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德维希·海因里希·艾德勒·冯·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
著名经济学家，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被公认为战后奥地利学派的教父和精神领袖
《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作为其思想集大成的晚年扛鼎之作，米塞斯先是假定有一个“先验的”人类行动的“公理”，在这个公理基础上，他一步步地推导出了他眼中的人类社会经济运作的种种安排和运行原理，最后构建出了他的“人类行动学”的逻辑大厦。
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或译人的行为学）是一种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科。意指人对于环境及他人有所反应而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一词最先在1890年被A埃斯比纳斯（Alfred Espinas）提出，但真正为人所知的则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稍后所提出的理论。
经济学是最年轻的一门科学。在过去的200年里，从那些古希腊人熟悉的学科中，的确分离出许多新的科学。然而，这只不过是那些在复杂而古老的知识体系中，业已确定其地位的部分知识逐渐地独立出来。研究领域有了更精细地分化，而且运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同时，许多被忽视的学术领域得到发掘，人们开始从不同于其先驱者的角度来观察事物。虽然学科领域本身并没有扩展，但经济学却在人文科学中，开辟了一个此前无法企及和从未思索过的领域。它传达的知识，既不属于逻辑学、数学、心理学、物理学，也不属于生物学。人类历史进程趋向的终极目的，冥冥然似乎总有“上帝”或“自然”的努力存焉，而这正是自古以来多少哲人孜孜探索的。他们企图探索的是人类的命运和进化之法则。但即使那些其研究工作摆脱了神学倾向的思想家也无功而返。原因在于，他们沉溺于某种错误的方法而不能自拔。他们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或者把人类与民族、种族或教派这些组织性概念等同起来。为引导这些整体性的人类行为，他们十分武断地设定了某些必趋的目标。但是他们却无法圆满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哪些因素迫使各种不同类型的行动着的个体，不得不为实现其所属整体的不可阻挠的进化目标而行动。他们曾求助于某些无望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如神通过自身显灵，通过神启的先知或神化的领袖，作出超凡的干预；如预定某种和谐、注定某种命运，或去运作神秘而无稽的“世界灵魂”或“民族精神”等。在这一阵营里，其他一些哲人则宣称，在人的内心冲动中本存一种“自然之机括”，驱使其不知不觉然而准确地遵循“自然”指定的道路去行动。另外一些哲学家则实在得多。他们不费工夫去猜测自然或上帝的计划。他们从政治学的观点去看人类事务。他们痴迷于建立一些政治行为的规则，即似乎可资用政府和政治家所能掌握的技术。有些妄想狂，甚至拟就出野心勃勃的计划，企图对社会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革和重建。谦虚一点的，则满足于收集历史经验并将其系统化。但是所有这些人都完全相信，在社会事物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人类心智推理中发现的，或在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中曾发现过的那些规律性的和不变的现象。他们不去寻找社会合作的规律，因为在他们看来，人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来组织社会。如果社会条件无法满足改革者的愿望，如果他们的乌托邦无法实现，乃归咎于人之道德的败坏。由此，社会问题被当做伦理问题来考虑了。在他们看来，为了建设理想的社会，需要的只是英明的君主与善良的百姓。有了正直的人，不愁实现不了理想国。但自从市场现象之间相互依赖的必然性被发现，上述见解即不攻自破。对此，人们也许会困惑，但他们必须面对一个崭新的社会观。他们依稀感觉到，在善恶、公道与不公道、正义与非正义之外，还有另一个角度可用来观察人的行动。在社会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个规律在起作用，人们如果想获得成功，就必须遵此规律来调整自身的行动。用一个检察官的态度去接近社会事实是无效的，因为他常常用十分武断的标准和主观的价值判断臧否人事。我们必须像物理学家研究自然规律那样去研究人的行动和社会合作的规律。人的行动与社会合作不再是那判定事物应该怎样的规范学科的对象，而成为一门研究既定关系之科学的对象——这是对知识或哲学乃至对社会行动将发生惊人影响的一场伟大革命。然而在百多年里，推理方法的这种剧变应产生的效果却大受限制，原因在于人们误以为这些方法只针对人类所有行动中的一小部分，即市场现象这一部分。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一个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即显而易见的价值论矛盾。他们的价值论是有缺陷的，从而迫使他们将其科研活动局限于一个狭窄的范围。一直到19世纪晚期，政治经济学依然是有关人的“经济”方面的行动的科学，也即有关财富与自利的理论。它研究的人的行动，只限于那些——被非常拙劣地描述的——为牟利动机激发的行为，而且它还声明，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人的行动乃别的学科的研究对象。