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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群:考试文化的内涵、分类与选择——兼析“双减”政策下教育考试改革的导向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考试 Author 张亚群


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2年第1期第18—25页。


作者


张亚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考试文化是对考试活动的理性认识,它包括考试的观念、制度、行为方式、媒介载体等构成要素,发挥文化整体的功能。运用文化学理论,阐释考试文化的内涵、类型、特征和教育影响,可为当今基础教育考试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实施“双减”政策,需要构建良好的考试文化,以科学理性、公平公正、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转变考试观念,淡化竞争,重视反馈;变革教育测量与评价方式,改进考试功能;选择适宜的考试内容,提升考试质量;科学规范校外培训项目,保障学生的教育公平和学习权益。

关键词

考试文化;“双减”政策;教育考试改革;基础教育改革


正文

  当今社会,考试作为教育测量与评价的重要工具,广泛运用于学习和工作中,发挥检测知识、能力水平的功能。考试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与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作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历史上,“中国发明了考试,却没有建立起全面系统的考试理论”;由于缺少完善的考试理论指导,“中国受考试之苦是深重的,包括有考试但属于‘不好的考试’和没有考试这两方面的苦难。”[1]4那么,什么是“好的考试”?怎样发挥考试的积极功能,使学校、学生和社会免受“考试之苦”?这既是考试认识论研究的教育测量问题,更是考试社会学探讨的考试文化问题。运用文化学理论,阐释考试的性质和考试文化的内涵、类型、特征与教育影响,结合当今考试改革与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与要求,探析考试文化的选择与建设,可为我国基础教育考试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1 什么是考试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研究热的兴起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推动“文化”一词广为流行。在各门学科中,举凡与人类社会相关的事物、现象,无不归属“文化”的范畴。教育研究者、管理者和大众传媒论及考试、教育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常使用“考试文化”的术语,但很少深究其确切含义。有的研究者将考试文化等同于考试传统,与考试史、科举文化等量齐观,也有论者将考试文化定性为应试教育而全盘否定。这些都难以准确反映考试文化的内涵与功能。深入探讨教育、考试改革,需要全面认识考试活动的文化属性,厘清考试文化的内涵。


1.1 考试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从文化视角来看,考试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具有文化属性,考试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无论是考试的产生与发展,考试的内容与形式,还是考试的组织管理与功能影响,无不与社会文化密切相连,体现了考试的文化属性。
  第一,考试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同步,考试制度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在人类文明史上,考试的发明是一项重要文化成果。《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及第14版均记载:“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为中国所采用之选举制度,及其定期所举行之考试。”[2]作为崇尚礼乐教化与“选贤与能”的国度,中国考试起源于先秦政治文化[3]。《尚书·虞书》《尧典》《舜典》记载了尧“试”舜的事迹,《诗经》《周礼》亦有“试”士的活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艾肯所列的“心理与教育测验大事记”中,最早是公元前2200年中国建立文官考试制度[4]4-5。这种制度通过口头考试选拔政府官员,适应了古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二,考试的目的、标准和组织管理,受政治文化制约,反映了特定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意志。古代考试主要是为了选拔行政官员,选拔标准是与从政相关的知识、能力,包括语言表达、政治谋略、管理、军事等方面的才能。其次才是选拔其他专门人才,如教师、医生和技术人才,其选拔标准包括通用标准和某些专业知识。在中国古代,春秋时期及其前,官师合一,选官与选师的标准相同。私学兴起后,教师成为独立的职业,但官学教师的选拔仍然受到选官制度的影响。在考试组织实施上,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中国古代选官考试实行统一、分级考试的模式,逐级选拔人才。欧洲国家很迟才引入正式考试。1219年波洛尼亚大学采用法律考试,选拔法律专门人才。1725年开始出现医学考试。为适应行政管理人才选拔的需要,1791年法国、1800年左右普鲁士开始实行文官考试。1833年英国、1870年美国先后引入竞争性文官考试制度。
  第三,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适应社会文化的状况,并随着社会文化、教育发展而不断演进。如中国古代考试,尧舜禹时代的“试”,采用口头考试和观察的方式,实地考察被推荐者的德行与才能。汉朝察举制开始使用笔试,考试内容包括文学、经学、法律、农业、财税、军事、地理等。隋唐时期开始确立的科举考试,增加了历史、书法、算学、医学、道家经典等内容。欧洲早期大学考试大多是口头考试,直至1540年,大学才出现书面考试,考试内容包括语法、修辞、法律、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知识的分化,考试的内容与方法不断发展,出现心理测验、计算机化考试、互联网在线考试等考试形式。
  第四,考试以语言、文字等文化媒介为载体,具有文化选择机制,发挥文化整合的重要功能。考试活动以语言、文字的应用为基础,推动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播、交流和融合。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推广,促进了汉字和儒学向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加速了国内外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这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5]此外,科举考试还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现代考试对于语言文字的传播、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整合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1.2 考试文化的内涵
  从词源学上说,文化是一个派生于自然的概念,被赋予各种意义。从语词结构来看,考试文化是由“考试”与“文化”组成的复合词,具有特定的内涵。考试文化是对考试活动的理性认识、制度规范及其实践产物,它包括考试的观念、制度、行为方式、媒介载体等构成要素,各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发挥文化整体的功能。


