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1925-1999）法兰西学院院士，学者，法国《费加罗报》编辑委员会主席，曾担任过七任部长，在法国政治界和学术界都颇有影响，属于法国传统上博学多才、思想敏锐、视野广阔的一类知识分子。
马戛尔尼献给乾隆的最能说明自己国家现代化程度的礼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作为回赠，乾隆让人给了他几件传统工艺品：玉雕、丝荷包、细钢作胎外填珐琅彩釉称为“景泰蓝”的瓶子。地球仪与景泰蓝：多妙的象征呀！ 英国懂得：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家的富强都来自贸易。尽管它只有不到1000万的人口，但已表示出胜者的骄傲。它决定在全球扩张。它拥有最大的商船队与最令人生畏的海军舰队；它全力支持本国的探险者与海盗；它扶植世上最为活跃的租船公司；它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了加拿大与印度；当它不得不让美国独立时——但还设法留住了那里的顾客——它决心向东南亚与太平洋扩张以弥补这一损失。它懂得统治全球的将是世界上——现在已经发现、今后将互相依赖的世界——最为开放、最为灵活和无处不在的那个社会。一、闭关自守
乾隆统治下的中国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它的本土被向它进贡并作为它前沿阵地的属国所包围。和睦的中国覆盖了从里海到琉球群岛、从贝加尔湖到孟加拉湾与暹罗湾之间的广大地区。 这辽阔的领土被无法穿越的沙漠与高山以及海盗横行、波涛汹涌的大洋保护着，被万里长城、被无法根除的偏见组成的精神上的长城。被那种认为中央帝国孕育着“天下唯一的文明”的信念保护着。这领土之外的人民则是一些粗野的外夷（除非他们因“向往文明”而来顶礼膜拜）。来自他们的有害东西应该予以抛弃。他们的侨民来中国都包藏着锅心（是否完全错了呢？）。应该处处怀疑提防他们。所有不是奉皇上旨意离国的中国人都应退出帝国；从国民责任方面来说他们已经叛国；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已经死了。 在内部，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分成阶级，不如说是分成某些等级。等级间的隔阂并不比中国人与外夷之间的隔阂更好克服。只有通过攻读儒家著作并经过科举考试的核实才能跨越它们。中国社会学家强调这制度的灵活性以及世袭在其中不起作用。但这种读书做官的过程中也包括着分隔的规则：官员哪怕出身平民，通过皇帝的授权也变成了这些规则担保人，而皇帝又要对上天负责保证规则的实施，因为他是受天命来保护这些规则的。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这样一个秩序。 当然，中国同从朝鲜到缅甸的属国以及如印度、菲律宾、爪哇等传统顾客一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的整体。这个集团虽然在习惯上一成不变，但还是活跃热闹的；它禁止对外贸易，但内部的贸易却很广泛。它组成了布鲁代尔所说的“经济世界”。只是这个经济世界不像英国经济那样发生爆炸，因为它缺少“足够强大的、能使核心升压的外围地区”。中国控制的经济力量因为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所以必然要接受中国意识形态的左右。巴拉兹指出，在中国只有当政治秩序被严重动摇时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 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政治上看，“隔离群”这个说法在这里并不真正适用。乾隆时的中国实行汉、满、藏、蒙等民族的共处。许多用这四种文字写的18世纪时的碑文就可证明这点：这四种文字可占一面，常常还刻着乾隆的手迹。 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内部分成等级、四周用墙围住的国家。马戛尔尼使团把一个全球自由来往的社会同一个封闭隔离的社会对立起来了。开放的帝国对封闭的帝国。 双方都断言自己优越。中国认为自己的文化从本质上就高人一筹，并以损害属国或“熟”番的方式加以推广。英国说自己的文化优秀，因为这是现代的，也就是说建立在科学、自由交流思想和精通贸易之道的基础上的文化。两种语言无法沟通。双方都误解，双方都互相瞧不起。 中国原来领先于其他文明好几个世纪，为什么它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失去这种优势呢？马戛尔尼的出使至少作出了两种解释。正当西方各国投向广阔的世界时，中国却闭关自守起来。当欧洲的革新层出不穷时，中国却在顽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现。二、相对的静止