古典经济学家创立的这一思想的转变，是由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派来完成的，后者把市场价格理论转变为人的选择行为的通论。从古典价值论到主观价值论的过渡，远不止于递演出一个更完满的市场交易理论，长期以来，人们都没能认识到这一点。这一有关选择和偏好的一般理论，远远超越了坎特龙[1]、休谟、亚当·斯密乃至约翰·穆勒这些经济学家的视界。它决非一种仅研究人类“经济方面”的努力和追求经济物品（commodities），以及人类如何改善其物质福利的理论。它是有关人的各方面行动的科学。选择，决定着人类所有的决策。在选择的时候，人们不仅仅在各种物质产品和服务之间，而是在所有人类价值之间进行取舍。所有的目的与手段，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理想的，崇高的或低下的，光荣的或卑鄙的，皆构成供人取舍的序列，人们择其一而舍其余。人们之所趋或所避，无一遗漏地在此排列之中，这个排列，也即独一无二的等级偏好表。现代价值理论，扩展了科学的视界，也扩大了经济研究的领域。从古典学派的政治经济学里，人的行动学通论脱胎而出，这就是“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2]。经济的或交换（Catallactic）的问题[3]都被纳入一门更为一般的科学，再也不会脱离这一有机关系。经济问题本身的处理，决不能避免始于选择行动，经济学由此转变为一门更普遍的科学，即人的行动学的一个部分，虽然其迄今为止依然乃其最精致的一个部分。在这门新的科学里，每一件事似乎都存在问题。它是传统知识体系中的一位“异乡客”；在它前面，人们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将它分类并置于合适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把经济学纳入知识总类中，并不需要对总的体系作重新安排或扩充。他们自信现有的分科体系是完全的。如果经济学不适于身置其中，责任在于经济学家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妥。对有关经济学本质、范围和逻辑特征的辩论最糟糕的误解，就是把这种辩论视为迂腐教授故弄玄虚的诡辩而不予理睬。例如，有一种普遍的误解：尽管学究们就什么是最完美的程序法浪费了不少口舌，而经济学本身却不关心这些无益的争辩，只照着它自己的路径发展。其实，奥地利经济学家与自诩为霍亨索伦皇室[4]之知识卫队的普鲁士历史派之间的方法论之争，以及克拉克学派[5]与美国制度主义之间的争论，其重要性远超过所谓“何种程序最有效果”的问题。这里真正的问题乃人的行动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及其逻辑合理性。从一种对人的行动学思想完全陌生的认识论体系，或从一种只把（在逻辑学和数学以外）经验性自然科学和历史作为科学的逻辑出发，不少著作者都极力否定经济学理论的价值与有用性。历史主义意在用经济史取代经济学理论，实证主义则推荐用吸收了牛顿数学的逻辑结构和模型的虚构性社会科学来代替经济学理论。这两派都一致竭力否认经济思想的一切成就。在所有这些攻击面前，经济学家是不可能保持沉默的。对经济学全盘否定的这种激进主义，很快就被一种更为综合的虚无主义淘汰。自远古以来，人们在思考、说话、行动的时候，都把人类心智的逻辑结构之一致性和不变性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所有科学的探究活动都以此假定为基础。然而，在讨论经济学之认识论特征的时候，有的作家竟然破天荒地将这一命题也给否定掉了。马克思主义断言，一个人的思想是由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每一社会阶层都有其自身的思维逻辑。思想的结果，除了思想者自私的阶级利益的某种“意识形态伪装”外，别无他物。“知识社会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揭开哲学和科学理论的假面具，暴露出他们“意识形态”的空虚。经济学乃“资产阶级”的把戏，而经济学家只不过是资本的“献媚者”。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国度里，真理才能取代“意识形态的”谎言。这种多元逻辑论后来还以其他多种方式表述过。历史主义断言，人的思想和行动的逻辑结构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化。种族多元逻辑主义则认为每一个种族都有其自身的知行逻辑。最后，还有一种非理性主义，主张理性本身不适于解释那些决定人的行为的非理性力量。上述诸种学说已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他们不仅怀疑经济学和人的行动学，而且还怀疑所有其他的人类知识甚至人类一般推理。它们对待数学和物理学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学的态度一样，因此，反驳它们的任务似乎不能仅落在任何单独的知识部门的肩上，而应是认识论和哲学的责任。这样，经济学家就有了明显的理由继续安静地研究，而不再受认识论问题，以及多元逻辑论和非理性主义之反调的烦扰。物理学家，如果有人将他的理论诬蔑为资产阶级的、西方的或犹太的，他都不会介意。经济学家也应如此，对诬蔑和诋毁不屑一顾。他似乎应该记住斯宾诺莎的一句格言：“的确，正如光明为它自己及黑暗下界说一样，真理也为它自己及谬误下界说。”然而，经济学面临的情形，毕竟与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不完全一样。多元逻辑论和非理性主义真正攻击的是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虽然它们的表述方式具有一般性，似乎涉及所有的知识部门，但其实只有人的行动学才是它们真正的攻击目标。他们说，如果相信科学研究能够为所有的时代、种族、社会阶层获取一致有效的成果，那么这是一个妄想；他们还乐于把某些物理学和生物学理论诬蔑为资产阶级的或西方的。