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AI时代的中国开放战略
导读 · 2023.06.27
2023年6月19日,郑永年教授在全球溯源中心系列成果发布活动暨第二届大湾区“未来论坛”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题为“AI时代的中国开放战略”。郑教授认为,中美对话的基础就是人工智能。中美竞争的核心点就是AI,两国中AI技术做得好的国家,就更容易胜出。如果中国不想错失AI时代,就应该推动制度型开放, 即规则、标准、管理方面的开放。本文由郑教授演讲整理而成。
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就中国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开放政策谈一些最近的思考。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AI)时代,这是开放的产物;如果不开放,我们就不会有像全球溯源中心这样的机构和产品。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多年,对中国人来说,“开放”这个词并不陌生,但是,开放在这个新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明白的。
AI时代的大国战略博弈
基辛格先生今年100岁了,最近他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可以看出他最担心的还是世界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他尤其对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感到非常悲观。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先生经历了尼克松访华的中美关系破冰之旅,改变了世界权力格局。现在,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他再次审视世界局势,把中美关系放到整个世界局势来看,向我们释放出非常悲观的观点。他认为中美寻求和平共处之道的时间只剩下五到十年。如果两国不能找到和平相处的方式,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中美必然走向最终的冲突。所以,他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上发表的文章的主题就是如何防止中美之间的竞争变成战争。同时他也认为中美如果要共存,彼此要学会如何相处,就是要合作、讨论和对话。
中美之间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对话,气候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核不扩散问题,这些都是近几年非常重要的议题。比如气候问题,中美之间如果不合作,其他国家再努力也解决不了,因为中美两国的碳排放量加起来差不多是全世界总量的一半。再比如,刚刚过去的新冠疫情,如果中美两国一开始能合作,就不会演变成后来的样子。核不扩散问题也是一样,更需要中美的合作。基辛格先生认为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已经不能构成中美对话的基础了。那么,中美对话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AI,人工智能。去年基辛格先生刚出了一本书叫《领导力:世界战略六案研究》(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其中有一章是讲AI时代。这个章节是他和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一起合写的。但是没想到今年基辛格先生和其他两人合作写了一本书叫《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The Age of AI and Our Human Future)的书,可见他对人工智能的高度重视。我个人觉得基辛格先生是对的,如果说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对话基础是核武器,那么在当下,中美之间的对话基础肯定不是气候问题,不是核不扩散问题,也绝对不是公共卫生问题,而是AI。
(图源:亚马逊)
为什么这么说呢?美苏之间的核谈判、核对抗、核威慑,构成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双方形成了均衡的状态,以至于谁也不敢发动战争。因为只有核武器才能致对方于死地,如果没有这种武器,就没有和对手对话的资格。所以,我认为中美现在的竞争,核心点就是AI,谁的AI技术做得好,谁就能胜出。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的OpenAI,包括ChatGPT,自出现以来一直有很多的争论。包括ChatGPT的创始人也对AI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影响感到担忧,甚至呼吁大家能否停下来,冷静下来,思考这个技术要不要发展。但是我认为,这种技术一旦产生以及发展起来,就没有人会放弃它,这是得到世界历史证明的。核武器确实可以毁灭人类,但仍旧有一些国家不惜代价发展核武器。对这些国家来说,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有没有能力发展出来。OpenAI也是一样的,即使这个技术会毁灭人类,大家也会竞相发展。所以,可以看到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家在讨论AI技术对社会、政治、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各国又在加速AI技术的发展。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会错失这个AI时代吗?历史上,我们曾经错失过许多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从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先生写的15册《中国科学技术史》可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宋朝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了。历史地看,经济分两种,一种是掌握先进技术的前沿经济,一种是追赶经济。中国在宋朝就属于前沿经济了。尤其到了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更是世界领先。尽管学术界一直在争论,郑和七次下西洋究竟到了哪些地方?今天研究得出的最保守的估计指出,如果郑和没到达美洲,至少也到达了东南亚、印度和印度洋。郑和的船队,用今天美国学者的话来说,相当于今天的美国航母群。郑和的船队代表了国家的海上力量,而中国民间的海上力量,在当时同样强大。这个强大的民间力量就是从前人们所说的“倭寇”。倭寇当然包括日本人,但是要意识到,倭寇的主体是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的海商,这两地当时的民间海上力量很强大。
但是后来中国在科技方面落后了。为什么落后?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流传着一句朗朗上口的话: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不仅对中国适用,对整个世界也是一样的。大航海时代以来,开放国家总是打败封闭国家,海洋国家总是打败陆地国家。这些是经过世界历史验证的。回看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以及其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耻辱史,表明中国落后了。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奋起直追。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运动就是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下发动的。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处在追赶经济的状态,还没有成为前沿经济。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使用“伟大复兴”这个词的含义。中国曾经是强大的,现在如何实现赶超,才能比肩唐宋时候的前沿经济?我们为此还需要做很多努力。
AI时代与中国开放战略
关于AI时代的中国开放战略,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讨论。
一是为什么中美之间的互联网经济规模的差距在拉大?
