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宜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842年生。他十六岁时未考中秀才，即奉身为乡村塾师的父亲之命前往上海学习经商。由于得到叔叔郑廷江等人的帮助，他做了一年杂役，就到宝顺洋行工作，并学习英语。后来自己兼做生意，获利颇丰。1873年，他参与了太古洋行的创办，并在其中任职，积累了大量资本。同年，其第一部著作《救时揭要》问世。随后投资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等近代企业，与外国人进行“商战”。1878年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襄办，继升总办。1880年所著《易言》出版。1881年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任招商局帮办，后升总办。与此同时，因集资赈济灾荒，获得道员职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奔赴前线，投入抗法斗争。1885年至1891年，担任开平矿务局粤局总办，将《易言》扩写为《盛世危言》。通过多年的观察、学习和总结，郑观应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工商业；同时断言：西方国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政治不改良，工商业万难兴盛。他不独颂扬议会，而且首先希望中国“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豫期矣。”1884年上书清政府，“请开国会”。他对救国道路的探索由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吏治等进入政治制度这一深层领域，开始接触到问题的症结，思想境界超过了以前的维新人士。以后他又认为：考察各国的议院，美国的民权过重，法国的叫嚣成风，“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但目前文化教育不发达，国民素质较差，选举议员条件还不成熟。1892年，郑观应再次调充轮船招商局帮办。1903年春，出任广西左江道，旋即离任。随后参加收回粤汉铁路运动，被举为粤路公司总办。1909年，三度进入轮船招商局任职，直至去世。1895年，郑观应明确提出，应把“开国会、定宪法”，作为救国的主要措施。由此他成为近代中国君主立宪政治制度的首倡者。在1895年至1897年间的诗作中，他主张“议院固宜设，宪法亦须编。律例无偏倚，中西阖共研。”并猛烈抨击了不定宪法之害：“宪法不行专制严，官吏权重民太贱，妄谈国政罪重科，上下隔阂人心涣。群雄环伺机纷乘，重门洞开难守捍。诸公衮衮立朝端，结舌无人贡直谏。”同时表达了对民权、平等和君主立宪政治的向往：“粤稽上古达民权，尧舜无为重择贤。平等自殊专制政，普天企望大同年。”“欧洲议院法无私，政体君民共主宜。试看富强英吉利，女皇端拱扩洪基。”1898年3月《胶澳租界条约》将成之际，他又上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提出“亟宜开国会，定宪法，固结民心，同御外侮。”1898年，郑观应估计到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危险较大，难以成功，对运动极为冷淡。后来他的君主立宪思想更加坚定，更加深刻，主张实行的态度更加积极，有时还向朝中大员和政府上书献策。他说：“专制政治，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立君政治者，即君民共主之国，政出议院，公是公非，朝野一心，君民同体，上无暴虐之政，下无篡逆之谋。英、德二国驯致富强，日本变法借材异域，比利时、瑞士列入万国保护之中，遵斯道耳。”“查日本宪法系本其国之成法，而参以西法，中国亟宜仿行，以期安攘。”清廷推行新政时，他认为：“政界之弊，非不变法，乃变法粉饰而不知其本之为害。立宪法、开国会实为探本之论，盛衰存亡，在此一举。”“今中国欲自强，非变法不可；欲变法，非有议院不可。然欲举行其事，又非合各省督抚奏请朝廷俯准，终恐无成。”对于那些民智未开，不能召开国会的议论，他反驳道：“昔法国维新之时，民智亦未开，先设议院开国会，曾变通制度，扫除积弊，立致富强，未闻有先设议院之害。”他认为立宪的主要阻力来自官员，说：“立宪利于国，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因为“宪法立，则上下无偏，君民共守，而酷吏不得假君上之权任意虐行。