但是，如果解决某些实际问题时需要运用这些被玷污的学说，他们就忘记了他们的指责。苏联的生产技术，毫不迟疑地采用了“资产阶级”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一切成果，这等于承认这些学科对所有阶级都有效。同时，纳粹党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并不藐视来自“劣等”种族或国家的理论、发现和发明，而是恬不知耻地去利用它们。所有种族、国家、宗教、语言集团和各阶级之成员的行为，都明白无误地证明，他们对多元逻辑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信奉程度，并不高于他们对逻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信任。回到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来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多元逻辑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发展的主要动机，在于提供一个理由，以便在决定经济政策时可以漠视经济学学说。但社义者、种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以及国家社义者，虽然竭尽其能，也无法驳倒经济学家的理论，从而证明他们自己“高超”学说的正确性。恰好是这种失败感，激怒了他们去否定作为人类日常生活和科研活动之推理基础的逻辑学和认识论原理。因此，只以政治动机的影响为由对这些反对论简单处理，是不能容忍的。没有一个科学家有权力事先假定，他的理论招致的非难，仅因批评者受到感性和政党偏见的影响而缺乏根据。他必须回应针对他的每一个非难，而不管其潜在的动机或背景。同样不可容忍的是，在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见解面前保持缄默：“经济学的一些公理，只有在某些实际生活中永远不曾实现的假设条件下才有效，所以，就对实际情况的掌握来看，它们是无用的。”奇怪的是，有些经济学派似乎承认这种观点，却仍然心平气和地画曲线，列方程式。他们并不关心他们的推理是否有意义，以及他们的理论与现实世界和实际活动有什么关联等问题。当然，这是一种不足取的态度。每一项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要把它的种种陈述得以成立的一切条件和假定，都进行详尽的描述和定义。把物理学作为经济研究的一种模型和范式，那是错误的。那些沉溺于此种谬误的人至少应该明白一件事情：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相信，对物理学的某些公理依据的条件和假设的阐明，是物理学研究范围以外的事。经济学必须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的陈述与实际的人的行动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而对后者的了解正是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所以，彻底批判下列主张的重任就落在了经济学的身上：“经济学的诸多学理，只在短命而已逝去的西方文明之自由时期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才有效。”为了阐明人类行为的若干问题而驳斥反对经济理论有用性的各种观点，只能靠经济学本身，而非其他学科。经济思想体系的构建，应该足以抵御来自非理性主义、历史主义、泛物理主义（panphysicalism）、行为主义以及各色多元逻辑主义的任何攻击。面对那些每日翻新的，把经济学贬为荒唐和无用的各种论调，经济学家却故意回避，这是无法宽宥的事情。然而，在传统的框架里，再也不足以解决某些经济问题了。我们有必要在人的行动通论即人的行动学的坚实基础上建立交换学理论。这个过程不仅能保护经济学免于各色荒谬的批评，而且有助于澄清许多至今尚未足够了解并圆满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经济计算这一基本问题。常有人指责经济学落后。确实，现在看来，我们的经济理论之不完善是极明显的。人类知识中没有一样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人类的其他任何成就也概莫能外。人岂能全知？即便那些似乎能满足我们求知欲的最精致的理论，也许某一天会被修正或被某一新的理论取代。科学并不能给予我们绝对的和最终的确定性，它只能在我们的心智能力和科学思想现时造诣的限度内给出确定的结论。在人类无止境的求知旅途上，某一科学体系只不过是一个站点，它必然受到人类各项努力固有之缺憾的影响。但认识到这些事实，却并不意味着目前的经济学是落后的，它仅仅说明经济学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而生活就意味着不完美和多变。以“落后”来指责经济学的做法，来源于两个不同的观点。其一，某些博物学家和物理学家之所以非难经济学，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从而无法采用实验的方法和程序。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示这种观念的谬误所在。在此绪论里，只要提及他们的心理背景就足够了。大凡心胸狭窄之人总看不惯他人有别于自己的地方，这本是常事。童话中的骆驼常攻击其他没有驼峰的动物。清教徒则因拉普他人[6]不是清教徒而挑剔他们。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以为，实验室是进行研究工作惟一有价值的地方，而微分方程是惟一可表达科学思想成果的完美方法。他根本无法了解人的行动方面的认识论问题。对他来说，经济学如果不是机械学中的一种，那就什么都不是。其次，还有些人因社会状况的差强人意而断言社会科学有毛病。