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恢复高考的具体过程与历史功绩（纪念77、78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之3）

刘道玉：恢复高考的具体过程与历史功绩

（纪念77、78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之3）

刘道玉

武汉大学原校长

刘道玉与刘海峰于刘道玉先生家中合影（2017年9月22日）

本文节选自刘道玉：《刍议恢复统一高考的得失与对策》，《教育与考试》2017年第3期。作为恢复高考决策过程的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刘道玉先生在文中回顾了恢复高考的具体过程，并论述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2012年4月22日，我应刘道玉先生之邀，到北京饭店参加“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期间我专门就恢复高考的关键细节对刘道玉先生作了访谈。后来到恢复高考40周年的2017年，便约请刘道玉先生写了这篇论文。

——刘海峰题记，2022年1月19日

2017年是恢复全国统一高考40周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海峰教授来函称：“您是恢复高考决策的重要亲历者，希望您为《教育与考试》杂志撰写一篇文章，这对于人们思考和推动大学入学考试改革，将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回复说：“高考改革是全国上下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改革任务，我愿意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有所心得，我将写成文章投寄贵刊。”

在1998年恢复高考二十周年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胡维捷和摄影记者刘洪波专程来汉，于10月10和11日对我进行了采访，他们后来制作了《鎏金的岁月》（1978-1998）电视片，于11月20日在该台黄金时段播出；同时正式出版了《20年记忆—中国改革开放20年人物志》一书。为了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2007年5月26日，我在北京又接受了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主持人曹景行先生的访谈，该访谈以 “1977：亲历恢复高考决策”为题 ，于6月9日和10日连续播出，后来《新民晚报》又于2007年6月10和11分两次全文刊出。《教育与考试》是全国刊载以考试为主的学术刊物之一，我却之不恭，故特回忆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经过，不揣冒昧地对于我国近年高考改革进行评析，并对未来大学入学考试与录取办法，谈谈个人的一孔之见，以抛砖引玉。

一、亲历恢复高考的具体过程

教育是受文化大革命破坏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条战线都面临着拨乱反正的任务，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尤其艰巨。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华国锋同志还是党中央主席，他提出的“两个凡是”[1]还没有被推翻，教育战线上的“两个基本估计”[2]也仍然在起作用，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子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口号依然充斥在全国个报刊上。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战线各基层单位的拨乱反正根本无法进行，渴望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澄清诸多是非界线，消除人们的心中的“余悸”，否则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奉命被借调到国家教育部，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工作。1977年4月15日，我携带简单的行李到国家教育部报到，在教育部大楼二层一间办公室住下，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开始了两年“临时工”的生涯。显然，我是抱着临时观点，希望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后返回学校重操旧业。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一个月后中央组织部行文任命我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长。对于这个任命，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也不想接受。为此，我专门到中组部向直属机关干部司张长庚司长反映，说我不适合担任教育部的领导工作，更何况我的党员组织关系、工资关系和家眷都在武汉大学，怎么可以任命我担任教育部的领导职务呢？他回答说：“这些关系不在北京并不影响对你的任命，随后把这些关系和家眷迁来北京就是了。”我无可奈何，只得心不情愿地顾全大局，并开始履行艰巨的拨乱反正工作。

面临着百废待举的局面，拨乱反正从哪里入手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我把高教司的改革与筹备全教会结合起来，先后到辽宁、天津和北京郊县作调查。在顺义县调查时，该县管教育的革命委员会姜副主任的讲话，让我受到震撼，他说：“虽然大学恢复招生了，但按照‘十六字’招生方针[3]，工农子弟仍然得不到上大学的机会，其实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这是以权谋私的方针，走后门的方针。我们要求恢复文革前的统一高考，农民子女不怕考，你们查一查文革以前上大学的还是工农子女占多数。”他的一席话启发了我，再联想到现在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文化程度差异悬殊，不恢复统一高考，就无法保证教学质量，这使我看到了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我履职3个月后，正好邓小平同志也恢复了工作，他主动请缨，请求中央指派他抓教育和科学这两个重灾区的工作。大概是7月底，教育部得到通知，说邓小平将召开一个教育和科学的座谈会，要教育部和科学院各挑选15名学者参加会议。教育部党组指派我负责挑选和通知赴会人员。我与高教司吴镇柔处长商量确定了16个专家，以老年为主，也有中青年的代表。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的潘际銮、何东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天津大学的史绍熙，吉林大学的唐敖庆，南京大学的苗永宽，武汉大学的查全性，上海交大的吴建中，西安交大的程道晋，北京农业大学的沈其益，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中山医学院的宗永生，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黄家泗。中国科学院也选派了17位专家，总共33人参加会议。我与科学院的吴明瑜同志被委任为会议的秘书长，分别负责会议代表的食宿与会务工作。会议代表下榻在北京饭店，会议是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晚上大都安排了文艺活动。

