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
美国汉学家，曾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中国现代移民研究始于千百万普通百姓在中国近代初期（大约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的移民实践。其时，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日趋紧密，中国国内人口迁徙与对外海上贸易有所增加。与此同时，社会体制不断调整，以适应人口流动化、经济商业化的需要。由此，社会变革与人口在国内和跨国流动之间的关联，就成为中国社会历史的突出主题。
中国人口的跨国流动，只是范围大得多的人类运动过程的一个子课题。在上述过程中，中国内部旨在谋生的人口流动至今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这一现象迄今仍为当下中国之现实。随着集体农业解体，民营商品经济摆脱国家控制而获得更多发展自由，这一切推动整个中国涌起为谋求更好生活而离乡外出的移民潮。与此同时，中国人朝向国外的移民潮也再度兴起，并且以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为当今迁移的主要目的地。当然，就所占比例而言，国内人口流动大大高于跨国迁移。由于许多流动人口不想让政府了解他们的情况，因此，官方关于流动人口的统计数据很可能有所短缺。虽然无法获得精准的统计数据，但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移民国外有记载的人数是23.7万人，而国内流动人口则估计高达8000万—1亿之间。
然而，要旨是两大移民潮之间的关联：并非这两个人口运动之间的融合，而是它们在体制与文化两方面的联系，即，构成这两个人口运动之基础的诸多相同的技巧、做法与社会习俗。关于当代中国国内人口流动的研究，指向的是人们早已熟悉的主题，即亲缘、乡缘纽带构成了“连锁迁移”中的“链条”，具体表现为特定地域形成的特殊移民文化（包括国内流动和跨国流动），特定地区人群内部形成的从生产到营销的特定市场圈，以及生成与维系移民社群内部社会资本的庇护关系。所有这一切出现在21世纪的移民特征，实际上在18世纪的移民历史上同样清晰可见。将家庭收益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将人力与资本投向可能获得最大收益的地方，无论其近在咫尺，或远在天边。而且，十分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关于中国国内人口流动研究中最为出色的成果之一，是描述了一个以向外迁移而著称的社群，即温州移民社群。在历史上，温州人以既在国内流动、又持续跨国迁移闻名遐迩。
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统治者从以下三方面考虑移民问题：意识形态、国家安全与实用主义。从中华帝国时代到今天，这三大关系的特定平衡一直是国家移民政策史的发展主线，其摇摆不定则严重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与命运。
意识形态视角
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不像欧洲各国君主那样密切关注其海洋利益，而是以源自本国土地的税收为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作为基于农业经济剩余产品的集权王国的权贵，他们认为稳定的农业与帝国的安宁息息相关，因此总是希望百姓居住在可被登记与课税的已知区域。中华帝国历来重农抑商，因为商贸发展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作为课税对象显然不如农耕者那么可靠。这种财政观由下述意识形态加以补充：在伦理和社会的优越性方面，农业胜过商业，农民胜过行商。然而，这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从来就不曾切合现实，尤其是进入近代初期之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更是进一步扩大。
朝廷对于国内人口流动的态度往往自相矛盾。历史上，由国家主导的移民一直是官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派兵驻守遥远的边疆，移民屯垦人烟稀少之地，再到把那些惹是生非之人放逐到边陲，中国历代官僚机构曾经将数百万人移民他乡。事实上，今天中文“移民”一词的原意就是“（通过国家下令）迁移人口”。而那些非官方主导的移民则令统治者惴惴不安，因为此类移民现象可能是社会失控的预兆，也可能意味着国家无法让百姓安居乐业。清王朝雍正皇帝（1723—1735）为政勤勉，锐意进取，在位期间曾经推行若干重要施政改革。除亲近文人以排除对满族政权正统性的挑战之外，他还沿袭其父亲康熙皇帝之举措，继续向百姓灌输儒家伦理。在清军入主中原的战争中，四川丧失了大量人口，因此，北京的政策就是鼓励向人口锐减地区移民以复耕。自1667年后的40年间，大约有170万人跋涉入川。