不少见’？？”[27]这两个大问号，足以让克劳塞维茨从康德主义阵营中除名。

列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列宁摘录了克劳塞维茨在书中对政治下的如下定义： 

我们认为，政治是对国内行政的一切利益的集中和调整，同时也集中和调整人们生活的一切利益以及哲学上提起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无非是上述一切利益的代表者（对另一个国家而言）。

列宁摘录后随即批注：“政治是什么？”显然，列宁对克劳塞维茨的政治理解表示怀疑。克劳塞维茨紧接着还说：

政治有时走向错误的方向，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个我们这里不谈。因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兵法都不能认为是政治的教师，我们在这里只能把政治看成是全社会一切利益的代表。

列宁摘录这段论述后随即批注：“注意，接近马克思主义；政治= 全社会一切利益的代表”（列宁，《摘录和批注》，页22）。列宁敏锐地看到，克劳塞维茨对“政治”的理解非常现代，或者说非常贴近启蒙哲学的理解。

说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开始而中断，这种情形只有在战争纯粹由于敌忾心而成为决死的斗争的条件下才可以想象。如上所述，实际的战争不外乎政治本身的表现。使政治观点服从军事观点，这是荒谬的，因为政治产生战争。政治是理智，而战争仅是工具，绝不能是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服从政治观点。

在这里，列宁认同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他的批语是“战争不能仅凭敌忾心进行”（列宁，《摘录和批注》，页22）。战争并不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毋宁说，“实际的战争不外乎政治本身的表现”。按照军事史家的描述过，这话的意思是：战争的性质依政治性质的改变而变——

战争并非是与其他事物无关联的行为，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是推行国家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政策也就改变了，因而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28]

既然如此，要搞清现代之前和现代之后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改变，就得先搞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智术师普罗塔戈拉（约公元前490  - 前420）已经说过：

起初世人分散居住，没有城邦。于是，世人就被野兽给灭了，因为，世人在所有方面都比野兽孱弱。对于世人填饱肚子，艺匠技艺倒是足够，但要与动物斗，[这技艺]就贫乏喽——毕竟，世人还没有治邦的技艺嘛，战争术就是其中一部分。于是，人寻求聚居，靠建立城邦来保存自己。可是，一旦聚居在一起，他们又相互行不义，因为没有治邦技艺嘛，结果他们又散掉，逐渐灭了。（《普罗塔戈拉》322b1 – b9）[29]

世人“与动物斗”似乎是政治技艺的开端，但兽类无论有多野蛮，也不会成为政治动物。如果这里的“动物”暗指某种类型的人，情形就大为不同了。不过，普罗塔戈拉说世人“一旦聚居在一起，他们又相互行不义”究竟指内战还是国际战争并不清楚，因为实际的战争状态有时很难分清是哪种性质的战争。希腊人虽然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习俗乃至教化圣典，历经数百年仍然没有凝结成单一政治单位，而泛希腊城邦的长期内战状态又与波斯人时而敌对时而结盟的关系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希腊作家都憎恨和鄙视波斯帝国，“希波战争的传统只是后来才成为了一则有说服力的神话”。[30]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关于现代战争最伟大的著作”，但“这本书中从没提到内战”。[31]在现代欧洲的政治成长过程中，难道内战消失了？恰恰相反。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和英国内战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对欧洲人来说可谓刻骨铭心。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1760 - 1825）与克劳塞维茨是同时代人，他出生时，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而他仍然禁不住写道：

欧洲对悲惨的三十年战争记忆犹新。人们说，宗教战争是最残酷的。不错，这种战争非常残酷，但仍不如因破坏宗教联系而爆发的战争残酷，因为，这种破坏将使人类重新回到原始状态，即回到战争连年不断的状态。[32]

受基督教政治单位内战的触动，霍布斯（1588 - 1679）被迫“重新回到原始状态”，像普罗塔戈拉那样，从“起初世人分散居住，没有城邦”时开始探究人世政治及政治术的形成，写下了划时代的《利维坦》，其中大量谈到战争。克劳塞维茨不可能不知道这部大著，既然如此，他在《战争论》中不谈论内战，肯定有其原因。

德意志三十年战争中的吕岑战役（1632年）

就基督教欧洲的政治成长而言，要区分内战与国际战争同样十分困难。[33]德意志三十年战争末期，英格兰也发生了内战（1642 - 1651），而三十年战争的真正导火索还得追溯到1568年爆发的尼德兰战争，这又与英国脱不了干系。法兰西王国凭靠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崛起之后，与英国再次一决雌雄。[34]若将这些战争连起来看，基督教欧洲政治成长史的混乱轮廓中有一条线索颇为显眼：新的商业文明伴随着尼德兰战争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并直接影响了后来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的性质则因这个新型政治体[国家]的诞生而发生了改变。[35]

爱德华•吉本（1737 –1794）的《罗马帝国兴衰史》写到第四卷时，已经是法国大革命前夕（1782年），他仍然建议欧洲的哲学家应该“把欧洲作为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来看待”：

在这个共和国内部，各个不同的民族几乎都达到了同等的文明和文化水平。权力的平衡将会继续波动，我们自己与邻国的兴旺发展，都会有升有降；但是，这些局部的事件不能从根本上损伤我们的幸福、艺术、法律和风俗的总的标准。[36]