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在过去的两三百年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且成功地把大众生活水平提高到空前的程度。而社会科学却一点也没能够使社会状况变得好一点，苦难和贫困、经济危机和失业、战争与暴政依然如故。因而社会科学没有创造力，对人类福利的增进了无贡献。这些爱发牢骚的人没有认识到，生产技术手段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富与福利的增加，只有通过实施那些体现经济学原理的自由政策才有可能。正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瓦解了阻碍技术进步的古老法律、习俗和偏见，并把那些天才的改革家、发明家从行会陈规、政府管制以及各种社会压力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也正是他们贬低了征服者和剥夺者的威仪，并颂扬由商业活动产生的社会利益。假如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观念未被经济学家彻底清除，那么任何一项伟大的现代发明都不能为我们所用。通常所谓的“工业革命”，正是由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引起的意识革命的一个产物。这些经济学先驱推翻了以下一些陈旧的信条：“用价廉物美的商品来击败竞争者是不正当和不公平的”、“违背传统的生产方式是邪恶的”、“机器是魔鬼，因为它带来了失业”、“市民政府的任务之一就是防止有效率的商人发财，并保护低效率的商人免于来自高效者的竞争威胁”、“利用政府的强制力或其他社会力量去限制企业家的自由，是增进国民财富的适当手段。”可以说，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重农学派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引路人。正是他们使自然科学的进步有大力增进社会福利的可能。我们这个时代的错误，恰巧是普遍忽视这些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在过去200年中促进技术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人们为此谬误所缚：生产方法的改进和自由放任政策的运用发生在同一时期，不过是偶然的巧合。他们受“马某神话”的蛊惑，[7]以为现代工业制度是不依赖于任何意识因素而存在的神秘“生产力”作用的结果。他们不相信古典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勃兴的一个因素，相反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也即专为资产阶级剥削者辩护的一种学说。因此，消灭资本主义，而以社义的全权统制取代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不但不会有损技术的进步，反而会通过消除资本家自私自利设置的障碍，促进技术的发展。饱经战乱和面临社会解体的这个时代，其特征之一是对经济学的发难。卡莱尔[8]把经济学贴上“沉闷科学”的标记，马克思则污蔑经济学家为“资产阶级的谄媚者”。一些以吹嘘自己的秘方和掌握进入人间天堂之捷径的所谓专家，则以“正统的”和“反动的”字眼嘲讽经济学而自娱。政治煽动家自称打垮了经济学而沾沾自喜。“实干家”自诩瞧不起经济学，对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学说也嗤之以鼻。因此，最近几十年的经济政策，大都是这样一种心态的结果：一方面嘲笑任何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推崇诽谤者的伪学说。被称为“正统”的经济学，在大多数国家竟被排除在大学之外，而一些位居领导地位的政治家、政客和作者实际上也不知道它。但无论如何，经济状况之不如人意，决不应该把账都算到目前统治者和群众藐视和不理睬的这门科学身上。必须强调的是，过去200年里，由白种人发展起来的现代文明，与经济科学的命运密不可分。这个文明之得以产生，正是因为人们的行为受到了体现在经济政策之中的经济学学说的牵引。如果各国受反经济学之思想的迷惑，继续顺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则现代文明将会而且一定会衰败。作为一门理论科学，经济学确实不作任何价值判断。指出人们的终极目标不是经济学的任务。它是一门工具科学，用以实现选择的目标，而肯定不是一门选择目标的科学。有关终极目标的决定、评价和取舍，已超出任何科学的范围。科学永远不能告诉某人应该做什么，它只指出如果他想实现某一既定目的而应该如何去行动。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微不足道。同样，如果一门科学仅限于“是”的考察，而不能对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作出价值判断，那么它对人们的生活和行动就毫不重要。这些看法也是错误的。当然，剖析这个错误不是本绪论的任务，而是本论文自身的目的之一。为了解释为什么本书将经济问题放在人的行动学这个更大的框架中来讨论，上述绪论性的说明是必要的。现阶段的经济学说和政治研讨都涉及社会组织的一些根本问题，把交换问题孤立处理已不再可行。这些问题只是人的行动的一般科学中的一小部分，当然必须纳入总的框架来对待。
本文编选自《人的行动》，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选编不易，如复制转载，请务必注明原始出处和来自“勿食我黍”。不守此规矩者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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