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为了研究中国的现在，我们必须知道过去。通过考据，通过尽量完整的社会资料，就是说通过尽量科学的社会科学方法，我们能够知道历史真相吗？今天我们的考据是十分地盛行的：从古代的文物发掘，到整个清代的考据，很多的细节都是挖出来的。只要我们对过去的事情的考据越来越细，对图画以及过去的事情知道的越来越详密，我们就真的能够了解过去的历史吗？回答是绝对的，单凭这个我们是不可能了解历史的。为什么？因为历史是人的行动，而人的社会行为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它是有价值的行动。人的任何行为与行动都是观念的产物。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事件的发生，都是人有价值取向的。我的观念回到一个目的，是在观念理解到它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的记载中间，观念是最容易被遗忘的。思想史正是研究历史上发生过的观念的研究，观念跟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的互动研究。社会行动动机结构最容易被遗忘。举个大家都熟悉的打球的例子，假如在五百年之后，这一体育项目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再盛行。我们依靠观看DVD来了解它。问题是，假如我们的DVD出现了一点微小的故障，荧幕上的篮球消失在我们的消失了。那么，二十五世纪的史学家将会如何看待这群人的行动呢？他们在跳跃？抑或都发了疯？可以说，篮球是贯穿于整个打篮球这一社会行动的核心。所有的社会行动与人的行为都是围绕着这个求来展开的.由于篮球将每一个人的个人行动均转化为了社会行动，为了这个篮球因而制定了一系列打求的规则。假设我们看不见球，那么光凭看DVD难道我们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在整个历史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制度与文字的研究，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以及各种文物的考据，结合我们所讲的比喻，我们看到的都不是那个篮球。我们研究的并不是打篮球运动中的哪个球，也不是研究运动员穿的什么衣服，而是围绕着篮球所运行的规则。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的历史研究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我们不知道其中运球的规则。光凭人类外部的行为来估计一切事物，所以我们对于历史的解释是不可能知道它的真相的。之所以这样说，我们并不是在刻意贬低现在的历史学家，没有言过其实，以及显示对于历史学家的不重视。在此，我举个实例。在汉朝，当出现日蚀、月蚀及各种天灾的时候，皇帝要下罪己诏，有时候还要杀大臣。东汉期间，正好是太阳黑子的异常期，灾异特别多。因此，汉朝曾制订一条很奇怪的法律：每逢天地大变，皇帝就会派侍中手持密令，驾着四辆马车，带着十斗酒、牛一头，到宰相家中，宣布皇帝要下令怪罪于他。然后，当皇帝的使臣上朝回复途中，宰相须上书告病。当侍中回到朝中，还没向皇帝复命时，尚书就应该把宰相自杀的消息报告皇帝。在今天人眼中，汉儒似乎丧失了基本理性。史学家用唯心唯物模式来解释汉代思想，但它可以使我们理解上述行为吗？其实如果不解真正理解汉朝的普遍观念以及思想，上述法律和儒臣的行为是我们没法解释的；而且我们也无法知道，为甚么在东汉末年，连年的天灾和战役，会对社会文化产生强大的冲击，使得主流政治思想从天人感应理论转为魏晋玄学。东汉人们接受的普遍观念之变迁是当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原因。当这种观念一旦被揭示出来，所有的现象都是统一的，是互相连在一起的，变的非常容易解释。但是今天我们因为不了解天文感应后面到底隐藏的是什么样一种道德观念，就不知道汉朝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东西。这种普遍的行为，不论我们用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解释，都是从今天的想法去解释，也就类似于未来的历史学家看不到篮球运动中的球的那种想象。因此，缺了这一环我们就无法了解汉代的历史与思想，或者说不能了解汉代历史的本质。汉朝离我们太远了，要今天的人去理解两千多年前支配人们政治行为的观念结构，似乎有点过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就拿新文化运动为例，严格说今天中国人还生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价值系统框架中；照理讲当时人的思想不难理解。事实又如何呢？当时很多学生却行为怪异，今天人匪异所思。比如说，有学生写信给爸爸，表示：“从今以后我们两个不再是父子关系了，我也不叫你爸爸，你也不叫我儿子，我们彼此是平等的。”有人甚至连姓氏都不要，而以「你、我、他」互相称呼。历史学家把五四青年怪异行为归为全盘反传统，但是为什么全盘反传统主义会有这种表现呢？它和民国初年民主政治的失败有没有关系呢？如果不了解支配五四青年的普遍观念。是无法建构真实的新文化运动图像的，也不可解理解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原因和它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决定性影响。由于社会变迁非常之快，人的观念变化也同样的快。特别是普遍观念的变化，是不能被记录下来的。