显而易见，吉本还沉浸在启蒙时代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之中，而他的说法实际上无异于基督教欧洲古典文明的一曲挽歌。如果克劳塞维茨所考察的自16世纪以来的欧洲战争与普罗塔戈拉所说的“建立城邦来保存自己”这一政治目的并无二致，[37]那么，他的战争学说又在何种意义上堪称“现代”呢？

四

普罗塔戈拉所谓的“艺匠技艺”，可以理解为生产技艺（如今的经济技艺乃至高科技）——政治经济学术语称为“生产力”，因为它们足以让“世人填饱肚子”。对普罗塔戈拉来说，战争并非政治的延续，毋宁说，战争是政治本身的形式之一，而且是最极端的形式。世人“一旦聚居在一起，他们又相互行不义”，甚至相互消灭——消灭敌人是战争的直接目的。

应该注意到，普罗塔戈拉说的不是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时发生的战争，而是人类有了造福生存的技术文明之后仍然会有战争。克劳塞维茨的如下说法与普罗塔戈拉的观点相去不远：

一个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产生于一个政治状态，而且只能是由政治动机引起的，因此战争是一个政治行为。（《战争论》卷一，页44 - 45）

普罗塔戈拉没有提到，“艺匠技艺”不仅可让“世人填饱肚子”，同样可用于有效提高战争中消灭敌人的手段。霍布斯则清楚地看到：

公共事业的技艺，如修筑城堡、制造兵器与其他战争武器的技艺，由于有助于国防与战争胜利，所以便是权势。虽然产生这一切的母亲是一种学术——数学，但由于它们要通过艺人之手才见之于世，世人把接生婆当成产妇了，所以便认为这一切都是由艺人产生的。[38]

普罗塔戈拉的说法最站不住脚的地方在于，即便有了治邦技艺，世人仍然无法避免斗争，以至于战争术始终是政治术的一部分。对于普罗塔戈拉来说，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克劳塞维茨则看到，这种进步并不能改变人世政治的某些基本性质：

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不断改进已经充分表明，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者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战争论》卷一，页25）

16至17世纪是现代欧洲文明的第一个政治成长期，“王朝君主以本国贵族和独立公国为代价，或巩固或扩展他们的领土主权”——“连续不断的战争，带来了步兵、火器和大型军队的发展”。[39]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克劳塞维茨的时代，但发展的技术程度并没有出现质的飞跃，因为那时第一次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在克劳塞维茨去世20年后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 - 1856）中，工业技术革命的成果才开始进入战争领域——史称世界历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业化]战争”。1853年11月，装备新型火炮的俄国海军轻而易举地就消灭了安纳托利亚北海岸锡诺普要塞的土耳其舰队，交战双方随后“都匆忙成立了装甲浮动炮群”。刚发明出来不久的来福枪极大地提高了步兵火力，铁路和蒸汽机战舰改变了兵力的投送能力和机动速度，电报则使情报和命令传递变得神速。[40]

克里米亚战争中的锡诺普战役（1853年）

仅仅半个世纪后，工业技术进步已经成为战争术不可或缺的要素，甚至“游击队员也应分享发展、进步、现代技术和科学”：

现代游击队员用冲锋枪、手榴弹、塑胶炸弹——说不定不久还要用战术原子弹——作战。他们已经摩托化，并通过秘密电台和雷达接通一个通讯网，通过飞机从空中得到武器和食品补给。（施米特，《游击队理论》，页213）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没有涉及科技工业的发展对战争术的影响，丝毫不妨碍它成为现代战争理论的奠基之作。克劳塞维茨相信，有时“不能将战争视为一个单纯的暴力和消灭的行为”，仅仅因为“政治因素与暴力和消灭敌人的概念完全一致，因此人们看不出来罢了”（《战争论》卷一，页28、47注释）。但是，若说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定义为“没有限制的暴力行为”或“战争趋向于把暴力使用到极致”是颇为现代的观念，那就言过其实了。[41]在世界文明的前现代纪元，何曾有过对战争技术手段的政治限制？战争从属于政治，对战争手段的限制只能来自政治行为，而现代政治能够限制战争手段吗？ 

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战争手段都很难受到限制。问题反倒在于，战争手段的技术化发展是否能够彻底改变战争的原初性质。换言之，由于技术发展的周期越来越短，战争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反倒容易让人忽略从古至今都谈不上有什么变化的战争要素。当我们关注高科技的“超限战”时，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第44任院长斯格尔思少将（1944 - ）却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得到如下启发：

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技术优势，21世纪美国的敌人都会有许多选择。政治限制、摩擦和战争迷雾不是历史的假象，而是战争本身所固有的一些状况。[若有人以为]技术能把这些状况从战场上一扫而光，因而就能在世界上自由翱翔，那只是一种假设罢了。

其实，2500年的历史证明，模棱两可、失算、无能，更重要的是机遇，将始终控制着战争的进行。最终是决心、士气、作战技巧和领导艺术这些无法计算的东西而远不是技术，将决定谁赢谁输。[42]

