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如何腐化的？｜鲁特格尔·布雷格曼
马基雅维利的哲学
如果你想讨论权力，那么有一个名字必定是你无法回避的。我们已经对这个人做过一些简短的介绍了，在那里我讨论了一个理论：任何人想要获得任何东西，最好的方法是编织一张由谎言和欺骗组成的网。
你肯定记得，这个人的名字叫马基雅维利。
1513年冬天，在酒吧度过又一个漫长的寒夜后，马基雅维利，一个穷困潦倒的城市小职员，开始撰写一本以《君主论》为标题的小册子。马基雅维利本人把他在这本书中阐述的思想描述为“我的小小奇想”，它后来成了西方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查理五世、路易十四的床头柜上都摆放着《君主论》。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总理俾斯麦有一本，丘吉尔、墨索里尼也各有一本。甚至有人在滑铁卢战败后的拿破仑的马车上也发现了它。
《人类的善意》
[荷] 鲁特格尔·布雷格曼 著
贾拥民 译
湛庐文化 出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4月
马基雅维利哲学的一大优点是切实可行。他写道，“如果你想要获得权力，你就必须紧紧抓住它。你必须无耻至极，不受原则或道德的束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警告，“如果你不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权力，人们就会踩到你的头上去”。根据马基雅维利的说法，“一般来说，人类的本性总是忘恩负义、变化多端、弄虚作假、怯懦软弱、生性贪婪的”。如果有人帮了你的忙，不要被他愚弄，那会是一个骗局，因为“除非必要，否则人们不会做任何好事”。
马基雅维利这本书经常被称为“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如果你想阅读这本书，那么就去最近的书店，直奔常销书柜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一本阐发他的哲学思想的励志书，这种书籍也很多，从《马基雅维利式经理》（Machiavelli for Managers）到《马基雅维利式母亲》（Machiavelli for Moms），应有尽有。或者，你也可以观看在他的思想启发下创作出来的无穷无尽的戏剧、电影和电视剧。《教父》、《纸牌屋》、《权力的游戏》，基本上都体现了这位生活于16世纪的意大利人的思想。
既然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如此广受欢迎，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去追问一声：他说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人类必须无耻地撒谎和欺骗，才能获得和维持权力吗？最新的科学研究又给出了什么样的证据呢？
达切尔·凯尔特纳教授（Dacher Keltner）是一名“应用马基雅维利主义”领域的顶尖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当他第一次对权力心理学产生兴趣时，就注意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马基雅维利是对的。第二件是，几乎没有人做过支持其理论的科学研究。
凯尔特纳决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他所称的“自然状态”实验中，这位心理学家分析了一系列人类“自由地争夺统治地位”的环境，从宿舍到夏令营，等等。凯尔特纳希望能够在这些地方观察到马基雅维利永恒的智慧的充分展现。
但是他很失望。凯尔特纳发现，如果真的遵照《君主论》的指引去行事，那么人们就会被赶出营地。就像史前时代一样，这些小团体也无法容忍傲慢和权势。人们如果认为你是一个混蛋，那么他们就会把你拒之门外。凯尔特纳发现，在那些地方，那些升至“高位”的人是最友好、最具同理心的人。最友好的人最具生存能力。
现在，你可能已经在想了，这个教授应该到我的办公室走一趟，见识一下我的老板的厉害，这样他就可能会纠正他这个关于“好领导”的理论了。
但是请先不要急，这个故事还没有说完呢。凯尔特纳还研究了另一个问题：一旦人们拥有了权力之后，权力又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一次他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也许最有趣的一点是，他把这项研究称为“饼干怪兽”研究，这是用电视节目《芝麻街》中的饼干怪物来命名的。1998年，凯尔特纳和他的团队让三名志愿者组成一个小组进入他们的实验室，其中一名志愿者被随机地指定为组长。根据要求，这几个志愿者都必须完成一项枯燥的任务。不久之后，一名实验助手端来了一个盘子，里面装着五块饼干，让大家分享。最后，所有的小组都在盘子里留下了一块饼干（这显然符合礼仪方面的一条黄金法则），但是，几乎每组的第四块饼干都是被那个随机指定的组长狼吞虎咽地吃掉的。更重要的是，凯尔特纳的一名博士生注意到，“领导”们吃的时候也似乎更加不注意仪态。重放这些视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饼干怪兽”经常张着嘴大嚼，而且吃东西时发出的声音更大，掉在衬衫上的饼干屑也更多。
或许，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你的老板？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倾向于对这种愚蠢的实验一笑置之，但是近年来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陆续发表了数十篇类似的研究论文。此外，凯尔特纳和他的团队还做了另一项关于高档汽车的心理效应的研究。在这个实验的第一部分，研究人员让第一组被试驾驶一辆破旧的三菱车或福特平托车（Ford Pinto），并让他朝着人行横道的方向开去，那时行人刚好经过人行道。所有的司机都依法把车子停了下来。
