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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裕华｜中国国家的兴衰：从盛唐到晚清
作者｜王裕华
哈佛大学政府系Frederick S. Danziger副教授
一、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
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国家，在这么长时间的历史进程当中，其力量、组织形式以及功能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对政治学而言，虽然很多理论是围绕国家来进行讨论的，但是我们对国家的认识绝大多数来自美国政治学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中的绝大多数内容又只是基于对欧洲历史的归纳和总结。这些文献中对欧洲的国家建构是这样表述的：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欧洲分裂成很多小王国，最多的时候一度达到200多个。虽然查理曼大帝治下的加洛林帝国曾经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是总的来说从罗马帝国衰亡一直到中世纪结束，欧洲都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这些小王国的国家能力很弱，无法有效地汲取税负是君主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君主为了收税，也为了打仗，就必须得跟地方的精英进行交易。于是君主就封给地方精英一块土地，让其成为一个封建主。在战争的时候，这些受封的封建主要派军队来帮君主打仗，这就是欧洲封建制的起源。
欧洲的封建制是一种土地和军事的交换制度：每次打仗的时候，君主都要去动员地方的封建主捐钱、捐物、捐人，然后才能去打仗，一开始这种形式还是可以持续的，但是到后来就无法维系了。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原来的战争成本比较低，比如英国国王领着几百个骑士就能去跟法国打仗了。但是大约自14世纪开始，欧洲的战争开始出现变革，军事技术、战争形式和战争规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火药从中国传入欧洲，步兵应运而生，君主不能再依靠骑士去打仗，得靠几千人、几万人这样大规模的步兵去打仗，战争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了。因此，原来封建主派人去帮助君主打仗的这种模式就无法持续了。这就是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的“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War made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made war）的理论逻辑。当战争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只有能够统治很大疆域的国家、能有效汲取税收的国家才能发起战争。由此，从16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结束，欧洲经历了这样一个从战争到国家建构的过程。就这样，欧洲从罗马帝国衰亡到陷入分裂再进入封建时代，经过不停的战争，最终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这样看起来是一个线性过程，而现在政治学研究中关于国家建构的主流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二、超越欧洲经验，回到中国本身
但是，在欧洲之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家建构过程往往不是线性的，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它们的国家发展轨迹像过山车一样，有“上”也有“下”。当思考中国时，我们会发现，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中国，从秦汉一直到清末民初军阀割据时期，其国家建构的历史跟欧洲的历史很不一样，在很多时候甚至是相反的。换言之，中国从最开始的大一统帝国到清末民初陷入分裂和军阀割据的状态，在这层意义上，中国的国家建构历史是一个很不线性的过程，有兴起也有衰落。
所以我们在思考国家建构的时候，应该避免照搬从欧洲经验抽象出来的理论，应该想一想基于欧洲经验的理论能不能够去解释其他国家的历史。事实是欧洲非常线性的国家建构过程无法解释欧洲之外的国家建构历史，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新的视角。目前来看，学界很多对拉美、非洲以及亚洲国家建构的研究，都是在简单地去验证能不能将基于欧洲历史产生的理论应用到对某个欧洲之外的国家的分析。然而国家建构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性过程，它有很多的波峰（ups）和波谷（downs）,因此我们应该摆脱这种线性的思维模式，提出能够解释国家兴衰的理论。
我想推进的研究就是，能否从中国经验归纳出一个新的关于国家发展的理论（a China-generated theory of state development）。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我是中国人，更在于我希望对中国历史有更多的了解。不仅如此，与其他国家相比，选择中国案例还有以下三点优势。
第一，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它有很长的历史过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层面上有很多数据。现在“大数据”是学界时髦的词语，其实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大数据。至少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具有现代汉字雏形的书写文字，并且绵延不绝一直持续到现在，超过了2000年，这跟其他很多国家比起来，确实是体量非常庞大的数据。
第二，这些数据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有历朝历代编修的国史组成的《二十四史》，有《资治通鉴》，有地方志。此外，每个朝代还有大量的笔记和当事人的记载，这些数据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我们今人通过对古文进行一定的学习，就可以去阅读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这在绝大多数国家是无法做到的。
第三，以中国为经验归纳出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上很多非欧洲国家历史发展的轨迹。因为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跟非洲、拉美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在很多阶段是很相似的，比如前面提及中国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到民国的时候陷入分裂割据的境况。同理，在前殖民时代的非洲有很多集权制的王国，但后来就分裂了。拉美的印加帝国在当时也是很重要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后来也走向了分裂。所以审视中国历史上国家发展的轨迹，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发展轨迹。