到了雍正年间，四川宜耕之地已经基本都已有人复耕了。然而，移民仍然源源不断，与其说他们的迁移是由原居地贫穷困苦所“推动”，不如说是为四川土地低廉所“拉动”，雍正皇帝于是认定，移民尽管可能无法完全阻止，却必须加以规制。因此，除了要求移民必须申领通行证，还规定新入川移民必须逐一登记注册。与此同时，雍正也同样没有忘记在意识形态层面强调自己是一个爱民如子的仁慈君主。上谕内阁：上年闻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已令四川督抚设法安插，毋使失所，但思上年江西收成颇好，即湖广、广东亦非歉岁，不过近水之地略被淹损，何至居民轻去其乡者如此之众也？因时时当心体察。据各省陆续奏闻，大约因四川省旷土本宽，米多价贱，而无知之民，平日既怀趋利之见。又有传说者，谓川省之米三钱可买一石，又有一种包揽棍徒极言：“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愚民被其煽惑，不独贪者坠其术中，即有业者亦鬻产以图富足。独不思川省食物价贱之故，皆因地广人稀、食用者少，是以如此。若远近之人云集一省，则食之者众，求如从前之贱价，岂可得乎？况彼此相隔，或至千里，或数千里，小民难弃乡井，扶老执幼，跋涉山川，安有余资以供路费？中途困厄求教无门，不相率而为匪类，势必为沟中之瘠矣，岂非轻举妄动，自贻伊戚乎？！草野识见庸愚，必须训示，方能醒悟，为地方官者，当抚绥之，于平日而劝教之，于临时开其愚蒙，恤其穷困，时勤训导，使百姓知故土之可恋，转徙之非宜，则愚民之不醒悟者，亦少亦。且各省皆有可垦之田土，而所以任其废弃者，其故有二：一则民俗好为争竞，当其未垦之时，则置之不问。即至及垦之后，则群起相争。是以将可耕之壤抛为旷土，甚为可惜；一则垦田必须工本，而寒苦之民不能措办，以致委诸草莽为有司者，诚能经其疆界，以息争端，助基其籽种，以资耕作。宽其陛科之年优其上，农之赏，则百姓断无踊跃鼓舞，趋势赴功者矣。朕宵旰勤劳，无刻不以百姓生机为念。兹颁谕旨，并非禁百姓谋食于他方也，只以愚民无知，图利心切，或于邪说见异而迁，遂轻舍故乡，甘受流离之苦，朕心实为不忍。夫在彼在此，皆吾赤子，若本籍果逢欠岁，难以资生，该地方有司，仰体朕心，即时奏闻，朕必沛以恩膏，使之得所，何必分散他方，以冀不可必得之利。著若督抚晓谕官民等知之。钦此。尽管国内自发无序迁移引发安全方面的担忧，朝廷对于朝向国外的迁移更感恐惧。在官员们的心目中，流寓海外包括出国经商，侨居各国港口从业，还可能发展到长住异域。即便到了私人海外经商已经不属严禁之列时，朝廷仍然对那些在海外滞留两年以上者严加惩处。朝廷认为，如果需要在海外经商的话，出洋两年也已足够了。雍正于1727年发出警告：“朕思此等贸易外洋者，多不安分之人”，如果他们长期滞留国外后打算返回，那么极有可能是与“番夷”勾结。因此，跨国流动就被贴上了不忠不孝之人所作所为的政治标签。除了儒家对商人定型化的不信任之外，这种观念源于沿海地区自16世纪以来（还有17世纪中叶清王朝取代明王朝之际）社会动荡的痛苦体验。其时，台湾先是被荷兰人所占领，忠于明王朝的郑成功于1661年驱逐了荷兰人，取而代之。基于这一史实，台湾及福建沿海地区就被刚刚进占该地区之满族征服者视为首屈一指的心腹之患。从1656年起直到1683年清军攻下台湾，摧毁郑氏集团，清朝一直对东南沿海实施严厉的海禁。1656年，清王朝谕令全国，“无许片帆入海”，凡有官员允许船只私自出海都将被革职，并遭受严厉惩处。无论军民人等，倘有将食品或其他货物下海与敌贸易，俱以违背陆海禁令就地正法。到了1661年，为了断绝郑氏集团的人力与物力后援，清王朝下令对整个东南沿海实施迁界，强迫所有沿海居民迁往内陆地区。
尽管16、17世纪沿海地区的安全危机影响了中华帝国几代帝王的边海防政策，但官方仍不得不始终直面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现实，即东南沿海及跨越大洋的海商贸易一直延续不断。康熙于1684年击溃郑氏集团后，随即宣布取消海禁，此举正是实用主义视角的体现。康熙力排众议，坚持为民众生计而立即废除海禁，以保证国家能够从商业盈利中获取收入，促进闽粤两省的经济繁荣，这将惠及全国。康熙于1684年发布的如下旨令显示：朝廷的实用主义不只承认开海贸易对于社会和财政的好处，而且承认沿海省份的历史生态以及这种生态对于整个国家的相关性。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份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摒除意识形态层面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康熙的务实精神被历史学家视为中国18世纪拓展海上贸易与向外移民的奠基石。而且，我们还会在下一章节论及，每当涉及移民问题时，对于意识形态与安全问题的考量，始终是朝廷议事日程中无法轻易排除的重要因素。不论帝国当下实施什么政策，由于国家控制只是停留于表层，因此，移民总能从制度中找到可钻的空子。尽管清帝国统治范围囊括了次大陆的广袤大地，但它缺乏现代国家将管理深入到所有角落的雄心。清王朝实际上只有一部简单的法典，一套纵横延伸至整个帝国的简单行政体系。可是，帝国相对僵化的行政架构所要统治的却是一个辽阔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社区事务的日常管理有许多只好交给那些地方名流。