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菜市场消失之后,北京市民都去哪里买菜?
北京菜市场的时空脉络
在计划经济时期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菜市场并不真正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被统购统销的国营商业所取代,一直到1992年,农产品的购销才走出了双轨制,实现全面市场化。改革开放前后,自由交易的市场再次星星点点地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当时许多人们推着板车走上街头摆摊,聚集成群,“占领”了制度化的城市街道,于是就有了我们所说的摊群,或者说街头市场。尽管它在促进就业、提供商品服务满足居民需求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但它们所代表的一种新的空间化权力,逐渐被有司视为对既定城市空间秩序和结构的挑战,摊群市场也逐渐在官方话语中背上了“脏乱差”的锅。
1996年,北京市政府提出了名为"退路进厅"的折子工程,这个项目持续推进了很多年。顾名思义,退路进厅就是要将街头市场整合到被规划了的特定区域和建筑中去,这意味着大量的城市土地将被重新安排用途,以容纳摊贩和居民的需要。此后,在“厅”与否就决定了市场的合法性,只有暂时未被“替代”的街头市场才被允许作阶段性保留。最初几年中,在财政支持下政策推行得非常快,但后续几年情况并不太理想,不论是基础设施的提升还是管理手段的完善,几乎都趋于停滞,最普遍而显著的变化只是市场从半封闭转为封闭管理。
2002年,北京提出要加大对三环路内菜市场的改造力度,逐步降低社区初级农贸市场的比重,奥运会的到来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于是在2005年,北京市商务委发布了《北京市社区菜市场(农贸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DB11T 309-2005)》,根据这个《标准》,北京市政府在次年启动了一项新的折子工程——在两年内对150个菜市场进行标准化改造,而年度目标为完成其中的50个。那些可以通过验收的菜市场可以在牌匾上加上一个鲜艳的胡萝卜标志。所以这次,胡萝卜成为了空间合法性的新象征。下面是2006年最终完成的75个“标准化社区菜市场”的布局图,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宫门口菜市场、朝内南小街菜市场和三源里菜市场——它们也是本文的主角。
“规范化”社区菜市场标志
2006年四环内规范化社区菜市场分布图
“标准化”导致了诸多的后果,比如菜市场的摊位数量的普遍减少。《标准》拓宽了大部分摊位的基础面积,即便单位面积的租金不变,总的经营成本也必然上升了。尽管新增的面积并不一定是摊贩们所必须的,他们仍需要为此付出新的成本,于是部分摊贩开始考虑贩卖利润更高的产品。其次,这种要求还产生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既然单个摊位的面积增加,菜市场总体的建筑面积不变,那么菜市场就更容不下那么多的摊贩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菜市场历次的更新改造常常伴随着摊位数量的减少:在2015年关停前,宫门口菜市场的正式摊位数从2009年的69个减少到了26个;在奥运前后的改造中,三源里菜市场的摊位数量从300个减少到139个;朝内南小街菜市场的摊位数量从近150个减少到今天的不足120个。值得注意的是,在2005到2009年的时间里,北京三环内有43个拥有五个以上摊位的菜市场消失了,其中半数被转为其他城市功能,与此同时有46个菜市场新开业。菜市场其实也在洗牌。
摊位减少了,离开菜市场的摊贩都去了哪里?答案显然不是收拾铺盖重新回到家乡。一个菜市场被改造、更新甚至关停后,附近一定会出现新的菜市场、菜店,甚至曾经被治理的街头摊群市场也出现了复苏,这是更多摊贩离开菜市场后倾向于(或者说不得不)采取的新“战术”。
比如,上面这张图片就拍摄于2016年的白塔寺街区,我们看到摊群市场又回来了,不过规模比较小。事实上,这样的摊群“复兴”在2013年的时候更壮观,但很遗憾没能找到那时的照片。那么问题来了,这为什么会发生在2016年的北京?那时候的政策导向不正是要“疏解、整治、促提升”吗?
