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江昭｜日本的抉择：为新秩序而战或在原体系下生存

作者｜入江昭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讲座教授、历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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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在1941年11月27日收到了赫尔的照会。一场联络会议立即在当日下午举行，所有与会者一致认为，照会其实就是最后通牒，包含了日本绝不能接受的条件。因此，华盛顿的谈判必须被判定为已经失败。依照11月5日的决定，日本必须为将至的战争做准备。内阁在次日开会时同意这些观点。于是，11月29日，内阁要员和前任首相们前往皇宫，向天皇阐明形势。这一次，所有人也都同意，和美英荷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对这个判断，以及和美国及其盟友开战是否审慎，天皇似乎存疑。他在11月30日召见了海军诸首脑，以弄清海军是否确已进入战备状态，是否想打一场持久战。永野大将告诉天皇，日本执行进攻任务的部队已到达珍珠港以西1800海里处。海相岛田繁太郎表示，他相信万事俱备；即使德国退出战争，他自信地告诉天皇，日本也能打下去，无论代价如何，此战必胜。最终，天皇赞同了开战的决定，这个决定在12月1日的首脑会议上得到正式确认。

日本对抗美英荷三国的重大战略决定，已在11月初做出。11月5日，永野向山本五十六大将下令，命其在12月初之前让联合舰队做好和美英荷开战的准备。初始的战略，是集中力量摧毁美国舰队，以削弱美国人的斗志以及其阻挠日本南进战略的能力。因此，事情主要看最初一击的效果。日本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这一击对美国，以及更深层次上对英国的毁灭性影响。山本大将和他的参谋官们为制订这项战略已忙碌了数月，现在，他们奉命前去执行。从11月11日开始，联合舰队麾下的舰只、飞机就被部署在预定地点，蓄势待发。10天后，舰队得令准备作战，26日，攻击部队启程，开始了横跨半个太平洋的长途跋涉。12月11日，舰队接到天皇的开战命令。一切就绪，但大本营海军部选择12月7日星期天作为袭击珍珠港的日子，因为星期天美国舰队待在那里的可能性更大。

11月26日到12月7日的11天，实质上是战争的前奏。日本人坚信，只有出其不意地攻击才能赢得首胜，因此，他们不想流露出任何终结华盛顿谈判的迹象，直到最后一刻。日本人的设想是，在东京时间12月8日凌晨3点向美国政府递交宣战书，或者说，在袭击珍珠港前的30分钟。那是华盛顿时间的12月7日下午1点。宣战书附带的一份长文照会由电报分开十四次发给华盛顿的日本使馆。发送电报花去了21个小时，最后一部分是在12月7日下午3点30分（华盛顿凌晨1点30分）发送的。由于将电文译解并重新打出耗时较长，直至下午2点20分宣战书才被交给国务卿赫尔，彼时进攻已开始约50分钟了。

然而，美国政府已破译了日本的电报，预料到战争随时会爆发。事实上，由于“魔术”监听破译了来往于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重要电文，美国官员得知，11月26日之后，继续谈判已无意义。美国政府向夏威夷、菲律宾及其他地方的美军指挥官发出警告：和日本的关系即将破裂，必须做好战争准备。不过，罗斯福总统以私人身份致电天皇，想为推迟摊牌做最后的尝试。电报是12月6日发出的，要求日本军队撤出印度支那，以维持地区和平。但总统知道，这是徒劳之举，因为他收到了截获的信息，了解到日本人正预备开战。但是，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他的助手都没有预见到，日本人会对美国舰队进行那种大规模空袭。对“偷袭”的那种震惊、错愕与憎恶之感，并不是装出来的。

关于美国仿佛对袭击珍珠港毫无防备，已有过多种推测。尽管截获了众多有关日本政策的情报，但美国的领导人们居然不能预见行将发生之事，这看起来的确令人费解。关键问题恰恰是在珍珠港事件前夜他们掌握了何种信息。罗斯福及其高级幕僚预料到日本随时可能发动攻击，而夏威夷的海军军官们也讨论过日本轰炸瓦胡岛的可能。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料到，日本人会在12月7日攻击珍珠港的美国舰队。部分来说，这是因为华盛顿的官员们不知舰队还待在珍珠港，而非在海上，而瓦胡岛的人则没有从华盛顿收到“命令讯息”，警告他们攻击迫在眉睫。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参与到对日开战的计划中来，要勾勒出一个信息传递的清晰链条绝非易事。