在沿海省份，这些地方名流与海上贸易利益攸关，为时久远。地方名流包括士大夫和富商大贾。在西方话语当中，中国的“士大夫”（literati）一词有时也根据英国的社会政治结构而翻译为“绅士”（gentry），他们是有幸中举但未能因此获得一官半职的人士，或者，是那些虽然入仕却已退休的人士。清政府正是将许多形式的地方管理交到这些人手中，包括地方性的市政工程、慈善救济、地方治安，以及基础教育等。这些地方名流手中的权力与财富部分来自其所拥有的土地，但更大部分则来自与官府的联系，以及得到官方认可的某种资格。他们大多由于家庭关系或者居间中介而涉足商业贸易。作为官僚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这些名流是在地方层面上强有力的统治层：既与官方机构密切相关，又充当地方事务的仲裁者 。不过，与英国制度不同的是，在中国，他们的职位身份是不能通过世袭传承的。在中国社会，所谓农耕比商贸更有社会资本的正统观念与地方上的社会现实相去甚远。商人其实在社会上更有影响，也更受尊重。扶贫济困、出资靖乡、捐资建庙等善行是将个人财富转化为社会地位的公认方式。商人们还通过自我组织参与地方治理，他们通过商会平抑物价，调解纠纷，监管交易行为，从而控制了城市的商业命脉。在某些城市，对于地方机构（如社区庙宇）的管理使商人、士大夫和地方官员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某种类似于精英联合管理的组织架构。到了19世纪，当王权衰落、社会动乱之时，城市官员将诸如消防之类的事务也移交给了商会。为了保护士大夫所享有的优越地位和治理权威不会受到那些土老财的挑战，在理论上，商人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然而，商人在社会上实际享有的地位与拥有的权力却并非低下，可以说，他们的地位仅次于士大夫。商人们通过捐赠公共工程和参与市政服务管理而获得官方好感，从而使商人与士大夫和政府官员得以联为一体。士大夫如果直接经商将有失身份，但他们可能、而且也确确实实经由商界头面人物或经由亲属经营投资，这是商人们得以分享士大夫之社会地位与权力的另一条途径。官员则隐身于商人身后，通过提供保护获取经济回报。另外，士大夫与商人家庭之间联姻，则是名流联手的又一渠道。因此，一些腰缠万贯的商人能够对地方事务颐使气指，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商人也得承担重要的财政义务，尤其是盐赋和经纪税，这两项都是帝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然而，也正是在这些方面，当然也还包括其他方面，商人们严重依赖于终极权力拥有者，即帝王及其属下文官的庇护。对于中国商人而言，学会在被衍生或被委派的位置上有所作为，是很重要的修炼，他们中的一些人日后会发现，到了国外之后，那里的政治权力几乎都掌握在殖民者或当地王公贵族手中，任何阶层的中国人几乎都没有染指权力的机会。中国士大夫没有移民传统，因此，在中国以外的那些地区，当地华人社会的头面人物一般不是士大夫，而是商人，虽然他们原本多为农民或小手艺人，但他们懂得从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中汲取自尊精神，并承担社会职责，因而一步步实现了社会地位的上向提升。地区性的差异同样制约了帝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其移民政策。虽然所有地方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但是，由于各地的习俗、资源与生计模式大相径庭，管理方式也各不相同。从中国北方辽阔的旱地平原，到长江流域水源充足、精耕细作的鱼米之乡，再到中国南方与东南沿海省份的丘陵地带，中央政府所面对的是如同马赛克一般多样性的地方习俗与经济模式。特别是在南方沿海省份，如浙江、福建和广东，那里共有八大方言群，其中六大方言彼此甚至完全无法沟通。对于那些只懂得官方正式语言的人而言，没有哪个方言群体是易于沟通的。这一地区的生态特征迫使当地人必须依靠海上贸易，以弥补农业耕地的不足，从而也就使得任何禁海令与移民禁令在当地几乎形同虚设。那些地方名流们，无论是士大夫或是商人，都与海上私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当局的禁海令从来就没能获得完全成功。而且，由于向海外迁移与海上贸易密切相关，政府当局同样也无法有效阻止人口外迁。那些既有自身的商业利益、又拥有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的地方名流们，因而总是想方设法协助当地社会抵制可能危及其自身利益的国家政策：或是置若罔闻，或是曲解其意，偶尔还公开进行抵制。如果朝廷要员要评价其声誉与业绩，也不能不顾及其治下省份的特殊需求。无论特别禁海令背后的政策如何，导致它们最终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家庭对于从商贸和移民中获得的收入的需要。有史以来，但凡饱含民众需求的事物都不可能指望通过一纸法规就能加以禁止。在中国，如何逃避帝国的盐务专营一直是私盐贩子有利可图的生意经。同样地，对于包括国家官员在内的人们而言，对那些货物走私、黑市交易或人口迁移流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地里助上一臂之力，同样也是有利可图之事。正因为如此，无论国家方面如何订立治安条例，如何在意识形态上大做文章，向海外移民，以及构成其基础的海上贸易从来就不曾完全停止过。本文选编自《他者中的华人》，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购买此刊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孔飞力的中国移民史研究
