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以来，语言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认可，历史学的研究重心也因此发生了急剧变化，其主要表现之一即是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的兴起和盛行。随着《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辞典》、《法国的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等大型辞书的陆续出版，概念史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学界备受关注的史学类型和跨学科研究领域。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概念史手法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是译介概念史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而尝试构建与近代中国历史情境相契合的概念史研究路径；二是对近代中国的若干基本概念进行“知识考古”，试图厘清其演变过程及其社会政治语境，进而对近代知识体系之建构有所发明。（1）本文将简要介绍中国学界的概念史译介与实践，并就概念史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略作展望，冀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概念史的关注和参与。
一、自西徂东：概念史之译介
概念史家大多认为，“概念史”这一表述最早出现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座》，用来指称一种史学类型，即考察艺术、法学和宗教的历史，可以纳入哲学史的范畴。20世纪后半期，概念史在德国发生了实质性的突破，其标志是1955年《概念史丛刊》的创办，以及三部概念史巨著的出版：十三卷本《哲学历史辞典》(1971-2001)、八卷本《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辞典》(1972-1997)、十五卷本《法国的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1985-2000)。（2）
作为概念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历史的基本概念》历时1/4世纪，以8大卷的篇幅，系统考察了德语世界100多个(组)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资源。他强调概念对于“现代世界的语言构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概念，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各种政治派别才得以表达他们的经验、预期和行动。他把启蒙运动之后从1750年到1850年的一个世纪称为“鞍形期”(Sattelzeit)，在经历了漫长的两个山峰之间的低落、过渡时期后，欧洲实现了向现代知识的转换。这一“现代性”转型是以影响社会及其自我意识的四个过程为特征的，即“时间化”(概念随着时间而变化)、“民主化”(概念的社会边界日益扩大)、“意识形态化”(概念日益成为社会性概念体系的一部分)和“政治化”(概念的政治意涵日益增长)。（3）在研究方法上，概念史研究以“历史语义学”相标榜，关注概念的延续、变化和革新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调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着重考察词语、概念、文本与社会政治情景之间的关系。（4）中国的概念史研究，正是从译介西方尤其是德国的概念史开始起步的。在此方面，方维规、李宏图、孙江等教授作出了积极贡献。方维规在德国学习、工作多年，深谙德国概念史研究之神髓，其译介较之通过二手文献辗转相传者无疑要高明许多。在《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一文中，他细致解析了被视为概念史之同义词的“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 Semantik)，指出历史语义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与阐释学、话语分析相类似的研究方法。历史语义学既是语言的，又是历史的，只有用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横向比较和纵向追踪)才能把握哲学、社会、政治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关键概念和主要用语。（5）《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一文则比较了西方史学界探究概念的三种路径：德国史学界以“概念史”亦即“历史语义学”模式著称；英美史学界尤其是剑桥学派倡导“观念史”模式，注重探讨原本意义上的文本的语境；法国史学界以“话语分析”或“概念社会史”见长，将话语背后的语言形态或社会背景纳入研究范围。作者强调，“历史沉淀于概念”，“概念是思想的出口”，通过对历史中那些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的形成、演变、运用及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去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乃是概念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特色。（6）李宏图将西方的概念史研究区分为英美和德国两大流派：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主要从概念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概念史，不仅考察概念的历时演变过程，而且关注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维度与语言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导致概念获得或失去合法性的原因；以科塞雷克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家深受社会史学术传统的影响，着重考察社会转型与概念变迁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变迁的长时段中把握概念的命运。