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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紫蓝:“福建游神”出圈背后,乡村振兴应由乡人唱主角

黄紫蓝 大湾区评论 2024-05-21

导读 ·  2024.03.05


回望过去一年,国内经济也在恢复过程中,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消费者也变得更加理性。正如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去年12月“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上所说,“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这种转变,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对于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促成的外向型经济体(Export-oriented Economy)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也就是说,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要尽快地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由“消费”拉动。因此,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就成为我们突破的关键。而提振消费其中一个重要且相对易见效的抓手,就是要促进广大乡村和县域的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


乡村振兴,宏观上关乎城乡差距缩小和国家均衡发展,微观上关乎老百姓获得感。正在召开的两会上,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重申农民的主体性如何因地制宜激活乡镇的文旅产业?本文以“乡镇文旅”为例作出样本解释。


从数据上看,疫后境内外旅游市场及城乡要素流动发生较大变化。从工具上看,一方面,在政策的鼓励作用下,各地政府大力推进社会资本下乡,鼓励年轻人回乡就业,另一方面,群众自发通过社交媒体助推了民俗文化活动的大范围传播。从认知上看,年轻人看待民俗文化的心态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2024年元旦和春节假期,各地的文旅活动可谓“百花齐放”,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本土文化特色,制造网络热梗:“南方小土豆”(南方游客)勇闯冰雪大世界,哈尔滨成为了这个冬天的头号网红;4岁“小太子”为游神队伍开路,福州和泉州的游神则成为了全国最有流量的神仙。这些民俗活动原本只在本土流行,随着网络上的走红,更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网红文旅”尤其受到年轻群体的青睐和自发传播。


2024年2月,游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游玩(图源:新华社)



国内旅游市场短期内

释放巨大消费潜力


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些火爆的文旅活动?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释——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果说各地民俗活动的火爆是上层建筑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其来源就是乡村和县域的经济基础,而这种民俗文化的盛行也一定程度上反哺到了经济基础中。乡村和县城的年轻群体,不仅为各地的民俗文化传遍神州大地增添了节日乐趣,也带旺了当地文化旅游消费,增加了当地的旅游收入。


从疫后我国旅游市场的恢复程度上看,国内旅游市场比出境旅游市场恢复得更为迅速。国内旅游收入的数据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相比,无论是元旦还是春节,都分别实现了5.6%和7.7%的增长(见表1)。然而,出境游市场则恢复缓慢,曾备受中国游客青睐的泰国、柬埔寨、越南等旅游目的地与疫情前的数据差距很大,基本上都减少了70%-80%的中国游客。不过,随着中国与多个国家互免签证,加上国际航班的恢复,相信出境游市场会在2024年加快复苏。


据2月1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出境旅游发展报告(2023-2024)》显示,预计2024年我国出境游市场规模将达到1.3亿人次,恢复到2019年的八成左右。也就是说,出境游市场恢复速度没有国内旅游市场快,大量民众于双节短期内在国内释放了巨大的消费潜力。


表1:2024年元旦、春节假期国内旅游出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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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3天)

春节(8天)

国内旅游出游(亿人次)

1.35

4.47

出游人次同比增长

155.3

34.3

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

9.4

19

国内旅游收入(亿)

797.3

6326.87

国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

200.7

47.3

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

5.6

7.7

(该表为作者自制,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城乡二元结构发展的新趋势


由于大城市集聚了更多就业机会以及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农民和县城人口对大城市趋之若鹜,严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走向城市,农村似乎就是“落后”的标志。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就曾定义中国为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即以牺牲农业为城市发展铺平道路的政策路线,导致了城乡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农村的落后,首先体现在经济的落后。尽管当前人口从农村流入到城市的格局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但是这种不平衡的情况正在得到改善。在过去十年(2013-2023)里,中国的城镇化率从53.73%提高到了66.16%。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收入8895元人民币,而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人民币,是农村居民的3倍。再看10年后,也就是2023年的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8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91元,城镇居民收入约为农村居民的2.4倍。相比十年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了20%以上。从走出大城市再回流乡村并不意味着“失败”,相反,乃是家乡给予了乡人更多发展的契机。

尽管当前从农村到城市仍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但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5%以上。在特大城市人口接近饱和的情况下,其周边的县城将首先取代大城市,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主力。与过往农民进城务工者以青壮劳动力为主不同,随着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将主要由农民工家属等非劳动力群体组成,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意味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不仅要在大城市中进行,也需要更大力度地发掘乡镇市场需求和消费潜力。