——《他者中的华人》译后记
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Philip A. Kuhn）是屈指可数的在中国学界享有盛名的国际大学者。孔教授经年耕耘于中国近代史领域，先后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等专著，都享誉国际学术界，并被翻译成中文而广泛传习。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孔教授出人意料地离开业已驾轻就熟的清史领域转而致力于海外华人史研究，一时引起许多中国同行的惊诧，因为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长期处于没有明确学科归属的边缘地位。孔教授自己曾经向不少人说起过他2001年应邀访问中国社科院时的一段小插曲。当社科院同行询问孔教授近期的研究题目时，孔教授答曰：“海外华人，中国移民史。”谁曾想面对如此答复，一时竟无人应对，过了好一会，才有一人答曰：“啊，这个问题很重要，他们以前给孙中山很大的支持，给他很多钱……”国内学界对于“海外华人研究”的狭隘视界，给孔教授留下深刻印象，也更促使他在那以后的许多场合，反复重申他对“海外华人研究”之意义的认识。 2008年，在历经十余年的潜心研究之后，孔教授推出了集大成之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以下简称《他者中的华人》）。2009年，我得到该书，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一位史学大家在融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为一体之宏观大视野下对海外华人历史所做深刻解读，令我有眼前一亮之感，当时就有一股希望将此书译成中文的冲动。然而，因为杂务缠身，迟迟未能着手，当时只是将自己仔细阅读之后的感悟，撰写了中英文两篇书评，分别发表于北京的《读书》杂志（2009年第8期）和新加坡的英文杂志《海外华人研究》（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2009年，总第5卷）。 2014年，当我正式从厦门大学退休之后，当年的心愿再次浮上心头，尤其是在听说孔教授身体欠佳的消息之后，更感到应当尽一己之力，将他的这部著作尽早译介给中国的更多读者。翻译的过程也是再度深刻理解孔教授之思想的过程。如今，当翻译工作终于完成之时，回首再读6年前撰写的书评，不免感觉尚有言之未尽，解之未当之处。如下，是我在6年前草撰书评的基础之上，结合翻译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对孔教授大作的再理解。 根据孔教授的界定，本书在时段上囊括的是中国海外移民历史的“现代篇”（moderntimes）：其上限，始于1567年明王朝正式解除海禁；其下限，终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跨国跨境移民潮。孔教授对于近500年来中国人口向海外迁移历史的梳理，充分展现出其把握社会发展大历史的匠心独运。虽然此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海外华人，但是，其所涉及的一些核心问题，却与中国社会的大历史、中华民族的大文化密切相关。其中，对于“安土重迁”的重新解读，即为一例。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历朝统治者以各种手段将人口固着于土地之上，令其纳粮当差，永做顺民，因此，“安土重迁”长期被公认为是国人的传统习性，许多外国学者亦接受了这一说法。然而，孔教授从分析中国历代“海禁”政策的制定及社会后果入手，对“安土重迁”提出质疑，并做出新解。 孔教授援引史实指出，虽然明清时期曾多次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实施“海禁”，但是，这一政策从来就没有真正得到全面有效地实施。无论当时推行海禁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导致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冒险冲破禁忌的沿海普通民众需要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中获取实际利益，而执政沿海的地方官吏们基于当下本乡本土的利益，或对违禁行为睁一眼闭一眼，听之任之；或打着执行禁令的旗号，向底层民众索贿受贿，强征豪夺。