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我的1977——冬日里谱写的春天故事
刘海峰：我的1977——冬日里谱写的春天故事
许多事物深埋在岁月中便成了尘土，有的事物深埋在岁月中却成了琥珀。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是我个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冬日里谱写的春天故事，是一段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
1977年12月，中断11年之后首次举行的高考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使1977年的冬天显得格外温暖，至今仍让人们追怀不已。
高考是制造千千万万个故事的大舞台，虽然高考带给每个77级大学生的喜悦大体相似，但每个故事的戏剧性、曲折性或许都与众不同。
我于1976年6月高中毕业后，来到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铜砵大队上山下乡。虽然下乡时间不算长，但知青生活的各种艰苦也都经历过。插秧、割稻、砍柴、挑担等各种农活，甚至连打石头、点炸药都干过。
相信很少有知青干过点炸药的事。1976年9月，全公社抽调青壮劳力到村美大队修水电站，我们几个知青跟着一个师傅做修路和养路的工作。修路要清除一些大石头，需将其炸开再搬除。当抡磅锤打完炮眼之后，便装填炸药。为了节省导火索，往往只留基本够长的导火索，因此点炸药是一个危险并考验人胆量的活儿，几个知青中只有我点过炸药。还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巨石下挖开泥土，我最后一个刚离开，那巨石便滚落下来，过后想想还有点后怕，只要稍迟一步，今天就不会有坐在这里写文章的我，您也不会看到现在这篇文章了。
衡量生命的价值不仅在其长度，而且还在其宽度与深度。我前后只当了1年零9个月的知青，比起许多老三届，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间算较短的，但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摸爬滚打，知青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尝过。
上山下乡的那段日子，虽然生活艰苦，但并没有泯灭对知识的渴求，爱好文学和美术的我在工余仍坚持看书。晚上在孤楼上就着一灯如豆的光线看书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家住在母亲任教的中学，可以比一般人更方便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一些文革前出版的书。我每一两个月回家一趟，总会换上好几本文学类为主的书籍，周而复始。
1977年9月，农忙季节过后，我在读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学生时代》一书时，在读书笔记中抄录了这句话：“一个从未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的人是一个有缺憾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完全的，他缺乏了一种他必须在青年时感觉到的、否则就永远感觉不到的经验。”从形式上说，我是受过中学教育了，可我的大学在哪里？上大学会不会永远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
也就是在这时，开始听到要恢复高考的传闻，只是开始并没太在意。之后，传闻越来越多，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恢复高考，10月21日通过报纸和电台正式向社会发布。到这时，大家才确信这下高考是真的要恢复了。于是我们队里的知青都回到城里复习备考。
福建省招生委员会在《福建日报》公布招生简章是1977年11月5日，考试时间是12月16、17日。临近考期只有40天，但所有报名的人都意气风发，纷纷回各自中学开设的高考辅导班复习，分秒必争。大家都有一种兴奋、好奇、期待、憧憬的心理。经历过11年的中断，谁都不知道真正的高考会是什么样。虽然大家明白各高校招生人数不多，但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招生名额，谁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考上，谁都觉得自己不见得能考上。
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走进考场的。不过，我的高考故事特别之处在于，我是参加过两次高考的77级大学生。一次是1977年11月举行的艺术类高考，一次是12月正式的高考。
除了素描写生等专业考试外，与现在艺术类考生的文化科目考试是参加普通高考不同，当时艺术类考试的文化科目是单独举行的。我至今仍记得，文化科考试主要是写一篇作文，题目与画画有关。我的作文以鲁迅的一句诗“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为结尾，用在那篇与绘画有关的作文中十分贴切，一定很受评卷教师欣赏。当时，龙岩地区共有300多人参加了美术招考，而福建师大的美术专业只招2人。我的文化成绩第一，美术专业成绩进入前四名（没有具体排名），但在四选二时，没有找任何关系的我最终却没被录取。于是马上接着迎接正式的高考。
