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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从断头台上建立起来的法兰西共和
从古代世界到现代世界，政治文明的成功转型，首推英伦。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以不流血的方式，成功将君主专制转换为君主立宪。这是一次和平的转型，但，没人说它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纪元。正如我在前此的篇幅中说：英伦革命只是一个地方性事件。它对世界历史鲜有影响。一百年过后，当年英伦的问题，一模一样地摆在法国人面前。但法国人并不蹈袭英国，它不是把君主专制转换为君主立宪，而是通过大革命（1789-1799）推翻君主框架，兀自建立一个共和。于是，现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便从这个共和国家诞生了。它不但改变了当时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也拉开了世界革命的序幕，从而成为以后大革命的故乡。
如果我们可以揭开这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光鲜的一面，这光鲜已经耀眼了两百多年，恰如正午阳光，其耀眼度和它投下的阴影成正比；法国大革命的另一面便血淋淋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从断头台上建立起来的共和，断头台便是这种共和的logo（路易十六时代没有断头台，正如后来拿破仑帝制时代也没有断头台）。共和头两年，不知多少头颅从断头台上跌落到下面的篮子里。从共和的敌人路易到共和主义者如吉伦特派等，不妨用百年后效法法国大革命的辛亥革命的一句诗来形容“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说到底，法国大革命的灾难，便是这个民族抛开君主立宪走向共和而带来的灾难。它让一个民族成了共和的难民。
法国是一个传统的君主制国家，从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四，专制达至顶峰。路易十五尤其路易十六，专制渐渐衰落。面对一个衰落又兼财政危机的政治体制，改变它最不坏的道路是专制务去而君主可留。这一点，隔海英伦的君主立宪已经做出榜样。但法兰西民族却偏偏要制度创新。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上还没蹒跚几步（1789.7.14-1792.9.22），就废君主而不是废专制遽而转向共和了。这一过程伴随着暴力与血腥。结果君主制废了，君主本人也送上了断头台；但偏偏专制给保留下来，并且变本加厉。请看当时革命领袖马拉的宣称，“我们必须通过暴力来建立自由。为了粉碎国王的专制主义，我们现在应该暂时实行‘自由的专制主义’”。[注1]
自由、平等、博爱可能是法国大革命留给后人唯一正面的遗产了。可是几个抽象的概念也不知忽悠了多少后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示例：用反自由的方式去追求自由。不但没有追求到新的自由，反而丧失了原有的自由。人类世界是先有自由而后有专制。专制固然是自由的死敌。但，传统的专制亦即君主专制往往给自由留下很大的空间。灭绝自由的专制恰恰就是这些以自由为口号的“自由的专制主义”，它正是以法国大革命为发端。其灾难不仅是法国的，也是世界的。
当然，法国人也是有榜样的，只是它不是英伦而是美国。美国独立战争后，建立的也是共和政体。问题是美国是由移民构成的国家，那块土地上原本就没有君主和君主传统。何况美国开国领袖中也有人（汉密尔顿）为了长治久安，建议实行君主制。可以想见，无论当时美国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都无妨它成为后来的美国，亦即今天的美国。美国虽然从英伦独立出来，成为两种不同的“国体”；但美国立国的精髓在于，它和英伦一样，走的是宪政道路。一个用宪政救治专制（英），一个用宪政防止专制（美）。法国大革命学美不学英，实在是学错了对象。结果学到的是美式共和的皮毛，得到的却是美国宪政全力避免的专制，是谓“共和专制”。
主导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领袖大都是一些年轻人，他们身上的政治浪漫主义表现在他们重名词不重经验，重理念不重传统。所以取消君主制，因为君主是“君权神授”；所以推重共和制，因为共和是“人民主权”。人民主权，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政治思想，它来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是问题在于人民如何主权。这并不如口号那么响亮和简单，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卢梭那里是不存在的，它带有全民性的直接民主的性质，而且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虽然，在政治实践的语用中，共和同于民主，人民主权就是政治民主。但，即使是法国大革命效法的美利坚，其政治领袖都刻意规避由普选所代表的“人民主权”。可以看到的是，英美两国共同用力之处在宪政，至于体现人民主权的全民普选都迟至20世纪方才无差别地兑现。法国大革命不然，雅各宾派一再声张普选，反对区分当时的“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主要根据财产能力而区分）。当然，这既是出于理念，也是出于策略。直接鼓动“无套裤汉”，这是社会底层最革命的力量。它果然成功了，果然也带来了灾难，还有恐怖。