1.2.1 考试观念
  考试观念是人们对于考试的性质、特征、功能的认识,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对于考试的认识存在差异性。
  汉字“考”“试”二字的释义,反映了中国古代的考试观念。许慎《说文解字》释“考”:“攷(考),敂也。”“敂,击也。”段注曰:“攷亦击也。攷引伸之义为考课。”[6]126《说文解字》释“试”:“试,用也。”[6]93“试”字属于“言”部,显然与口试相连。《舜典》记载,唐尧选虞舜嗣位之前,“历试诸难”[7]125“明试以功”[7]127。西汉时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考功名》,首次使用“考试”一词。三国时期,“考试”一词在官文、史书中逐渐传布。东晋葛洪撰《抱朴子》外篇,多处论及“考”“试”及“考试”,强调考试选才的重要作用。
  现代的“考试”观念,主要受西方文化影响,具有科学的性质。教育测量学界定“考试”是一种“测验”或“询问”[8]239;测验是“由一定数量的题目组成的用于测量人的某项品质(包括能力、兴趣、性格等)或学习掌握程度的工具”[9]138。根据考试使用的目的和功能,考试可分为常模参照测验与标准参照测验;根据考试举办者的不同,考试又可分为外部(校外)考试与校内考试。校内考试是“检查、评定学业成绩和教学效果的一种方法”[9]873
  受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变迁的影响,人们对于考试的功能、价值的认识不断变化。科举时代盛行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反映了科举考试的价值导向。近代西学传入后,中国建立了新的学校考试制度,社会上曾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谚语,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考试价值取向,前者凸显科学教育考试的重要地位,后者则反映出“文革”废除高考衍生的负面影响。恢复高考后,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反映了社会大众对考试公平的肯定;而“托福”“GRE”“雅思”考试的流行,则反映了众多学子对“洋考试”的崇拜。


1.2.2 考试制度
  考试制度是考试实施的规程或准则,为考试活动的组织、管理和运作提供依据和指南。作为一个体系,考试制度规定了报考条件、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命题要求、考试程序、考试管理、试卷评分标准和成绩发布等内容,涉及考试过程诸环节。考试制度可分为不同层次的制度规范,包括考试的科目设置、内容与形式。一般而言,考试制度是考试观念、相关理论的外在表现形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和社会意志,具有一定的客观公正性、权威性、可操作性、相对稳定性和传承性等特征。
  另外,考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制约,并随着社会制度变迁、科学技术发展而变革、发展或消亡。近代以来,心理学、统计学、教育学、语言学、历史学、考试理论研究的发展和考试技术的变革,推动考试制度不断分化,形成文官(公务员)考试、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汉语水平考试、外语考试等不同考试制度。


1.2.3 考试的物态文化
  考试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活动,需要借助语言、文字、图像等文化媒介,以及试卷、考试用具、考试场所等载体,通过口试、笔试、操作测验等方式,才能实现教育测量的目的。这些考试载体成为考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科举考试留下了大量的考试物质文化,如书院试卷、乡试会试卷、明清进士题名碑、贡院建筑遗存、《清代科场条例》、考试教材等,有的已成为国家重要保护文物。1894年的“清代大金榜”作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标志性文献档案,2005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清朝金榜200多份,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的心理与教育测验活动,留下了大量的论文、著作、测量表、实验工具等,成为现代考试文化的实物材料。如:1884年,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在伦敦的国际健康博览会设立了人体测量实验室;1905年,法国心理学家比内与其助手西蒙编写、出版了第一个正规的智力测量表;1916年,美国心理学家推孟对比内-西蒙智力量表进行修订而成的斯坦福-比内智力量表;1908—1914年,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桑代克编制了一套计算、字迹、语言和拼写的标准化测验。


