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威廉·格兰普（William Grampp，1914-2019），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教授
译、校｜袁大羽、赖建诚
我们如果给古典经济学配上歌曲背景，歌曲的名称当然是“最初的五个字”，也就是“看不见的手”。歌曲的开始应该由单人清唱，以符合这五个字最初的单纯本质；歌曲的结尾应该由众人各唱各的调，以反映这五个字后来被诠释成各式各样相互矛盾的主张。“看不见的手”是斯密写过的文字中最为人熟知者，尤其对那些读过关于斯密的著作，远超过读斯密原著的人而言，肯定是熟悉得无以复加。如果我们按照“看不见的手”受到世人嘱目的程度，来衡量其重要性，那么它的确很重要。但是备受舆论重视，不一定表示它真的很重要。在我看来，“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不如它的趣味性。首先，它是斯密对自由贸易整体主张的一部分，它在好几个地方是机敏的论述，有几次显得狡猾，还有时候似是而非。整体看来，斯密选择的这个名称，既可以代表后来人们误以为真的观念，也可以代表他原本希望，他们能够持守的真理。简言之，就此论点而言，斯密既是艺术家也是教授。其次，“看不见的手”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经济政策论战中的辩论工具，常常被用来斥责某些人对价格机能的认知视野狭隘。第三，斯密对这项观念的论述中，少有或甚至于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后人对“看不见的手”的种种诠释。这就又提供一个例子，说明伟人的文字在读者眼中，可能代表不同的意义，甚至被曲解成连本人都不认识的意义。我说“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不如它的趣味性，是因为它在《国富论》中既非主角，也无特殊地位。它只是跟斯密对国内资本的一些想法有关，这些想法诚然重要，但并不会因“看不见的手”之起落而消长。“看不见的手”也和斯密的经济政策重要主张有关：国防比财富重要。但是，同样地，这项主张并非建立在“看不见的手”的观念上，没有它也没关系。诚然，多数人（并非全部）是引用《国富论》中的想法，来诠释“看不见的手”，但是斯密当初说明“看不见的手”时，并未用到他们所引用的想法（只有一个例外）。斯密说了什么，有那么大的关系吗？理当如此。如果“看不见的手”的本意被人误解，那么这些误解斯密本意的主张，也可能同样地会被别人误解。例如，我们如果把“看不见的手”诠释为价格机能（其实它不是），可能会使人忽视斯密对价格机能的许多保留意见；也可能会使人忽视他所谓的“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simpl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观点。这个观点其实既不单纯，也缺乏系统，更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市场。我们稍后会细数斯密所主张的几项干预行动，希望能使那些动辄引用斯密的话，来支持市场经济的人，停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其实可以找到比“看不见的手”更好的论点，来支持市场经济说。但这并不表示，反对市场经济的人可以就认为斯密站在他们这边。斯密所提出的这些干预行动，只能算是市场经济的例外状态，并不能构成有系统、有说服力的理论，来反对市场经济。市场干预措施只有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才适用，例如在1815年到1846年间，英国谷物法案的长期大辩论中，保护主义者就引用斯密的话，主张当进口货物与国产品竞争，而且国产品在国内要纳税时，政府就应当对进口货物课征关税。结果保护主义者失败，法案被撤销。你能说这是自由贸易的胜利吗？你能说这是自由贸易论者的挫败吗？我想提出一套说法，来厘清斯密或任何人对“看不见的手”的主张。首先要区别：第二步是要尽可能地贴近(a)与(b)。要记得(c)的重点在于“合理地”，只有当(a) (b) (c)都走不通时，才去尝试(d)，或者根本不要去碰它。至于(e)和(f)，把它们留给那些（如George Stigler所说的），用想像力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人吧。上述步骤是沿着一条又直又窄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通往一个目的崇高、简洁宏伟的大原则：“要就把它搞清楚，否则就别碰它”。或许这个大原则是完美主义，就算这篇论文再怎样努力，也无法达到那种境界。不理会这个大原则的人会说：“请容我告退，名人所说的名言，往往被用来表达与他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确实如此。然而，读者若能因为下面这段话而有所警惕，那么这篇论文仍有其意义：“其实斯密没有说过市场需要引导，也不太相信市场需要引导。既然如此，各位请想一想，看不见的手（套用斯密的用语）要如何引导市场？”斯密在《国富论》中，使用“看不见的手”来描述某种特殊的条件，说那个条件在竞争市场的交易中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那个条件是：某个人在以某种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同时产生对每个人（包括自己）都有利的好处。如果某位商人，在国内或国外投资的利润相当，他可能因为投资国内较为安妥而选择国内，从而加强了国防的力量；由于他增加了国内的资本（这是军事力量的来源之一），这对每位国民（包括该商人）都有益处。我在第二节会详细说明，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诠释，也会以长篇幅引用他的原文。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也提到“看不见的手”，但意义不同。在《论天文学》（Essay on Astronomy）中也有，意义又异于前者。后面的这个意义，在《论物理学》（Essay on Physics）中重现，不过他称之为“看不见的物”（the invisible beings）。第三节说明，与《国富论》中意义不同的“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物”。