（7）他还专文考察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指出“语境”、“概念”和“修辞”是其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关键词，其中“概念”既是思想观念的核心和内涵，也是研究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和基本“单位”。与“观念的单元”的普遍性和反历史性相比，“概念史”更为突出思想演进中的断裂性和历史性。（8）近年来，李宏图先后主编“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对斯金纳、波考克等剑桥学派学者的思想史和概念史研究作了成规模的译介。收入“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的《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和《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二书，其实是对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反思性述评。前者旨在为英语世界介绍概念史的发展概况，着重评介了《历史的基本概念》和《法国基本政治-社会概念手册》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特色，阐述了概念史与思想史、观念史、社会史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对德国概念史方法在英语世界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适用性作了乐观的预期。（9）后者主要从比较视野出发勾勒了概念史在不同国家的实践情况，其中第一部分“理论和比较的框架”从理论上阐述概念史与社会史、语言学、话语分析之关联，第二部分“主题与变奏”提供了对“国家理性”、“世界主义”、“民族”等重要概念的研究范例，第三部分“概念和图像”则以具体案例论述了图像语言是如何呈现概念变迁的。（10）孙江针对国内学者在相关名目使用上的混乱，撰文介绍了概念史与词语史、观念史、社会史之异同。第一、概念与词语。概念是通过词语表现出来的，但比词语拥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在特定的词语里并被表象出来后，该词语就成为概念。概念史研究方法旨在打破从词语到事物和从事物到词语的循环运动，在概念和现实之间引发了某种紧张关系。第二、概念史与观念史。在观念史研究中，即使个别的观念能反映历史事象，但观念自身基本上是不变化的常数。概念史则注意到词语与社会、政治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概念本身就是“变数”。第三、概念史与社会史。社会史将文本作为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后的情境。概念史则缘于哲学用语史、历史语言学和语义学等领域，更加注重对文本中的语言和构成进行解释。(11)关于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其他介绍文字也偶然可见。例如，孙云龙主要依据前述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一书的中译本，对德国的概念史研究作了简要评介。(12)曹意强基于艺术史视角，梳理了从黑格尔、狄尔泰直到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脉络，其中提到洛夫乔伊的“哲学语义学”如何成为观念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又如何经施皮策尔转化为“历史语义学”，进而由观念史向概念史转化。(13)但是总体看来，在几部概念史巨著的中译本面世之前，中国学界对概念史的译介难免停留在浅尝辄止的层次。西方概念史研究引入中国不过数年时间，但几位中国学者已尝试从不同角度出发，探讨更契合中国和东亚近代历史特征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在概念史的方法论问题上，当前中国学界远未达成一致看法，而是从思想史、观念史、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等不同源头出发，结合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形成了既密切关联、又各具特色的不同研究路数。
孙江是近年来在汉语学界倡导概念史研究最力的一位学者，他将自己的研究旨趣概括为“东亚近代知识的考古”。有鉴于概念史与词语史、观念史、社会史之异同，孙江提出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应该包含以下内容：“词语的历史；词语被赋予了怎样的政治、社会内涵并因此而变成概念的历史；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词语表述或曰概念在文本中的不同呈现；文本得以生成的社会政治语境。其狭义内涵是关于词语和概念的研究，广义内涵是关于知识形态的研究。”(14)所谓“东亚近代知识的考古”，实际上是一项关于中国/东亚现代知识体系——语言、概念、文体、文本和制度之生产与再生产的综合研究，侧重考察从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知识移入中国/东亚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变异，并探讨有着同样经历的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知识往还问题。因此，他的研究既采用了德国概念史的研究手法，又超出了德国辞典式概念史研究的范围，而将“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与概念史研究勾连起来。(15)金观涛、刘青峰从1997年开始着手创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以关键词为核心分析对象”、“以句子为基本分析单位”的“数据库研究方法”。