过去,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和美国是旗鼓相当的。普遍认为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主要还是集中在中美两国,因为日本、欧洲及其他国家的互联网公司都没有发展起来。直到今天,互联网公司还是中美两国的最强,但是量变了。美国这些年互联网经济的量越来越大,而中国的量在缩小。有人说这是政府反垄断,规制互联网公司的结果,当然这个也是有点影响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不够开放或者不开放。
中国有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公司之间“互不联网”。如果把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运营方式与美国进行对比,就会发现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是互相开放的。例如微软公司的反垄断案,按照传统的方式,反垄断就是分解,把微软公司分解成几个公司。如果微软分解了,就不符合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发展规律,所以美国法律用强制开放取代了传统的分解手段。所以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是互通的,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之间都是“土豆”和“土豆”的关系,相互间没有任何的关系。2021年4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反对平台企业强迫商户在签订协议时“二选一”。美国没有这个问题。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量加起来很大,但是不强。美国是又大又强,而中国是大而不强。
二是在互联网领域,为什么中国不能像美国和欧盟一样制定规则?
中国的互联网只在国内有点规则,大部分都是政府部门的监管规则。出了国门,面对的要么是美国规则,要么是欧盟规则。特别是欧盟,尽管缺少大的互联网公司,但是欧盟可以把强大的市场转化为规则。所以,可以看到美国既有强大的互联网公司又有世界规则,欧盟虽然没有大的互联网公司,但有国际通用的欧盟规则,中国有互联网、有空间、有量,但是没有规则。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没有互相开放。
实际上,人们甚至可以提问,中国的互联网是不是真正的互联网呢?我们的互联网是局域的,而西方的互联网是向中国开放的。如果西方互联网不向中国开放,中国的互联网就会成为“内联网”,这种局面也是有可能出现的。美国及其盟友在设想,构建一个民主互联网,只在民主国家之间互相沟通,以及而对中国设置防火墙。所以,如果美国这些互联网公司也研发自己的防火墙,那么未来的互联网就不能叫互联网了。
现在OpeAI产生了,我们没有理解为什么叫OpenAI。有人翻译为“通用人工智能”,我认为不对,OpenAI就是要Open,中国有没有Open?实际上,ChatGPT的逻辑是需要大量的应用场景对大量的机器进行人工智能的训练。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美国掌控了全世界的应用场景,而中国只掌控了14亿人的应用场景。这样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ChatGPT产生在美国,而不是中国。
OpenAI研发的ChatGPT
(图源:路透社)
美国现在不仅制造出ChatGPT,而且还开始制定规则。历史经验表明,新技术的发明者往往是新技术应用规则的制定者。古代中国是个例外,当时的四大发明虽然对西方世界的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中国没有抓住制定新技术应用规则的主导权,免费地把这些技术献给了其他国家。现在发明ChatGPT的这些人在制定规则,但是像马斯克等人也批评了ChatGPT,认为它违背了初心。这个初心就是Open。ChatGPT是因为开放才产生的,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被制定了规则之后就会变得不开放了。ChatGPT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不允许中国大陆的IP地址对接,这也是规则。要知道,技术不会是纯粹的技术,技术永远是和地缘政治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开放战略的重点在于制度型开放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不想错失AI时代,应该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放,开放,再开放。去年召开的二十大说得非常清楚。中国以前的开放是在政策层面,但是二十大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制度型开放,也就是规则、标准、管理方面的开放。
中国想要推动制度型开放,第一要与世界规则接轨。不接轨的话,不可能走得出去。所以要参与进去,就像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要和世界规则接轨,在互联网领域也不可避免要和世界接轨。
第二要改变过于强调封闭的“小农”意识,要“走出去”。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但思维状态仍是小农意识。中国的企业,无论国企、民企都是 “土豆”,什么都想自给自足。我们最近的研究比较了民营企业如比亚迪、国有企业如广汽和外资企业如特斯拉。研究表明,马斯克的特斯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是相对封闭的系统,走出去比较困难。所以,像全球溯源中心那样的企业一样要走出去,无论是东南亚国家还是非洲国家,要真正做到开放,真正做到全球溯源。
第三,更重要的是人才开放。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才不够。中国人不行吗?其实中国人非常行。ChatGPT团队里面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关键还是要改变体制。技术的进步一定要开放,开放是体制的问题,而不是钱的问题。我们老是把人才的多少和钱联系在一起,其实和钱毫无关系。一定要给科研人员一个足够的自由度,去追求他们的兴趣。
江苏紫金山实验室
(图源:扬子晚报)
从这点来说,我们在关键的领域,一方面要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美国在这方面是没有制度优势的。无论是AI的产生,还是经济全球化,都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但是美国政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的国家体制是有优势的,尤其在解决社会不公平的问题上。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化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政府是无能的,导致社会越来越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即使像加州硅谷这样的互联网世界中心,它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依然是一团糟,就是因为没有政府统筹的制度优势。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短板。目前,中国在AI领域还是处于一个赶超的阶段,很多短板如果没能补起来,中国又会陷入以前鸦片战争时的类似情况。技术的进步是非常迅速的,我们绝对不要低估美国。美国在每次危机发生以后,尤其是每次战争以后,科技进步都很大。不管街头发生什么、白宫发生什么、国会发生什么,美国的技术一直在进步。所以,中国还是要奋起直追,看到美国的长处,向自己的对手学习永远不会错。像南沙这样的制度型开放实验地,一定要做一个样板,做到真正的、全方位的制度型开放,然后把南沙行之有效的经验总结、复制、推广到整个国家。
*本文原载于IPP评论,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谭锐、研究助理赵晨野整理。
GBA Review 新传媒
排版 | 王旭烨
编辑 | 袁浩延
审核 | 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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