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传统媒体的辉煌后，我从《实话实说》出走，远离中年危机，现在过“理想”生活

刘洋/口述

大家好，我叫刘洋，47岁。摆过摊、当过白领、做过蛋糕、蹬过三轮、搞过批发，在《黑龙江晨报》从美编一直做到体育部主任，后来在《实话实说》做编导、策划三年，跟崔永元成了好朋友。拍摄《我的长征》徒步半个中国。

▲我在从事雕塑创作

我帮老婆赢过国际服装设计大赛，还是国家二级足球裁判。2011年起，我转行成为雕塑家，在世界29个国家完成大型公共雕塑71件，写了一本书叫《刀锋上的行走》。国际上活跃的中国雕塑家不过五六个，我应该是最活跃的那个。

1972年，我出生在哈尔滨。爸爸是学校的水暖工，妈妈是裁缝。爸爸妈妈都是特别勤劳的人，每晚劳作到十一点多。

小时候大家都夸我长得好看，但我性格特别老实，大家也觉得我长大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出息。要说教育理念什么都是没有的，那会儿都是放养。

▲我的童年照片

小时候唯一的优点就是学习好，是家族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在哈尔滨上农业大学，学的是食品工程。

▲“长发飘飘”的大学时代

大学时我是个古怪青年，表面上特立独行——留长发，那个年代在哈尔滨的农业大学非常罕见——但内心特别本分，从来不旷课，连早操都不旷；每晚按时回寝室。

1995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哈尔滨市商业委员会。那年代也不觉得公务员有多好，都没去报到——纯粹不想去上班。跟同学坐在马路牙子上畅想未来，觉得我们未来会很精彩。实际上接着两年就是混社会，开过面包房，做过牌匾，帮火葬场做过浮雕，什么乱七八糟都做过。

那两年的照片很少，下面这张是那时跟同学玩时拍的，刚毕业和同学接触比较多。

▲大学毕业后的一次同学聚会

1996年有了女朋友，是个老师，一直没带我去见她家里人，觉得我没工作不好解释。

▲我和女朋友

1997年我听说《黑龙江晨报》在招美编，就去应聘。跟很多人不同，我当时没什么媒体梦，就想着要有份正经工作。

1997年6月29日第一天去上班，本来五点下班的，但五点到了大家都不走，我作为新人也不敢走。原来第二天要准备香港回归，大家都要等新华社的电稿。那天晚上排版到凌晨两、三点，早上八点我又去上班——我以为正经工作都这样。结果到了报社根本没几个人。

在《黑龙江晨报》从美编做起，后来成为版面编辑，还做记者。之所以叫记者，不是因为我们有证，证上有戳。因为我们职业，职业就要用职业的技能，可以明察秋毫；职业就要有职业的操守，可以针砭时弊。

▲我在《黑龙江晨报》工作时的编辑证

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一天写一两千字的体育评论，编两个版，画一个漫画，还管理一份报纸。老婆上白班，我上夜班，每天见不到面。老婆要交代什么事，就写纸条贴在卧室门上。

我下午四点去上班，就会看到老婆的纸条。然后我会回复一下，贴在门里面，她下班回来会看到。我们可能一礼拜都说不上一次话。

▲工作间隙，同事的抓拍

2002年我30岁，做到体育部主任，觉得自己往上走的可能性不大，要么去体坛周报，要么去央视。投了简历，去了《实话实话》。那时《实话实话》已经很火爆，但我没看过，还专门在面试前去看。

《实话实话》属于央视的新闻评论部，里面都是社招来的人员。我做编导和策划。因为原来在地方报纸没什么出差机会，我1998年26岁才第一次来北京，2001年29岁才第一次出差去福建。

所以我到《实话实说》后特别向往出差。

▲我在工作中

《实话实说》实现了我的梦想。我拍过缉毒警察、吸毒者；拍过航天员杨利伟、女排冠军、抗日英雄，无数演员明星，树上偷窥过野象，开笼子拍过老虎。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人。新闻评论部当时都是特别真诚的人。

那之前，电视上都是官员，都是套话；是我们开创了一个时代，可以探讨婆媳关系，探讨抑郁症自闭症，可以让普通人在电视上说话。我们采访过滇缅老兵，也听过毒贩在监狱里唱歌献给自己的妈妈。女记者回来会失声痛哭。