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政治术语”之起源和演变的考察，作者认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变迁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840年至1900年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西方现代思想选择性吸收时期；1901年至1915年是儒家思想退到家族私领域，而在公共领域全面学习西方的阶段；1915年到1925年为学习引进西方现代制度，并由此引发知识界对民主、权利、社会等重要观念进行重构、形成中国当代思想的阶段。(16)在他们对若干重要概念的具体考察中，一方面注重从词汇、概念之具体语例的统计分析来揭示其内涵的丰富层次及其历史变迁，一方面始终围绕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变”与“不变”来展开论述。(17)这种数据库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即科学主义数量统计方法能否解释思想现象。例如一篇书评文章对金观涛等人的研究提出了质疑：第一，观念的流行与心态的变化有时并无蛛丝马迹可寻，即便有所表露和展示，往往也很难用数据库中揭示出来的新名词或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来表征其流行程度与广度。第二，信息和观念的传播方式、物质构成、商业运作、读者的获得途径和阅读接受情况等因素，都无法用精准的时间或数字来表现，企图用数据或频率来揭示存在致命的缺陷。第三，作为研究基础的数据库明显忽略了文学材料，忽略了近代小说、戏曲等文类，也缺乏从接受者尤其是一般民众角度看待这些观念的讨论。因此，其研究呈现的只是“局部真实”甚至可能是历史“虚像”。(18)冯天瑜提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以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为关注点，强调通过对概念作历史性考察，探析概念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意涵。在具体研究中，关注概念的原始词义及其历史流变，关注词义的内涵和外延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信息；注重考察近代日本借以对译西文的新名“逆输入”中国后逐步异化的具体过程，尤其是清末民初、“五四”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间这几个概念变迁关键时段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在此生态下的语义迁衍。(19)这一理路与概念史研究颇有契合之处，但方维规对“历史文化语义学”这一术语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如果取广义的“文化”概念，那么在“历史语义学”中嵌入“文化”似嫌累赘，因为“文化”是“历史语义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如果取狭义的“文化”概念，又会给人拘囿之感，因为很多概念本身超出了狭义文化范畴。(20)黄兴涛自十余年前开始对中国近代“新名词”的研究，尝试从“思想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出发，分析清末民初大量涌现的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历史特征和“现代思想平台”之功能；并从考察一些特殊的新名词新概念的词汇构成特点与价值认同的角度，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21)其研究方法体现出概念史与文化史相融合的特征，服膺陈寅恪先生所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22)，强调只有把近代中国新名词置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广阔视野中去研究和透视，其历史内涵才能得到更充分的了解和揭示。(23)他还探讨了将具有后现代意味的话语分析运用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可能性，认为话语分析可以凸显将思想与社会更紧密融合起来的思考向度、强化思想史研究者对语言本身的敏感性、促进人们将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与后人历史书写结合起来进行透视，但这类探索本身也带来一些认知困惑，需要进行新的反思。(24)桑兵倡导和推动的关于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学术史研究，是中国语境中概念史研究的另一来源。其基本假设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规范前后截然两分，只有了解这千古一大变局的各个层面，对中外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下知识与制度体系沿革、移植、变更、调适的众多问题深入探究，才能获得理解传统，认识过程，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的钥匙。”(25)桑兵主编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丛书迄今已出10余种，涉及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不同侧面。例如，孙宏云细致考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早期历史，从具体的学术史事中揭示中国现代政治学展开过程的渊源脉络，条理史实，究明本原，为回顾本土学术经历、理解今人观念和行为中的历史沉积提供了具体详实的凭借。(26)程美宝着重讨论“地域文化”叙述框架在晚清民国年间形成的历史过程，指出近代中国“地域文化”的表达着重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方面去发挥，近代读书人用地域文化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国家观念，在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之间建立起辩证统一的关系。(27)对德国概念史浸淫最深的方维规则深有感触地强调“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装备”。他指出，概念史或历史语义学的目的在于发现并阐明概念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及其起源和成因，要求研究者具备必要的学术功底。