决心、士气、作战技巧和战役指挥艺术都属于战争术的基本要素，但还不等于是其根本政治要素。

普罗塔戈拉在讲述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窃诸神的技艺时还说：

他[普罗米修斯]偷偷进到雅典娜和赫斐斯托斯的共同居所——他们在那里热心搞技艺，偷走赫斐斯托斯的用火技艺和雅典娜的另一种技艺，然后送给世人。由此，世人才有了活命的好法子。（《普罗塔戈拉》321d9 – 322a1）

赫斐斯托斯与雅典娜是诸神中的一对兄妹，分别掌握铁匠技艺和纺织技艺，后者要复杂得多，尤其需要心思绵密的谨慎德性。纺织术是女人的技艺，但雅典娜也是战争女神。在柏拉图的《政治家》（280a1-6）中，统治术被比作编织术，而战争术是最难习得的统治术。普罗塔戈拉明确说赫斐斯托斯掌握“用火技艺”，对雅典娜掌握的技艺则含糊其辞。[43]战争不是个人甚或群体之间的暴力行为，而是政治单位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用火技艺”涉及火力，这是作战能力最为基本的要素，但与组织作战的技艺相比，如何配置和使用火力就只是从属性的技艺了。

普罗米修斯盗火种

德意志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的战争周期越来越短促，18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和七年战争（1756-1763）已经具有超出欧洲地域的国际性质——从西印度群岛到东印度群岛以及北美各处都有战端。这些战争不仅催生了第一流的军事指挥家，尤其重要的是，欧洲王国的军队逐渐开始职业化。

到了17世纪，欧洲军队已经达到了新的精确程度，同时也更难以改变，但是欧洲在有组织的暴力行动的管理方面，其技术和组织改良并没有永久停顿。相反，技术和组织革新还在不断推进，使欧洲人得以越来越明显地超越地球上的其他民族。[44]

欧洲各王国开始建造永久性兵营，这意味着和平时期也得保持一支常备军，以应付突发的战争。规模庞大、旷日持久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催生了后勤和战地救护建制，给养开始由具有良好储备的独立单位负担。[45] 1674年，法国首创照料负伤、退伍和伤残军人的“荣军院”。随着技术工程学的发展，防御工事和攻城设施也日趋复杂，法国工程师勒普雷斯特（Sébastien Le Prestre，1633 - 1707）的天才开启了军事工程学。法国大革命之前（1788），法国军队已经有了地图描绘能力，战斗力大为提升。[46]

战争规模的扩大，已经让传统的军事组织形式难以应付，军队建制逐渐扩大。经过训练的军队大规模集结起来固然会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但后勤补给会变得非常困难，若武器、弹药、食品、饲料和其他装备供应不及，大规模机动作战将受到极大限制。指挥官要掌控数万人以上的军事行动，而当战线延伸太远时，必须采用新的联络方式和准确的地形图，才能指挥一定规模的野战部队。除了火力配备之外，有效的联络手段和后勤补给方式也成为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指标。[47]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役组织程度的高度复杂化，对军事统帅的谋略以及意志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将军们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是如何在敌方国土上移动一支7万人的军队，并不断补给食物、饲料与弹药——许多将军解决不好这个问题。（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页97 - 98）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期间，法国开始试行诸兵种合成的“师”级战斗单位（约2千人）。在此之前，欧洲军队最大的常备军单位是“团”，而“师”（division）这个语词在中世纪意指“部分战线”，或者“一支大于旅（brigade）但规模上还较为模糊的步兵或炮兵部队”。[48]师级建制标志着战争的组织化程度大为提高，即作战单位必须是一个高度复合的织体，除主要的步兵外，还需要配备炮兵、骑兵以及工兵、医务兵、通讯兵等支援分队（总兵力可达1.2万人），由一个参谋机构协调，从属于单一指挥官绝对君主式的号令——只要有战争存在，绝对君主式的政治要素就不可能消除。但在自由主义史学家看来，这体现的则是“理性思想和系统试验的成果”（麦克尼尔，《竞逐富强》，页144、151）。[49]

“七年战争”期间（1759），师级建制初见雏形，但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几年才定型。[50] 

1800年之前，欧洲的所有军队都极为频繁地将骑兵分配到各个师当中。计划展开合同进攻的军队，在师级层面会将师里的步兵集群作为枢轴，让师属炮兵和骑兵围绕步兵运转。[51]

法国大革命后（1796年），师级建制逐渐成为其他欧洲国家争相模仿的标准，一个国家的军力或投入某个战役的兵力按“师”来计算。拿破仑战争既是对这种初级版现代正规化军制的一次检验，也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军事的正规化，并决定了19世纪前半期军事发展的基本趋势。

滑铁卢战役（1815年），克劳塞维茨曾参加此战

这一军事现代化进程实际上相当缓慢，或者说还受到技术化条件的极大限制。18世纪末期，拿破仑的军队也还缺乏复杂的后勤支持，以至于“最后还是大难临头了”。[52]拿破仑战争是欧洲战争乃至人类战争史上战争规模的一次大提升。战前的欧洲只有少数国家军队超过20万人，而在拿破仑战争中，法国“损失的兵员总计在130万至150万之间”（麦克尼尔，《竞逐富强》，页185）。1792至1815年间，英国先后有700多万人从军，皇家海军达25万。俄国陆军在1812年9月已经多达90万，1792至1815年间先后有210万人从军，其中海军达20万人。奥地利军队在最高峰时多达57万人，先后有100万奥地利人参与作战。普鲁士王国虽小，战争期间也先后有32万人参与作战。即使欧洲小国也组建起以往战争中欧洲强国军队的规模：那不勒斯王国和华沙公国均有超过10万人的军队。整个国家投入战争的潜力作为衡量国家总体能力的指标之一，成为统治者必须考虑的治国要素。18世纪末，欧洲国家人口最多的是法国（2700万），一旦“全民动员”，法国就占人口优势。

