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伊恩‧戴维森

作者｜伊恩‧戴维森（Ian Davidson）

毕业于剑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在英国《金融时报》担任驻巴黎记者和首席外交事务专栏作家多年

---

无论怎样评价法国大革命留下的遗产，总会遇到一个关键的困难，那就是如何在实用与哲学之间找到平衡，以及如何在实用与存在之间找到平衡。

从哲学和存在的角度看，长期以来法国大革命一直被视作共和与民主理想的伟大源泉，法国建立共和国与共和主义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欧洲大陆建立民主的故事。

然而，从实用和操作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法国大革命对接下来至少一百年来说，是沉重的失败，造成了巨大的创伤。革命者们成功地推翻了旧制度，却未能建立持久的新政体，甚至连理论上的新体制也并未确立。毫无疑问，他们最重要的政治创新，就是明确宣扬人民主权原则，这一点与国王主权或者其他制度迥然不同；他们还在《人权宣言》中明确了其政治原则。他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创造了众多民主机构，在不同时期举行了大量选举。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形成实用而又令大多数人接受的民主思想。

当然，他们宣称人民的主权，却未能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理论与实践出现了脱节。正如弗朗索瓦·傅勒所言：“法国大革命的现实和革命者的理想之间存在着鸿沟。”

在推翻君主专制的过程中，他们心血来潮，主张起义的合法性，但是这只是虚假、想象的临时之举。当大革命进入艰难和危机时期，他们便放弃了所有的民主和法治思想，并逐渐摧毁了自己亲手建立的合法机构。在危机时刻，对于革命者来说，合法本身就是民主的对立。最终，随着暴力推翻旧制度，他们实施恐怖统治，造成深刻的分裂和敌意，触发了系列政变，引发了海啸般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导致两败俱伤，而这一股海啸历经至少一个世纪才得以平复，甚至有人认为，其影响远超一个世纪。

当然，实用和操作的观点并不是看待法国大革命唯一或者理想的观点。相反，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发现法国大革命令人困惑，大革命的很多方面直至今日仍令人不解。在整个19世纪，大革命吸引了众多法国顶尖知识分子和所有重要的政治家的关注，因为大革命为他们制造了很多问题，他们发现自己无法解决大革命制造的紧张。诚然，法国很多重要的政治家对大革命十分关注，他们甚至撰写专著进行研究，包括弗朗索瓦·基佐、阿道夫·梯也尔、阿方斯·德拉马丁、路易·勃朗、埃德加·基内和让·饶勒斯。正如傅勒所言，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大革命是理所当然的事件。

19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们对主导他们一生的事件仍然心醉神迷。但是，他们当中（包括基佐、米什莱，当然还有托克维尔在内）没有人认为这一事件理所当然属于“普通事件”，或者容易理解。相反，正是这种现象陌生而又令人惊讶的部分构成了他们历史研究工作的存在主义取向。

像我们一样，他们知道革命者们为后世留下了充满生气的政治观念遗产，这一遗产远远超越了他们的任何成就，在今天仍然沿用。我尝试用客观的表达来讲述大革命的故事，不愿提及困扰史学界一个多世纪与大革命有关的争论。然而，不可否认，大革命给法国政治和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影响持续很长时间。

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影响，便是似乎永无止境的政治动荡，无休无尽的政权更迭，以及纵横交叠的暴力冲突。1799年革命者被拿破仑发动的政变挤到一边；然而，当拿破仑1815年被最终击败，接踵而至的不是继续革命，而是波旁王朝复辟，业已离世的路易十六的两个弟弟先后执政。1830年，波旁家族的表亲、被推上断头台的奥尔良公爵的儿子路易·菲利普推翻第二任国王查理十世并继承王位。然而，1848年，国王又被推翻，经过一阵混乱，又被新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取代。拿破仑三世（波拿巴的侄子）1851年推翻了第二共和国，翌年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如此往复。

1848年七月王朝覆灭之后，托克维尔尖刻地评价这种往复循环：

“我开始在脑海中回顾过去六十年的历史，看到漫长的大革命各个时期结束时我们赋予自己的幻想，不禁凄然一笑……君主立宪制取代了旧政权；共和国继承了君主立宪制；帝国取代了共和国；帝国之后，复辟来临。复辟之后，七月王朝姗姗而来。每一次成功的蜕变之后，我们都以为蜕变完成了相应的任务，法国大革命业已结束。我们嘴上这么说，心中也是这么认为。唉！我在复辟之后也抱有如此希望，在复辟政府倒台之后依然坚持这种看法。然而，法国大革命再次启动，一切又回到从前。”

不仅不同性质政权之间交叉更迭，统一政权内部也是动荡不安。复辟的波旁王朝在15年内政府九度变革；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从1830年到1848年维系了18年，历经15届政府；第二共和国持续三年，换了六届政府。第二帝国相对稳定，但它毕竟是帝国。第三共和国相对最为动荡：从1871年到1940年延续69年，历经86届政府。