三、理论框架与变量的操作化
在本研究中，我想探究的因变量是“国家发展”。我没有使用诸如“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或者“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一类的词汇，因为我觉得 “国家建构”和“国家形成”给人一种完成时的感觉，好像这个进程在国家形成后或者在国家建立后就结束了。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想对国家的变化过程做一个解释，所以我称其为“国家发展”（state development）。在这层意义上，国家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此外，“国家发展”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它不会预设这个进程的终点是好还是坏。在国家发展这一大框架里面，我选用了两个主要指标来进行因变量的操作化，其中第一个指标是国家力量（state strength）,也即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就是国家去动员社会，比如征税、动员人口的能力。第二个指标是国家形式。国家形式的第一个层面是统治者与精英之间的关系，它有两种最主要的关系类型：在第一种类型中，统治者跟精英之间处于比较平等的关系，比如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对“王与马，共天下”这一说法的解释，当时以王导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和皇室司马氏的关系就是一种共治的关系。第二种类型是统治者居于统摄地位，能对精英进行完全支配的关系。国家形式的第二个层面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此我比较关注的是一些公共物品的供给，如地方的水利工程是由国家来组织修缮还是由国家和社会合作来完成。比如明清时候的地方水利工程，可能是官督民办，即政府牵头、监督，具体则由地方的家族来做，这就是一种合作关系，当然在其他的历史时期国家起的作用可能会更多一些。
我采用的自变量是国家精英与地方社会组织的关系，我给这个变量起了个名字叫“精英的社会地貌”（elite social terrain）。Terrain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是指从外面看一个地方的地理状况，我想用这个词来形容国家的精英和地方社会组织（团体）之间的关系。据此，我把这种关系概括成三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s）。尽管它们跟现实还有些差距，但是它们确实代表了理论上的三种理想类型。
第一种精英的社会地貌类型是星状型网络，在这个星状型网络里面，中间的这两个点代表了两个中央官员，而周边的这些点代表地方的社会团体（在中国更多的是家族组织，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则可能是一些部落或其他社会组织）。在本文中，我更关注的是一些家族的组织。中央的两个精英跟每个地方的社会组织都有联系，比如其中一个中央官员出自太原王氏，他跟博陵崔氏有联姻，这样他跟博陵崔氏就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形成了这样一个星状的图。另外，这两个中央官员彼此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一道连线。
第二种精英的社会地貌类型是领结型网络，在这种类型的网络中也有两个中央官员，但是他们分别只跟地方的两个家族有关系，因而是地方化的。此外，这两个中央官员之间却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
第三种精英的社会地貌类型是指环型网络。在这种网络中，地方的社会组织之间彼此有很多关系，尤其是离得比较近的两个社会组织，但是却不跨越更大范围。如太原王氏和太原郭氏，都在山西境内，他们之间有联姻关系，但是跟山西以外的大族就没有关系。不仅如此，中央精英跟地方的社会团体也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方自治或者是地方的社会组织完全脱离国家控制的一种情况。
在此基础上，我试着用这三种理想型的社会网络或者精英的社会地貌结构来创建一个理论，看能否用这三种很简单的图来解释中国从唐到清的历史。
四、中国国家发展的实证分析
回看前述的那两个因变量——国家力量和国家形式。对于国家力量而言，在星状型网络里面，如果一个中央官员自己的家族位于A地，但是他妻子的家族位于B地，他通过子女联姻的家族又位于C地，那么这位中央官员便跟很多地区产生了联系。因此，对于这个拥有跨地区社会网络的官员来说，他肯定是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能够对他的社会网络提供一个有效的保护。这其中的道理和规模经济的经济学原理类似，当精英需要保护很多地方的时候，最经济的方式是去给中央交税，这样中央政府便能够依靠官僚制和军队来建立全国性的保护。因此，对身处星状型网络结构中的中央精英而言，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会有一种很强的倾向去加强国家实力，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保护其遍布全国的关系网络。另外，可以想象，对国家形式而言，在星状型网络结构里，假如有一个中央精英，他另外一个亲戚也在中央任职，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社会纽带会很容易帮助他们去采取集体行动。因此，当统治者想独占权力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采取集体行动去抵抗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很难建立起对精英的支配关系，所以就只能跟他们共治。在唐代和唐代以前存在门阀士族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当这些士族都团结一致的时候，皇权也要让他们三分。唐初官修的《氏族志》编入了当时全国的几百个门阀士族。博陵崔氏排第一，皇族李氏才排在第三等。
在领结型网络中，一个中央官员只跟一个地方的社会团体有关系，比如这个中央官员的所有家人都在一个市或者在一个县当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央官员并不是特别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因为他的家人都非常集中地生活在一个地方，他就没必要去支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去保护其他地方，因为成本收益不划算。对于身处这种结构的中央官员来说，他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当然是希望将国家力量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也就是所谓的最低限度国家。即当有外敌入侵或者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国家能提供保护就行。他不希望国家太强，因为他想把更多的资源留在地方的家族里面，这样他可以做很多私人的事情，比如修建一些地方性的工程。因为在家族分布很集中的时候，私人组织是最有效的一种保护方式，这就是这种网络影响国家能力的逻辑。如果君主知道朝廷中的这两个大臣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便可以采取“分而治之，各个击破”（divide and conquer)的手段来实现个人集权。在这种情况下，分散的精英会导致君主建立更多的个人集权。