会议代表于8月3日报到，座谈会于8月4日正式才开始，除了与会代表外，方毅副总理、科学院副院长李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常务副部长雍文涛等部门的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总共约70人。座谈会由邓小平亲自主持，在他的启发下，代表们解放思想，发言踊跃，内容广泛地涉及到如何看待17年的“黑线专政”、恢复国家科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归还被查抄的文物和书稿等。在代表发言过程中，邓小平多有插话，会议有议有决，开得生动活泼。3天很快地过去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一直没有发言，5日晚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我本想讲的，别人都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好？”我说：“你来得正好，我原打算把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作为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于是，我向这位代表建议，希望他明天发言就讲这个问题。他说：“是呀，大家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我明天就提出恢复全国统一高考问题。”他当晚作了认真准备，8月6日上午他就这个问题慷慨陈词，得到了汪猷、吴文俊、王大珩等代表的支持，最后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他的发言。本来，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早在7月5日在太原已经开过了，但邓小平说：“看准了的，就马上改，开过了招生会议，重新再开一次就是了。”

就这样，由邓小平一锤定音，一举推翻了“十六字”招生方针，同时也恢复了文革前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招生制度。当年，于8月13到9月25日，在北京又紧急召开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争议很大，意见难于统一，又开创了长达44天的会议纪录。在会议争执不下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亲自找教育部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严肃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抓，招生会议尽快结束。”经邓小平再一次拍板，招生工作会议结束了，并正式启动了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命题、统考与招生工作，从而揭开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第一个战役的序幕。

从以上的经过说明，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和恢复统一高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是，这项重大拨乱反正的举措却得到了全社会的拥护，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尽管恢复高考时间紧迫，但是77级和78级的考试与录取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虽然恢复统一高考既不是改革，也不是创新，但它在特殊时期，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可以说是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啊！ 

二、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

在我看来，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有力的推动了拨乱反正，为17年教育战线恢复了名誉，是推翻“两个凡是”的前奏。众所周知，“两个凡是”和“两个基本估计”就像两个紧箍咒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尤其是被斥之为“臭老九”的广大的知识分子。既然毛主席圈阅的“两个基本估计”被推翻了，人们质疑“两个凡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果然，9个月以后，也就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从而导致了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它是五四运动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时隔1年零7个月，也就是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才正式决定，撤销毛泽东圈阅的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就充分说明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是超前的，中央也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其次，解放了大批农村知识青年，尤其是出身不好所谓的“可以教育好”的知识青年。从1967到1977年，全国下放的知识青年多达1600多万，从1970年开始以招工、病残和独生子女的形式，差不多有半数的知识青年回到了城市。到1977年，仍然有800多万知青滞留农村，而大部分是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他们是招工回城无望的群体。真是天赐良机，全国统一高考恢复了，他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机遇给他们带来了命运的转机。虽然恢复高考的第二次招生会议争论非常激烈，但最后的招生文件却十分开明，报名考生的出身、婚否和年龄都没有限制，这就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977年报名考生570万，录取了27.8万；1978年，报名610万，录取40.2万；1979年，报名460万，录取28万。在这三届中，由知青考取的大学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渴望知识、有理想、有抱负，从他们之中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成为政界、学术界、企业界的中坚力量。我在80年代说过一句话：“这三届学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也一定会担当大任。”

再次，极大地扭转了学校的风气，进而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中普遍流行着“读书无用”的论调，曾经出现过“白卷英雄”，“不懂ABC照样干革命”等反面的典型。在教师中也流行着“教书倒霉”、“理论危险”，一些留学苏联的副博士将证书烧毁，以示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也有不少教师把书籍当废纸卖掉，以表示永不再当教师的决心。凡此种种思想，既不符合国家建设“四化”的需要，也违背了时代精神。要纠正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曾说过：“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4]，而推翻“两个基本估计”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行动，它与恢复统一高考是因果关系。它们表明文化革命一去不复返了，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建设现代化的依靠力量。这个行动使学校读书蔚然成风，争当科学家重新成了广大青少年们的美好理想。同时，恢复高考又极大地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了全社会的时尚，那种诋毁知识和鄙夷知识分子的邪气也一扫而光！

（后略）

“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留影（2012.4.22，北京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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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就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2]两个基本估计是指“从解放到文革这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文化大革命前17年，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3]十六字方针是四人帮骨干分子迟群和谢静宜抓北大和清华试点时提出的，指“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个方针已经写进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圈阅。

[4]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4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第130页。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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