《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不太受人注意，虽然那本书的读者都是认真聪明的人，但《情操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那两本论文里所提到的“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物”，更是鲜为人知。但是《国富论》里的“看不见的手”就不同了，它受到充分或甚至过度的注意，单就我所知道的，就有九种诠释（当然不止）。我本来还有第十种，想称之为我的诠释，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相信自1776年以来，这种观点未曾被人用来诠释过“看不见的手”。1. 最常见的诠释，认为“看不见的手”是市场的一种特征或性质，可以使每个人的自利行为，除了促成自己的好处，也造就其他人的利益。“其他人”可以是社会、公众、每个人、别人、或仅指另一个人。这种诠释背后隐含的意义是：斯密相信若人人追求自利，并透过市场来从事经济活动，那么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互利、繁荣、和谐的（Cropsey 1979:173; Sugden 1986:2）。斯密从未说过足以支持这种诠释及其隐含意义的话。他在描述“看不见的手”的那一章内，确实说过人们在追求自利时，可能会增加国家的财富，从而加强国防力量，这是对人人都有益的事。然而他在同一章也说：(1)利己之举，只有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2)如果新增的财富留在国内，公共的利益才会增加。这两项条件不一定会存在。更何况斯密还指出，人的行为不一定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可能搞不清楚，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例如他们在应该节省开支时，却没有这么做）。即使他们知道利益之所在，也不一定知道如何有效地运用它（例如对某项事业太过乐观）。他们甚至可能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例如耽于逸乐而误了正事）。（《国富论》页346、123、907）总之，斯密从未说过，人们在追求利己时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利己利人的状态。然而许多人认为他说过这种话，其中不乏地位崇高之士。《新Palgrave经济学辞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的主编，曾搜集“看不见的手”的文章，集结成书《看不见的手》。他们在导论（Eatwell, Milgate, and Newman 1989:xi）说（加引号者是引用斯密的话）：斯密虽然只提过两次“看不见的手”，他却已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比喻，带进经济学的语言里。斯密当初赋予这句话的意义，至今大致上相同。也就是说，每个人在谋求利己的同时，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成某种非他本意的结果。”（《国富论》卷4篇2）这个结果就是“大众的利益”。请读者将这段话，与我在第二节内所引用斯密的原文相对照。Palgrave那本名为《看不见的手》的书，也收录《新Palgrave经济学辞典》里，讨论“看不见的手”的那篇文章（Vaugham 1987）。那篇文章对“看不见的手”（就是本文所说的第3种诠释），既不同于该书序文的解释（就是本文所说的第1种诠释），也不同于斯密自己的解释，更不同于该辞典在介绍斯密时，对“看不见的手”的说明（就是本文所说的第2种诠释）（Skinner 1987, 4:365）。2. 第二种诠释也同样常见，但比第一种精致许多。这种诠释认为，“看不见的手”就是价格机能，是一种可以将各类市场集结起来，构成全面性合谐（或一般均衡）的力量，也能引导经济朝向国家财富极大化的方向发展（Grampp 1948:334; Gordon 1968, 8:548; Hahn 1982; Coase 1994:82-3）。斯密是说过（《国富论》页26-7），当买卖双方只谋求自身的利益时，会以双方都满意的条件完成交易。这当然意味着均衡状态。但是财富就会因此而最大化吗？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买卖双方在竞争市场交换，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否则答案是否定的。所以买卖双方的自利行为，确实会引导市场价格机能，但是这并不足以证明此种行为符合“大众的利益”。对此，斯密在（好几百页之后）讨论“看不见的手”时，指出“大众的利益”就是国家的财富增加。不过斯密的这项主张，“双方自愿进行的交易，将产生令彼此满意的结果”，确实暗示市场有自我导引的功能。关于这项暗示，斯密在解释市场价格，如何自行调整到自然（长期均衡）价位的过程时，把它明白地说出来。这又进一步暗示着，市场并不需要劳烦政府来控制。关于这项进一步的暗示，斯密在解释用法律来对付垄断和独占，终将徒劳或产生反效果时，把它明白地说出来（《国富论》页74，532-4）。然而，斯密对价格机能的想法（他都解释得很明确），却与“看不见的手”毫无关系。“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商人在谋求自利的同时，发现把资金留在国内有利可图，结果使得国家保卫国民（包括那位商人）的力量增强。这跟价格机能的导引功能不同。价格机能指的是，一个人若想要某样东西，必需支付对方所要求的代价。众人的这类行为在不知不觉中，会促成资源的最适配置，或产出的最适分配，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基本定理：如果所有的个人与厂商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则竞争均衡必然是“巴瑞图的最适状态”（Pareto optimal）。有学者说这个定理可以回溯到“看不见的手”（Feldman 1987, 4:889），其实并非如此，不过它确实可追溯到斯密对市场的其他看法。3. 新奥地利学派认为，看不见的手是一种“譬喻”，用来说明“个别的行为在无意识之下，所带来有益的社会秩序”。这和本文第2种诠释（认为“看不见的手”是价格机能）相近，但又不完全一致。