由此可见，“移民”或曰“流动”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战略，民众的基本需求从来就不可能通过源自中央最高部门的一纸政令而被完全阻止；而从中央到地方的科层体制中各级官员之间为各自不同利益而展开的博弈，同样贯穿着最高政令从制定、下达到真正付诸实施之始终。的确，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漫漫历程，普通民众为谋生存、求发展而离乡背井，游走迁移，史不绝书。无论是闯关东、走西口，还是下南洋、赴金山；无论是国内著名的徽商、晋商，还是名震南洋的华商侨领，无不形成于流动迁移之中。 由此，孔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安土重迁”做出了新的解读。其一，中国文化中的“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表现为即便远离家乡千万里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无论是为逃避迫害的被动性迁移，或是出于追求经济效益的自愿迁移，无论是长久性地移居他乡，或是季节性地往返流动，迁移者背负的往往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振兴期待，他们的“家”始终扎根在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中国人所说的“一家人”，可能分别居住在相距十里、百里乃至千万里的不同地方，但通过经济上的互惠仍互视为“一家人”。因此，中国人的异地流动迁移，并不是与出生地和与生俱来之血缘群体的分离，而是既有血缘纽带的跨边界、跨地域扩展。 其二，正因为中华文化具有以上深刻内涵，“安土重迁”的另一面，就是“衣锦还乡”。绝大多数从故土家乡向异域他国迁移的中国人，其意愿多为在国外打拼一段时间后，就衣锦还乡。而且，历史上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也正是这么做的，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殊的“侨居”文化。孔教授从语义学的角度，对此做了有趣的剖析。孔教授指出，在中文当中，无论是在严格的词汇意义上，或是从百姓的日常口语中，都找不到一个能够与英文“emigrant”完全准确对应的词语。英文“emigrant”的意思是指“从自己的所在地迁移并（永久性地）定居在另一个地方”；但中文“移民”的语义虽然指人的流动，却并不包含“在另一地永久定居”的意思，而且，在中文历史典籍中，“移民”还包含英文中所没有的“依照国家命令迁移人口”的含义。时至今日，中国特殊的侨居文化和理念，形成了华侨、华人、华裔等由海外移民派生的系列名词，且各有其约定俗成的特定意义，如：“华侨”特指定居外国但仍保持中国国籍者；“华人”系指已经入籍他国的华人；“华裔”特指那些在外国出生的具有华人血统者；“侨眷”是华侨、华人在国内的眷属；而“归侨”则指回国定居的华侨，也包括回国定居后恢复中国国籍的华人。中英文语义上的不同，恰恰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折射。 既“守”又“走”，地域上的分离与情感和经济上的相联并存，这就是中国迁移文化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取向是血缘高于一切，其价值的主要尺度存在于他终生归依的那个初级群体之中。尤其对于从传统乡村走向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无论立足于何处，其生命之根总是连系着故乡那个与生俱来的群体，而他的人生价值也总是希望在那个群体中得到确认。由此，“安土重迁”与“迁移发展”这一对看似对立的人生取向，在中国人对于“家”和“家乡”之浓厚情感与执着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了对立的统一。 始终将中国海外移民的大历史，置于和移民地“他者”群体的互动中进行解读，是孔飞力研究的又一特色。 当今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享有盛名但本人并不具华裔血统的杰出学者，屈指可数，仅就此而言，孔教授研究本身所展现的，就是以族群意义上“他者”的眼光对海外华人社会进行解读。恰如孔教授所指出的：如果不了解海外华人身边那些非华人的文化传统，就难以理解他们对华人的态度，也难以理解海外华人的所作所为，因此，研究海外华人，务必关注华人周边的“他者”，并公正反映他们的声音。 在《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孔教授再度展示了他在《叫魂》中熟练运用的社会心理剖析法，对华人移民置身其中的“他者”条分缕析：从殖民统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从独立后民族国家执掌大权的统治集团到洋溢民族主义激情的知识精英，从颐指气使的大富豪到埋头养家糊口的升斗小民，“华人”与周边“他者”之间呈现出了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作为外来者，海外华人需要认识了解“他者”并与之共生共存；而后者同样也时时刻刻审视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人：他们究竟是可以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的新朋友，还是居心叵测的异类？