欧洲的政治成长给世界历史带来的“第一次军事革命”主要体现在军事组织和武器手段方面，凡此发展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已经成熟，拿破仑战争在这些方面并没有什么新突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基于刚刚结束的拿破仑战争，如果说他凭此获得关于的战争的新理解，人们就有理由问：古典战争与现代战争究竟有何不同？从什么意义上讲，拿破仑战争标志着现代战争的开端？

五

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提出装甲战理论而闻名的富勒少将（1878 - 1966）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军事思想家之一，他年少气盛时看不起克劳塞维茨，成熟后则认为，“克劳塞维茨与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等同样伟大”（迪普伊，《把握战争》，页16–17）。这话听起来显得有些夸张，其实不然。

克劳塞维茨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出生在一个革命时代，无论好坏，这一时代都有可能会改变整个欧洲社会的政治结构。（霍华德，《牛津通识课》，页5）

富勒准确地把握到克劳塞维茨的自我意识，他的名作《战争指导》从拿破仑战争打破欧洲“非常宁静的政治气候”谈起，并将法国革命理念与一种新型的“无限战争的再生”联系起来（富勒，《战争指导》，页16 - 20）。事实上，拿破仑革命战争不仅彻底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面相。

富勒提醒人们应该意识到，克劳塞维茨生活在世界历史的普世革命年代，他的战争学说基于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战争。因此，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理解并不是那个语义含混甚至不完整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是两个层面的三重性——首先是激情、理性和运气的三重性：

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因为它的本性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有所变化），而且就其全部现象来看，在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方面，它还是一个奇特的三位一体，即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战争要素固有的暴力性，包括仇恨和敌视，这些可看作是盲目的本能；二是盖然性和偶然性的游戏，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是作为一个政治工具的从属本性，使战争归于纯粹的理智。（《战争论》卷一，页49 - 50）

这里的“三位一体”的原文是Dreifaltigkeit，它与带有基督教教义含义的“三位一体”概念毫不相干——事实上，所谓“三位一体”仅仅是后人的一种比喻。如果人们熟悉霍布斯的战争观，那就很难说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要素的定义是什么新东西。

第二个层面的战争要素三重性是上述三重性在政治上的体现，即政府、军队、人民的三重性：

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主要与人民有关，第二个主要与统帅及其军队有关，第三个主要与政府有关。在战争中应迸发的激情此前就已经应该存在于人民之中；在偶然性的盖然性王国里，勇气和才干的活动范围取决于统帅和军队的特点；政治目的则只是政府的事。（《战争论》卷一，页50）

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概念

克劳塞维茨研究专家有理由认为，这种“奇特的三重性”才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实际定义，只不过它同时是一个“谜”（罗特，《克劳塞维茨之谜》，页5–9）。的确，人们若把这一定义用于描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不也同样说得通吗？问题在于，人民 – 军队– 国家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值得探究的问题出现了：克劳塞维茨的“奇特的三重性”战争观与法国大革命有什么关系吗？ 

1800年2月，拿破仑发动政变执掌革命政权，入住杜伊勒里宫：

在15周不到的时间里，拿破仑有力地完成了下列事务：他结束法国革命，送走西哀士教士；他颁行法国新宪法，为法国财政打下坚实基础；他钳制反对派媒体言论，开始了结乡间盗匪与旷日持久的旺代战争；他设立元老院、保民院、立法院、参政院，不拘以往政治关系任命人才为官；他拒绝波旁王朝，向英奥求和（遭拒）；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全民公决（哪怕我们考虑造假的因素），重组法国地方政府，并开办法兰西银行。[53]

拿破仑终结了革命后国家陷入的不稳定状态，但并没有抛弃革命成果，反倒沿用了诸多革命时期的措施。就我们眼下关注的问题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拿破仑全面贯彻罗伯斯庇尔政权颁布的全国征兵制（1793），建立起世界历史上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正规军——革命的人民军队。

雅克-路易·大卫《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口的拿破仑》

由此看来，1793年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因为，罗伯斯庇尔革命政权创设的普通兵役制在古典与现代的战争形态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随着实施普通兵役制，所有战争从理念上看都变成了人民战争（Volkskriege），从而很快便产生出种种古典战争法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的情况。（施米特，《游击队理论》，页151）

历史社会学家有理由说，战争变成了人民参与的事业，堪称基督教欧洲政治成长史上的“第二次军事革命”：

第一次军事革命用大规模的常备军代替了封建军队的主体；第二次军事革命则用发挥了整个国家活力的更大规模的常备军替代了前者。革命军队在1794年的数量为70万，无法像马丁内（Martinet）所坚持的那样进行系统训练。相反，军队仰赖于政治教条，希望能够激起士兵们的政治觉悟，并说服他们自己，身为新共和国的公民，战争胜败与自己利害攸关，以此来替代训练的缺失。（唐宁，《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页161）