因为第3种诠释认为，“看不见的手”还代表社会秩序，可以经由每个人的独立行为而浮现；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作为虽然独立于他人，而且也无意图与他人建立关系，但它将产生并形成某种对每个人都有益的社会秩序。斯密对经济的看法，与Ludwig von Mises及海耶克等新奥地利学派学者的见解，有何差异或相似处？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们若深入探讨，可能会发现，斯密对“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simpl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的忠诚度，还不及新奥地利学派。不论如何，探讨的结果都无法将“看不见的手”与奥地利学派的看法连结起来。在他们看来，市场之所以产生，是缘起于众人各自的独立行为，也是无意向与无预期之下的结果。没错，“看不见的手”会带来非意向性的结果，但并不是有益的社会秩序。“看不见的手”的好处，是在于促进国防。“看不见的手”所带来的这项利益虽然重要，但其复杂性与规模都比不上社会秩序，或“看不见的手”所隐含的价格机能。在“新厂商理论”中，第2种诠释和第3种诠释一齐出现。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对“看不见的手”的误解，会导致对斯密其他观念的误解，同时也会误解不少对市场的见解。“新厂商理论”的主旨，是市场并非万能。如果市场万能，那根本就不需要有厂商，但事实上是有厂商存在。新厂商理论指称，斯密未能认清厂商与市场的权限应有所区隔，说他相信市场万能（Williamson 1994）。其实斯密并非如此，我们只要仔细念他的书就会清楚这一点。实际上，斯密认为市场所能做的事，还比不上“新厂商理论”所宣称的。4. 接下来，有人强烈、清楚、坚定、毫不迟疑地说，“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竞争。既然如此，那么“看不见的手”一定是好的，因为竞争是好的。市场竞争驱使人们（实际上是胁迫他们），善用所拥有的资源与所得，从而促进公共利益。他们认为这一点“无可置疑”（Rosenberg 1979:24）。其实斯密没说过“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竞争，也没有这样暗示过。他说过市场竞争是良好管理的朋友、独占是节俭的仇敌、节俭是使资本财增加的直接原因（《国富论》页163-4, 337, 612）。但是他不曾在描述“看不见的手”时提到这些事情；也不曾说，在每种竞争的市场里都有“看不见的手”；更不曾说，在每种自利动机的行为里都有“看不见的手”。只有当情境诱引商人把资金留在国内时，“看不见的手”才对商人有引导作用。此外，斯密相信市场竞争固然有很多用处，但并非万能，例如它不能提供国家安全。他说：“国防…远比富裕重要。”这才是千真万确的事（《国富论》页464-5）。5. 还有一种诠释虽有其见地，但就观念上或语言学的层次而言，都远比不上前面几种，它认为“看不见的手”就是交换行为里的相互利益（Knight 1947:377）。这种观点有其根据。斯密确曾说过，交换行为会产生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在他之前也有人这样写过，其中包括西塞罗（Cicero。斯密可能从西塞罗学到分工的益处，以及民生福利等观念。Cicero 44 BC, ii, 3, 4; North 1691:13;《国富论》页26-7）。但是这些作者并没有将这种利益，归功于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斯密亦是如此，他认为这只是寻常的智慧而已：人人都知道屠夫与面包师傅，并非出于慈悲才提供生活必需品。这种智慧并不会因为有“看不见的手”而消失，斯密也没有用它来解释“看不见的手”。6. 近年来有一种新看法，认为“看不见的手”完全不是一种有益的力量，对斯密而言它不具有任何正面的意含。“看不见的手”可能只是个笑话。这种诠释很不寻常，因为它是以斯密那三本提到“看不见的手”的著作为根据，同时也说这三本书对“看不见的手”的定义是一致的。就《论天文学》而言，这种诠释肯定是正确的，因为斯密在那本书中，对“看不见的手”持批判态度。但是对《情操论》内“看不见的手”，就不能这么说了。斯密在《情操论》中，虽然把“看不见的手”用在他所不赞同的行为上，但结果却改善了该项行为。进一步说，这两本书中“看不见的手”的意义，都和《国富论》所指涉的意思不同，二者又彼此互不相同。所以就算这两本书中的“看不见的手”不具意义，我们也不能就此推论，《国富论》的“看不见的手”也不具意义。毕竟“看不见的手”（跟其所源出的自利行为一样），在《国富论》中是有正面意涵的。7. 最近还有一种源自“演化心理学”（Cosmides and Tooby 1994）的新看法，认为“看不见的手”是人们借以学习得到知识、技巧与习惯的过程。经由这些知识、技巧与习惯的引导来从事买卖交易，可以使个人的财富极大化，国家的财富亦可能如此。这种诠释认为“看不见的手”是有益的，也认为斯密就是这么说。他还说自利的行为可能会有效率，并且符合大众利益。他还说“带来如此多优点的”分工（division of labor），“系随着人们对沿街叫卖、物物交换、相互交易的倾向（propensity），而逐渐演化出来的”（《国富论》页25）。这些说法都与这种诠释一致。但斯密也说过，这种倾向或许是人类的天赋，也有可能是推理能力的产物，这就暗示它不是演化过程的结果。更足以反驳这种诠释的，是斯密从未说过“看不见的手”是演化过程的结果，他也没有说过任何足以引申出这种诠释的话。这并不是否认，市场的运作不会随着时间演化。其实市场会演化得更有效率，资源会使用得更具生产力，所得的消费会更有效果。这些都没有错，但它们与《国富论》（或斯密著作中的）“看不见的手”毫无关系。8. 还有一种比较抽象的诠释，认为“看不见的手”是经济行为与所有行为的主要推力、无所不知的监工、最终极的原因。这三项形容在观念上各不相同，但在此被视为相同的意义，来表示“看不见的手”是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的有益慈善力量，是自然秩序中一种天佑力量（Viner 1927:207; 1968, 14:324; Spiegel 1979; Eversky 1993）。这种诠释有些类似《情操论》对“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但我们不能把这种诠释用在《国富论》，否则就得暂时抛弃理性，或是忽略Jacob Viner所说的：这两本书之间有“情节重大且无法弥补的歧异”。《国富论》与这种（第8种）诠释都认为，“看不见的手”会导致有利的结果。