也就是说，再记录的东西中间我们是看不到观念的。所以在整个对于历史的研究中间，缺少了重要的一环：对于思想史的了解。因此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往往都是想象的。你的考据再详实，你不可能复原真实，我们只是在为我所用地用今天想象过去罢了。而研究历史的真正意义是追朔历史的真相，以警示后人不要重蹈覆辙，在历史中吸取教训.假如在我们对历史的研究过程中有着思想史的严重缺席，那么整个历史是不可能还原的，因为我们的方法出现了问题。没有了思想史，整个人文历史即是一条腿，走不了很远的路程。有人会说观念是随社会实践变化而变：也许会举出马克思典范来反对我的观点，人的思想是由环境来决定的，是由政治、经济来决定当时的。而我们只要通过对于历史的研究从而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那么我们就知道当时的人是怎么想的了。的确，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家是这么做的，考据某个人当时生活的环境，当时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当时的社会制度，甚至当时的饮食，然后通过这个就说：我已经还原了当时的思想了。比如，梁启超在日本时，每一天做了什么，当时的日本人是都要弄清楚的。我问一个问题：假如我们真的那么做，我们就能了解当时的思想了吗？首先，我是愿意在方法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著名的社会科学论断叫“修末论断”，就是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修末，他提出：当我们对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进行研究的时候，只有两种：一种是关于事实的论断，一种是关于道德的论断。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应该如何，用我的话说就是“应然”和“实然”。所谓对于事实的判断就是实然，所谓道德的判断就是应然。他说在对事实和道德的判断中间有一条永远不能跨过的鸿沟，这一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要铭记在心的，因为它是一条基本的原则。我们的科学考究都是针对事实的研究，社会科学，经济学，我们研究的是事实上发生的事。这件事与那件事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统治事实的规则，这就是对实然的研究。而道德上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并不是事实所能够决定的。这是两类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对于道德基础的研究，对于道德变迁的研究，它不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的。为了初步证明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我举个例子。有个小偷偷东西被抓了，当人们问他，你为什么偷东西？回答是：“我没有钱，我很穷。”小偷没有钱是事实，但是小偷没有钱就能构成偷东西的理由吗？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说不能。为什么呢？为什么小偷没有钱就不能构成偷东西的理由呢？因为道德行为，人类善的行为是靠人的意志来控制的。很多人认为，人生来就已经被决定了实然，你应该怎么样是不可能因为事实如何而改变的。所以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意志的行为是价值指向的行为。对事物的研究，各种考据只会问事实如何。而我所讲的思想史的研究，讲的就是应该如何。我们知道实然和应然的鸿沟是今年来道德哲学和西方哲学讨论的最多的一个问题。这个鸿沟确实存在，他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许多的哲学家就曾想把这条鸿沟跨过去，把他们之间的桥梁架起来。他们能成功吗？我举几个例子。他说未来的思想家就应该把释然与应染之间的鸿沟架起来，他举了个例子，有一个船长，身为船长就应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个事实，是应然的描述。就是说，我们对于事实的研究推出了应该的研究，这种方法是正确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做，很多的中国售货员就不这么做，不做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西方人不会了解，因为从古希腊到现代这样的一条规矩就没有被破坏过。就是说，你是干什么的，你就一定要干这个事情。整个社会哲学研究被分成了两个大的理论：一个是文化哲学理论，这个是应然；一个是社会科学理论，这是实然。马克思典范有一个基本假定，即：用实然的研究来代替应然的研究。这个理论自然有他的有用之处，也有他的局现。与马克思典范相对应的是韦伯典范，它是从应然也就是事物本身开始研究思想、道德，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基础，韦伯典范。我们知道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这两种典范的解释是完全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典范的解释是，为什么会有现代资本社会呢？