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侃章：1977年高考语文题你能考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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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高考中的语文科目，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均十分重视，而其中的作文题又像是皇冠上的明珠，众星捧月，关注程度往往超出考生范围，甚而引发成全社会的公共话题。无庸讳言，无论以后人生从事何种行业，语文的实用和升华程度将伴你终生。
1977年是恢复高考元年，由于高考中断已达11年，全国没有统一的教材，更没有统一的考试大纲，只能让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命题。这一即兴安排，虽属无奈，但事实上检测了各地的组织能力和教育文化积淀。现在回望，各地的试卷精彩纷呈，各具特点，当然也五花八门，参差不齐。有些试卷紧贴现实，时代特色明显；有些试卷，如浙江省的语文试卷既符合于当时，也经受住时间考验，即或放在今天也“风釆依然”，如让经过题海战役训练过的考生去做，过关也许轻松，但要考出高分并非易事。
不难看出，浙江语文试卷有五大部分。
第一、解释加点的字、词。当年许多考生对高屋建瓴的“建”字解释不出来，此时如能知道“瓴”就是“瓶子”，解释“建”就比较容易了。同样的道理，求解“户枢不蠹”的“蠹”字时，如能明白“户枢”的本意就是“门轴”，那么即使“蠹”不太明白，联系上下文也能连猜带蒙啦。如果不知道“门枢”为何物，也猜测不到“蠹”的意思。“欲盖弥彰”、“色厉内荏”中的“彰”、“荏”都是对应的正反义。相对来说，“叱咤风云”中的“叱咤”较易理解。
第二是改病句。改正局部问题不大，但要改正全部，还要讲出为什么这么改的原因，难度增加，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这大概是出题者检测考生的本意。
第三是解释毛泽东主席的诗句。毛泽东同志的诗句在当时比较普及，无论在校生还是历届生都耳熟能详。但要准确解释诗中的点和词，且要写出诗句的含意，就是考查你对诗句理解到底达到什么程度。
第四“古文今译”这节。选自战国时期道家列子的著作中的一个名篇。这段古文比较浅显，并不很难译。但答题的要求是：在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同时，还要求讲出其中的寓意。“寓意”表述要有哲理，精确表述并非易事。
第五是语文卷的重头，即命题作文——路。《路》这个题目简洁直白，容易理解。考生根据自己的经历和领悟，可以上天入地，漫漫求索，也可以洞烛幽微，寻找心路，在检测考生发散性思维的同时，看你能不能收拢归纳到主题上来。这个题目每个人或深或浅都能写出一点来，不太会对卷发呆，无语凝咽。当然，这样的作文题，容易拉开考生的档次。
1977年，北京大学文科在浙江省只招古典文献、哲学、图书馆学等专业。徐启华是诸暨籍上海知青，也许他的《路》考得出色，被北大中文系调档录取，其后他所写《路》刊登在《浙江日报》上。
稍显不解和遗憾的是，语文试卷五个部分没有分数比重公布。我曾求助于一直在浙江省招办（考试院）任职的宣成先生。宣是杭大物理系77级毕业生。他提供了样卷，但对分数分配也遍查无果。他又询问多位相关人士，也多回忆不一，有的说作文占60%，有的说占50%。但无论如何作文比重较大。
1977年北京高考语文试卷层级清楚，仅仅两大版块。
第一版块分成“古今”两个部分，一是从鲁迅名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取出一段，让你解释文中的“中国的脊梁”是什么意思？“这一类的人们”和“一部分人”在当时指向什么人？鲁迅在文中怎么批判谬论？考查学生对现代文的理解能力。二是从“孙子兵法”中提取《谋攻篇》短文，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段，仅仅六七十个字而已，考生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就可以，没有再提出其他要求。以上“古今”两部分各占10分，即总共20分。
第二版块是命题作文，该年北京的文理科考生均须写《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的作文。作文占语文总分100分中的80分，比重非常大。反映出题者的独特思路：考语文就是考作文能力，其他相对无足轻重。也就是说，你作文写好了，语文考试就成了最大的赢家。
北大77级中文系新闻专业刘学红忆述当她看到这个作文题目时，可谓“漫卷诗书喜欲狂”。因为考前一天晚上，她躺在知青宿舍的床上，“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插队两年来的生活重新回顾了一遍，寻找和筛选着可以作为作文素材的一个个真切的故事和生活细节。”所以当她考场上“邂逅”这个作文题时，成竹在胸，将头天晚上打好的腹稿，洋洋洒洒地挥写在考卷上：“前一天晚上在脑子里闪过的一幕幕全部浮现出来，我几乎不假思索地一气呵成。”正因为有如此修炼和机缘，刘学红还蒙在鼓里，就已喜讯频传，她的作文，1978年2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等于“告诉”她：你已被你心仪的大学录取。
1977年的参考生大多有两个经历，一是参加过“文化大革命”，一是上山下乡、回乡知青。66、67、68届的三届高中生文化基础较为扎实，他们有过一至三年的高中经历，但放下书本，走出课堂，进入社会已经多年，大多已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碌碌于生活，高考的愿望只能在美好梦想中。更多考生上的是戴帽中学，他们形式上有过两年初中、两年高中经历，但在完成所谓的学业后，就上山下乡了。还有不少考生读完初中也加入这个行列。应届生可以参加高考，但考试结果证明，应届生录取比例少之又少。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学习环境，不少农村中学没有书本教材，课堂可以随便进出，课上与不上也无纪律约束。“读书无用”风行大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四处弥漫。年轻人可塑性本来就强，这些深入人心的观念，将他们搞得消沉迷蒙，还有几个人能够沉浸学习，迷恋课本呢？
恢复高考消息突然传来，他们随即放下镰刀，走出田头，收起铁锤，告别车床，仅仅一个多月以后就匆匆进入考场，面对大学考卷，他们是如此的陌生，除了知道考试时间和科目以外，没有人为你辅导，也没有几个人有能力辅导。关于文化课的信息一片空白，比如说，考试范围、难度和时长都没有人告诉，即或有些人想翻翻课本，寻找点有用的东西，也有好心人马上提醒：要利用业余时间复习，不要影响工作，不要干扰上山下乡大方向。
考试，这久违的考试入学，已整整十一年未现，那远去的故事已是上一辈人的传说。面对眼前的考卷，他们是那样的迫切，跃跃欲试，但又是那样的无力，一筹莫展，即使常识性的题目，也是横亘在前面的大山，他们只能凭借碎片的积累，在记忆频道里搜寻那若影若现的孤帆远影。
这些试卷，对现在的中学生难度可能不大，也不时听到议论：那一年的考分真低啊！然而，思维也许要换一角度：考试分数的高低放在任一时段，也仅仅是一个表象，关键是在同批考生中你处于哪一分数段。这些现象需放到历史背景中去看待，即或比较，亦应在纵向同一基础上横向展开，若以“考试为龙头”的今天，去观照“广阔天地为课堂”的时代，二者诚不可同日而语也。
回溯既往的峥嵘岁月，使人明智并非虚言，只要不后见之明，稍带一点哲理思考，就可以清晰看见时光老人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历史的未来。
（选自陈侃章著《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和《钱江晚报》2019年7月14日文，经“新三届”公众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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