可是“看不见的手”只有在某些情境下才能如此。我们若说《国富论》的“看不见的手”，就是第8种诠释所说的天佑力量，那就必须假设：(1)这种天佑力量使人追求自利（或许和沿街叫卖、物物交换的倾向，同样都是来自天赋）；(2)自利的行为都是有益的。斯密在写《国富论》时若采纳第一种假设，那我们现在看不出来。至于第二种假设，我们很清楚他没有，因为他讨论过利己行为与非利己行为未必符合大众利益。我在第三节中，会比较“看不见的手”在《情操论》与《国富论》内的重大差异。9. 第9种诠释最为有趣（Persky 1989），它主张“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借着阻挠资金外流，而促进国家安全的力量。它之所以有趣是因为：i) 它一开始就引用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看不见的手”的语句；ii) 它认为“看不见的手”的具体用途，是在减少资金外流；iii) 它认为财富在国内或国外的配置，会与国内的就业和产出相关，这是斯密很看重的一点。这件事因为有很重要的影响，我将在本文的第2节说明；iv) 它认为斯密之所以要谈“看不见的手”，是为了要回答当时反对自由贸易的声浪；v) 最后，它把“看不见的手”称为象征（simile），而非隐喻（metaphor）。虽然有上述优点，但这种诠释并不完整。它只提到“看不见的手”与产业、就业的关系，未能说明与“安全”的关系。这是否因为投资在国内可以提高就业，所以比投资在国外更有优点？斯密是这么认为。但这是否代表国内的就业是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而其他目标都次要？很难这么说，因为斯密是在鼓吹自由贸易的那章内这么说的。他所说的“安全”，是什么意思？可能的答案是：由于资金留在国内要比在国外安全，所以成为国家可用来保卫国民的资源。我在第2节会进一步说明。总之，“看不见的手”曾经被诠释为：(1)是利已的行为，同时造福他人的一种力量；(2)价格机能；(3)“个人行为会对社会，带来非本意的有益结果”，这种观念的代言者；(4)市场竞争；(5)交换行为里的相互利益；(6)一场笑话；(7)一种演化的过程；(8)一种天佑力量；(9)克制资金外流的力量。现在从几个方向，来看斯密自己对“看不见的手”的“诠释”：(1)《国富论》如何解释“看不见的手”；(2)《国富论》如何解释“个人自利行为，对国家财富与国防的影响”；(3)“看不见的手”与“个人自利行为，对国家财富与国防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国富论》只有第四卷（政治经济制度）第二章（对国内能生产的货物，应否限制国外之进口），论及“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必须在“个人的某类利益，与大众的不同类但又相容的利益，幸运地相一致”这种特殊条件下才能成立（但是这项特殊条件未必成立）。商人从事交易增加财富，这当然符合他的利益；这笔交易并不会减少其他人的财富，反而很可能会增加，这是对他人有利的事。如果商人把新增的财富留在国内，这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事（包括该商人）。大家的利益之所以会增加，是因为国内的财富可以用来保卫国家。该商人透过谋求自己的某类利益，同时也促进了每个人（包括他自己）的另一类利益；他原先并无此意，也不知道有此贡献。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国防是一种公共财，国内资金存量的多寡会影响它的强弱。有些交易可以增加国内资金存量，产生有利的外部效果，从而促进此种公共财的实际或潜在数量。从事这类交易的人，既无意于促进国防，也不知道有此贡献，但是终究有此贡献。他们的行为显示，对某人在某方面有利之事，可以在另一方面对众人有利。“看不见的手”就是在此情况下运作的利己行为，私人的交易行为在此情况下，能够产生正面的外部效果，从而扩增公众利益。这项诠释包含斯密的四个想法：(1)国防是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不宜单用财富增加之多寡来衡量经济政策；(2)财富是国家所倚赖的国防资源之一（此外还有人力、其技能与斗志）。财富存放在国内比国外安全，对国防也比较有贡献；(3)个人的进取行为，唯有在竞争的状态下才有可能促进国防；(4)个人在竞争的状态下进行利己行为时，既无意于促进众人的利益，也不知道会有此贡献。1. 他清楚地表示，国防应该是经济政策的目标。他说政府应该借由关税保护、管制、甚至奖励等手段，来鼓励民间制造国防必需品，例如火药与船帆。他还说政府应该用关税保护，与其他可以降低外国船队竞争力的手段，来加强商船队的规模。他对“航海法”的支持，清楚地表明他的主张。他承认该法案降低了效率，从而使国家的财富达不到原本可能的水准，但他说这是历来的法案中最明智者，因为“国防…远比富裕重要。”（《国富论》页463，523，464-5）。2. 斯密认为国防有赖于国家的财富，他说“枪炮的费用昂贵，最能付得起的国家，占明显的优势”（页708）。这些话出现在第五卷第一章，该章讨论政府的三大功能：国防、司法、公共工程（他对国防的讨论，远超过其他两项）。他在该处以及它处所说的话，在在显示他对军事史的深厚知识，加上他对军事、军人和斗志的高度兴趣，使得他的举动好像是非常认真、斗志高昂的军事将领，这是从《亚当·斯密传》（Ross 1995:316-7）得到的印象，虽然书中没有明言此意。他最担忧的事情之一，就是基层军人缺乏斗志，以及中阶军人的斗志未达应有水准。他主张二者应各依适当的方法训练，以习得适切的勇气与斗志（《国富论》页787-8）。斯密讨论“看不见的手”时，特别强调存放在国内的财富，有别于国内外的总财富，因为他相信国防主要依赖国内的财富存量。客观的读者此时会（正确地）认为，自由贸易本来就意味着资金的自由移动，以及资金的部分出口，所以斯密认为资金出口有害之说，实乃无稽之谈。“看不见的手”会把资金留在国内，这就是它的益处，也是斯密唯一明白指出的益处。他从未说“看不见的手”有其他益处。他说某个人若投资在国内的、竞争性的、且最有利的生意，而非投资在国外，则此人“在此处，如同在其他几处，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去促成一种非其本意的目标。”（页456）斯密说“其他几处”有何用意？是说除了投资于国内竞争的生意，还有其他的交易也可以增加国内的财富、促进国防？或是说投资在国内，除了能促进国防还会促进其他的目的，例如在他处所称的“国家的壮盛”？或是斯密使用“其他几处”来同时包括这三种意义？斯密讨论枪炮武器时，并没有区分存放在国内或国外的财富。有人可能因此推论说，存放在国外的资产对英国仍具有军事价值。