最后一种指环型网络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它意味着社会完全独立于国家，也即地方的社会组织之间有关系，但是它们完全独立于国家的控制，中央的精英完全没有办法通过他们的社会纽带去控制这些社会团体，也不能通过他们的社会纽带来动员这些社会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的精英也没有任何的动机去增强国家实力。比如这些中央精英的家族都住在首都，但是他们在全国的其他地方没有利益，因此他们是没有必要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去保护全国的，这对国家组织的形式也有同样的影响，君主可以利用这些精英彼此之间的矛盾来加强个人的集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比较弱的国家实力和比较强的个人集权。
对于第一种星状型结构，我将其表述为寡头统治下的国力增强。对于统治者而言这种情况是不太好的，因为统治者要尊重并接受其他的精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统治者经常会被精英的集体行动推翻。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它是一种通过从中央向全国各地辐射的组织进行直接统治。第二种领结型结构，我将其称为社会与国家共治下国家能力的维持，就是只需要维持国家能力而不需要增强国家能力。对于第三种指环型结构，我将其称为军阀统治下的国家能力的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社会团体完全独立于中央，它们没有任何动机去增强国家力量。这是我从这三个很简单的图归纳和总结出的对国家发展的一些思考。
前文讲到了这些结构的形成过程，那么这三种结构是如何变化的呢？我提出的理论是它需要一些外部的刺激——非人为控制的一些因素，最重要的就是气候的变化。我根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对过去2000年间地球气温变化的研究数据制作了一张图，图中在横轴以上的部分表示高于正常气温的温度，在横轴以下的部分则表示比正常温度要低的温度。古代中国的气温跟北半球的气温趋势基本一致。在11、12世纪左右出现了一次“中世纪暖温期”，气温比较热，然后从14世纪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小冰河期”，气温又非常冷。与此同时，我根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的记载对这一时段的战争与叛乱做了统计，发现中国古代的战争与叛乱跟温度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高峰期，就发生在“中世纪暖温期”。这其中的道理是，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只有当中原地区农业比较发达、连年丰收、产量比较高的时候，才值得发起进攻，所以在11、12世纪左右中原经常遭到游牧民族入侵。因此传统看法认为宋代积贫积弱是欠商讨的，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暖和的气温导致外敌入侵。而“小冰河期”则与古代中国的农民起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两代农民起义的高潮包括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都发生在“小冰河期”。
图4 中国古代的气候变化、农民起义以及对外战争
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冲突就会引起古代中国国家发展的变化。唐代的网络结构可以用星状型结构来表示，因为当时的国家是由君主和士族共同统治。但到了晚唐时期，由于黄巢起义屠杀了门阀大族，导致原来的网络结构被摧毁了，因而推动了唐宋转型。由此，从宋代开始就大规模用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僚，科举把地方的乡绅精英选拔到了中央，这些地方乡绅跟唐代的那些全国性的士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地方乡绅有地方利益，他们只跟某个地方有很强的关系，并没有一个遍布全国的网络。所以从宋代开始中国就形成了领结型网络结构，这种领结型结构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鸦片战争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外敌入侵事件，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随后导致晚清出现了孔飞力（Philip Kuhn)指出的“地方社会的军事化”现象——在太平天国时期，咸丰皇帝需要地方的乡绅来组织军事组织团练用于镇压太平军，这个时期地方组织完全独立于国家的控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提出的“国家内卷化”也是同样一个过程。这样，晚清国家慢慢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一阶段的中国都是处在这样一种指环型的网络结构当中。
此外，我还做了一些数据分析，这些分析的结果都有助于进一步佐证我对从唐至清中国国家发展的解释。
五、结语
最后，我以一张关于中国GDP在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变化的图来作为总结。这些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媒体上经常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崛起（the rise of China），但是我每次看到“中国崛起”一词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词可能用错了，正确的用法应该是“中国的回归”（the return of China）。因为从公元0年开始，中国GDP占全世界GDP的比重就达到1/4左右，并且一直维持到18世纪初。只有在19世纪到20世纪结束这200年间，中国的GDP才开始下降，但是现在又开始上升。
所以，中国GDP占比变动反映的中国国家发展历史其实是一个回归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崛起的过程。因此，重新理解历史上中国的国家能力和国家形式，有助于我们解释当代中国为什么能够回归到历史上的平均水平。
—End—
本文原载于《中国政治学》（2020年第4辑），注释从略，来源于“政文观止Poliview”。特别推荐购买此刊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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