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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张毅:《春秋左传》导读选讲

RUC古典学 2022-10-30







编者按:2021年7月16日-18日,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中心张毅老师应湖南师范大学古典教育研究中心邀请,在“古典传统与人文教化”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连续做了四场讲座,参与本次暑期学校的全国各高校百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旁听学员聆听了讲座,同时进行了线上直播。讲座纪要首发于“刘铁芳人文教育”公众号,此次推送的是第二场讲座纪要,题目是《〈春秋左传〉导读选讲》。感谢“刘铁芳人文教育”公号授权转载。










讲座片段:黄泉认母


张老师在讲座开始即提出,《春秋》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以及中国文明的塑造作用极其强烈,我们今天的很多政治词汇如“大一统”、“革命”、“拨乱反正”等都来源于《春秋》,这些词汇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张毅老师认为,理解儒家典籍有不同的路径,其中,从文明源头去看六经是一条路径。要理解《春秋》,可以回到文明的源头,认识《春秋》为何产生、如何产生以及面向的时代问题。

儒家经典存在旧经与新经之分,在孔子以前,所谓旧的经就是《诗》《书》《礼》《乐》,孔子之后发展出来新的经就是《易》与《春秋》,新经与旧经组成了儒家后来的六艺,六艺是所谓的儒家典籍。如果要从文明的源头上理解《春秋》,要从诸子之学兴起之前去考察。因为儒家等诸子是后产生的,而《诗》《书》《礼》《乐》早于儒家,《春秋》成为儒家典籍,是战国至汉代的学术发展现象。战国、秦汉的诸子当中只有儒家喜欢看书、传书、保留书,战国诸子中的儒家把《诗》《书》等承担下来,汉代经学家则负责有组织地传经,因此,儒家实际上承担了中华民族大脑中的数据维护和数据更新的作用。


汉代讲经图(汉石画像)


从后往前看,汉代以后,六经是儒家典籍,但是这种看法会对六经的理解造成相当的遮蔽,因为产生六经的时代还没有儒家。如果单从儒家的角度对六经做解释,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六经和先秦六经形成的过程中的六经形态是不一样的。在儒家形成前,六经本身是中华民族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且相当成熟的时候产生的文明结晶,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来源,它是包含儒家在内诸子的文化滋养,是它哺育了诸子。

而从文明源头的角度讲,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更接近中华文明形成六经的实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中国早期文明的性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文明,它是伴随王政产生、伴随王政发展、伴随王政克服挫折,从而产生新的篇章。《诗》是“王者之迹”最后的记录,《春秋》是接续《诗》产生的记录“王者之迹”的经典。

王政的发展总会经历重要的关头,面临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这些建立国家的历史经验,也即王者留下的“足迹”,经由记录而成为《诗》《书》,成为天子教育子孙后代的材料。国家稳定下来后,还要奠定国家的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这些东西就构成了《礼》《乐》的内容。由此,《诗》《书》《礼》《乐》所谓旧经是伴随王政生长起来的,它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子弟不忘祖先筚路蓝缕建立国家的艰难,以保存经验,将王子教育成君子,维持王政的进一步发展延续。

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周王朝周围民族的发展,周王室逐渐面临一系列的挑战。而从遗传的角度看,单一的基因传承,不论是生物的还是文化的,都必然面临退化,周王室以《诗》《书》《礼》《乐》为教材,培养出来的“君子”已不能应对现实的社会环境。随着新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打破旧的规则并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社会就礼崩乐坏了,那些记录“王者之迹”的典籍也就无人无津。



直到孔子的出现,才有人开始问津已封存多年的《诗》《书》《礼》《乐》。原来的《诗》《书》《礼》《乐》记录了“王者之迹”,记载的都是好人好事,好制度好传统。到了春秋时代,社会丑恶横生,礼崩乐坏,《左传》全是坏人坏事,因此,后世有人认为这是一本负能量的著作。后来的儒家三传分歧,也是认为《左传》尽宣传阴谋诡计等。但在那个时代,残酷的现实已经推到君子面前,如果视而不见,这些君子都要和旧时代一起被淘汰。

孔子周游列国,推广先王的教化主张,一直实践到晚年,终于证明这一主张在现实中确实行不通,于是又回到《诗》《书》《礼》《乐》上来,并紧密结合时代的形势,重新整理《诗》《书》《礼》《乐》。他发现,原来的《诗》《书》《礼》《乐》的精神一部分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必须要融入当下的社会问题。要紧密结合当时代的政治,必须要讲当时代的近代史。因此,他取鲁国242年的历史,作了《春秋》。

《春秋》的著成,有其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张毅老师结合“郑伯克段于鄢”这一《春秋》的经文,指出战争的发生可以用“克”、“伐”、“侵”、“灭”等的表述,选择不同的文词,背后具有深刻的意义。《春秋》的文义主要围绕“是什么事”、“怎么写的”、“为什么如此写”进行系统的论述,回答的是事、文、义三个问题。孔子以之授课,弟子把它记录下来,以老师的材料文本当成教科书,自己记录的当教辅,又开门授徒,后来形成不同的学派,一是公羊,一是毂梁。到了汉代,这些东西才正式写成文本,这个时候文字已经统一,统一后的新文字称为今文,也就是今文春秋学的来源。

所以,今文与古文的区别主要在于书传与口传。有一本解释《春秋》的古文献经历秦火仍未磨灭,且是用古文流传下来的,便是《左传》。


《春秋左传》书影


关于《左传》的争议有二:一是传不传《春秋》,二是作者问题。关于传不传《春秋》的问题,今天没有《左传》,很难看懂《春秋》,这是事实,因为《左传》记录的事实非常连贯,与《春秋》是逐年相应的。有人认为《左传》里面讲阴谋诡计,讲坏人坏事太多,不是儒家学问。但是,既然《左传》能从孔壁挖出,自然还是当时儒家能认同的。从内容上看,坏人坏事可以讲,只要态度正确,坏人坏事就是一个认识的材料。至于作者问题,从行文可看出它不是一代人能做出来的。

最后,张老师指出,《公羊》《毂梁》和《左传》在思想上的差异,有关键的一个不同,《公羊》《毂梁》所传的《春秋》都记录了某年月日孔子生,而《左传》的《春秋》记录了某年月日孔子死。一个记录了孔子的出生,一个记录了孔子的死,反映出双方对孔子的态度不同,也体现出双方争执的思想根源。因为,在《左传》当中,孔子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我们的老师,他是历史的的一部分。而《公羊》《毂梁》的孔子是天纵圣人,他不但属于历史,而且属于未来。




张毅老师简介




张毅,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中心古典学基础教育部主任,硕士生导师。曾任教于俄罗斯联邦国立罗斯托夫建筑大学(РГСУ),中山大学博雅学院。2010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实验班,讲授《左传精读》、《诗经精读》、《史记精读》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学术、两宋文学、语文教育研究。出版专著:《陆游诗歌传播、阅读研究》、《左传故事》、《Восточные Мудрецы(东方智者)》(俄科院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出版社出版)。在《孔子研究》、《中国文化》、《经典与解释》、《古典研究》、《山花》、《东方(Oriens)》(俄科院东方所主编)等刊物发表多篇文章。整理点校:《天方典礼择要解》(刘智)、《春秋通义》(钟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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