1.2.4 考试的民俗信仰
  考试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考试制度的长期实行对社会文化潜移默化,一些考试观念积淀为相关民俗信仰,成为考试文化的一部分。东亚儒学文化圈对文昌信仰、文庙的崇拜,反映了民众崇尚考试的普遍心理。此外,科举时代形成的一些习俗流传至今。起源于明清时代的“厦门中秋博饼”习俗,如今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 考试文化的分类及教育影响


  正如文化自身分类多样,考试文化可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多种类型。有的研究者从“主文化”“亚文化”的视角,按照文化的表现形态,将从属于社会主文化的考试亚文化分为考试精神文化(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考试物质文化,前者包括考试价值观、考试道德观、考试政策、考试规程、考试规范、考试文学、考试艺术、考试科学等,后者主要为考试设施、考试设备、考试用品等[1]190。也可按照社会发展阶段,将考试文化分为古代考试文化、近代考试文化和现代考试文化;按社会系统,将考试文化分为社会考试文化、教育考试文化;此外,还有区域(国别)考试文化、学科考试文化、人工智能考试文化等类型。考试文化与学校教育关系密切,相互影响。


2.1 古代考试文化的特征与影响
  古代考试文化是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产生、发展的考试观念、考试制度和考试物质遗存,它以中国及东亚国家和地区盛行的科举考试文化为主要代表,具有伦理型文化的特征。在考试观念上,古代考试崇尚以人为本、举贤与能的政治理念,凸显考试的人文属性;在考试制度上,注重公平性,创立多种考试方法,重视笔试,实行严密的防弊举措;在考试内容上,科举侧重文学、历史、法律、时务等人文与社会知识,以汉语汉字为考试媒介,注重正音、正字和书法,形成独特的“八股文”“馆阁体”考试文体和书法艺术。
  以儒学理念为主导、科举制度为主体的考试文化,对古代学校教育和考试活动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科举考试所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彰显的平等精神,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10],它促进了东亚儒学教育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对于西方国家的学校考试、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科举制停废后,其考试文化传统仍发挥潜在作用。东亚社会仍延续尚学传统,普遍重视学历,升学竞争激烈,校外补习盛行。“东亚国家汲取科举公平竞争的文化精神,重视发挥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积极功能,保障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11]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以入仕为目标,禁锢士人的思想,扭曲了学校的育人功能,使教育沦为考试的附庸,阻碍了考试理论和考试制度的创新。正如学者所论:“虽然中国也是心理与教育测量技术的最早故乡,如能力测量、人格测量、学籍测量等现代心理与教育测量的主要领域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均有所涉及,并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由于众多因素特别是受中国人文传统的影响,现代心理与教育测量的理论与技术不是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4]1这是中国古代考试文化的历史局限性。