宫门口菜市场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附近的宫门口菜市场被关停了,这是“疏整促”政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这个政策的主要关切在于控制北京市的人口,通过“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一度高调地向“低端”人口宣战。这也是宫门口菜市场关停的重要原因——其实我们还可以依稀看到它牌匾上的“胡萝卜”,那个经过官方认证的“标准化”的标志。
宫门口菜市场和三源里菜市场其实都是当时最“规范”的菜市场,作为“模范”,它们在2013年得到了北京市商务委的专项资金以进一步“提升”,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要关停它的决策。有基层干部如此述说:“现在需要整合、需要疏解。没办法,改造好的也得关掉。”
随后这里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当时针对菜市场疏解的政策要求是“拆一补一”,在这却是“拆一补多”,宫门口便利店、宫门口副食店、宫门口便民超市、百姓服务中心、精品菜柜……等等纷繁复杂的业态不断涌现。这种矛盾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疏整促”和北京市长期实行的《“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之间的冲突。后者要求每个社区至少要有2个蔬菜零售网点才能拿到基础分,拥有4个网点及以上才能拿满绩效分。这就是为什么“拆一补多”屡见不鲜。
然而,这些新业态并不能完全覆盖本地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生活需要。于是一位大爷告诉我:“有钱的就去超市,现在我们都去那个官园早市,得去得早。”
摊贩们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也十分无力,甚至一时不知所措,有的人很快竞价租到了便利店的一角继续卖菜;有的人临时注册了证照,在不远处开起了水果店、便民菜店;有的人则找到了住处的房东,又租下一间空置的小屋,躲进“寻常巷陌”的民房偷偷卖菜。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幸运的,依靠人脉或者说社会资本留了下来,光顾他“门店”的客人并不少,至少暂时如此。然而更多的摊贩在短暂的徘徊之后,只得带着家人向城市外环的菜市场赶去或是干脆直接离开了北京。
那么菜市场这个空间本身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变化呢?在关停后,这里成为了“北京国际设计周”的展厅之一,也不定期的作为一些文化活动的场地。大多数时候,它就在那空着,不作他用。
这是其中一年设计周举办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主要内容,在做院落更新的方案征集。顺着这个线索检索,不难发现青山周平和有术咖啡馆的介绍。将老百姓生活的场所改造为“精品民宿”,这类案例在白塔寺周边并不少见。
在这里,日常生活成了城市问题,而鲜活的社会关系正在降级为公共艺术设施。
朝内南小街菜市场
朝内南小街菜市场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菜市场。这是一座开在原地方国企地盘上的菜市场。2006年,国企管理方为了满足菜市场《规范》的要求,不惜将菜市场原先占用的热电气厂房整体拆除重建。但有趣的是,今天我们去的时候还是能看到和照片上几乎一模一样的建筑。
从2006年翻建到2017年,这个菜市场有整整11年没有进行过更新、改造,而最新一次更新的机遇恰恰也是“疏整促”。
2017年夏天,朝阳门街道在朝内南小街发起了封墙堵洞治理运动,朝内南小街菜市场一侧有多处违规商户都受到了“封堵”,与此同时这轮治理还重新塑造了沿街建筑、街道的色彩和外观。
在改造方案的讨论过程中,保留建筑整体外观、保护街区“原汁原味”的文化景观屡屡被强调,而原来由“违建”小商户、外来人口、本地居民等共同构成的日常生活空间早已被抹除并有意地忽略。构想的街区文化取代了日常生活文化,最终占领了朝内南小街菜市场。
不论如何,在这个改造过程中,朝内南小街菜市场还是成为了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一个典范:在上述设计方案草稿出炉之后,设计方邀请居民参与、提出改善建议,同时还邀请了市场商贩集体参与改造与宣传,这些构成了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多元共治的实践。然而,高质量的规划方案与公众参与最终并没能转化为高质量的空间与服务。
我们现在在网上依然可以找到当时风风火火的菜市场更新的剪影。然而到了2018年之后,我们很难在现实中发现它落地过的“痕迹”。
到了2019年,菜市场就变成了下面的这个样子。它并没有如愿地吸引到大量顾客。与此同时,摊位数却在接连的减少。标准、规范的朝内南小街菜市场如今已经门可罗雀。
三源里菜市场
最后这个案例来自三源里菜市场,这是北京乃至全国闻名的“网红”菜市场。
现在你来参观的话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占据着菜市场狭窄过道的并不是顾客、菜贩或是过路的居民,而是前来打卡的“网红”们。