2006年，崔永元找我拍摄《我的长征》，说可以做整整一年。我是探路组，花了250天徒步中国：遭牦牛围攻，被藏獒追赶，一周徒步五座雪山，高海拔日行百里，三遇车祸。

▲拍摄《我的长征》过程中

我们的向导一度陷入沼泽，把我们吓坏了，用绳子把他拽出来的。向曾经的青葱岁月致敬，以后没勇气，也没体力这么疯狂啦。

2011年，正式开始做雕塑。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做雕塑，大学时就有做，在报社，电视台都有在做，以前没当成职业，只做过一些小展览。

2011年接触到“国际雕塑创作营”这种方式，主办者选择并围绕一个拟定的主题，邀请世界各地的雕塑家，大家吃住工作在一起，在规定时间内，每人完成一件作品，永久伫立在城市公园中。主办方会报销雕塑家的往返差旅费、食宿等，付给数量有限的报酬。

▲我在国际雕塑创作营

当时国内的雕塑创作主要是两种形式，一种是城市雕塑，是为政府服务；第二种就是为画廊服务，迎合市场。像创作营这样自由的、带着旅行性质的形式一下子就吸引了我。

国外的媒体都把我们叫作“文化的吉普赛人”、“石雕游击队”、“艺术的行者”，听上去就很酷。这个领域中国人少，有的中国人使不好工具，有的是英语不好，有的吃不了那苦，有的水平不够，我可以很快就成为佼佼者。

八年来，我在29个国家完成大型公共雕塑71件，遇到了很多难忘的人和事。

2012年10月去巴西，与酒店工作人员一顿海吹自己还是国家二级足球裁判，引来了一场“世界艺术家联队VS巴西酒店足球队”大赛。

▲“世界艺术家联队VS巴西酒店足球队”大赛现场

下面这张照片是2017年，我接受埃及电视台采访。我还接受过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尼泊尔、朝鲜、阿根廷等等国家记者的采访。

▲2017，接受埃及电视台采访。

你以为我英语很好？其实我中学时外语特别烂。但在中国雕塑家里，像我这种知道250个英文单词的，算是精英了，哈哈。

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我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人家无非也就是问你是谁，从哪里来，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印象之类，一般不等他们问，我就自己主动说一遍。日常交流，有时也需要朋友把我说的“英语”再翻译成“真正的英语”人家才能懂。

去过最艰苦的国家是尼泊尔。别的国家都是住酒店，在尼泊尔是住帐篷。当地已经很优待我们了，我们这些外国雕塑家一人一顶帐篷，当地雕塑家是三个人一顶帐篷。

▲这是我们住的帐篷。

这么多外国雕塑家在一起，对当地人来说太稀奇了，我们吃饭的时候，会有很多当地人好奇地来看。有一次吃饭的时候还停电了，围观的当地人就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照着我们吃饭。

尼泊尔虽然艰苦但当地很重视。创作营闭幕式上，第一排正中间坐着个很慈祥的白发老头。当地艺术家给我介绍了这个老人，但我没听懂。

老人给我颁奖，我捧着奖状冲着相机各种摆pose，直到旁边有人提醒，才发现老人还一直举着手，等着我握手呢。后来我才知道那老人是尼泊尔总理。

▲我和尼泊尔总理握手的“乌龙”现场

在国外也经常见到各地市长，有些市长下了班，骑着自行车就来看我们创作。中国的领导人通常比较注重身份，但国外的市长好多下了班就是普通人。 尼泊尔创作营让我印象深刻。雕塑营虽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但跟唱歌跳舞不一样，它能给一个城市留下遗产。

对小城市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外国人，是第一扇面对世界的窗口。尼泊尔之后，我就想在中国的小城市也办一次创作营。

2018年11月，我终于在黑龙江的通河县实现了这个梦想。通河离哈尔滨还有两百多公里，很多当地人从未见过外国人。我们邀请了16位雕塑家，当地人觉得新奇：哇，这么多外国人！哇，黑山原来也是一个国家！当地人站得远远地、怯生生地看着我们创作，甚至带着孩子来看。

他们觉得我们留下的雕塑，是通河最值得炫耀的东西。

▲在黑龙江通河举办的雕塑家盛会

每一个雕塑，最后我都会刻上一个落款——“ChinaLiuYang”(中国刘洋）。我算是我算是中国比较早走出国门的雕塑家，我总觉得，我很可能是这些外国人见到的唯一的中国人，如果我能非常好地完成我的工作，友好、热情、助人为乐，他们就会觉得中国人是好样的，下次他们还想邀请中国人。