刘海峰临摹炭笔画稿（1976年）
通常报考艺术类的考生文化科成绩较不理想，即使马上参加正式高考也很难考上大学。在77级大学生中，相信像我这样参加过两次高考的人在全国都很少。这是我的高考故事的一点独特之处。
在临考前一段时间，大多数准备高考的考生和家长都有一种兴奋莫名的情绪，全民都在议论恢复高考这件事，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到处洋溢着高考的气息。每个中学都为自己的各届毕业生辅导备考，每一场辅导课都挤满了听众，每一个精于辅导的老师都十分受人尊敬，每一个善于答题（尤其是数学题）的备考者都受到人们的钦佩。通过复习备考，大多数人都增加了许多文化知识，尤其是“文革”中没学过的历史和地理知识。
那年福建省的语文高考有一题是默写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更重要的就作文了。福建省的作文题为写《大庆见闻一则》读后感。这篇见闻是写1965年一位记者到大庆深入生活时，与铁人（王进喜）一起到家属基地托儿所时的所见和感想，从小事情中看出铁人的高大形象。我的作文起了一个《于细微处见精神》的题目，具体内容已记不起来了，但我还记得我在其中写了一句“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这也是我作文中的一个亮点。1977年高考是由各省命题，各个地区分别组织评卷，后来我听说，有篇被语文评卷组作为评分参考范文的作文，大概就是我的作文。当年福建省作文分数占文科语文100分中的70分，理科占到90分，写好作文对语文成绩有决定性作用。多年之后，我看到印出来的当年福建省一位考生作文，题目取自《大庆见闻一则》中的一句话，《“这才是英雄咧”》。窃以为我的作文题目要比这篇范文题目起得更好。
按规定，77年高考与文革前一样是不公布分数的。但后来经过打听，我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绩是：政治85分，语文87分，数学62.8分，史地67.3分，总分302.1分，这成绩在1977年算是相当高的，在同龄人中更是很高的。我的一二志愿是福师大文史，三为厦大中文。当时规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而且现在我知道当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的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估计是考虑年龄分数比偏高，又是下乡知青，且在是否服从统一分配栏中，填了“服从分配”四个字的缘故（当时绝少人敢不填这四个字），结果我被录取到原来自己都不敢奢望的厦门大学。虽然进的是没填志愿的厦大历史系，但还是大喜过望。
我的高考故事并没有在上大学后就结束。绝大多数77级大学生只与高考结缘一次，我却将与高考结缘一世。只是1977年我的高考故事是参加高考的故事，后来的高考故事则是研究高考的故事。
本科毕业，我直接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1984年硕士毕业，我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继而又研究高考制度。
这些年来，我发表了80余篇研究高考的系列论文，前期最主要的是与取消或废止高考派学者作辩论，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应该坚持实行高考。有时这种辩驳还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具有故事性。此外，还出版了6本高考研究著作，主编出版中国第一套“高考改革研究丛书”（22本），以及“高考制度变革与实践研究丛书”（8本）。
同时，我还承接许多高考研究课题，特别是2003年作为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首席专家，还带领一个团队在研究高考；2020年我又投标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研究”。将来我还会长期研究高考，可以说与高考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一些77级大学生长期在从事高考实际管理工作和命题改进工作，不过至今都已退休。而我还将不断研究高考，就像2016年我在《高考改革的理论与历史》一书后记结尾所说的：“自己将来还将沿着考试研究的路径，一条道走到黑。”就中国学术界理论界而言，大概我是与高考关系最密切的学者之一了。
许多77级大学生回顾壮怀激烈的高考场面，往往写一篇关于自己的高考故事。而作为一个与高考关系特别深厚的学者，我不仅讲述我的高考，关注你的高考，还研究中国的高考；不仅回顾高考的过去，探讨高考的现在，还展望高考的未来，并与大家共同书写跨越时空的高考故事。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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