与宫门口菜市场相同,三源里菜市场在2015年经历了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改造,但三源里菜市场拥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它到底有多网红呢?如今在百度搜索相关图片,可以发现高达2700万张在线照片。
现在,那些九十年代推着板车进来的摊贩中,能留下来的都已经注册拥有了自己的公司,部分摊位更是已经开始雇佣专人经营。而近期的另一变动则是关停主食与厨房用品等“低端摊位”,新进“高档”的奶酪等摊位。
虽然人多了,菜市场变挤了,看起来也更热闹了,但是真正买菜的人已经大大减少,高端化的宣传话语和变了味的市场氛围正在劝退本地顾客。姐妹干果店的老板抱怨道:“以前有很多老顾客,从一开始就认识的,后来慢慢就来的少了”。甚至那些曾经热衷于到此消费的外国顾客如今也口口相传:“只有初到北京、不知上哪采购的人才会来三源里”。
“高档化”或者说绅士化正深刻改造着三源里菜市场,甚至可以说,“三源里”和“菜市场”这两个名词正逐渐在媒体话语和居民日常话语中分割开来:前者成为网红,后者逐渐消失。因为网红的名气和“符号经济”的发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但是普遍抱着一种游客的心态。
吸引他们的不是菜市场本身,不是菜市场的空间形态和货品安排,甚至也不是因为这里的商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原因只是这个地方叫做三源里。资本在这里不断膨胀,迎合了政策话语并坚定地与“低端”对立,而日常生活则持续“缩水”、愈发扁平。
人们有能力并且有意愿维持其日常生活实践的空间可以被称为“专有空间”,这往往也是和大家联系最紧密的空间。在强力政策的冲击下,定义空间当下和未来的合法性都牢牢地掌握在城市管理者、规划师们手中,许多居民正在失去自己的专有空间。
菜市场曾经带给居民、商贩们的权力感、控制感和他们现在面临的受控感、未知感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人们的怀旧情绪高涨,尝试从过往的日常生活中探索种种可能性,于是早市这样的空间成了他们最典型的“用武之地”。
早市的复兴
在三个案例菜市场经历变迁后,周边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火爆的“早市”:
白塔寺周边的居民现在十分热衷远在两公里外的车公庄大街南侧的官园早市。在这里,摊贩们为了避免和城市管理者产生过多的交集,选择在凌晨四点半开市,并在七点半——绝大部分城市管理者上班之前——以哨声为令,闪电收摊。
朝内南小街菜市场一街之隔的一家地下超市附近,商贩们自发集聚形成了一个新的早市,只开放半天,菜品不见得逊色多少,但价格却便宜得多。早市从朝内南小街菜市场分流走了大量客流,逐渐成为了新的社区生活性服务业新的中心。
而另一个早市——盛福小关菜市场位于机场高速西侧的香河园公园中,离三源里菜市场步行距离1.2公里,当前它只作为早市开放,每天从早晨六点半营业至午后两点。在三源里菜市场成为网红打卡地之后,小关菜市场已经成为当地居民买菜的首选。
早市的复兴为我们反思城市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按照教条的规划逻辑,这些早市都远在“十五分钟生活圈”之外,似乎并不符合他们的(想当然的)空间安排。然而居民日常生活时间、空间跨度的激增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们践行的“战术”颇有些“以时间换取空间”、“避让而不逃离”的意味。
然而弱者的战术或许可以赢得战役,但很难赢得战争,早市们在被默许经营的同时也随时可能被取缔。比如,尽管小关菜市场备受居民喜爱,它在2017年的改造后也成为了朝阳区“创卫”的名片,但由于疏整促和规划落实的要求,2019年街道办正在和规自委协商关停、拆除盛福小关菜市场。
这时回过头看,我们的城市政策似乎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治理循环/陷阱:“疏解、整治 → 更新改造菜市场 → 新业态建设 → 非正规街市复兴 → 疏解、整治”。其中的种种权力对抗和悲欢离合周而复始,一遍遍的重演着。
我有一瞬间陷入了迷惘:我们究竟在治理什么,改变了什么?是城市?空间?还是人们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其中什么又是目的,什么又被当作了手段和工具?或者更针对地说,在“疏解低端”作为官方话语的现实中,低端和“和谐宜居”“国际一流”的边界又划到了哪里?
或许在大家昂着头寻找城市未来(Urban Future)的时代,我们也需要偶尔低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留下的痕迹。俯身从低处观察往往更有利于判断脚印的深度,希望我分享的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共鸣和思考。
柯旭灿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2020届本科毕业生。本文根据其本科毕业论文改编而成,论文题目为《城市治理与日常生活空间异化:北京菜市场的秩序重塑及其不满(1996-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