斯密在贬抑重商主义者的主张时，的确如此说过。重商主义者认为，透过贸易顺差而流入国内的资金，在战争时可用于国防，因此贸易顺差具有军事价值。斯密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军事所需的资金可以经由出超取得。可是出超就是贸易顺差，重商主义者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项矛盾是斯密在讨论重商主义时所犯的几项错误之一；他最大且可能最不为人注意的错误，是说重商主义者主张金钱就是财富（《国富论》页440-1）。斯密特别注重国内的财富，因为这会影响国内的就业、工商业和贸易，而且这三项都关系着国防的强弱。他用几种方法，来说明“国内”的重要性。他说留在国内的资金，比滞留在外者更安全，他虽然没有明说原因，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那是因为它们更容易被征用于国防。他明白主张，应该“鼓励”国内“对国防有必要的工业”。他说土地是所有资本中最安全者，它不像商人的资金可以挪来挪去，甚至随他高兴而流出。国内贸易优于国际贸易，因为它对国内产业的增进效果，是国际贸易的两倍，也比较快获得报酬（《国富论》页463, 377-8, 426, 368）。就业水准和资金存量，共同决定国家的财富，所以就业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斯密为何特别注意国内就业，我们只能推测其原因。依我看，他认为住在国内的英国人，比住在海外者更容易被征召来保卫国家（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明证）。3. 斯密认为，唯有在竞争下从事利己活动时，才会增加国家的财富。他说（这也是在提及“看不见的手”那一章），个人若在不受国外竞争的保护下从事利己活动，即使其个人或产业的资本增加，国家的资本也未必因而增加（页453）。4. 斯密在那著名的一章（译注：第四卷第二章）的最开始，先略述个人在累积资本的同时，可能不知不觉、无意之间促进“公众的利益”（可以名之为国防）。他在数页之后详细说明这个题材，谈到个人、其资本以及看不见的手。他说：“每个社会的全年总收入，正是其工商业全年总产出之可交换价值，所以总收入和可交换价值是同一件事。因此，当每个人尽所能地运用其资本来支持国内产业，就会同时使该产业的产出价值臻于最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尽力使社会的全年收入极大化。然而，他通常既无意于推动公众利益，也不明白推动了多少。他之所以选择支持国内而非国外产业，只是为了自已的安全；他之所以尽力使投资有最大的产值，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在此事上，跟对其他许多事情一般，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带领着，去促成某种非他本意的目标。纵使社会未曾参与促成此项目标，情形也未必逊色。个人在谋求利己时，所能够促进的社会公益，往往比当他真心诚意要促进时还更有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为了社会公益而交易买卖，还能达成什么真正的公益。那其实只是装模作样，在商人中很少见，不必多费唇舌就足以劝阻商人这么做。”（页456）深思熟虑的读者此时可能会质疑，我把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诠释成是在推动国防，究竟是否合理？他没有使用国防这两个字，他只明白地说，看不见的手可以增加国内资本。这个问题是一位匿名的博学评审，在评阅本文时提出的，他认为“看不见的手”主要是在谈国内资本的累积而非国防。他认为这是个可以申论的要点。他又说，斯密认为，有利于国内资金的事亦会有利于国防。这位评审还恰当地指出，斯密有一段文字与他的看法一致。斯密在论“看不见的手”之前的一两段，先汇总他在另一章中对资本的长篇讨论，认为国内贸易优先于国际贸易，这是由于前者对国内资本与就业有较大的帮助，随后才提出“看不见的手”。
其实并不尽然。在我先前所引用的段落中，斯密并没有把国内资本与就业的增加归功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归因于人类单纯的自利动机，这是一种不用引导、无需协助的力量。当某个人决定将资本留在国内而非国外时，他不会不明了其经济后果。他知道这会使得，他在国内所雇用的人工比他把资本送到国外时多；他也明白，由于他把资本留在国内，国内的产出会比他把资本送到国外时多。在斯密看来，商人所不知道的是，他的这项作为可能会加添国家力量。斯密在另一章里讨论资本时，说：“就财富所能发挥的力量而言，财富就是国力的表征，所以国力必然与该国每年产出的财富成正比。”他又说：“每个国家政治经济的主要目标，是在增加国家的财富与国力。”他没有说国力端赖于存放在国内的财富，但是他清楚地表示，存放在国内的财富比存放于国外，更能够安全地提供国力的保障（页426）。因此，国家的财富是众人在自觉状态下，为了利己而努力的成果。一国之国力，包括军事力量，则是这种努力无意（但幸运的）结果，也就是“看不见的手”的成果。还有可再申述者。讨论资本的这一章有许多争议，斯密驳斥，借由补贴或其他方法来促进出口，他认为无此必要。商人从事国际贸易，是因为比国内贸易更有利可图，不过后者（斯密不厌其烦、长篇累牍地说明）亦有其优点。斯密笔下，国内贸易的优点相当多，读者可能会因而困惑，说是否应该扶持国内贸易。这种结论会扭曲自由贸易者的意思。只要是在竞争的环境下，商人不需要别人教，就会把资本投在最能增加国家财富之处。只要在国内能够获得的利润与国外一样多，他就会把资本留在国内。资本在国内可以产生多种在国外不会有的益处，他在本章对这些益处有详尽的说明，并建议读者珍惜国内贸易的诸般优点。当他写到谈“看不见的手”的那一章（译注：第四卷第二章〈对国内能生产的货物应否限制其自国外之进口〉）时，已经明确表示国际贸易不致于损及国内贸易。从表面上看，第四卷第二章所主张者，是废止导致业者独占市场的进口关税，换言之，它主张废止关税障碍。对于不构成障碍的进口关税，虽然着墨不多，但还是按照本章的根本精神，同样主张废止。所谓本章的根本精神，是指不论个人或民族，都想找最便宜的采购价格。从财政收入的观点来看关税，这是另一回事，但在本章内未置一辞。斯密在陈述他的主张（译注：废止关税障碍）时，逐一考量可能的反对理由。其实这些理由在当时已常见。他在此处的推论，显得观察入微鞭辟入里。这种功力在斯密的其他文字中比较少见，在大卫理嘉图的著作中比较明显。这也使得擅长分析的经济学者，由于气味相投而较接受理嘉图，疏远斯密。此外，本章显示斯密喜欢修辞藻饰，喜欢用言辞技巧来赢得辩论，而非真正解决问题。