猛烈的政治动荡不仅表现在政府的频繁更迭上，而且经常扰乱无辜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即便在索邦大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学术课程也可能被终止或者（之后）恢复，要看它们是否违反或者迎合政治部门走马换将之后的需要。

革命者们在就新的法国政府进行辩论的过程中，经常拒绝考虑英国内战发生之后的一个世纪英国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制度。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属于老牌劲敌，另一方面是因为王朝复辟之后的继任政权明显是非革命的君主政体，以上议院的形式出现，带有强烈的贵族色彩。然而，在法国每一次动荡之中，法国社会中很多重要人物在遭遇困难和危险时经常去英国避难，因为那里的局势更加安全和稳定。1791年，战神广场事件发生之后，丹东嗅到了危险，连他也逃到英国躲避，尽管他待的时间十分短暂。

1830年的政权更迭迫使国王查理十世逃离法国，也到英国避难，他首先到鲁尔沃斯城堡，然后到了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当他的继任者路易·菲利普在1848年革命中被迫出逃时，也逃往英国，他逃到克莱蒙特，并于两年后离世。1848年革命还迫使保守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基佐出逃，他也逃到英国，到了佩勒姆克雷森特的一处普通住宅，如今这是西南伦敦最有名的一处地址。然而，流亡分子的名单并不限于国王和保守派：还包括两名左翼知识分子勃朗和基内。1848年革命迫使勃朗离开法国，他也逃到英国，并在那里完成了12卷本的《法国大革命史》。随着拿破仑三世和第二帝国的倒台，勃朗于1870年回到法国。基内的逃亡生活从1851年持续到1870年，但他逃到了瑞士。路易·拿破仑三度在英国寻求庇护，第三次是作为皇帝拿破仑三世倒台之后。1870年9月，他在色当战败之后，首先被德国人囚禁起来；1871年3月被释放之后，他前往英国，到了奇斯尔赫斯特的卡姆登，并于两年之后离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连串无休无止的动荡之中，几乎所有的政权在一开始都推行了某种意义上的新宪法，而且，除拿破仑和第一次复辟之外，大多数政权都在宪法前面附上新版（当然有所不同）《人权宣言》。因此，托克维尔在1856年尖刻地说：“法国过去60年里制定了九部或者十部永久宪法”  ，他这么说不是因为他不会数数，也不是因为宪法数量很多没必要数清，而是因为，他言下之意是宪法数量的确很多。事实是，在1791年第一部革命宪法和1852年第二帝国宪法中间，还有七部宪法、两部宪章（1814年第一次复辟宪章和1830年七月王朝宪章）和一部宪法补充条款（1815年波拿巴100天的短暂复辟）。换句话说，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大革命历史上真出现了九至十部宪法，具体数量要看宪法的准确定义。

在这段动荡的历史之中，除了动荡之外，还有两个不变因素，第一，是战争的决定性影响，以及，正如罗伯斯庇尔似乎已经预料到的一样，军队不断干预政治进程。当然，拿破仑·波拿巴1799年政变将大革命正式画上句号。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之后，拿破仑三世被推翻，他的帝国经过1870年血腥的巴黎革命者公社起义之后，被第三共和国取代。1940年法国在“二战”中被打败之后，“一战”英雄菲利普·贝当领导的违反宪法的维希政权取代了第三共和国。最终，“二战”之后统治法国的第四共和国，于1958年被“一战”和“二战”中的另一位英雄夏尔·戴高乐领导的违反宪法的第五共和国取代。

如果不是全民族的战争英雄，拿破仑一世、贝当和戴高乐都不可能令人信服地成为法国政权的领袖。19世纪法国动荡局势之中另一个不变因素便是关于君主制和共和制悬而未决的争论。在1792年大革命的转折点，当国王被推翻时，民众并未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1793年1月—国王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时，民众仍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示威，尽管丹东已经相信军方和国家并不希望国王被处死。然而，君主专制的思想和诉求却挥之不去。从一方面来讲，这可能是由于外部干涉的结果：路易十八登上王位，是因为拿破仑被击败之后欧洲盟国将王位传给他。傅勒进一步表示：“法国整个19世纪的历史可以视为革命与复辟之间相互斗争的历史，1815年、1830年、1848年、1870年、巴黎公社、1877年5月16日的事件都能说明这一点。”

然而，法国19世纪的历史也可以视为革命者创建的世俗价值观念体系与天主教会根深蒂固的宗教根源之间的斗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由于革命者进行反对教会的运动，革命进程受到严重破坏；由于无套裤汉反对基督教，革命遭受更大破坏。罗伯斯庇尔的倒台意味着这两起运动，还有他自己创立的反宗教“最高存在”，都不复存在。法国的基督教和教会迅速复原，1801年拿破仑和教皇庇护七世签订协议，正式承认天主教为法国大多数人民的宗教，尽管其并不作为法国国教。