2.2 近代考试文化的产生与影响
  近代考试文化是在汲取古代考试制度蕴含的平等竞争精神,以及近代科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它适应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教育发展对人才检测、选拔的需要,形成科学、多元的文化特征。它吸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和成果,采用实验的方法,创立了经典测量理论。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等人把心理统计与测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于教育,使教育测量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心理与教育测量获得迅速发展。
  引入心理测量的观念与方法,既提高了考试的科学性,也扩大了考试的功能,从而拓展了近代考试文化的内容。利用心理测量的工具与统计分析的方法,近代西方研究者将考试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向新的高度。自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开始,陆续出现智力测验、成就测验、能力倾向测验等类型。由于教育测量注重测验的效度,它在人才选拔、因材施教、教育评价、教育研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考试在欧美国家的手中,其功能逐渐多元化,考试可以用来辅助教学,也可以用来评鉴教育的成效,可以用来鉴定才能,也可以用来选拔人才。”[12]智力测验、成就测验广泛运用于学校教育教学诊断、反馈,能力倾向测验主要用于工商和军事领域的人员选拔与分类以及社会人员的职业指导。此外,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在选拔行政管理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3 现代考试文化的发展趋向
  现代考试文化是近代考试文化的延伸与扩展,涵盖教育考试、社会考试、行政管理、军事、职业技能检测、人工智能考试等方面。
  20世纪后期,在心理学、统计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科学的推动下,心理测量的理论与方法学迅速发展,产生了因素分析、潜结构分析、路径分析、项目反应理论等重大研究突破。另外,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们不仅可以运用计算机分析结果,并且可以用计算机施测和解释结果,这一变化提高了心理测验的科学性与实用性,甚至超越了最大胆的想象。”[4]15这些研究成就进一步扩大了考试文化的影响。
  现代心理测量与考试的理论与技术不仅使用范围广,也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其中之一就是外部考试在学校教育评价、行政人员和商业人员测验的影响不断扩大,引起国际的广泛关注。如研究者所指出,外部考试具有考生规模大、考试结果的应用受外界重视、注重学术水平等特点,被用于各种可能的目的,包括诊断、评价、指导、分等、预测和选择。外部考试以笔试作为终结性考试的标准形式,除了小规模的试行外,很少使用口试。“为全日制教育设计的大多数外部考试都是常模参照的、终结性的和采用笔试。”[8]241大多数外部考试重视测验知识,而忽略测验概念、技能、个性和态度,“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知识或能力倾向的测量”,这两者“与今后的业务学习是密切相关的”[8]241
  欧洲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共考试系统,成立性质相似、种类繁多的考试机构。如:法国的中学文凭考试,德国的中学毕业证书考试,中国的高考,英国的普通教育证书考试或中学教育证书考试(“11+”考试),英联邦国家建立各自的教育考试。此外,有非政府部门的测验机构,如: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美国ACT公司、心理测量中心(PC),以及许多商业性的考试组织。
  为了恰当地运用外部考试,应根据个体素质检测的需要,区分外部考试的可能用途与实际用途,降低设计模式的区分作用,侧重诊断与评价。在欧洲、北美洲、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发出以教师主持评定作为主要形式的代替办法”[8]242。一些国家日益关注教育系统的有效性,为外部考试建立由国家控制的或为国家所承认的、严密的监督系统。
  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国考试理论研究和考试文化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一方面,引进西方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的理论,翻译出版其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开展考试理论、考试历史、考试管理的研究和考试项目的开发,取得较多的学术成果。教育部和各省(市、区)成立专门的考试管理机构,一些大学设立考试研究机构,合作开发考试项目。这些机构创办考试研究专业期刊,开展考试理论研究,如教育部考试中心创办的《中国考试》(1991年)、湖北招生考试院主办的《湖北招生考试》(1998年)、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主办的《考试研究》(2002年)、北京教育考试院主办的《北京考试报》(2004年)、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主办的《招生考试研究》、福建教育考试院主办的《教育与考试》(2007年改版)、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创办的《教育测量与评价》(2008年)[13],开展各类考试研究,服务社会大众,推动了考试文化的发展。








3 考试文化的选择与基础教育改革的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各类考试为学校教育和升学提供了科学、平等竞争的手段,推动了教育发展和人才的合理使用与流动;但是,激烈的考试竞争也加重了学习者的学业负担。为了缓解升学考试竞争,1999年开始,教育部把调整教育体系的结构,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模,拓宽人才成长的渠道,减轻学生升学压力,作为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首要措施。如今,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考试竞争依然激烈。