因为经济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知道，市场经济自从人类制度的开始就有了。可是为什么到了17世纪就出现了全球化的那么迅速的发展呢？韦伯提出：现代社会它是一个新的价值局限，这个新的价值趋向是什么，也就是现代性的趋向。就是说，现代价值趋向是与市场毫无关系的。韦伯将之归因于新教。美国，荷兰以及英国都是新教国家，在新教国家形成了和平个人的观念，以及权利的观念，他们是基督教与古希腊文化之间的一个产物，有了这个观念本身它才形成了现代社会，这是两个典范，这两个典范都有问题，都有它的长处。那么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思想史将两种典范结合：观念与社会互动的逻辑。告诉你们如何理解我们现在的应然世界，如何通过应然，道德观念来控制自己的行为。而我们的行为是如何反过来改变这种观念。两个是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可以展开整个中国的思想史。今天我们就即将展开从春秋战国到现代。也许你们会说，我们以前说的社会科学的、考据的、应然的也就是研究事实的方法，所有的方法都还是在思想史的外面转，而没有进入思想本身，那么我们的思想史到底应该怎么研究？在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最忌讳的东西也就是只说不做，因为每一种思想，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缺点，而想把这个缺点确定下来，靠光讲而不行是不行的，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思想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们独立的学科，一门不同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就是因为他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现在我所要讲的方法就是理解的方法。那么什么是理解方法？理解的方法最早是由韦伯提出来的，但是很多人都并未理解韦伯的这一方法。我们进行考据，进行历史研究，当然要靠理解，不理解就不能学习，不能了解一切。而韦伯提出的理解方法却根本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到底怎样才是理解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先走进去，再走出来。假如我们正在学习化学，我们能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定“我”是一个水分子，那么水将会怎样？可以吗？当然不行。人怎么可以是一个水分子呢，研究水就应该通过他的外部形状，通过事实来研究。而研究社会不一样，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这个社会的参与着，我可以这么问：我是一个社会行动的参与者，那么我会怎么做呢？或者我来研究宋朝的历史，那我能假定自己是一个宋朝的人然后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吗？当然不可以。这在自然科学中是无效的。但是在哲学文化的研究中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既是社会的参与者，也是观察者、研究者，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问假定我们是这个社会的参与者，那我们会怎样？这就是角色的转换，即：走进去。假如我们要去调查也个村子的风俗，那么我们就得和村子里的人同吃同住，一起生活，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把自己是视为这个社会群体的一员，去体验他们的心态，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的规则是什么？光做这些还是不够，因为每个时代的人都是这个社会行动的参与者，你要走出来看，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呢？一进一出，就构成了所谓的理解。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四个字：同情的了解。研究思想史有一条原则：凡是历史上有过的思想，无论是我们赞成的还是不赞成的，或者极不道德的，只要它们存在过，我们就必须驱除偏见，想象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通过各种努力，试图走进去，在对它进行了全面的理解后，这些还是不够，只有跳出这个圆圈，由于我们是经过经过理解的我们才知道当时的人在那个时代是怎么想。这就是理解的方法。能够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我们每一个人回到汉代，明代，清代，回到越远的时代就越难。对于一个人文历史学家，只有通过自己内心的体验，通过史料的了解去领悟才可懂得当时的人是怎么想，只有通过努力才可以做到：当时的唐朝人是怎么想，然后在跳出来把这种思想抽区其模型，看看思想是怎么变化，才可以对其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走进某一价值系统再走出来。人的特殊性：既是社会组织的参与者也是社会行动的思考者。理念型，就是观念的一种模型。举一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在北京大学念书，当时我们都必须背“实践论”。当时我是能够倒背如流的，并且没有觉察到有什么不妥。