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研究||谢治菊：以协同治理推进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

以协同治理推进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扶贫开发工作呈现新局面，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与此同时，西部民族地区区位优势相对薄弱、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滞后、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等问题凸显，这使当地的脱贫工作极为艰难复杂，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在此背景下，东西部扶贫协作成为加速西部民族地区脱贫进程、缩小与东部发展差距的重要战略。

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民族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稳定脱贫和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而稳定脱贫和持续发展有效机制建立的关键则在于教育帮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然而，受体制机制、政府政策、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东西部扶贫协作在理念、人才、资金和项目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因此需要激发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合力，从教育这一基础性要素入手，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正因如此，东西部扶贫协作中的“教育帮扶”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为准确表达东西部扶贫协作下的教育帮扶，我们将其称为“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

目前，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主要方式是“组团式”教育帮扶，意指由对口支援省（区、市）和省内中心城市及有关部门单位，按需组团选派优秀管理人员、支教队伍、培训团队，专门针对民族地区一个贫困县或一所薄弱学校开展的教育对口支援新模式。如广州对口帮扶的贵州黔南州与毕节市，已有814所学校建立了对口帮扶关系。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具有高度的政治全局性，有助于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助推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目前，职业教育是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重点领域，在管理重塑、师资培养、学生发展等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从目前运行比较成熟的“滇西模式”“喀什模式”“贵州模式”来看，仍然存在顶层设计不完善、协作机制不健全、协作关系待理顺、实际需求不能有效满足、软件建设待提升等问题。究其深层原因，是信息不完全、认识局限性带来的有限理性，使目标受众难以正确认知该项目短期与长期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导致教育选择的偏误。

站在这个角度，虽然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所组建的帮扶团队，是一个学习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但若不能在包容、协商、担当的基础上积极合作，仍然可能面临输血与造血、当前与长远、帮扶教育与教育帮扶等关系处理的困境。这就要求在东西部教育扶贫中推进协同治理，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考虑到国家对口帮扶战略重点地区具有跨省区或跨省市和多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例如，广州对口帮扶的贵州黔南州与毕节市、新疆疏附县、四川甘孜州、西藏波密县与林芝市、重庆巫山县，均为深度贫困或少数民族地区，故建议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应由国家层面来统筹，建立跨省区或跨省市间的教育协作机制；二是考虑到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对提升民族地区学生心理、语言、思维和文化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建议从以“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为核心要义的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出发， 建构东部对西部的五层级教育帮扶体系，实现帮扶对象五层级认知的协同转变。三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政策体系、监督机制和考核方式，实现教育帮扶理念、帮扶目标、帮扶内容和帮扶手段协同发展。具体来说，实现帮扶理念从单独、协作到合作的发展，帮扶目标从“输血”“造血”到“献血”的发展，帮扶内容从支教、培训到管理的发展，帮扶工具从经验到数据、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四是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教育帮扶大数据协作平台，提高帮扶的效率和效果，增强帮扶的精准性、针对性和公平性，提升帮扶管理的透明化、精细化和科学化。如此一来，对于对口帮扶省内外9个市县的广州市而言，项目和资金管理难度大、成本高、事务流程复杂、监督难以及效率低等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毕竟，“共识机制、防篡改机制、共监管机制和可追溯机制”是区块链能够应用于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监管的四大核心机制。利用这四大核心机制，可以实现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数据、管理过程、工作记录的不可篡改与可追溯，真正达成协作过程的全程监管、智能监管与透明监管。

来源：广州日报理论版第10版，2020年5月11日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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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燕洪

排版|劳丽璇

编审|郭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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