孩子们在自动电梯上逆向而上。要是停下来，他们便下来了。要是往上走，他们就停在原处。只有几级一跨地往上爬的人才能慢慢地上升。在人类漫长的队列中，各个国家也是这样：静止不动的国家向下退，不紧不慢地前进的国家停滞不前，只有那些紧跑的国家才会前进。 这种相对的运动与静止，我们只有经过长期的比较才能发现。18世纪的中国发生过许多事情：一位毕生从事研究这段历史的汉学家在把这个帝国看成停滞不前时可能会感到犹豫不决。相反，一位研究英国文化的学者可能会对同一世纪里英国国力的发展无动于衷，因为他只看到这个国家里的苦难与不足，看到被无情的圈地法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的农民，看到那里的破屋、暴乱、咄咄逼人的寡头势力，看到它对美国起义军与对法战争的失败，看到总是低于百分之二的发展速度（这同我们“辉煌的百分之三十”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但比较结果却发现英国的农业迅速地完成了现代化，而在同一时期，大多数法国农民像中世纪一样地生活；通过大银行家、大工业和大宗买卖的协同作用，英国不但对其他各洲，就是对欧洲其他各国的领先地位也越来越明显了。 当两条直线越离越远时，开始时几乎发现不了的差距最后也会变得十分巨大。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最显示出一个正在上升的西方与一个自认为统治世界，实际上已经沉睡不醒的帝国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的最佳时刻。异国趣味的贩卖者
马戛尔尼赴华及其使命的失败孕育着以后两个世纪里的对抗：西方与远东的文化冲突；工业国与第三世界的冲突。 然而马戛尔尼出使时狮子与龙的相遇使过分简单的比较不再适用。中国继续闭关锁国，这从它自己的观点看是合乎逻辑的。而英国想迫使中国开放时却有些前后不一致了。马戛尔尼及其伙伴不承认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这时他们并不比中国人看西方时表现得更为豁达。他们知道要去见一个文化高雅的民族，但他们接近后者时就像那些低级的船长或商人对非洲部落里的人一样。他们有着当时的人——启蒙时期的人——的目光。他们是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冒险家。他们对善良的野蛮人与异国情调的高雅人一视同仁：都是他们做买卖的对手，是一件商品，一个没有读过并且永远也不会去读亚当·斯密著作的人。他们对去时上船的四位中国人与返回时搭乘的巴布亚人不加任何区分。 英国人像用玻璃饰物引诱黑人那样用机械来引诱这个大孩子，这次他们可能花费了不少金币。诱惑的代价非常昂贵，但做法是一样的。只有一个细节不同，即他们没有能诱惑中国人。东印度公司的一份报告在马戛尔尼动身前告诉他：“中国人极端迷信，当然就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这一点在他们到达当地时完全得到了证实。中国人讨厌新鲜事物，这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这同时也说明他们拒绝承认各种文化有权表现出差异。 英国人认为他们的权利，也许甚至是他们的义务，在于根据西方制订的规则让中国向国际贸易开放。如果中国拒绝接受欧洲商人的做法，就是中国错了。马戛尔尼的行为就像是一个专贩异国趣味的商人，他除了供给英国人茶叶、丝绸、漆器、瓷器外，还满足他们到远处冒险的梦想，从中得到某种乐趣。他要为了英国的利益得到这种文化的真髓，然后让全欧洲的买主垂涎三尺。遗憾的是他从中国人方面却没有看出丝毫羡慕的表示。“几乎不可能让中国人相信扩大外国商品的进口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这些可怜的人拒绝贸易带来的好处，当然也就拒绝了以英国为核心的文明所带来的好处！ 马戛尔尼的一切做法都在否认中国文化的有效性。拒绝叩头，讨厌盘膝而坐，见到日常生活的场景傲慢地感到可笑，这些意味着：认为不能有几种文明。他像中国人一样具有排他性。只有一种文明，即西方的文明，所有的人都要向这种文明进化。英国不但是这种文明最杰出的代表，同时也是它的动力。这种唯一的、共同的文化就是WASP模式，即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督教新教徒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圣经》掺杂了理性主义，事业心替代了命定论。勋爵的责任就是把这一模式推广到中国。他意识到这个任务要有超人的力量才能完成，并有朝一日要诉诸武力。 19世纪与20世纪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偏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是有色人种遭到欧洲的殖民统治，然后是他们的反抗。这类冲突在双方接触的初期就出现了，但接触本来是应该消除这些冲突的。三、在中国的镜子里
至少，这种落在别人身上的骄傲自光将帮助英国人进一步了解自己。对社会与对个人一样，要了解自己必须通过别人。每发现一点差别，就会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是那样的？”然后是：“为什么我不那样？” 英国人在这次旅行中从热情转到蔑视。但回国后，同斯当东爵士一起，马戛尔尼有充分的时间来冷静地考虑他的《纪实》。这本纪实直至1908年，特别是到了1962年才发表，而且还是部分内容。它提高到人种学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问题。在书中，马戛尔尼是以看问题准确、目光远大的思想家的形象出现的。中国当代历史学界也正在接受这一看法。 就像托克维尔在美国和居斯蒂纳在俄国一样，马戛尔尼诚实地指出：“我不能什么都看到，所以我可能搞错；但我介绍的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有些事情原来是看不到的，因为当时贴得太近，现在拉开了距离就看清楚了。要了解自己就要通过他人。马戛尔尼与他的同伴用了多年时间来制造这面中国的镜子。