然而，这只是国家和教会就各自要求达成的协议，并不是和平；直到1905年，双方商定协约以及法国通过国教分离的法律之后，和平方才到来。从此以后，政教分离原则一直是法国民法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被写入第五共和国宪法的头条之中，至今仍然产生效力：“法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世俗的、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她确保全体公民不分籍贯、种族、宗教，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她尊重各种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和天主教之间的斗争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得到正式解决。然而，国家和更原教旨主义和“圣战”的宗教派别之间的斗争还未得到彻底解决。最近，法国的世俗主义在公共教育领域遇到最严峻的挑战，因为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文化主张之间存在冲突。

通常认为，法国大革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偃旗息鼓，傅勒似乎也同意这种观点。然而，我认为，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创伤似乎在此之后很久仍然给法国社会造成深刻动荡。其中最深的创伤当然是长期上演的“德雷富斯”事件。1894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第二帝国瓦解，在这种政治动荡下，法国军队一名高层参谋编造证据指控一名同僚、来自阿尔萨斯的犹太人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为德国充当间谍。德雷富斯被审判并被驱逐出境。否定这一判决的证据逐渐浮出水面，最终令人无法回避。但是军队在多年时间里反对重新审理这一案件，原因是法国深受保守主义、天主教义、偏执思想和反犹太主义的分裂。法国社会从上到下经过长达12年深刻而痛苦的争议，最终于1906年宣判德雷富斯无罪。

即便到第三共和国灭亡之后，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实现新一轮复辟，法国社会仍然对君主专制存在强烈的怀旧思想。在凡尔登，有一尊巨大的纪念碑，纪念在规模宏大、历时长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数千名法国士兵。纪念碑顶上是炮弹形状的瞭望塔，游客可以爬到塔上瞭望被损毁的乡村。在塔下方，在第一级台阶上方，有一块木板，上面写着：“纪念在凡尔登牺牲的有名和无名战士。法国皇室。”这明显不是官方落款：1937年纪念碑落成时（私人捐建），法国仍处于共和国时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法国皇室。另一方面，没人阻止人们竖起这块木板，也没人将这块木板拿走。它仍然在那里。而且，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尽管人们对君主政体的留恋有所减弱，但仍然存在。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巴黎，每年7月14日，当人们庆祝“巴士底狱日”的时候，总有一些高雅的社区，人们关上百叶窗，以示抗议。

法国大革命何时停息很难确定，法国大革命是否已经停息仍值得争论。我们可能会怀疑，只有当法国政治体制能够经历剧烈震荡却不会出现宪法危机时，我们才会相信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按照这个标准，第三共和国明显无法通过测试：随着1940年法国战败，法国直接解体。对于这次令人费解的战败中的有关军事细节，仍然存在较大争论。但是，有一点似乎很明确，那就是法国战败的完全性，如果仅仅考察军事，而不分析法国社会深刻的政治分裂，则根本无法充分解释。对于这种分裂，已经有很多分析，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伊雷娜·涅米罗夫斯基的著作，她在长篇小说《法兰西组曲》中生动形象地作了描绘。

第四共和国也无法通过测试：1958年，第四共和国因阿尔及利亚的后殖民危机而陷入瘫痪，并迅速被戴高乐推翻，代之以第五共和国。

正是在第五共和国期间，法国政治和社会似乎开始变化。这一体制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便是1968年的学生暴乱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工人罢工。但是，第五共和国平稳度过。或许，按照我的推理测试，法国大革命接下来才将真正结束。如果要给它标上结束日期，我要说法国大革命最终停息的时间是180年之后，1969年4月28日，戴高乐总统怒气冲冲地辞职，而他所建立的第五共和国没有经历任何战栗，继续平稳运行。

因此，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如果法国最终从大革命搅起的动荡之中恢复，如果法国人最终平稳驶过君主政体和帝国的艰难险阻，这个国家就应该能够平静地回首大革命早期取得伟大成就的风平浪静，正如托克维尔所言：

“在第一时期（1789），当他们心中充满对平等和自由的爱，当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制度，还想建立自由制度；不仅要摧毁特权，还要承认献祭权利；在青春、激情、自豪的时代，在慷慨、真诚的激情之中，尽管他们屡犯错误，人们将永远珍惜这一记忆，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记忆将打乱所有那些想腐败和奴役他们的人的美梦。”

托克维尔在他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代表作中，用一大段结束语来总结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和价值，我们可以引用过来作为本书的结尾：

“它适宜于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战争；它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才，而非常识；它适于设想庞大的归化，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它是欧洲各民族中最光辉、最危险的民族，天生就最适于变化，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仇恨，时而使人怜悯，时而令人恐怖，但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

—End—

本文选编自《法国大革命: 从启蒙到暴政》，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长按二维码关注！

👇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