佛山市南海区城乡融合发展示范片区千灯湖片区鸟瞰(图源:新华网)



文旅产业是提振乡镇

消费的重要抓手


文旅产业是激发中国乡村经济活力的一类样本:银行为村民提供低息贷款,用以改造宅基地老房子。镇政府统筹村委会与成熟的民宿投资公司商谈合作模式,规定合作年限和分润机制,在规范且满足标准的协议模板上,给予各家各户一定的自主谈判空间。这类合作方式提高了当地农民的议价能力,较大限度地避免了外来资本强势进入而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赔偿纷争。更重要的是,外来社会资本的进入并非简单地“驱逐”当地人或形成雇佣关系,有能力的乡人不仅可以在前期投入到规划当中,还可以商讨入股方式或确定收回土地的时间。而在上级政府的监督或者同乡会组织的担保下,外来资本也可以降低对合约执行过程中出现“变形”,或者遭到财物人为损坏等风险的担忧。


笔者近日走访了浙江桐庐与德清等县城,真实感受到此类模式在当地的实践。浙江省委组织部带头引领“共富工坊”的建设,即由村(社区)、企业等结对共建(构建制度化政商关系),利用闲置房屋土地等创办工坊,引导有条件的企业把适合的生产加工环节布局到农村。这样一来,当地就能有效吸纳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以及低收入农户“家门口”就业,同时能够降低企业生产的用工、用地成本,实现“送项目到村、送就业到户、送技能到人”,最终达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富的效果。


位于浙江水头镇的杨梅共富工坊,杨梅产业是当地村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图源:新华社)


乡村振兴为乡镇青年

提供广大发展空间


一般来说,城乡经济差距缩小的现象,首先体现在那些沿海富庶城市与乡村结合的县域,典型的案例如江苏昆山、浙江义乌、福建晋江以及山东龙口等。“洄游”的青年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数字化乡村”的加持下,为农村地区的生产方式和观念带来改变。当代青年群体也开始对光鲜的城市生活“祛魅”,相比城市生活的“内卷”和“内耗”,在田园风光和青山绿水之间寻求致富密码似乎更符合人性所需。得益于电商和短视频的发展,乡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往往让城市受众心生向往,也更乐于消费。


做好乡村振兴,除了要有良性政策和基础设施,说到底还是在“人”。不得不承认,当前我国面临着重大的就业压力,不少年轻人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选择与父母同住,在家“躺平”,成为所谓的“全职儿女”。与过去四十年中国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追逐“中国梦”不同,政府之所以鼓励年轻人回乡工作和创业。一方面,是为了减缓大城市生活拥挤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振兴中国经济崛起中落后的乡镇地区,让青年人口充分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互联网通讯技术的赋能以及乡村物流设施加持,村民实现增收致富是难以想象的。


青年回乡就业与创业的原始动力,不仅体现在政策支持和科技进步的风口上,真正能够让乡人持续在地发展,还得靠族群的文化认同来提升其“主人翁意识”。在很多返乡创业的年轻人看来,农村不仅提供了经济机会,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比如祭祀仪式、传统手工艺以及传统建筑美学等,进一步强化了青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心。因此,从认知上看,当代年轻人看待传统民俗文化的心态也已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福建游神活动中,村里青少年渐成队伍中的主力军(图源:网络)


比如,今年正月期间频频出圈的福建游神活动,并非某些商户赞助或者政府呼吁就可以筹备起来的,其组织模式是以福建传统社区单元——“境社”为核心,“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盛大的民俗活动,之所以能够得到群众认同和支持,还是基于闽东语地区共同信仰的神明和宗族血缘关系之上,才得以持续。相比于追求经济效益的工具理性,这些乡土文化基因和集体记忆对年轻人的返乡发挥着独特的价值理性,构筑成他们对家乡的情感基础。这种情感越是朴实和率真,就越能超越宗族和族群,得到更广泛区域的认可和推崇。由此看来,不管是“南方小土豆”还是“福建游神”,能得到网民热捧也就不足为奇了。


GBA Review 新传媒

校对 | 覃筱靖

排版 | 周宇笛

初审 | 袁浩延

终审 | 冯箫凝


本文作者

黄紫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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