这是否有意疏忽的问题已争论多年。可以认为，如果华盛顿将其搜集到的所有有关日本舰队动向及情报活动的信息传达给火奴鲁鲁，那么夏威夷的陆海军指挥官本可更好地部署舰队和群岛的防御。这个怀疑能够拓展为一种阴谋论，即认为夏威夷的官员故意忽略一些关键信息，好让日本人打第一枪，这随后将导致两国正式宣战，使美利坚民族为打世界大战而动员起来。向夏威夷发出的警告，或许能拯救那只舰队和瓦胡岛的众多生命，但仍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此外，在夏威夷12月7日拂晓，一艘美国驱逐舰发现并击沉了一艘日本潜艇，当时距日本实际发起攻击只有数小时而已。这起事件表明，夏威夷政府掌握的一些信息，本可促其采取重要的介入行动。因此，将一切都怪罪到华盛顿头上有失公允。不管怎样，有一点仍然是事实，即尽管对最初一击落下的方式，夏威夷和华盛顿的震惊之感一点不虚，但对战争的来临，则毫不惊讶。美国官员和日本人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之前，对此就有预判。太平洋两岸对冲突与危机的预感，自30年代末以来就与日倶增，以至到1941年年底时，战争看起来是唯一的可能，除非一方——日本——做出重大让步。

由于战争被视为势所难免，有人已开始考虑战争的后果，以及战后日美关系的未来。在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的朝河贯一就是其中一人。他相信日本会输掉战争，因此力图让两国为以后建立更加合作的关系未雨绸缪。他在一封希望罗斯福总统转交天皇的公开信中，试着以略微夸张的笔调表达自己的看法：可以期望的是，“日本会再次在自由意志下返归高贵的自我，会再次迅速而坚定地投身于自由世界广阔的共同生活，方今的战火一朝消弭，自由世界的疆域必将得到极大的拓展”。美国和其他国家，将“同日本一起参与她的重建工作。而且，在将来，所有人都欢迎她欣欣向荣，喜见她对人类共同文明的进步做出日胜一日的贡献，以其天赋秉性，堪足成此伟业”。这种希望博得了少数美国人的认同，并最终为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提供了基础。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太平洋上的战争是日本偏离原先遵循的道路而误入歧途的产物，这条道路就是和美国及其他文明国家携手合作。战争是一不幸的间奏，但不能让它掩盖了日美关系本质上的延续性和互惠性。

以日美关系的要点而论，这是千真万确的。战后的历史将证明，两国有诸多共同点，可以互利合作。互利合作体制是通贯大部分现代史的模式，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极盛。可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体制——华盛顿会议体系——遭到了侵蚀，一种对抗冲突的心态取代了友好共存的意识。但在日美关系的漫长历史中，20世纪30年代晚期到40年代的危机和战争只是短暂的插曲。

不过，这段历史必须置于国际关系的更广阔背景中，因为日美关系从来就不纯是两国之事。在20世纪20年代，同英国一道，日美是华盛顿体系的主要倡导者，而在30年代前半期，太平洋两岸几乎没有真正的冲突，因为日本能做到在中国粗暴行事而不招致他国的联合反对。但从30年代中期开始，大国关系逐渐重组，中国得以不再孤军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接二连三地获得外部大国的帮助，到30年代末，美国、英国、荷兰、法国和苏联之间形成了松散的同盟，各国都想遏止日本的推进。可以说，这是一个改造过的华盛顿体系，剔除了日本，加入了苏联。为反击这股潮流，日本试图将苏联从“协作国”中分离，并与德意结成牢固的同盟。日本人的希望是，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苏联自缔盟约，以反对前者。这个企图失败了，结果日本发现自己比过去更加孤立，如其所言，“身陷重围”。最后，正是一个被包围的日本，以一己之力对抗一个坚强的同盟。这使日本人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更甚以往。走出孤立的唯一办法，应是回归华盛顿会议体系，但既然中苏与此体系牵连益深，这看起来困难重重。眼见除非孤注一掷，另建处理亚太事务的新体系，否则无从脱困，日本发起了进攻。日本政府宣称，这是为新秩序而战，为国家生存而战。这两个目标密切相关。但战争将表明，在原体系下生存，才是明智之举。

本⽂选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题目为编者所拟。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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