他的取胜之道是靠言词上的说服，而非论点上的坚定有力。斯密喜欢修辞学其实不足为奇，因为那本来就是他最初的兴趣，他在转向研究经济学之前对此早已钻研多年。他对三种反对废止关税障碍的理由，分别提出答辩。对很有把握者，他在答辩中提供令人安心的保证。对没有把握者，他有时坦白以对，有时虚词狡饰。第一种反对的理由，是担心自由贸易可能会对国内某些经济活动造成伤害。持这种看法的人会说，农牧业易受伤害，尤其是谷物业与养牛业。斯密的答辩，与当时的各类贸易政策辩论相当不同，令人侧目。他说国产谷物价格，纵然比进口的谷物高，但是这个价差仍低于将谷物从外国运到英国的运费。他接下来的结论，不论读者主张自由贸易或保护主义，一定都大感意外：他说谷物的进口关税，并没有保护英国农人。人们受到幻觉的影响，误以为关税有保护作用，从而支持关税。他们之所以受制于此幻觉，是因为他们偏离了慷慨分享的本性，转而拥抱商人与工厂老板，那种吝啬独占的心（这可能正是这些人的本性）。斯密说，农民完全不必担心谷物自由进口，他引用当时一位“知识非常渊博作家”的书，指出当时谷物的年平均进口量，还不及年平均消耗量的0.2%（0.175%）。斯密引用的这段文字值得注意，它源自查理士斯密的《关于谷物贸易与谷物法案的三种思索》（1766）。所谓“平均”不及0.2%（他的表达方式是1/571），是针对1697-1764的68年间，根据四种谷类（大麦，燕麦，裸麦，小麦）的数量（而非价值）计算得到的。如果当初查理士斯密，先计算各别谷类每年进口价值占消耗值的比例，再加权平均，计算四种谷类在68年间的比例，则总比例可能不是1/571。然而查理士斯密当初没有这么做，现在也无法重建这些比例，因为他只记载小麦的价格。此外，我们对查理士斯密的资料还有更严重的疑虑：谷物进口量在这68年间起伏波动太大。就小麦来说，在这68年之间有六年的进口量，比平均进口量多30%到3,000%，各占各年消费量的0.14%到3.4%。就这68年整体来看，小麦的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0.11%。这些都不是什么大数字，但若与价格的波动合起来看，就足以使查理士斯密相信，进口关税、出口奖励、以及其他的管制有其必要。其中某些作法或许有待商榷，但精神仍值得保留。然而斯密在赞扬查理士斯密时，却绝口不提这一点。斯密也不提，谷物的进口比例之所以这么低，就是受到进口关税的阻碍。博学多闻的查理士斯密，对此倒是有很多话要说。他列举英国在1698到1766年间，通过的20项谷物贸易法案，这还没有算入在1698年之前已通过，在这段期间持续有效的法案（见查理士斯密1766书，页145, 144, 120-4, 44-5）。如果斯密真的相信农业未受益于关税保护，那他就不需要反对关税保护，然而他却这样做。他在次页警告说：“以立法的方式，长久地禁止进口谷物与牛只”，将会限制国家的人口与产业。他又机巧地说，限制牛只进口会导致国内谷物的产量下降，因为这种限制会抬高牛价，导致土地用来种牧草比种谷物更赚钱。斯密这一次，用经济学而非修辞学来提出论点。过了几句话之后，斯密又把经济分析和修辞学纠杂起来，反驳对谷物出口的奖励。他说这会让国内的谷物存货下降，国内的谷价因而上扬，比歉收时的价格还要高。高谷价会诱使进口增加，降低国内农民的市场占有率。这项经济推理无可反驳。只是读者没想到，它所强调的事实：“出口奖励减弱了进口关税的保护效果”，会出现在倡导自由贸易的言论中。此外，斯密刚刚才说英国农民有成本优势，不需要关税保护。会不会是有些人没被说服，仍然希望维持关税保护，所以斯密告诉他们，只要主张废止出口奖励（斯密身为自由贸易的鼓吹者，一定会同意），他们就可以确保关税保护？停止这种想法！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根据的臆测。根据斯密自己的说法，出口奖励是商人与谷物商船主的最爱，这些人的内心吝啬独占，受人唾弃，与乡村绅士的慷慨分享本性不属同类。针对反自由贸易的第二种理由，斯密所提出的答辩以经济分析居多，少用空洞的修辞。第二种反对理由声称，自由贸易终必减少就业。斯密承认，受到保护的产业会吸引更多资金，增加雇用人数。但他接着说，整体经济其他部门的资金，因而会少于原本可有的水准，而且（这就暗示）损失会超过利益。因此，国家若采行保护主义，财富将比自由贸易时少。撤消保护主义后，对就业的效果，与采行保护主义时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承认撤消保护的产业会减少雇用人数。但他接着说，经济体系有很好的适应力，失业者会被其他产业雇用。他指出，上一次战争（很可能是结束于1763年的英法战争）后退役的官兵，很快就找到新工作，足以证明经济体系有很好的适应力。尤其是这些退役官兵，缺乏平民工作的技能与习惯，经济体系还能有此调整，更是难能可贵。而且（他的修辞技巧在此处重现），保护措施可以逐步移除，好让失业者有足够时间找到新工作。有人会问，既然经济体系能迅速吸收退役官兵，为什么还要逐步移除保护措施？（答案或许是：这是要对错过前一项保证的读者提供另一项保证，但这也只是另一项臆测）反对自由贸易的第三类理由，跟资本有关。其中之一在第二类理由中已经预见了，那就是自由贸易会减少就业，将导致国家的财富减少。另一种反对理由认为，自由贸易会使资本离开本国。这种反对意见涉及看不见的手，我们因此对它较感兴趣。对于担心国内资本会出走而反对自由贸易，斯密在答辩时使用“看不见的手”这句名言。他对资本外流所说的话，正是支持我对“看不见的手”的诠释，最强力的证据。他说批发商（译注：表示大商人）倾向投资国内，只要国内的利润与国外相等或约略相当，就会这么做。他接着说这是一件好事。批发商在国内投资，并不是由于斯密所主张的理由，亦即国内的投资有助于国防。我们姑且假设，斯密所诉求对象的社会大众，与批发商的想法相同。然而当社会大众读到这章时，是否会因为斯密描述国内贸易的众多好处，而相信这些利益重要到不应任其暴露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之下？斯密继续他的答辩。商人纵使可以不顾心中的不安而从事国际贸易，仍然不能完全克服那种不安。比方说，荷兰商人从里斯本（Lisbon）买酒，运到康尼格斯堡（Konigsberg，译注：位于波罗的海边，当时隶属普鲁士，现在是俄罗斯的Kalinigrad）卖掉，再从康尼格斯堡买谷物运到里斯本出售。他的资本似乎与荷兰国内的财富无关，其实不然。贸易商会在货物抵达目的港之前买下它们，在阿姆斯特丹卸下船，再重新装上船（虽然费用昂贵），所以阿姆斯特丹成为货物转运集散港。货物在重新装船的过程中，就成为荷兰国内资本的一部份。难道斯密要我们相信，自由贸易会使伦敦成为转运集散港？他的意思既不是这个，也不是指“看不见的手”代表神经紧张的商人内心之不安，因为那是商人基于本能规避风险的结果。斯密解释“看不见的手”时加入一项关键条件：“只要国内的利润与国外相等或约略相当”，商人愿意在国内投资。