他们究竟是带来了新的利益和机会，还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或者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漫漫数百年，移民与本地人互为“他者”，彼此之间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竞争有对抗。 在当今大约5000万海外华侨华人中，大约80%生活在东南亚地区。换言之，东南亚华人一直是海外华人的主体，而且，近百年来在东南亚国家屡屡出现的各类抑华政策乃至排华事件，也一直是各国学人的研究热点。孔教授的大作，同样对东南亚华人社会投以特别关注，虽然没有揭示多少新鲜史料，宏观大视野下提炼出的观点却很耐人寻味。 在孔教授的笔下，历史上西方殖民者东来与大批中国移民下南洋之间的碰撞，是当时世界两大文明在东南亚的因缘际会。孔教授明确指出，虽然中国移民与西方殖民者同为东南亚的“外来者”，但欧洲殖民势力的海上扩张与中华文明的海外拓展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世纪欧洲国家在连年征战中业已形成了对武力拓荒的制度性支持，因此，当欧洲殖民者“发现”东南亚的香料、中国的丝绸瓷器能够在欧洲市场上获取暴利时，当欧洲的传教士们自认为肩负神圣使命东来传播基督文明时，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得到充斥着贪婪欲望之母国政府无保留的支持，甚至不惜动用舰船枪炮为其扫除障碍。 反之，历史上中国底层民众跨洋谋生，筚路蓝缕，却因为有悖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而难以得到封建政权的认可，更遑论支持。在中华封建帝国晚期，中国内部经济、社会的系列变迁，虽迫使封建王朝不得不从务实性的角度，重新审视曾经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下的中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问题，但一直在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三大因素的制约下，左右踌躇。因此，当权者以国家利益为基准的考量和政策实施，与海外移民所具有的社会能动性之间的博弈，贯穿了中国人500年海外移民历程之始终。 在东南亚殖民地时期，大量中国移民进入东南亚，与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的需求相关。一方面，殖民者雇佣了大量华人劳工为其在东南亚各地开矿拓荒建立种植园；另一方面，殖民者还在以下三个领域显现出对当地华人的“特殊需求”或曰“特殊利用”：从事与中国的贸易；充当殖民当局向当地人敛财的代理；成为殖民时代城市化发展的人力资源。据孔教授的分析，东南亚华人如此特殊“功能”的形成，主要有如下三大原因。其一，在殖民者眼中，华人和西方人一样都是在“他者”的社会中生活，既与当地人无直接瓜葛，亦无乡土根基，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二，与西方殖民者相比，华人就群体而言，在东南亚生活历史较长，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比殖民者深广得多，而且，华人从相貌到文化均与当地人更有相近相通之处；其三，受华人传统文化影响，他们盼望的是衣锦还乡，因此大多没有在当地国从政的野心，故而令殖民统治当局感到“放心”。因此，当殖民者以武力成为东南亚的主宰后，为了固化其统治，就利用华人充当统治者与当地人之间的中介，华人因而成为殖民者雇佣承包商、收税人的首选。尤其是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当局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置当地华人于欧洲人之下、原住民之上，布下了种族仇恨的种子。 虽然真正成为殖民者御用工具的华人并不多，通过此道而得以被接纳入殖民体系并大富大贵者更少，但是，由于华人处于殖民统治当局与当地民众之间，在社会矛盾激化时作为代理人而首当其冲，因此，殖民者基于自身利益偏好所做的选择，客观上导致当地民众形成了“华人乃殖民同伙”的刻板印象。在东南亚独立后尤其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基于族群基础而建构的此类社会刻板印象被无限延伸与扩张，故而成为排华事件此伏彼起的潜在动因。 以史为鉴，孔教授进而指出，东南亚独立后当地社会反反复复出现的各种“华人问题”，就本质而言，是东南亚国家的本土问题。虽然战后新独立的一些东南亚国家与革命后的中国之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但排华事件并不仅仅是当地民族政权将华人当成当时中国的替罪羊。