我于90年代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想要研究“实践论”，翻开书本，却发现自己读不懂。书中逻辑完全是混乱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仔细想来，由于自己当时就生活在那个环境里，也就形成了一种价值的预设，这些预设将我引向了思想的不通，而今天这个价值的预设已经被我遗忘了。通过对实践论的反复阅读，我试图回到那个时期的想法，把那个价值的预设找出来，也就是走进去，然后跳出来，找到所谓的实践论的基本想法与理念。从当年进去过，再跳出来，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结构。这也就是韦伯所讲的“寻找理念形态”，即：“Idea type”。通过理解的方法来达到某种目的，这也就是韦伯所讲的“寻找理念形态”。他认为，任何一个观念与思想背后都有个理念形态，通过大量的文本阅读与文本的分析，这个理念形态就代表了找到了当时的人的动机与观念的基本结构，有了这个理念形态，我们就可以找到当时整个社会的社会行动，就可以找到他与社会的互动。有关观念及有关观念之间关系的抽象模型。我们知道，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我们叫“模型”。也有所谓的市场模型，经济模型和法律模型等等。观念和观念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模型，一个“IDEA TYPE”的模型。我们要研究古代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或者法家思想都将会提到理念形态这样一个词。通过理念形态在转回到事实上来，就知道当时的人的社会行动依据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做事情是没有本本的，而是在脑海中形成的一种思想在牵引着他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你找到了他们的理念形态，你才可以知道那个人行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种方法正是我所要讲的第一种方法，也是比较重要的方法：理解的方法。它需要抽取理念形态之后再与其它的理念形态进行比较，这个是抽象哲学的工作。然后再看这个理念形态与现实生活的互动。必须注意观念和事实的同和异。刚才所讲的是理念型方法，接下来是要介绍的这种方法看似简单，但真正实施起来也不容易。举个例子：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争，造成了很严重的灾难。今天的历史学家开始着手考证其中战争发生的原因，结果是因为在战争前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或者是与一个妃子进行了交谈。于是历史学家写了一篇史学论文：即皇帝的梦怎么产生的，怎样引发了战争。不知大家会不会同意历史学家所写的这样一篇论文？事实上，对于思想动机的研究与对于历史事实的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必须证明了动机是真正存在了才能去研究动机与现实的关系。我们对于历史的研究越细，这难道不是可能的吗？我们从思想史方法论上来讲这种方法可以接受吗？对于思想动机的研究与历史事实的研究就具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只要证明了动机真正存在了我们才可以研究现实与事实的关系。我们怎么判断一个思想在历史上真正存在呢？这与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存在是不一样的。一件考古物被发现了，就是存在的。那么一种观念，一种想法，或者一个梦呢？思想史的研究首要的就是要判别这个思想是不是真的。所谓真的就是有过假的观念，那我才可以研究假的。这个做过的梦，它与所发生的事实有什么关系。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判断有过的这个东西，这个观念是真的还是不真的。然而，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有一条原则：凡是不可以用来普遍传播的观念是不可以判别真伪的。因为，反是可以用来辨别真伪的观念一定是可以普遍传播的，是可以写下来，可以说出来，可以去思考的东西，这样才构成了可以辨别真伪的要素。因此我们思想史的研究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只研究可以普遍化的观念，也就是可以普遍化的可以用文字传播的观念。如果大家对于我所说的没有异议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引出以下的内容：即我们思想史的研究是以大传统为研究对象，而非小传统。所谓大传统，指的是儒学、道家的思想，那些占主流地位的，有文献记载和支撑的信仰，它是由我们社会的精英份子所传承下来的文化。而小传统指的是人民大众、民间的想法，它没有文字记载，比如墓碑，或者是口头记载的，或者是当地的一些小的宗教信仰，或是记录在家谱中的一些资料。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因为大传统对于小传统却不是特别了解，小传统则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决定历史的发展的恰恰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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