研究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而形成的重要政治和社会概念，需要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识，也需要必备的西学知识，二者缺一不可。例如考察“民主”、“自由”、“进步”等概念，需要弄清它们在西方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真正含义和具体运用究竟如何，它们是以何种姿态、何种意涵进入中土的，士人又是如何理解这些概念的，否则就会出现对概念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28)“非知之艰，行之惟艰。”(29)将概念史研究方法用于中国近代史领域，并非易事。迄今为止，中国学界真正意义上的概念史研究成果为数仍然不多，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当属《新史学》同仁(30)的相关论文和金观涛、冯天瑜等人的相关论著。孙江主编的《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收录了四篇探讨近代概念问题的论文，这是中国概念史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孙江探讨了东西洋知识的传统/近代层面及其相互勾连，指出中国传统东西洋知识的建构有赖于中国与南海地域之间的互动，东西洋知识乃是在内含了有关南海的地理知识和航海知识后所建构的自我/他者知识。黄东兰从语词上探究了“亚洲”这一由欧洲传教士催生的“他者”概念被生产的过程，以及这个“他者”如何被接受进而变成自我“概念”的过程，强调清末民国教科书中“亚洲”被赋予了政治、文化、人种的含义。章清考察了清末民初教科书中“自由”概念的呈现方式：在政治学架构中，“自由”是作为政治演进的核心观念被肯定的；在历史教科书中，“自由”作为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遗产而被肯定；国文、修身课本对“自由”的阐述则主要基于人与人的关系展开，凸显的是“恕道”和“容忍”。(31)日本学者川尻文彦比较了中日两国语境下“民主”概念不同的复杂含义，指出晚清中国“民主”从传统的“民之主”脱胎为近代概念，被赋予了“多人乱管”色彩；明治日本以汉字“民主”对译democracy，却始终难以在近代日本落地生根。(32)黄兴涛主编的《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并非概念史研究之专辑，但其中若干论文亦与概念史密切相关。马钊的《女性与职业——近代中国“职业”概念的社会透视》将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概念研究结合起来，融合了“职业”作为词汇、概念和话语的三重视野，从女性近代命运的独特角度，探讨了现代“职业”概念在中国的形成，并努力揭示民国官方话语体系中的“职业”定义及其与20世纪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黄兴涛的《新名词的政治文化史——康有为与日本新名词关系之研究》、余新忠的《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史研究，但也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涉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概念、词汇、观念及其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表现出寻求创新的文化史追求。(33)《新史学》同仁既借鉴和吸收了德国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又将概念史研究融入“近代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一论域之中，“面对的是远比科塞雷克要复杂的跨语言、跨文化问题”。该刊第四卷即以“再生产的近代知识”为题，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涉及概念史研究。岸本美绪在考察中国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时提出，不要急于给“近世性”概念下实体定义，而应该关注16世纪至18世纪世界许多地区在受到大规模变动的冲击时，是怎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摸索新秩序的；不应该以倒叙的方式检验“近世”中是否存在通向“近代”的要素，而应该以“近世化”的多样性为背景来理解作为新的重建时代的“近代”。黄东兰以两部教科书文本为例，考察了尚处萌芽时期的日本东洋史的中国表述，指出日本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一方面援引欧洲万国史的历史分期，将中国史的时间纳入普遍史的时间之中，一方面又将中国史变为外国史、再变为东洋史，使中国成为空间上和文化上的“他者”。顾德琳依据“全球本土化”的概念探讨了race一词在中国语境里的不同表述，指出近代中国关于人分五种及中国人为黄色人种的观念主要来自日本的译介和西方传教士的译介，揭示了近代中国人种知识的外来性和复杂性问题。(34)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是作者利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研究中国近代若干重要政治概念之形成与演变的论文汇编。该书虽以“观念史”名之，但从研究方法来看更接近于德法的概念史研究，而与英美的观念史研究差别较大。(35)除了相关的方法论讨论之外，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变考察中国对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和重构；通过rights译名的变化考察中国权利观念的起源和演变；通过“个人”、“公民”、“国民”等概念考察中国个人观念的起源和演变；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探讨西方社会观念如何进入中国；通过“天理”、“公理”到“真理”三个词汇的统计探讨表达政治制度正当性的观念变化；通过从“天下”、“万国”到“世界”的变化考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通过“格致”和“科学”的意义变化分析中国近现代科学主义的结构；通过“富强”、“经世”到“经济”的译名变化揭示表达社会组织蓝图的内在理念；从中西比较的视角探讨中国近代革命观念的起源和演变。