我们看别人其实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国家的雕塑家做得不好，我就会觉得他的国家不好。比如我觉得意大利、西班牙的艺术家就喜欢挑逗女孩子，我都给他们配男翻译。这是给他们国家丢脸啊。

▲我和我的海报

2019年，很开心的一件事是沙特的创作营也加入了我们的联盟。中东虽然被称为世界的火药桶，但也有很多创作营。有一次我们在埃及做雕塑，结束的前一天，正好是一次恐怖袭击。结束时我身后的埃及国旗就在下半旗。

在艺术圈里，美国人和埃及人、阿拉伯人可以一起做雕塑，在其他场合是不容易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打仗，但不妨碍两国艺术家一起创作。艺术能消融很多宗教、政治、种族上的矛盾。艺术可以带来和平。

▲创造营现场的合照

雕塑旅行和探险一样带着未知性，我不知道将会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做什么样的雕塑，所以该带的工具都带上。

▲我的工具箱

在携带两个行李箱的情况下，工具大致如下：大切割机（7公斤）、小切割机（1公斤）、配大切割机的3~4个锯片、配小切割机的2~3个锯片、直磨机、磨片、锤子、錾子、破片，除此之外，还要携带护具：护眼的、护耳的、护肘的、护肩的、护腕、护膝，最后还有工装、工靴、围裙等等。

出国参加雕塑创作营会有一些报酬，到底多少钱，这是我的商业秘密。勉强能养家糊口。

我在北京有一个很小的房子，平常不开车，对吃要求很低，尽量不用塑料袋，所有的鞋都是补过的。下面的照片是我补的裤子。我是一个极简主义者，认为不应该浪费。

▲我补过的裤子

我做过媒体，帮老婆拿过服装设计大奖，是国家二级足球裁判，现在又做雕塑，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多重跨界？其实我是个生活特别没目的的人，上中学时没想到自己能考上大学，大学毕业时也没有规划，毕业之后也就是搞批发，骑三轮，或者天天在家呆着。

▲这是我的“红绳子”系列作品，我给石头勒紧裤腰带

每做一步都没想过下一步怎样。每次放弃原来的行业，倒不会纠结，因为觉得自己是在往前走。现在47岁了，再“跨界”会越来越难。年轻时有能力、有冲动去学很多新鲜事物，现在学新鲜事物的热情已经不如以前高了。

关于我的“跨界”，要感谢家人的支持。从我2003年来北京做《实话实说》，妻子就一直留在哈尔滨。她差不多是独自育儿，中间肯定也有很多不开心吧。我倒觉得因为不常在一起，反而没那么多问题。

也许婚姻必需的不是相守，而是彼此欣赏？我每次出国一两个月，隔两三天会给她打个电话。

▲我和亲爱的老婆

对独生女儿，我也是充满愧疚的。每次回家，孩子都要求我去学校接她，她已经大了，不需要人接送了，但是她想告诉她的同学，她也有爸爸。孩子的家长会我一次也没有出席，有一次好不容易赶回去，家长会还改期了。

女儿小的时候，妈妈问她：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却离不开的是什么？别的孩子会答“空气”，但我女儿答的是“爸爸”。

▲我为女儿做了南瓜灯，他特别开心

老婆和我都是没心没肺、不敏感的人，我也就顺口跟敬一丹说过这事。结果她听了特别感动，还写在新闻评论部的《空谈》上。

今年女儿已经17岁了，跟我的沟通比以前多。我准备送她去意大利上大学。意大利上大学是公费；生活成本方面，意大利是南欧，物价水平不会比北京贵太多。

我特别感谢这个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它给了我机会，给了我实现梦想的可能。做雕塑是一件痛苦又快乐的事情。因为整天跟石头打交道，我手上、腿上伤痕累累。会流血、流汗，但你可以看着一块粗犷的大石头，慢慢变得有灵魂、有温度、有情感。

▲我和我的雕塑作品

最伤心的是，终于有一天做成了，你却要离开它，而且很多地方你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再去了。别人旅行是去看风景，我们是建造风景。朋友们，世界那么大，你们去看世界时，别忘了去看看我的雕塑。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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