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李伯重|19世纪江南的经济萧条与气候变化
李伯重,194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著名经济史学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席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李伯重系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著有《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理论、方法、发展趋势 : 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火枪与账簿 :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等。
一、“道光萧条”与十九世纪危机
(一)何谓“道光萧条”?
中国在十九世纪上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最先发现这一现象的是龚自珍。他在嘉庆末(约1820年)就已明白指出:“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奚暇问年岁!”[1]。因为此衰退始于道光时期,因此吴承明称之为“道光萧条”。他并指出:这次萧条是在清朝国势已衰,农业生产不景气,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十分严重[2]。冯尔康也指出到了道光时代,民困导致民变[3],即经济衰退引起了社会动荡。
“道光萧条”与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近年来的研究结论颇为一致。麦氏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过去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了计算。根据他的计算结果,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而在1700-1820年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4倍于欧洲。然后,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并成为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唯一出现人均GDP下降的地区[8]。由此而言,1820年代确实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生大转折的起点。而1820年代正是道光朝前期。
其次,农业产量降低而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农民生产无利可图。“上丰之岁,富农之田,近来每亩不过二石有零,则一石还租,一石去工本,所余无几,实不足以支持一切。况自癸未(道光3年,1823年)大水以后,即两石亦稀见哉!”。“自癸未(道光3年,1823)大水后,田脚遂薄。有力膏壅者所收亦仅二石,下者苟且插种,其所收往往获不偿费矣。地气薄而农民困,农民困而收成益寡,故近今十岁,无岁不称暗荒”[10]。
姜皋所说的情况,与我们根据有关材料得出的结论颇为一致[13]。由于尔后江南经济衰退日益加剧,因此我们可以说1823-34年是长期衰退的开始时期。
二、1823、1830年大灾与十九世纪的气候变化
那么,导致道光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导致松江经济在1823年左右开始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天灾。根据地方志的记载,道光3年、13年,苏松两府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水灾,朝廷累次下令大赈饥民,本地官民也多次捐资赈济。
松江的地方文献对此亦有详细记载。例如当时的华亭县知县王青莲说:“道光三年夏,江南大水,松属被灾尤甚。余以七月下旬来权斯邑,淫潦方盛,亟请赈恤,仓粟库钱散无虚日。惟民艰较重,有例赈所未及者。用是续谋义赈,余首先捐廉为倡,而邑之士大夫皆笃于桑谊,效义恤灾,大小捐户共输钱三万一百余缗。…后续举义赈共放钱二万六千余缗,共赈民十七万六千余口”[4]。娄县绅耆也在《请赈募捐公呈条款》中说:“今娄县低区,盖藏素少,猝遭巨浸,不特称贷无门,抑且佣工无所,其稍高诸处,一伤于戽救之工料,再伤于买补之赀财乏食。…(嘉庆)九年之水,一淹即退田,亩虽有高低,而同时补种,一律薄收,是以尚可牵算。今漫淹连月,稍高者犹难戽救,低洼者涸复无期。…高乡田禾,水势渐退,即可耘锄,根已着土可望有收;若在低乡,稻虽透出水面,一望青葱,而积水未消,难以耘锄,根浮力薄;且屡经风水冲激,禾苗节次受伤,未能起发;兼之近遇风潮,水势比前更大,复遭淹没,即或有收亦属歉薄…”[5]。
这次水灾使松江已经很严重的情况雪上加霜[8]。虽然遭受打击最甚的是上海的棉花种植,但松江府其他地方也受害极大,因为这些地方棉纺织业所需的原棉,绝大部分来自上海。