(36)冯天瑜是较早实践概念史研究的大陆学者，其代表作《“封建”考论》、《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也是国内较早的略具概念史色彩的著作。《“封建”考论》以中国历史为线索，对“封建”一词作概念史的考索与探究，分析这一词语的本义(古义)、西义(世界通用义)以及马克思的封建原论、现代中国的“泛化封建观”，试图为聚讼未决的中国历史分期提出新的观察视角和较精确的概念坐标。由于“封建”概念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此书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一再重版。(37)冯天瑜的其他研究还涉及“革命”、“共和”、“经济”、“科学”、“人民”、“社会”、“自由”等概念在近代的流变过程。(38)黄兴涛主要聚焦于从清末到“五四”前后兴起的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概念，如“文明”、“文化”、“现代”、“中华民族”等。他梳理了“文明”和“文化”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指出它们经历了一个摆脱轻视物质、经济、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内蕴进化理念的现代“文明”概念；再从另一维度部分回归中国传统，进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建一种新的狭义“文化”概念的过程。(39)他又对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从萌生到基本形成，也即其主题词的出现、传播、内涵研究的有关历史进行了细致考察，着重揭示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与这一观念发展的历史联系。(40)但黄兴涛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这些“社会政治基本概念”，还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化史概念，例如，他探讨了女性代名词“她”字在汉语中形成与合法化的过程；考察了“黄色”为什么会从代表高贵、尊严的民族象征色彩词，逐渐转变成指代色情淫秽、具有内在矛盾的词汇。(41)方维规不仅是概念史研究的重要译介者，也是较早实践概念史研究的中国学者，他对“知识分子”、“经济”等概念的考察，至今仍称经典。例如，他在梳理西方intellectual概念的基础上，对其中国版本“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内涵、发展及运用作了深入探讨，指出这一概念在中国确立之时几乎完全中国化了，并很快发展成一个自成一体的概念。(42)他又探讨了economy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指出“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既包容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含义，又顾及了西方19世纪下半叶开始时行的political economy的简略用法economy。(43)在关于近代中国“文明”、“文化”概念的考释文章中，他着重强调了西方语言中这两个概念的异同和关联，以及德国观点、英法观点对中国知识界理解“文明”、“文化”概念产生的影响。(44)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概念史研究论文发表。例如，桑兵考察了近代“哲学”和“中国哲学”概念的起源，指出以“哲学”作为philosophy的译名并用以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出自日本学者，后为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所接受，“中国哲学”的概念则包括了复杂多元的意涵。(45)章可考察了晚清天主教与新教的概念变迁，指出“天主教”最终由总称变成基督宗教之一派，以及“新教”译名之流行，是新教地位提升与晚清维新思潮相结合的结果，由此产生的“新教胜于旧教”观念，对现代中国人的历史和宗教认知造成很大影响。(46)原初意义的概念史研究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但由于“概念”、“概念史”所蕴含的独特魅力，此名目常常被史学领域之外的研究者借用，作为考察本学科重要概念的方法论依据。例如，哲学界对西方“启蒙”等概念之演变过程的考察、对伽达默尔概念史分析方法的介绍，(47)政治学界对西方“国家理性”概念及其不同理解范式的阐述，(48)文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境”概念及其近代以来之演化的梳理和阐释，(49)法学界对中国“司法”概念演变的不同阶段及其特征的考察，(50)宗教学界对“宗教”概念之演变过程的梳理，(51)国际关系领域对“安全”概念之源流、发展及其理论意蕴的探讨，(52)建筑学界对建筑史中“空间”概念之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考察，(53)教育学界对西方教育史上“liberal arts”(博雅学艺)与“humanities”(人文)概念之内涵及演变的探讨，(54)医学界对中国“花柳病”概念之渊源与传播过程的考察，(55)等等。这些研究与源自德国的概念史研究多少有所差异，甚或在研究旨趣上与之背道而驰，但在概念史刚引入中国的特定阶段，无疑对壮大概念史研究的声势有所助益。经过几年的译介和探索，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了解和接受概念史研究，但是毫无疑问，概念史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完善尚需时日。笔者以为，当前中国学界的概念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身份未明。经过数十年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西方学界对概念史的基本特征(将概念而不是作者、文本、流派、问题等作为分析单元)和理论假设(概念形成的“鞍形期”及相应的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过程)，以及概念史与思想史、观念史、文化史、社会史的异同和关联已形成基本共识，只是在各自的研究中有所取舍、有所侧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和路径。