如果我们说，斯密认为国际贸易由于风险较高，因此利润率比国内贸易高，用这种观念来解释“看不见的手”会不会比较合理？按此说法，当国际贸易的额外利润不足以抵消隐含的风险时，商人出于利己动机，会避免在国外投资。这只不过是过渡性的条件，除非我们假设，国内与国外的生产成本没有差异。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假设，那根本就没有必要国际贸易，斯密当然不致如此，不论在本章或别章都一样。事实上他说过，种植谷物的农民成本够低，足以保护他们对抗外国的竞争。但他没有说这适用于所有的货物，例如他在书中另一处对谷物问题所说的话，就与此处矛盾。他对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利润率所说的话，暗示“看不见的手”虽然可以限制资金外流，但不能禁绝。他在另一章明白表达这项暗示，该章出现在《国富论》第三卷，该卷的主题是国际贸易对国家种植业之影响与改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际贸易对国内农业资本价值的影响）。斯密在该处说，用于国际贸易的资金和用于国内制造业的资金一样，是“非常不安定的财产”。在这里，他将国家的财产与贸易商或制造商的财产，作不同的看待。这段话再次显示，国家的财富就是个人财富的加总，个人的财富原本就对个人有益；国家的财富也对众人有益，这项益处就是国防。他之所以说用于国内制造业与国内贸易的资金，对于国防的价值很不确定，是因为那些资金不同于用在农业的资金，只要资金所有人稍微不满，就很容易外流（《国富论》页426）。这种说法可以解释成，制造商与贸易商是情绪化反覆无常的人；也可以解释为（我觉得这比较合理），他们对国内的投资报酬率有点不满。既然如此，“看不见的手”就不是一种自主的力量，它是在特定环境下运作的利己动机。资本主的行为若对公众有利，是由于他的行为对自己有利，碰巧也对大众有益。如果他的行为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大众也就没有好处。但也有相反的情况，资本主的行为虽然对自己有利，但对大众不利。这类情形并不罕见，虽然它们的重要性不一，但皆非微不足道。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从中看出，斯密对市场与经济政策的观念。在《国富论》与《论法理学》（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里，大约有35或40种（要看区分之粗细而定）政府干预措施，是斯密赞成或鼓吹的，可归为五大类。数量最多的一类，跟帮助买方、卖方或需要各种协助的人有关，例如烈酒课税高于啤酒税，是为了节制对酒精的消费。如果卖方居于独占地位，就规定食物的价格。数量次多的第二类，旨在透过管制或取代某些市场来增进效率，例如授与暂时性的独占特权、禁止在殖民地垄断土地。第三类，是以租税来重新分配所得（例如对房屋租金课税），或是重新配置资源（例如对地主限定用途之土地，对其租金课税）。第四类约束国际贸易，其中主要的措施旨在促进国防。第五类对货币发行与其他金融交易加以管制，例如立法规定在北美殖民地发行的纸币，不得作为法定货币。我在另一项研究中，对斯密称许的干预措施有详细说明。（Grampp 1993:74-9）这些干预措施，与“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背道而驰。斯密不但支持“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也以此广为众人所感念。大家深深地记得，斯密所支持的“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以至于对他所提出的干预措施，要不就略过不提，要不就说那些不重要，只不过是贴在自由竞争这个强健身体上的小绷带。其实这些例外很重要，斯密也这么说，他认为这些例外是对“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的修正。对与此事无关痛痒的读者来说，这就是结论了。然而，这类读者不太可能确切明白，这些例外与“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如何能调整结合成为一体。少数几项干预措施可以促进众人的福祉，但有许多措施的效果可疑。《国富论》的读者想要了解这本书，最困难之处在于，如何把许多南辕北辙的观点调整结合成为一体，这比了解个别观点困难多了。就斯密经济政策所包含的众多观念而言（这不是唯一的例子），尤其是如此。此外，他的表达方式也增加这个困难度。在一段不到200字的段落里，他说某项干预（禁止发行小面额的纸币），是“公然违反自然自由”，因为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保护“自然自由”。但接下来的一句，就把“公然违反”降温为“或许在某些方面可以视为违反”。然后他又说，少数人的自然自由，不可以危及多数人的自然自由。每个政府都应该遵守这个原则，不论是自由的或是专制的政府（《国富论》页324）。就这样，以谠论宏观大原则起头的滔滔大论，却以违背这项大原则的泛泛之言收尾。不论虎头或蛇尾，斯密说起来都是同样地意兴风发、深信不疑。我对“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的意义，是取自斯密书中的说法，而非根据他在其他书或文章中所说的话。他首次用到“看不见的手”，是在〈引导哲学探索之原则：历史天文学的例证〉这篇文章中（1758年之前）。他在文中描述一个未开化者的原始内心，以及大自然中常态与非常态事件之成因。常态性的事件，归因于事物自然的本质，“火使人炙热，水令人清爽。”非常态的事件则归因于诸神：丰收或歉收，要看女神席瑞斯（Ceres，罗马神话的耕稼神）的喜怒；雷震与闪电，是天神朱比特（Jupiter，罗马神话的天神）“看不见的手”的旨意。（1982:49-50）斯密说，这种思考方式是多神论的起源，也是“将一切非常态的自然事件，归因于有智慧、但是看不见之存在的民俗迷信”的起源。他在〈引导哲学探索之原则：古代物理学史的例证〉这篇文章中（可能写于1755年之前），也说同样的话，但对未开化的人大加嘲弄。“他们无知、头脑不清，必然导致优柔寡断的迷信，将几乎每件意外，都归因于某只“看不见的手”的主观意愿。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某种自身的或特别的目的。“（1982:112-3）《论天文学》、《论物理学》里的“看不见的手”，与《国富论》里的“看不见的手”毫无关系，也跟《情操论》里的完全不同。如果有人要把斯密的观念凝结成一体，这三者是一幅挑战性很高的拼图，其实就连他自己也从未想要将这些不相同的“看不见的手”调和在一起。