不过，有政治史学家认为，人民军队的发明应该归于英属美洲殖民地的“革命者”：

1787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以“我们人民”作为其宪法草案的开篇词，并非随意为之：正是武装了的人民，而非拿薪饷的职业军人或雇佣兵在独立战争中站出来反对英国人。美国的革命者们缺少资金和组织，无力为军队支付薪饷，只能靠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征召军队，而非率领他们围着死板而缓慢的职业军队绕圈子。在开放的市场和政治之外，开放的秩序现在又带来了有人民的力量参与其中的开放的战争。一场新的军事革命开始了。[54]

这种说法的夸张程度太过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并不是靠“爱国热情”打响的——那个时候的英属美洲殖民地还不是一个国家，英国议会与殖民地议会的冲突是一场英国内政危机。即便爆发武装冲突之后，危机的走向也并非殖民地的“独立”。在随后一年里（1775年5月到次年5月），北美殖民地从大英帝国分裂出去的结局才变得无可挽回。[55]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与其说是“殖民地对帝国的反抗”，不如说是“一场英国内战”，北美的独立也“不是战争的起因和目的，而只是内战的结果”。[56]事实上，华盛顿著名的“告别演说”并没有呼吁“一场新的军事革命”。

1787年签署美国宪法现场

若要追溯罗伯斯庇尔革命政权搞军事改革的思想源头，还得回到革命前的启蒙运动，因为，“建立公民军队是启蒙哲学家的普遍主张”。吉伯特相信，若给法兰西王国的军队“注入人民的活力，法国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较为速决和更有威力的战争”。[57]他在《战术通论》中这样写道：

在战争艺术中存在一些重要事物，如同大厦的根基。这就是政府用以教育公民、士兵和将帅的永恒手段。在这方面，希腊人和罗马人要优于我们。他们民兵组织的优越、纪律的严明、青年的尚武教育、赏罚的方式，这些内容之间的重要关联决定了他们的军事结构与政治宪法之间的确切关系。[58]

1804年法文版《战术通论》书影

由此说来，“人民军队”的源头岂不是要追溯到古希腊的斯巴达政体？其实，说来也让人难以置信：激发吉伯特产生“人民军队”观念的，是仅比他年长3岁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 - 1786）。正是这位“开明专制君主”所打造的王国军队以及骄人战绩，让吉伯特看到了“人民武装”的力量。[59]

克劳塞维茨不可能没读过吉伯特的《战术通论》，这本书在当时不仅有名，而且非常普及。但是，他的战争“三重性”论把“人民”视为盲目的力量，似乎又显得是对启蒙式的“人民军队”论的反驳。

六

拿破仑临危受命时，法兰西革命政权正面临第二次反法同盟围攻。凭靠革命政府打造的人民军队，拿破仑集中兵力先打击意大利北部的15万奥军，迫使奥地利退出战场，让英国丧失在大陆上的立足点。这一战略决心的意图是：先打威胁更大的敌人。毕竟，西面的英军没有战略纵深。随后，拿破仑主动与英国媾和，而英国眼见反法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便顺势而为，同拿破仑在法国北部小镇亚眠缔结和约（1802年3月）。

拿破仑抓住时机整理内政，一年后（1803年5月18日）废除共和制恢复君主制，时隔一年半后（1804年11月6日），一部君主制宪法以公民投票方式诞生了，这意味着拿破仑的君主制获得了人民授权。用施米特的说法，拿破仑成功地将人民-国家正当性与王朝正当性结合起来：

1793年，雅各宾党人根据民族[国家] - 革命正当性审判了法国的王朝 - 世袭正统君主。自那时算起仅仅十年后，也即1804年，一个新的、此间与最为古老的正统世袭王朝联姻的波拿巴家族就横空出世了。通过国际法条约、结盟和联姻，它获得了整个欧洲的承认。（施米特，《评论与提示》，页12）

共和革命精神与传统的王政制度在拿破仑政制中叠合为一，这给政治史学乃至政治哲学带来解释上的极大困难。关于拿破仑的书层出不穷，对他的历史评价迄今众说纷纭，甚至尖锐对立（罗伯茨，页32-33），原因就在于此。拿破仑的同时代人斯塔尔夫人（1766 - 1817）已经写道：

在大革命中，残酷的征兵制变得极其完善，这也带来了一个好处：它给了所有阶层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在法国军队里激起了无穷的进取之心。正是在这些自由的原则中，波拿巴攫取了一股后来他用来反对自由的势力。在拿破仑统治下，军队几乎很快就丢失了身上大部分[旧]德性，只保持着它可贵的勇武和高尚的民族自尊心。[60]

这无异于说，拿破仑使得法兰西国家军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可是，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能从美国学者编写的“人文通识读本”中读到如下矛盾说法：

随着拿破仑的崛起，历史绕了个圈，法国最后又回到了专制政体。拿破仑是一位独裁者和军事天才，他是那个时代开明专制的象征，同时也昭示了现代独裁统治的诞生。最重要的是，他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61]

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竟然是现代独裁统治的开山祖，这会让今天的人文学士想不通。其实，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拿破仑也是美国革命精神的继承人。