反之，那是由于独立后东南亚民族国家满怀民族主义理想的社会精英们，内心深处仍然不自觉地用前殖民者的眼光去审视本国华人，认为那是一个曾经推动了殖民社会经济车轮运行的族群，由此，在弘扬本国民族利益至上的时代，对曾为殖民帮凶之华人族群的排斥、挤压乃至打击，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因为被置于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而对普通民众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其影响不容低估。 将华人社会地位置于大历史进程中，并从“他者”的角度进行解读，其结论发人深思。 倘若将本书与孔教授享誉学术圈的《叫魂》一书相比较，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手法上的改变。前者以小见大，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原始档案中挖掘资料，从深入剖析个案入手，解读大历史；而《他者中的华人》则是在对前人资料成果进行重新梳理比较的基础上，提炼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构架，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即为中国移民的“通道－小生境”模式（corridor-niche model）。 孔教授指出，纵观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数百年历程，可以看到在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长期延续着条条“通道”。此类“通道”并非如丝绸之路那样显现于现实的地理空间，而是经由潜在的亲缘乡缘之关系网络编织而成。“通道”的构成元素一是实质性的，即人员、资金、信息的双向流通；二是虚拟性的，即情感、文化乃至祖先崇拜、神灵信仰的相互交织。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穿梭来往于移入地与移出地，为移民传递家书钱款的个体“水客”和体制性的“侨批局”，是通道的实际载体；而到了信息发达的今日，从电报、电话、传真到电子网络等无所不在的通讯体系，再加上现代交通发达便捷，使得通道运作更为通畅，功能也更加多元。 与“通道”相辅相成的，是在通道两端，即特定移民群体的移入和移出地双双形成的特定“小生境”。在移入地，那是一个保持中国移民社群文化特色的生态圈：既可能是相对集中的商贸经营区或行业圈，也可能是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建立的庙堂宗祠、社团学校；既可能是实体性的、形成于现实空间的“唐人街”，也可能是潜在的，可以在需要时组织动员群体力量以采取共同行动的社会网络。 “小生境”在移出地的体现就是独具特色的“侨乡”。背井离乡者的乡土情怀及现实利益导向，促使他们在异乡谋生时，谨守寄钱回家建房购地、赡养家人之天职。一旦有所积蓄时，往往就会通过向家乡捐赠善款，扶危济贫，建庙立祠以提高自己的声名，而且，历史上还不乏海外侨亲资助家乡地方武装以“保卫家园”的记载。在政治上，谋生他乡的“成功者”，更是通过买官鬻爵，与故乡之文人、官僚汇聚一起，形成享誉一方的精英群体，参与到地方治理当中。传统的影响延绵不绝。由此，与跨国迁移相关的侨民、侨亲、侨眷、侨汇、侨房、侨官、侨务、侨委乃至当代从村、乡、县、省到全国层层建立的群团组织如“侨联”等，构成侨乡社会生态的基本元素，通过潜移默化而融入到当地普通百姓的行为举止习俗之中。 孔教授认为，在本书所探讨的中国现代史时期，以“通道－小生境”为标志的移民文化在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业已呈现出制度性建构，其表征主要有四。其一，迁移实际上已经成为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条件允许，劳动力就会通过空间流动以寻求更高回报。其二，移民社群的人员、金钱、信息、文化，在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间经民间通道循环往复，以移民文化为标志的利益共同体业已成形。其三，移民社群深受商业文化熏陶，经商意识超越社会阶级界线传播，并且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移民谋生异域的技能。其四，移民在异地建立的乡缘会馆、方言社团、业缘行会，以及从祖籍地分香而立的庙宇、宗祠等，成为移民制度构成的文化元素，由此在中国国内南下移民聚居的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形成如马赛克般的方言习俗、民间信仰和人口结构板块，凸显了这一地区成为主要移民地的特殊性，随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进一步向国外流动的主要发源地。