法兰西共和最恐怖的就是断头台。自共和元年开启（1792.9.22.），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处死路易十六。针对部分吉伦特派议员想保住路易的性命，罗伯斯庇尔两次在国民公会上发表演讲，呼吁立即处死。这样一个案件，法律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政治。因为按照1791年君主立宪性质的宪法：国王不得侵犯；国王是不会送上审判席的，更遑论断头台。绕开宪法，强调国王是共和的敌人，他前此犯的是叛国罪（这等于说君主自己反叛自己，在一个君主制国家）。罗伯斯庇尔的讲演是以人民主权的名义，他的意见就是人民的意见，他就是主权者或主权代表者。他不断谴责路易十六是暴君，推行的是专制暴政。是人民用起义推翻了暴政，建立了共和。因此共和不容路易：“共和国！可路易还活着呢的！”故“路易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注3]
讽刺的是，接着献祭的恰恰就是共和派自己。路易十六极刑不久，属于共和主义的吉伦特派便遭到毁灭性的打击。22名议员领袖被逮捕，4个月后集体被送上断头台。吉伦特派是从雅各宾俱乐部分离出来的政治派别。该派别在法国大革命中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联合雅各宾派发动自1789年以来的“第二次革命”即共和革命，于是君主制的法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制的法国。这些政治领袖都很年轻，直到他们送上断头台，也不过20多岁和30多岁。他们大都是律师和文人，向来没有从政的经历，也没有任何政治经验。有的只是启蒙运动教给他们的那些政治理念和实现这种理念的年轻激情。问题是理念总是抽象的，一定要与本土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但他们是典型的政治浪漫主义的一群，其政治实践就是要实现那些激动了他们的理念。可悲的是，这套理念害了法兰西，也害了他们自己。可是直到走向断头台的刑路上，他们还用这套理念自我感动、自我悲壮、自我激励。
法国大革命开始的1789年，一个美国人莫里斯出使法兰西。他也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当年出席过大陆会议。这位来自美洲共和国的驻法公使，冷静地观察了法兰西大革命的过程。他在他的日记中对这场革命多有批判。针对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莫里斯说：“我告诉拉法耶特，我反对那种源于自由之爱的民主；他和他的朋友们正盲目地奔向毁灭。我想拯救他们。他们的观念、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计划，都不能被组成法兰西这个国家的各种群体接受。如果他们的计划和愿望最终得以实现，那将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当中最糟糕的事情。”[注5]他的话不幸应验。其实当时的共和者并非不知国情，雅各宾领袖丹东就对手下的委员会说：“8月10日的各种事件，将法国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君主制，另一派希望建立一个共和国。你们不得不承认后一派的人数在这个国家是极少数，而你们只能依靠这个少数派去战斗。”[注6]
无论从法兰西的历史还是现实看，共和都不合时宜。法兰西那时还没做好接待它的准备。历时10个世纪的君主制塑形了法国民众的心理，骤然废君主兴共和，势必造成严重的水土不服。犹如一辆新式的列车，硬要让它行驶在与它不合的旧轨上，倾覆是不难想象的。这是一个比较，英伦那些老练的贵族政治家，用光荣革命（复辟）的方式废共和而复君主，把一个国家从混乱中解救出来。可是海峡这边，主导大革命的年轻的律师和文人们，仅凭理念就率尔共和，也谈不上什么国民同意。这无异于拿一个国家做试验。结果把一个民族拉进了共和的陷阱。
1799年雾月18日，拿破仑政变，执掌政权。5年后，他废弃共和，建立起法兰西第一帝国。此后，无论是波旁王朝复辟，还是路易·奥尔良王朝接手，抑或拿破仑·波拿巴在短暂的“第二共和”后又复辟为法兰西第二帝国，18世纪长达70年多年的时间都是在君主制框架内度过的。也正是在这个框架内，法兰西才摆脱了10年大革命的梦魇，让国家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注释：
注1：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第20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注2：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01页，商务印书馆，1996
注3：王养冲等编 《罗伯斯庇尔选集》第119-12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注4：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第175页（注1），商务印书馆，2011
注5：路易·马德林《法国大革命人物传》第15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
注6：路易·马德林《法国大革命人物传》第148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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