加冕后的拿破仑在卢浮宫接见军队代表（1804）

法国革命爆发的第二年，英国著名政论家伯克（1729-1797）就发表了小册子《法国大革命感想录》（1790），尖锐抨击巴黎发生的暴力事件。在伯克眼里，法国革命“不只是法国的危机，而且是整个欧洲的危机，或许还要超出欧洲之外”：

把一切情况放在一起，法国大革命是迄今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惊异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通过最荒谬可笑的方法，以最滑稽的方式，而且明显运用了最卑鄙的手段，最奇异的事情被制造出来。在这场轻率、凶恶、奇怪的混乱之中，种种犯罪和种种蠢事混杂在一起，一切事物好像都失去了本性。在观察这场怪异的悲喜剧时，极其相反的感情必然接踵而至，鄙夷和愤怒，欢笑和眼泪，蔑视和恐惧，有时候在心中掺杂在一起。[62]

托马斯·潘恩（1737 - 1809）比伯克仅小8岁，作为英属美洲殖民地与宗主国分离的有力推手，他随即撰写小册子《人的权利》（1791）反驳伯克，并将法国革命与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联系起来：

美国和法国的两场革命为英国和整个欧洲提供的伟大机会无与伦比。通过前者，自由在西方世界拥有了一种民族[国家]性的支持；通过后者，自由则在欧洲取得了一种民族[国家]性的支持。当另外一个国家又与法国结盟时，专制和坏政府就不再敢冒头了。老话说得好，欧洲现在可以趁热打铁。受欺辱的德意志人、被奴役的西班牙人、俄国人以及波兰人开始思考了。现在的时代堪称“理性时代”，现在这一代人则将展示出新世界的亚当的前景。[63]

拿破仑战争之后，德意志人、西班牙人、俄国人以及波兰人不仅“开始思考了”，他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不过，这是后话，眼下我们应该看到，《人的权利》虽然是为法国革命辩护，但其中谈得最多却的是美国革命。在潘恩眼里，美国革命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文明样式，而法国革命则是对美国革命的模仿。

《人的权利》一上市“很快就超过伯克小册子的销售量”，潘恩随即安排法译本的翻译和出版。革命青年拿破仑读到小册子后振奋不已，称潘恩为“共和国的火炬，一切传奇中最伟大的人物”。结束意大利战役回到巴黎时，拿破仑听说潘恩正住在巴黎的戏院四街一位朋友家里，他立即前往求见。见到潘恩后，拿破仑情不自禁地“讲了一大堆”倾慕之言：他每晚就寝时总要把《人的权利》放在枕头底下，对《常识》和《理性时代》可以倒背如流，还认为世界上每个大城市都应竖立一座潘恩的金塑像。[64]

拿破仑的确应该感激潘恩，因为后者给他带来了美利坚精神。连黑格尔也听说过，拿破仑对“[英属]美洲作为新大陆可能会表现为一个未来的国家”颇为憧憬，而“旧世界使他感到乏味”。[65]若有人说拿破仑是如今的自由主义者，不会错到哪里去。事实上，在读到《人的权利》之前，拿破仑已经相信，唯有“天赋人权”这条法则能够解决“政治问题，从而使最微不足道者也能有所获得”。[66]只不过，潘恩的小册子让他意识到了眼下的法国革命与美利坚发生的革命有怎样的关联，以及如今欧洲为何亟待出现一位开启“新世界的亚当”。

对出身寒微、经公民表决产生的当权者而言，革命正当性的庄严来自相反的一面，它发端于启蒙哲学与自由、进步及理性的启蒙观念。拿破仑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正建基于此，他自以为站立在这种革命观念的巅峰之上。（施米特，《评论与提示》，页27）

当潘恩看到拿破仑称帝时，他会怎么想呢？直到今天，政治史学家们仍然很难解释，崇尚自由主义权利观念的拿破仑何以同时是个“独裁者”，而且还恢复了旧的世袭王朝制度，在1807年以后甚至让法国成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警察国家”（亨特/森瑟，页256-257）。 

拿破仑自觉肩负着普世性“人权”革命的政治使命，他所主导的那场跨世纪之战实际上开启了一种新的宗教战争模式。换言之，拿破仑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不是体现在军事方面，而是体现在政治方面。谁若认为，拿破仑战争是以“大西洋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的“普世价值”为口实而进行的帝国式扩张战争，那么，他一定是忘记了潘恩在《人的权利》中的预言：

全部欧洲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共和国，每个人对于整体而言都是自由的。（潘恩《人的权利》，页163）

按照潘恩的观点，人们就得说拿破仑战争是一场“正义”的国际战争，因为它代表着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拿破仑战败之后，路易十五的孙子路易十八（1755 – 1824）和他的胞弟查理十世（1757 - 1836）在法国主导了一场短命的“复辟”：前者试图回到君主立宪制，后者则干脆返回绝对君主制。短短十多年后（1830年7月），由于查理十世竭力清洗军中曾为拿破仑效力的军人，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复辟君主制的倒行逆施，巴黎再次爆发共和革命。如潘恩已经预言过的那样，这次连德意志人、西班牙人、俄国人以及波兰人也开始行动起来。1840年代初期，当年轻的俄国贵族巴枯宁（1814 - 1876）来到柏林学习德国古典哲学时，他感受到的是拿破仑的革命原则：

