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次明治维新”的启示

如何避免国家衰败

日本“三次明治维新”的启示

文：李克  编辑：先知书店

“明治维新”是日本腾飞的起点。其实，在日本历史上，具有相同影响力的历史转型事件还有两次。有学者将它们统称为日本的“三次明治维新”。而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改变观念、改造文化，是制度转型的重要前提，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这却是避免“国家衰败”的唯一路径！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经济学家杨小凯诞辰70周年。与杨小凯相关的纪念活动在民间与中国经济学界中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和讨论。

人们对杨小凯的评论和纪念，无论是将他作为一位学术贡献卓越的经济学家，还是讨论他作为一位思想家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孜孜求索，或是对他在人生晚期对宗教和基督教精神对现世很多终极问题的感悟和诠释，都已经汗牛充栋了。

唯一遗憾的是，杨小凯的英年早逝，让他来不及梳理和总结自己众多学说、思想和观点的内在体系和逻辑，以至于无法上升为“杨小凯主义”。

所谓“杨小凯主义”就是，将杨小凯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观点汇聚起来，搭建一个总的理论体系。

作为杨小凯曾经的学生和朋友，本人不想妄自评论他的众多深邃的思想和学术观点，只是准备在这篇文章中粗浅地谈论一下杨小凯的学术体系后期为什么关注历史、宗教、文化对一国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影响，特别是他对日本的近现代化的兴趣。

因为笔者在美国大学任教几年之后，在日本大学已经工作生活了些许年，对此的感悟也多了一些。另外，笔者也想简单讨论一下在“杨小凯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借鉴意义。

『信仰与宗教

是杨小凯学术体系的关键部分』

杨小凯在自己的学术体系中，把宗教、道德伦理和文化因素，作为政治经济制度向前演进的推动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比如，在谈到宗教对西方制度形成的作用时，他指出“很多人都在孜孜以求的希望用科学的手段去证明上帝到底存不存在，事实上，科学是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的，最为关键的是你愿不愿意去信他，你信了，上帝就存在于你身边”，而上帝的存在除了给人心灵的慰藉，也会同时约束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让人学会“敬畏和尊重”。

▲杨小凯与妻子吴小娟在教堂。

所以，信仰对人类历史上的每个时期、每种文化、甚至于每个人的人格的塑造，以及相应的体制和制度的建立和演进都是休戚相关的。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杨小凯对于历史上传统专制权威体制，如何过渡到现代民主社会的问题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对于日本的近现代发展的历程尤其关注，比如日本的“第一次明治维新”运动。

『第一次明治维新

“国家启蒙”』

1868年日本实现了“第一次明治维新”，在迅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制度转型的不彻底，导致日本走上了侵略战争的不归路，直至彻底失败。

当然，客观上看，日本明治维新是制度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一个成功的震荡疗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后，实行了政党自由、议会自由选举，及不搞国有企业。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做个学习先进制度的好学生为荣。他们以尊重专利、以保护私人财产权为本，因而私人企业家有足够激励购买和利用发达国的技术，在100年中终于成为技术大国。

明治维新时期的法律，不但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明治政府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议会。

因此政府可以发挥立法、司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生根发展。

但是，由于东亚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日本宪法没有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并残留下了一些官商勾结、财阀体制等问题。制度模仿的不彻底，最终将日本推向了侵略扩张的错误方向，并以彻底战败而告终。

『第二次明治维新

“被文明征服”』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约束和自身的转变下，确立了和平发展模式，进行了“第二次明治维新”虽然依然有不够彻底的地方，但还是取得了巨大成绩。

经过总结，从微观层面来看，国际管理学界通常认为日本的企业管理有三大“神器”，即终身雇佣制度、年功序列工资制度和企业内劳动组合和企业内的教育培训。

从宏观上看日本二战后的经济奇迹，包括日本成功实施了产业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以及进行了经济模式改革，实现了由统制经济向“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变，日本政府正是通过制定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及相应的法律或政令等，在战后迅速实现了经济复兴和向世界经济大国的迈进。

当然，日本模式曾经是“追赶型现代化”、“政府导向资本主义”、“亚洲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经济案例。

▲主导日本产业政策的经济通产省。

优点是：终身雇佣制促进了忠诚和高熟练度；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质量高；银行与其他工商业企业关系密切；公司交叉持股使管理者受到保护，免遭失去耐心的股东影响，从而使之得以对投资采取长期观点。

缺点是：受到保护、没有完全暴露在市场力量之下的公司受到的促使其高效率地利用资本的压力很小。

最终，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以及接连而至的亚洲金融危机，日本迎来了“失去的二十年”。而1990年代日本电子工业的全面败退，也使得日本工业的保姆——通产省备受质疑。也同时宣告了“第二次明治维新”的失败。  

日本奇迹陨落了，在美国领导的互联网新经济浪潮中，日本通产省模式（产业政策）也宣告了失效。

『第三次明治维新

“全面深刻地反思”』

“第三次明治维新”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直到现在仍然在进行中。

其核心应该是推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系”向“自由市场型经济体系”的过渡，通过推动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非赢利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打破政府在经济环境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其它配套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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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一个时期里，日本的基本经济政策与目标，将是主要围绕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学习、模仿和改革，以带来经济的尽快复苏和新增长。日本所谓的“结构改革”，是包括改革制度框架、法律规定在内的广义改革。

“第三次明治维新”的核心问题之一，其实就是关于技术模仿与创新、制度模仿与创新，孰重孰轻，或者说是如何看待这两者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日本三次明治维新的启示』

如果对比来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那么杨小凯的很多思想和观点还是有深远的现实借鉴意义的。日本经济模式的成功与失败，对中国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有多方面的启示。

从经济学角度讲，市场经济也应该是一种管理经济，管理就离不开政府。自从市场经济产生以来，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由“自由竞争”和“政府管理”相结合的经济。从历史角度看，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对市场进行干预，只是干预的程度、范围、方式不同而已。

但无可置疑的是，政府不应统揽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不应包办代替，也不应无所不为，而应该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原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然而，当下，国有经济依然占据垄断统治地位。同时各级政府仍然保有土地和其他重要资源的分配权。并且，中国的法治基础也尚未完善。

这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半市场、半管制的经济形态。

这种局面使得，如果制度转型不能有效推动的话，中国的“后发劣势”就有显现的可能。

▲识别二维码，即可了解杨小凯在20年前对“改革开放”的真知灼见。

从日本的历史经验来看，后发国家模仿、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一次明治维新由于转型不彻底，导致了日本滑向了侵略战争。

第二次明治维新相比第一次，拥有了极大的进步，但是由于东亚专制文化的残留，使得日本政府过度迷信“产业政策”，导致了“泡沫破灭”。

第三次明治维新，由于观念上的深刻反思，笔者相信最终会转型成功。

笔者期待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深刻地吸取日本的历史教训。改变观念、改造文化，是制度转型的重要前提，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这却是避免“国家衰败”的唯一路径！而这些想法应该也是“杨小凯主义”想向世人表达的观点和意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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