而在中国，虽有少数学者的大力译介，史学界对于概念史的基本内涵、理论预设和研究方法仍未达成共识。有的论文冠以“概念史”之名，实际上只是稍涉概念涵义的辨析而已，与德国和英美的概念史研究其实没有什么关系，难免鱼目混珠之嫌；一些与概念史研究旨趣相契合的论著，却以“观念史研究”、“新名词研究”等其他名目称之，从而削弱了概念史的学术影响和号召力。二是时代未定。德国概念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的“鞍形期”假设，即1750年至1850年是欧洲发生社会和概念剧变并导致现代知识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其他国家的概念史研究者也很注重为本国划定一个“转型期”，例如《法国的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关注的时段是1680年至1820年，博尔(Pim den Boer)将16、17世纪之交和19世纪后半叶视为荷兰政治体制和概念结构的两个转型期，(56)波考克将英国政治和社会语汇的“鞍形期”划在1500年至1800年。(57)在中国，虽然百年前梁启超就提出过著名的“过渡时代论”，但中国的过渡期/转型期究竟起讫于何时，学界则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例如王尔敏认为1840年到1900年是酝酿中国近代思想的过渡期，(58)张灏则把把1890年至1907年称为中国思想的过渡时代。(59)具体到概念史研究，中国吸收西方思想和词汇进而形成自己的现代概念体系，有人说在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孙江)，有人说在1840年到1925年(金观涛)，还有人更明确地限定在清末民初到1920年代(冯天瑜)。三是平台未建。德国的概念史研究之所以能蔚为大观，不仅在于其首倡之功，更因为在德国形成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概念史研究平台。这个平台至少包括以下要素：恢宏的研究计划，即本文开头提到的三部大型辞书编纂计划；杰出的领军人物，即科塞雷克和他的学生莱夏特(Rolf Reichardt)，他们分别是德国概念史项目和法国概念史项目的负责人；出色的学术团队，即三部辞书的撰稿人，其中多有交叉重复者；可行的理论方案，即前文所述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假设；稳定的交流阵地，即1955年创刊的《概念史丛刊》及定期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丰厚的资料来源，如《历史的基本概念》主要有三种资料来源，即系统的理论家，政治、社会和法律资料，辞典、百科全书、专业手册和职业手册。反观中国的概念史研究，仅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按照各自的理解，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单兵作战式的探讨，而上述从事大型团队研究的基本条件大体上全不具备。对概念史研究的基本旨趣和中国现代概念体系的形成时期缺乏共识，或可视为学术研究中的“百花齐放”，未必是坏事；但从事大型团队研究的学术平台仍未形成，不能不说是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一大缺憾。在笔者看来，有志于此的学者当从以下方面继续努力：其一，系统译介德国概念史的具体研究成果。目前中国学界对德国概念史研究虽有所译介，但大致局限于对其发展概况和理论方法的介绍，读者很难从中看到具体的研究实例。概念史的发展壮大终究要从考察一个个具体概念入手，相关的理论方法也只有结合研究实践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对德国概念史的具体研究成果加以译介。以德国几部概念史巨著的篇幅和分量，要在短期内全部翻译出版是不太现实的，但不妨学习日本和韩国的做法，从中选取一些具有基础性和共通性价值的概念或概念群译为中文，(60)俾便有志于概念史的学者参考借鉴。其二，组建概念史的合作研究团队。概念史研究在起步阶段难免处于零敲碎打的状态，但要想通过概念史途径对中国现代知识体系获得全面而系统的认知，势必要依靠大规模、长时间的团队合作。德国概念史的几部扛鼎之作，均有数十名乃至上百名学者参与其事，经过短则15年、长则30年始告其成。(61)中国目前从事概念史研究的学者不过十来人，力量实在过于薄弱，而且没有一个宏大而可行的研究计划将其整合起来，很难产生学术累积效应。当此之际，尤其需要一位或几位既有深厚学术功底、又有出色组织能力的学者挺身而出，将更多的学者汇聚到一个学术机构、一项研究计划之中，以展宏图。其三，出版概念史研究集刊和丛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的出现，通常需要一份专门学术刊物作为发表和交流的阵地；此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的兴盛，则往往以一批数量可观、分量厚重的研究成果出版为标志。中国的概念史研究者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由金观涛主编的《东亚观念史集刊》于2011年11月正式创刊，由孙江主编的《亚洲概念史研究》丛刊也将于2012年刊出第一辑。(62)不过，要出版一部(套)既得德国概念史之精髓、又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大型概念史研究论著，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诚如论者所说，概念史研究是“一种艰苦的工作”，需要坚实的学术功底和长期的学术积累。(63)中国学界接触概念史研究仅有数年时间，无论在学术队伍还是合作平台、理论探讨还是实证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都还十分有限，因此要专文评析“概念史研究在中国”似乎为时过早。本文只是就已有的译介文字和研究论著略作介绍与展望，以期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这一行列，共同推动中国概念史研究的兴盛。文中粗疏错漏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End—
本文选编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05期），注释略去。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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