难道你们一点也没有听到革命的风暴，难道你们不知道，民主主义的保护者、名副其实的革命之子拿破仑用胜利的手把消灭差异的革命原则传遍全欧洲吗？也许，你们没有听说过什么关于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事情，但难道你们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在精神世界中提出了消灭差异的革命原则和精神自治原则的哲学吗？[67]

《拿破仑法典》书影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成书于欧洲的“复辟”时期（1818 – 1830），如果他的战争“三重性”论对人民的看法让他显得像个“保皇派”，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战争论》乃是基于反拿破仑战争的思考，克劳塞维茨岂不成了“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代言人？既然“家族-王朝正当性和人民-国家正当性之间的争斗混合着公开和隐蔽的双重面相，这必然把欧洲的公共生活变成幽灵般的谜团”（施米特，《评论与提示》，页12），那么，克劳塞维茨能清楚辨识两种正当性的差异吗？尤其重要的是：他能从这一谜团中看到新的战争形式吗？

注  释

[1] 迈克尔·霍华德，《牛津通识课：战争论》，马百亮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以下简称《牛津通识课》，并随文注页码）。

[2] 克里斯托弗•科克尔，《21世纪战争论：重读克劳塞维茨》，闫晓峰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9，页20（以下随文注页码）。

[3] 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见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增订本），刘小枫编，刘宗坤、朱雁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149（以下随文注页码）。

[4]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全集（第一卷）：战争论》（上），陈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页49（以下简称《战争论》卷一，随文注页码）。

[5] 赫伯格-罗特，《克劳塞维茨之谜：战争的政治理论》，韩科研、黄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页10。

[6] 克里斯托弗·科克尔，《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2016，页190。

[7] 格哈特·格罗斯，《德国战争的神话与现实》，孙希琨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页27。

[8] 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钮先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页296。

[9] 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刘树才、汪清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页918（以下随文注页码）。

[10] 伯内特·博洛滕，《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戴大洪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序言”页1。

[11] 杰里米•布莱克，《重新发现欧洲：西班牙何以成为西班牙》，高银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页216。

[12]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页66 - 121。

[13] 参见涂思宗，《延安行脚——西安事变后延安视察记》，载于《中外杂志》（台北），总第256期（1988）。

[14] 退思，《当年点验延安共军印象记：这一段的亲身经历此生永难忘怀！》，载于《春秋杂志》（香港），第714期（1987年4月），页10。此文内容与涂思宗的《延安行脚——西安事变后延安视察记》多有重复。

[15] 任力，《<战争论>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见吴琼、夏征难编，《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页338 - 339。

[16] 吴琼，《统帅的艺术：战略——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十五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页8。

[17] 卡尔•施米特，《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克劳塞维茨：评论与提示》（李柯译），见吴彦、黄涛主编，《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35（以下简称《评论与提示》，随文注页码）。

[18] 威廉·冯·施拉姆，《克劳塞维茨传》，王庆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页16、433、467；佛兰茨·法比安：《克劳塞维茨传》，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页215。

[19]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页244。

[20] 比较李世祥编译，《凯撒的剑和笔》，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西奥多·道奇，《恺撒战记：历史上伟大军事统帅的战例、思想和方法》，无形大象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莫里斯一世，《战略：拜占庭时代的战术、战法和将道》，王子午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9。

[21] 施泰因迈茨，《歌德、吉伯特与奥地利的卡尔大公》（史敏岳译），见谷裕主编，《<浮士德>发微》，谷裕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页451；比较帕尔默，《腓特烈大帝、吉伯特、比洛：从王朝战争到民族战争》，见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页99 –100；Beatrice Heuser，The Strategy Makers: Thoughts on War and Society from Machiavelli to Clausewitz，Santa Monica，2010，pp. 147–170。详参Ethel Groffier，Le Stratège des Lumières：Le comte de Guibert（1743 – 1790），Paris，2005。

[22] 比较斯塔特，《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王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陈玉聃，《人性、战争与正义：从国际关系思想史角度对修昔底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欧文，《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戴智恒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任军锋，《帝国的兴衰：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23] 特雷弗·迪普伊，《把握战争：军事历史与作战理论》，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2001，页11 – 13（以下随文注页码）；亦参钮先钟，《约米尼与克劳塞维茨比较研究》，见约米尼，《战争艺术》，钮先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附录一”，页190 – 202。

[24] 约翰·夏伊，《约米尼》，见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前揭，页151。

[25]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页14；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任辉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页90。

[26] 布鲁斯•巴塞特-珀威尔，《俾斯麦战争中的普鲁士军队：1860-1867》，王骏恺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9，页155–156。

[27] 列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页1、5（以下简称《摘录和批注》，随文注页码）。

[28] 迈克尔·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褚律元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页104。

[29]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施特劳斯疏，刘小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页63 – 65；比较柏拉图，《理想国》373e1 – 374a2，王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页65。

[30] 西蒙·霍恩布洛尔，《希腊世界》，赵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页82；比较页302 – 306。

[31] 大卫·阿米蒂奇，《内战：观念中的历史》，邬娟、伍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页106。