  导致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升学推动、评价导向分数至上以及社会心理、教育观念的影响。优质教育资源不足,难以满足社会大众不断提升的教育需要,就业待遇等现实利益加剧了教育考试竞争;同时,考试理论研究的不充分,教育评价方式的不完善也制约着基础教育发展。因此,治理中小学考试竞争激烈、学业负担过重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近年来,教育部采取多项政策措施,整治基础教育学业负担过重、校外培训泛滥问题,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由于教育考试问题的复杂性,从长期影响来看,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还需解决深层次的考试文化选择问题,构建良好的考试文化,从而为基础教育持续、全面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就理论层面而言,选择和构建新的考试文化,需要认识和遵循考试文化的演化规律。“考试文化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一样,往往因社会变迁、中外文化碰撞、教育交流和借鉴而发生某些变异,亦会在历史传承中获得新的发展。”[14]考试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独立性。“文化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东西,但是被改变的材料拥有自己独立的存在,这又给予它类似于自然之反面的东西。”[15]这已为近代中国和世界的考试文化的演变、发展所印证。“考试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1]203变革考试文化传统,需要立足本国实际,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汲取国外现代考试文化之长,存优汰劣,吐故纳新。考试文化的发展,其价值取向为社会主体价值观所左右,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新的时代发展需求,既是当今考试发展创新的原动力,又是影响考试观念、结构模式及功能的决定因素。只有将考试自身发展与社会主体价值观的科学制导辨证统一起来,才能使考试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1]196针对当今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与要求,考试文化的选择应以科学理性、公平公正、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
  从实践来看,当今考试文化的选择与建设,主要包括以下4方面。
  一是转变考试观念,淡化竞争,重视反馈,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育人为本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也是学校考试的基本价值导向。考试就其本义而言,乃是一种教育测量、“询问”,学校考试的目的不应是培训善于“刷题”的“机器人”,而是培育身心健全、完整的人。2020年8月30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明确界定,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主要发挥诊断学情教情、改进加强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方面功能,除初中毕业生升高中考试(学业水平考试)外,其他考试不具有甄别选拔功能。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阐明“双减”政策的具体举措。同年11月,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强调:“把‘双减’作为‘一号工程’,校外治理与校内提质联动,制度建设和监督检查并进,确保党中央决策落地见效。”[16]这些举措和布置,有力地促进了基础教育考试观念的更新。
  二是变革教育测量与评价方式,减少考试数量,减轻学生的考试负担。过度的考试,如同过度的教育一样,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现代考试理论研究表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考试宜采用标准参照测验。多年来,我国中小学教育受升学考试的影响,在学校考试中注重常模参照的、终结性的笔试,使中考、高考的外部考试压力不断累积到日常教学和考试中。为了改变不合理的教育评价导向,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教育评价改革文件,引导学校评价制度改革。教育部《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要求大幅压减考试次数,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义务教育其他年级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年级可安排一次期中考试,禁止以测试、限时练习、学情调研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五唯”顽瘴痼疾。在改进中小学校评价方面,该方案明确提出:“义务教育学校重点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保障学生平等权益、引领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教育教学水平、营造和谐育人环境、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以及学业负担、社会满意度等情况。”[17]在考试制度变革的推动下,中小学校开始开展综合素质评价、过程评价和发展性评价,改进考试功能,促进考试技术与手段的现代化。
  三是选择适应社会和教育发展需要的考试内容,提升考试质量,培育学生的基本能力和核心素养。考试内容包括与基础教育改革导向、考试的宗旨、功能、价值取向密切相连。过去相当长时间,受升学评价导向的影响,中小学校的考试内容出现不少弊端:重视升学考试占分比重高的科目,轻视升学考试占分比重低或不纳入升学考试的科目;注重考试成绩排序,轻视试题质量;重考试答题技巧的训练,忽视、轻视教学内容、逻辑思维能力、人文精神的阐释。考试内容导向的偏差,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兴趣、文化素质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语文写作能力、历史、社会知识水平、审美素养、劳动技能下降。为了发挥考试文化的育人功能,我们需要全面选择、严格规范各学科的考试内容。“双减”政策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学校期末考试命题需合理控制考试难度,不得超越国家课程标准和学校教学进度。另外,应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扩大考试内容的选择范围,增加人文、科学和社会的考试内容,注重本国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的教学,融合外来先进文化,促进科学教育和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四是改进学校考试管理,科学规范校外培训项目,保障学生的教育公平和学习权益。考试管理是教育考试评价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保障。为了保障正常的教学、学习环境,“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增强考试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纠正片面的考试功利观念、教育评价标准,合理使用考试结果;坚决纠正“以考代教、以考代学,课上不教、课外补习”等弊端。同时,加强学校、教师与学生家长的联系与沟通,互相配合,提高考试管理效率。2021年11月15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明确如何鉴别学科类校外培训项目。这些举措对于理顺学校教育教学与考试评价的关系,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和经济负担,将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








4 结语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跨入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推进基础教育全面发展,需要改革基础教育评价制度,完善考试文化建设。“好的考试”须建立在优良的考试文化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选择优良的考试内容,实行多元评价,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只有充分发挥考试文化的积极功能,才能推动我国学习型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参考文献

更多精彩阅读:

1.至公至正  明远明察:考试文化的承续演变与分类析论

2.海峰随笔 || “板凳学问”与“行走学术”

3.珍贵善本:《日本所藏稀见明清科举文献汇刊》介绍

4.刘海峰:江南贡院所在  天下文枢再现——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开馆五周年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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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道玉:恢复高考的具体过程与历史功绩(纪念77、78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之3)

8.《中国日报》头版转6、7版报道高考改变77级大学生命运(纪念77、78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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