当他们把玻璃浸入这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神奇的液体——同现实接触——中去时，背面的锡汞层形成了；镜子把他们自己社会的形象给照了出来。中国教会他们如何去看西方。他们在为中国社会的相反特征感到惊讶时，也在对自己社会的特征进行反思。 在看到中国停滞时，他们也更感觉到自己的运动。英国人在看到中国任何人除了做社会希望他们就地能做的事之外无法从事任何其他事情时就明白了个人积极性的重要。当他们看到中国唯一的人的实体就是整个集体时，就认识到西方人的力量。当他们了解在中国无人能超越规定给他的位置，否则就会影响已定的等级体系时，也就测定了在他们国内竞争所起的作用。他们在猜测商人在那里受到何种程度的蔑视时，也就量出商人对他们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当他们发现这种对停滞的崇拜时，就觉不到自己对新鲜事的何等崇拜、总之，他们更为理解个人主义、竞争与革新就是他们的财富和强盛的动力。四、二千年的杰作
那些大的帝国都是由伟大的中央集权者建立的，是他们把那无形的粘土塑造成形的。这些人有尼布甲尼撒、泽尔士、查理大帝、彼得大帝、拿破仑。这些巨人都制服过起义者，并强制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组织，这些组织就像风暴都无法摧垮的巨大的金字塔一样，在他们死后长久地保存了下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孔夫子和秦始皇建造的中华帝国更为巩固了。在这帝国里，一切都为了能持久存在，为了国家的强盛而安排得井井有条。个体的作用越来越小，只有在集体里它才能显得完美，这几乎带有宗教的色彩。每个人都镶嵌在一个等级体系中。所有人都得接受共同的价值，个人意识则被磨得平整光滑。 中间组织——行会、协会、等级、宗族——的存在只是为了巩固总体建筑。它们组成了许多平行而相互封闭的小社会。它们像蜂窝一样互相镶嵌在一起，像金字塔那样外面是一个平整而无法透入的表面，而里面却分割成许多小间。分工既扩大了各个组织的分离，也增加了它们的独立性。这样组成的社会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总体指挥着部分。 在建筑物顶端的是神在这世界里的化身——天子。紧接着是加固金字塔顶端和棱边的大军机处、总督、巡抚和整个文官等级体系：只有他们能用特有的语言来阅读和书写。他们的任务是把皇上的旨意和帝国的价值传达给群众。然后是农民，他们是整体生存所必需的广大群众，是真正的生产者；其他阶级的存在都是为了让他们能生产。再下面是手工业者，对他们的要求是为农民的耕作提供必需的工具。最下面是商人，他们不是生产者，而纯粹是寄生虫。他们靠贸易为生；他们不创造财富；他们只是靠损害他人来攫取金钱。他们虽然富了，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到尊重。 中国社会从公元前3世纪直至20世纪就这样以相同的方式重复着。同样的坚如磐石的建筑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几乎不给个人以自由，因为个人被认为不能分辨哪些东西对自己有用。在自由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的体现，个人被认为比集体更了解哪些东西适合于自己；中国社会正与此相反。 接待马戛尔尼的中国人对这种特殊的持久性与使之持久的原则深信不疑。他们知道帝国的稳定要靠坚持不懈的努力遵守及让人遵守已经确定的规则。他们有着世界上（他们的世界上）的一切理由不听这个“大鼻子”来向他们讲故事。乾隆与他的官员们对自己的制度感到骄傲，而且也真有值得骄傲的理由。他们很珍视这一杰作：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在多少世纪以来战胜了众多的历史环境，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并永久地存在了下来。 一个完全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出现了：这个国家由可以替换的、领取薪金、大笔一挥就可解职，并从唐朝以来就通过不公开姓名的考试录取的文官以客观的方式、根据每人都要遵循的规则来治理。按照统一的模式组织起来的行政区域代替了根据封建领主弄刀舞枪的本事而划分的面积大小不一的封地。皇帝任命所有的公职人员。他用一套奖惩办法牢牢地控制了束缚全国的网络。他一人集中了所有的权力。 这一体制在中国经受住了考验，并传播到如朝鲜或越南等国家。它甚至成为西方（如路易十五时的法国）设立考试和会考的榜样。它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把比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更为广阔的一个空间紧密地组织起来了：国防线、道路、驿站、星罗棋布的指挥网络。国家通过大量购买粮食、谷物税、公家囤积等手段来调节市场。中国早就确定了中央集权国家的模式，欧洲国家只是到最近才达到这一水平。 从秦始皇以来，法律、钱币、赋税、度量衡，甚至车轮间的距离都是统一的。必须使用统一的文字，甚至在四周的君主国家——朝鲜、日本、越南——都是如此。中国文化就这样威力无比、持续不断地在20多个世纪里传播开去。一种文化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发扬光大，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结构有它致命的弱点：它出现时正好西方发现在自己社会里（首先在英国社会里）出现了个人主义带来的强盛苗头。它的发展十分缓慢，经过了若干世纪；但突然之间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完善的中央集权模式从一开始构思时就已经十全十美，在2000年里几乎持久不变，但这时突然遇到了新生而活跃，虽不完美但已卓有成效的社会自由的模式。五、自给自足的优越感