[32] 圣西门，《论万有引力》，《圣西门全集》第一卷，王燕生等译，商务，2011，页142。比较塞缪尔·加德纳，《三十年战争》，王晋瑞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彼得·威尔逊，《三十年战争史：欧洲的悲剧》，宁凡、史文轩，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

[33] 比较史蒂芬·特恩布尔，《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艺术》，李达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34] 参见琳达·德莱尔，《查理一世：内战之火与英国王权变革（1625–1649）》，邝明艳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21；安东·范德伦，《海洋帝国的崛起：尼德兰八十年战争，1568 - 1648》，杜原译，天地出版社，2021；詹姆斯·福克纳，《英法战争的序幕：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 – 1714）》，无形大象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35] 比较罗伯特·霍马茨，《自由的代价：美国筹集从革命到反恐时代的所有战争款项之实录》，张关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6] 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绽旭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2014，页16。

[37] 参见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全集：对有关战局的战略评析及相关战略史料》（上下），陈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38]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017，页64。

[39] 布莱恩·唐宁，《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主与专制之起源》，赵信敏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页74。

[40] 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严瑞池、李志兴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页234；奥兰多·费吉斯，《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吕品、朱珠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页4。

[41] 小山内宏，《现代战略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页77；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前揭，页25 - 26。

[42] 罗伯特·斯格尔思，《未来战争：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最新理论》，薛国安、张金度译，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页40。

[43] 参见柏拉图，《普罗塔戈拉》，前揭，页61注释。

[44] 威廉·麦克尼尔，《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页127。

[45] 阿彻 •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刘卫国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157 - 162。

[46] 参见Jānis Langins，Conserving the Enlightenment：French Military Engineering from Vauban to the Revolution，MIT Press，2004；Guillaume Monsaingeon，Vauban un militaire très civil，Paris，2007。

[47] 杰里米·布莱克，《军事革命？1550 - 1800年的军事变革与欧洲社会》，李海峰、梁本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页72 - 74。

[48] 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前揭，页242。

[49] Roland Mousnier，The Institutions of France Under the Absolute Monarchy, 1598-1789，Volume II：The Organs of State and Socie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pp. 105 - 108。

[50] 彼得·帕雷特，《现代战略的缔造者》，前揭，页99。

[51] 乔治·纳夫齐格，《皇帝的刺刀：拿破仑战争条令中的连、营、旅级战术》，吴畋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9，页324。

[52] 布莱恩·唐宁，《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前揭，页81；比较阿彻 •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刘卫国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157 - 162；杰里米·布莱克，《军事革命？1550 - 1800年的军事变革与欧洲社会》，李海峰、梁本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页72 - 74。

[53] 安德鲁·罗伯茨，《拿破仑大帝》，苏然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页302-303。

[54] 伊恩·莫里斯，《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栾力夫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页167。

[55] 约瑟夫·埃利斯，《革命之夏：美国独立的起源》，熊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页24；杰克•格林，《边缘与中心——帝国宪制的延伸：大英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1607-1788》，刘天娇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页127-148。

[56] 郑非，《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页1 – 43。

[57] 彼得·帕雷特，《现代战略的缔造者》，前揭，页100–101。

[58] 转引自施泰因迈茨，《歌德、吉伯特与奥地利的卡尔大公》，前揭，页452。

[59] Beatrice Heuser，“Guibert（1744 – 1790）：Prophet of Total War？”，in Stig Förster / Roger Chickering（eds.），War in an Age of Revolution：The Wars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and French Revolution，1775 - 181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 49 – 67。

[60] 斯塔尔夫人，《法国大革命》，李筱希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4，下册，页428。

[61] 罗伊·马修斯等，《从法国大革命到全球化时代》，卢明华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页10。

[62] 埃德蒙·伯克，《法国大革命感想录》，见《埃德蒙·伯克读本》，陈志瑞、石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页140。

[63] 托马斯·潘恩，《人的权利：驳柏克并论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田飞龙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页218。

[64] 利奥·顾尔柯，《潘恩：自由的使者》，彭金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页81 – 82、115 - 116。

[65] 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刘立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89。

[66] 帕斯卡尔·富迪埃，《拿破仑传》，钱培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页72。

[67] 巴枯宁，《德国的反动》，见《巴枯宁言论》，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页2 - 3。

作者简介

刘小枫，男，1956年出生于重庆，高中毕业后下乡务农（1974-1977）。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获文学士学位；1985年在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后任教深圳大学中文系，1988年晋升副教授。1989年赴瑞士巴塞尔大学留学，1993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后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兼任教授（兼职博导）。2002年转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学教研室主任；2009年至今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会长，2017年卸任后任该会总顾问迄今。主要研究方向：古典诗学、政治思想史、比较古典学。早年以《诗化哲学》（1986）《拯救与逍遥》（1988）蜚声学坛，迄今出版以《设计共和》《共和与经纶》《施特劳斯的路标》《海德格尔与中国》《以美为鉴》《巫阳招魂》《拥彗先驱》等为核心的学术专著（文集）30余种；编修教材《凯若斯：古希腊语文读本》《雅努斯：古典拉丁语文读本》等，选编并组译译文集近百种；创设并主持大型古典学术译丛“经典与解释”、CSSCI中文来源辑刊《经典与解释》和学刊《古典学研究》等，至今合计出品六百余种，影响被及文学、哲学、法学、史学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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