当如此移民“通道－小生境”发展成为一种地域性文化后，移民就不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是一种文化生态，因此，必须始终将通道的两端作为相互关联的部分结合进行研究，才能理解移民的动力、机制及认同特征，理解侨乡社会的经济文化取向。 孔教授的分析还指出，当客观环境有利于移民流动时，移民通道两端的人员、资金、文化相互交流，不断强化移民群体从原居地到移入地的文化族群认同。然而，与此同时，一些不利因素也可能制约乃至破坏“通道－小生境”模式，例如，当原居国或目的国政府建立起了限制贸易和人员流动的人为障碍时，就可能阻隔通道的正常流通；又如，如果没有新移民进入，而在移居地出生成长之新一代又因为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文化当中而对祖籍地一无所知，那么，“通道－小生境”就无以为继。 可是，孔教授同时也注意到，尽管上述不利因素在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中国移民的“通道－小生境”模式却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究其原因，孔教授特援引香港大学柯群英（Khun Eng Kuah）的研究成果进行剖析。柯群英在《重建侨乡：新加坡人在中国》（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 Singaporeans in China）一书中，以从福建安溪移民到新加坡的柯氏宗亲群体为例，为我们生动描述了一个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海外移民重建侨乡认同的典型事例。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因为冷战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敏感的政治关系阻隔了侨情通道，因此，在新加坡成长的新一代华裔不少已经淡漠了对于祖籍地的认知。然而，当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与东南亚正常交往的大门之后，新加坡老一代柯氏族人即刻行动起来，推动并引领新加坡的华裔柯氏新一代踏上了返乡寻根问祖的归途。在与家乡实现互助共赢的利益导向下，侨乡记忆被重新唤醒，侨乡纽带被重新延续，侨乡认同也在新形势下被大力重构。据此，孔教授指出：“通道－小生境”模式并不仅仅是中国第一代移民的权宜之计，而是沉淀为一种代代传承的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跨时代的韧性，具有通过内在动力实现重生与自我完善的特性，并且在当今时代更彰显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博弈中的特殊意义。 还值得一提的是，孔教授本人及其家族成员游走于不同国家的移民经历，显然也丰富了他对于移民问题的内在深刻洞察。孔教授是美籍犹太裔，他的祖父母19世纪40年代分别从德国和奥地利移民美国，他的父亲虽出生于美国，却长期担任《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而侨居英伦。孔飞力本人出生于伦敦，曾先后往返求学于英、美之间，最后执教于美国。孔飞力的弟弟库恩（David Kuhn）长期居住法国巴黎，孔飞力的儿子孔安（Anthony）曾经作为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多年侨居中国。还有，孔飞力的第一任妻子萨丽（Sally Cheng）是华人，第二任妻子玛丽（Mary L. Smith）曾经多年执教于老挝。显然，孔教授本人的移民体验和对周边亲人们移民经历的体察无不丰富了他对于移民之异域生存谋略、族群情感维系、国籍认同形塑等诸多问题的深刻洞察。就民族属性而言，孔教授无疑是华侨华人社群的局外人，但就“移民”属性而言，孔教授则显然是“移民群体”的局内人。而且，族性上的局外人立场丝毫不影响孔教授基于多年日积月累的坚实学术功力，去深刻体谅局内人的喜怒哀乐，精准把握局内人的动态走向。如此“能入能出”，无疑是成就孔飞力这一部关于中国移民巨著的又一深刻原由。 总而言之，《他者中的华人》以大历史、大叙事的大手笔，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500年历史，融会贯通于同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框架中，读来令专业学人领悟广博深远，令非专业读者感觉亲近熟悉。孔教授在展示全球华人移民500年历史精彩画卷的基础上，有力论证了他在开篇伊始就提出的重要观点：海外华人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是，海外华人研究自身也就从“边缘”被顺理成章地融入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发展的大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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