下民感激，咸知爱国，则本固邦宁……而贪官污吏有所畏惧。”他说立宪首要的就是制定一部好宪法：“所谓宪法，为一国之母法，必先有良好之宪法，然后各种法律始有所根据。其要不外限制政府之专横，保障人民之权利。故立国于地球上，谓有宪法为立宪，无宪法则专制，有宪法为法治，无宪法则为非法治，其关系之重要如是。”如何方能立宪呢？他主张开展群众请愿运动，坚持到底：“欲请立宪，必从实际上讲求，速开国会，将应行各事分别先后办理，无论何党，当以国利民福为前提。际此危急存亡之秋，尚可因循延误乎！我中国绅商，明夫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波兰、印度之亡，应合各省之人联为一体，上书吁求国家，速开国会。我皇上圣学尧舜，必准如所请。非但臣民之幸，诚国家之福。设所请未准，而请至再三，虽负斧锧死阙下，前仆后进，相继流血，请之不已，务求达其目的而后已。西哲有云：舆论者，事实之母也；中哲有云：精诚所格，金石能开。诚能万众一心，坚持到底，死生以之，终必感格天心，使舆论见诸事实，得遂万民之望。”但他反对革命，强调指出：“惟不可暴动，同室操戈，致招外侮，更速其亡。”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以后，他要求立宪的愿望更形迫切，参加了当时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1908年预备立宪九年期限宣布以后，他认为若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期限未尝不可；现在国家危如累卵，实在等不及，也像其他立宪派人士一样，呼吁速开国会：“与其延宕时日，议院未立而先亡，何若……即开国会，或可挽回于万一。”1909年，他还上书摄政王载沣，谆劝速行立宪：“今群情孜孜翘企者，谓一立宪制则远人服而党祸消，犹以九年期限为太远也。当此民志喜新，群嚣未息”，“非顺民情，难求安内。官应以为先筹安内之法，莫若早开国会，颁布宪法，预建议院，饬举议员”。其次为御外之法，三为富强之法。“凡此三者，要非锐行宪政，速开议院，商家不能见信，民情不知鼓励，党祸不自消泯。”“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贤王畴昔游历各国，政治了然，曾谓：‘有非立宪之国而称雄于二十世纪内竞争之舞台乎？’如知其无而犹不亟行立宪，徒托空言，非惟灰四海臣民喁喁之望，且恐土耳其覆辙之祸不旋踵而至矣。”1910年10月，全国人民进行速开国会第三次大请愿。11月4日，朝廷发布上谕，召开国会年限缩短三年，严禁再请。郑观应气愤地写道：“各省公举代表入京请愿速开国会，初则降谕严词拒绝，继则传谕解散，三则缩短年限，四则严谕驱逐，若再有滋闹情事，定唯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是问，各省督抚均有地方之责，著即凛遵。又有查拿严办，毋稍纵容，以安民生，而防民隐之谕。噫，真立宪耶？假立宪耶？是真立宪，何拂逆民情？若是假立宪，不惧蹈土耳其之覆辙耶？查泰西君主大权，乃指统治而言，决无君主大权禁人民公论之理。”对第一届资政院开议后的情况，他评论道：“内外大臣溺职不负责任，资政院所劾不动，而议员又不解散，已为外人所笑。议员与朝臣之折一律看待，尚须饬查或留中，亦为外人所轻，非维持朝廷之信用，实肆专制之余威。”“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亟当顺民心速开国会。今观政府之对待资政院，各省督抚之对待谘议局”，“岂开诚布公，与民更始，上下一心，变法自强之意乎？不觉掷笔三叹。”郑观应在近代中国首倡君主立宪，是个先进的政治思想家；不过，尽管以后加入了预备立宪公会，但他从未投入到立宪运动的实际活动中去。1911年辛亥革命时，郑观应持反对态度。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其态度逐渐转变，对共和制度甚表赞同。1912年4月，共和建设讨论会成立，任交际干事。对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做法极其不满。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著作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待鹤山房诗集》等。
本文选编自《逝去的风流 : 清末立宪精英传稿》，注释从略。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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