(二)十九世纪的气候变化
尽管在此寒冷时期开始于何时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大多数中国气候学者都认为在1816-40年间华东出现了以气温剧降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剧变。
上述气候剧变也表现在湿度的剧变方面。在中国,气温与湿度的变化有着密切连续。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季风气候,受两大季风的重大影响。夏季季风自东南向西北而来,温暖而湿润,带来降水;而冬季季风则由西伯利亚和蒙古南下,干燥而寒冷。如果年平均气温低,那么干燥而寒冷的北方气流就会停留较久,而温暖而湿润的东南气流也难于深入内地。华东地区对此变化特别敏感,因此低温会使得两种气流在此停留并且交锋,从而导致降水的增加。
十九世纪初期的气候剧变,也表现在松江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张德二和朱淑兰指出:在近代上海地区,气温在1800年以后剧降,在1831年达到谷底,到1840年前后才稳定下来[13]。而刘昭民指出此时期的冬季平均气温降至0℃以下,比二十世纪后期低出2-3℃。大雪成为冬季常见情景,太湖常常结冰,而这些情况在此前后都不多见[14]。张培远关于江南气候史的研究则指出在长江三角洲,1776—1820年是一个偏干燥的时期,而1821-1890年则是一个偏潮湿的时期;在此二时期之间,没有一个过渡时期[15]。换言之,在此地区,气候在1820-21年间迅速地从一个干燥的时期转变为一个潮湿的时期。
因此很明显,在江南地区,1823-34年是一个气候剧变且不稳定的时期。在此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波动,例如1809年的奇寒和1814年的大旱[16]。但是这个剧变的主要标志是1823年的大水。尽管这次大水灾波及了众多地区[17],但由于其地形,松江是受灾最严重者之一。这一点,金粟山人和武林退守在为《浦泖农咨》作的跋中已说得很清楚:“浦泖处三江五湖之汇,昔称上腴”;“吾松居东南最下游,潮水挟淤泥而入,涂荡尽田,且夺水为田,故水亦反夺之。又,地滨海,常苦风,其发在六七月间,于早禾为不宜。且苦苦雾,谷吐穗时经雾即浥,雾即蒙,故是咎征。所宜惟晚稻,若饱绽之后,淫雨相循,农又伤矣”。而姜皋更明白指出:“吾乡地势低洼,稻熟后水无所放,冬遇淫霖,一望白矣”[18]。
(三)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从我过去对明清江南气候变化与水稻生产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到:一般而言,对于江南大部分稻田来说,在栽培技术不变的情况下,气温较高,则水稻生长的生态环境较佳,从而亩产量也较高。反之则较低。张家诚对我国大陆年平均气温变化对农业产量所作的宏观理论假设分析指出:年平均气温均匀变化1℃,我国南方年积温变化可达365℃;而主要粮食作物每差一个熟级(即从早熟品种到中熟品种,或从中熟品种到晚熟品种),所需积温相差100-200℃。因此气温每变化1℃,各季作物的熟级可相应变化大约二级。据农业生产的经验,每相差一个熟级,产量变化约为10%。因此相差二个熟级,产量变化即可达二成左右[19]。这个分析结果是否适用于明清江南尚需进一步研究,不过从一些记载来看,水稻的熟级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在明清江南也是存在的。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较劣的气候条件下,用同样的人工、种子与肥料,却只能获得较低的产量[20]。这个结论适用于十九世纪的江南,典型的例子是松江的水稻亩产,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通常在2石以上,1823年水灾以后,下降至2石以下,终整个十九世纪一直未能恢复[21]。江南其他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情况也大体如是。例如棉花是松江东部上海等县的主要农产品,但是道光3年的水灾、道光9年以来阴雨,特别是道光13年夏秋间霪雨,导致上海县木棉歉收,“每亩约一二十斤,乡民忽起捉落花,结队至田,主不能禁,有采铃子用火烘者”[22]。姜皋在道光14年说得很清楚:“棉花地荒歉者及今四年矣。棉本既贵,纺织无赢,只好坐食,故今岁之荒,竟无生路也”[23]。棉价上涨致使纺织无利可图,从而又沉重地打击了江南的另一经济支柱。此情况一直延续下去,江南经济自然陷入长期衰退。
因此,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1820年以后,松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个衰退是全国经济衰退的一个部分,直接原因是1823年开始的气候反常所导致的严重水灾。
本文来源于“豆丁网”,注释从略。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不守此规矩的公众号,请勿复制。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