他在1773年写给大卫休姆（David Hume）的信中说，《论天文学》是“一个认真的年轻人不成体系的作品”。如果休姆活得比斯密久，或许不会认为值得出版。有一位知名的学者承认，斯密写完《论天文学》和《论物理学》后，把“看不见的手”的意义，从可以解释自然界中非常态现象的力量，改为解释常态现象的力量。但是他仍然认为，斯密并没有改变信念，亦即有一种自然律在掌管人类的事情（“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正就是这种信念，使得斯密的作品前后一致、互相连贯。他之所以用“看不见的手”来表达多种矛盾的观念，是因为他喜欢“简洁有力的句子”。（Macfie 1971:596, 598）有人指出斯密喜爱他自己的声音（并且喜爱得有道理），还有当他写到一段的尾声时，可能已经忘记是如何开始的。然而不论修辞或是健忘，都不足以解释他作品中出现的众多矛盾。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读《论天文学》和《论物理学》。把那些矛盾视为尚待审理的未决问题，单从其他有趣的论点来考虑。这两本书是斯密对自然法则的早期探讨，有助于我们阅读《情操论》。更上一层来看，我们根据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称许，也应该更重视它们。熊彼得说，它们所显示的内心世界，是斯密的其他著作显示不出来的（Schumpeter 1954:182）。它们是一个学识渊博者的作品。前面引用过一段《论物理学》的文字，在那段文字之后就谈到自然法则的观念，也就是“关于宇宙的主宰、万物的上帝的观念，上帝最初用一些普遍的法则塑造了世界，以求整体万物之存活与昌盛，而不顾及任何个体之福祉”。斯密称之为一神论，并说这件事超过一个只能接受多神论者的理解范畴。“自然秩序”这种观念，在《情操论》（1759）内的地位重要。如果斯密未曾写出《国富论》或《论法理学》，那么《情操论》会让他在思想史中有不同于现有的地位，也可以减轻思想史学者的负担。《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与《论天文学》、《论物理学》者不同，它是“自然秩序”的组成部份，不是被“自然秩序”所凌驾的观念。在这种理解下，“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善的力量。《情操论》的主旨，是如何做出伦理性的判断，这不一定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题材。他们关心的是所得如何分配，那也是该书的主题之一。斯密在书中解释决定所得分配之因素，以及虽然有钱人很自私，但长期而言所得分配几乎是平等的。这是因为有钱人既富有又愚蠢，而那是仁慈造物主的意愿。他们自以为可以无限制地享乐，所以执意独享全部的果实。之后他们会发现“眼睛所看见的，超过肚子能吃下的”，因此必须替用不着的财富另谋用途。是什么用途？送给穷人：他们（富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所分送出去的生活必需品，与如果当初土地平分给每个居民，所能达到的分配效果约略相等。因此他们不知不觉、无意之间，就促进整体社会的利益，提供万物滋生之所需。这种“看不见的手”的观念令人难以相信，不过《情操论》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与《国富论》所说的有相似之处。二者皆促使自私的人去帮助别人，但不会增加自己的成本。此外，《情操论》与《国富论》对“看不见的手”都有称许之意。本文第一节曾说，有人认为“看不见的手”只是个玩笑，这种说法现在当然不成立。在《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引导自利的理性商人，在计算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风险与投资报酬率之后，决定在国内经商。在《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引导着笨伯的利己动机，购买远超过其所需要的物资，然后将其中的大多数送人。既是笨伯，他们就永远学不会教训。如果他们学得到教训，那么财富只需重分配一次，之后就不再有多余的东西可以给穷人，也没有什么需要“看不见的手”来重分配的东西了。《情操论》令人疑惑难解。作者怎能在一本书里中肯切题、机敏精明、合情合理（譬如在《国富论》的表现），而在另一本书里却不合逻辑、违背情理（譬如在《情操论》的表现）？当然他没有说，有钱人将大部分财富送给别人。据说他所指的是，富人透过提供就业机会来帮助穷人。这么说来，穷人的所得来自于工作，而不是来自富人的剩余物品。果真如此，“看不见的手”就不能解释什么了。斯密在《情操论》的推论，只有菜鸟才会这么说，而他在写《情操论》时绝非生手，已经讲授经济学多年了。《情操论》中除了“看不见的手”，还有几处也令人大惑不解，我们不拟对此问题详加讨论。我们不能略过《情操论》，因为它论及“看不见的手”。那只手与《国富论》的“看不见的手”很不相同，二者又都与《论天文学》和《论物理学》的“看不见的手”或“看不见的物”不同。如果这几只手或物之间确实有某种关系，我们在斯密的作品中尚未能得到证明。在能证明之前，这三只“看不见的手”会继续代表三种截然不同的意义，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在那一天来临之前，“看不见的手”的音乐背景，如果有的话，应保持低调，不宜作成大型叙事清唱剧，例如不宜作成某个未曾演奏过的主旋律的变奏曲。好比艾尔加（Elgar）就某一曲主旋律所作，取名为“谜”（Enigma）的变奏曲。该曲的主旋律未曾演奏过，然而艾尔加说它是众所熟知的曲子。艾尔加的主旋律，其实不是众所熟知的曲子，从而引发一些有创意的猜测。“看不见的手”也是如此。“看不见的手”的音乐背景，可以取名为“谜二部曲”（Enigma II）。加上数字II，是预防艾尔加的后人可能会提出侵权告诉。斯密相信著作权应当受到保护，但在它们不应当受保护时例外。这又是另一个谜。—End—
本文原载于《当代》（2002年8月180期、9月181期），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刊仔细研读。英文原文可点“阅读原文”下载。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亚当·斯密｜关于大头针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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