多少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在对中国自身、对这唯一的自给自足体系表现得忠心耿耿！多少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会像1912年革命时那位一度亲英的奇才一样宣称：“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这种自我陶醉最终只能导致对自我的不理解。如何解释过去一小撮西方兵士在离他们基地两方公里之外竟能把在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如何解释今天如此沉重的落后包袱呢？多少杰作，多少发明，那样聪明勤劳，那久多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革命后获得的40年的新生！世上最一贯正确的领袖与学说！这一切汇集起来，才能达到上一世纪祖先还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某个热带共和国居民的生活水平！
所有人在法律上与尊严上当然都是平等的。但所有人，特别是所有社会在达到技术、贸易和工业文明方面并不具有相同的才能。有的使财富像喷泉喷水那样源源涌出。有的却不能，或不愿，或不会这样做。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并不缺乏个人的才能，而是缺乏文化环境。马戛尔尼的伙伴已经发现在巴达维亚“中国人去那里都是想发财，他们不放过任何能够获利的机会”。“由于辛勤劳动，他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在澳门也看到了相同的现象。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加利福尼亚，华侨的生产能力很强，以致在同样的40年间，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在人民中国的兄弟或远亲的高出10至20倍，而开始时他们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不论是今天还是昨天，华人一直被列入世界上最大胆的企业家、最精明的金融家和最有才干的商人之中。 在自然科学范围里，中国国家机器的效率并未受到影响。它在火箭与卫星发射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与法国相比，它只用了一半的时间便完成了从原子裂变到热核聚变的过渡。但当我们看到同样的人在40年的市场经济里取得了世界上无与论比的发展速度，而在计划经济的官僚体制下却停滞不前时，我们就应该从中得出结论了。 计划制度继承了乾隆时代的官僚体制：反对赢利、反对商人、反对外贸、反对外国人的来到、反对一切不是来自这个制度的创新。居住着华人的那些东南亚小国摆脱了这种控制，便轻松地投入到生产贸易中去了。因为每日同其他民族（日本人、西方人）接触，他们抛弃了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而他人都是蛮夷这千古不变的陈旧观念。 所有国家都有自以为天才第一的倾向。所有民族都有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巴西中部印第安人中的格族人在人种学家库尔特·安凯尔离开他们时痛哭流涕，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人在离开他们这个唯一生活还有意思的民族后还能生存下去。但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发展到如此程度。今日的落后主要来自优越感。 不发达状态是孤立与停滞结合的产物，人口问题使这种状况更趋严重。发展是向世界开放和不断革新相结合的结果。乾隆与马戛尔尼都自吹代表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尽管英国的力量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但下一世纪的历史却证明了英国有理。 如果使臣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建议，如果皇上以另一种方式处理这些建议，中国可能不必以世界为之震撼的方式苏醒过来：世界可以使这个国家更有创造力，使它进步得更快。一方面的狂妄自大与另一方面的骄傲自满相对抗，结果是人类失却了难以估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只能随同没有发生过的历史永远埋藏在地里。 但是这次失败的会见教训犹在。乾隆与马戛尔尼尚未死去。他们生存在我们中间。他们又在我们身上转世了。他们也许是不朽的。循环无穷的中国呀！……本文选编自《停滞的帝国》，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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