第二组被试驾驶的是一辆非常时髦的奔驰车。这一次，45%的司机没有停车让行人先走。这个实验证明，车子越贵，驾驶者的行车礼仪越粗鲁。另一名研究人员告诉《纽约时报》：“开宝马车的人（表现）最糟糕。”如今这个研究已经被重复了两次，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通过观察司机的行为，凯尔特纳终于意识到这让他想起了什么。用一个医学术语来表达，那就是“获得性社会性病态”：一种非遗传性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它是在19世纪首次被心理学家诊断并命名的。通常，这种症状是在人们头部受到重击之后产生的，重击会损害大脑的某些关键区域，并可能把最善良的人变成最恶毒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混蛋。
掌权者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倾向。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就像那些大脑受损的人一样。他们不仅比一般人更加冲动，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也更鲁莽、更傲慢、更粗鲁，也更有可能欺骗自己的配偶，对他人漠不关心，对别人的观点不感兴趣。
权力就像麻醉剂，会让掌权者变得对别人完全“无感”。在201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三名美国神经病学家使用“经颅磁刺激仪”来测试有权势者和没权势者的认知功能。他们发现，权力感会干扰人们所谓的“镜像”行为。镜像是一种心理过程，在同理心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我们一直都在“照镜子”。别人笑，你也会笑；有人打哈欠，你可能也会跟着打哈欠。但是，有权势者表现出来的镜像行为要少得多，几乎就像是他们与自己的人类同胞没有什么联系一样，也好像是他们大脑中的某个插头被拔掉了一样。
既然有权势者觉得自己与他人没有什么“联系”，那么他们自然会变得更加张扬跋扈，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无数研究表明，权力的其中一个重要影响正是，它会让人们以负面的眼光看待他人。如果你很强大，你就很可能认为大多数人都很懒惰，都靠不住，你会认为他们都需要受到监督和监视，你会觉得你必须管理他们、限制他们和审查他们，并告诉他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非常可悲的是，权力对无权无势的人的影响恰恰相反。心理学研究表明，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人同时也会很不自信。他们不愿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群体中，他们会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微不足道，还会低估自己的智力。
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客观上为那些当权者提供了便利，因为自我怀疑使人们不太可能做出反击。甚至连审查也变得没有必要了，因为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要求自己保持沉默。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反安慰剂”所发挥的作用。如果统治者像对待蠢人一样对待他人，那么无权无势者真的会开始觉得自己是愚笨不堪的，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导致统治者认为无权势者太迟钝，没有能力独立思考，因此他们更觉得应该发挥自己的“远见”和“洞察力”去管控人们。
但是，真正的事实恰恰相反。权力使我们变得目光短浅。
这可能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性在同理心测试中的得分往往要比男性高。2018年，剑桥大学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这种差异并没有遗传基础，相反它应该归因于科学家所说的社会化。由于传统中权力的分配方式，导致人们大部分情况下都不得不依赖女性去理解男性。另外，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女性的直觉比男性更加出色，这可能也源于同样的不平衡——人们希望女性从男性的角度看问题，而很少希望男性从女性的角度看问题。
权力的悖论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说过的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几乎所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一致同意阿克顿勋爵的观点，而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凯尔特纳则把这种现象称为“权力的悖论”。大量研究表明，我们会选择最谦虚、最善良的人来领导我们。但是，一旦他们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权力便深入他们的脑髓。
生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一书中这样写道：“马基雅维利的整段论述似乎直接适用于黑猩猩的行为。”雄性领袖——黑猩猩群体中的“君主”，像个男子汉一样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操纵着其他黑猩猩，迫使它们听从它的命令。它的副手们帮助它维持统治，但是只要有机会，就会密谋在背后捅它一刀。
早在几十年以前，科学家们就已经知道人类与黑猩猩有99%的DNA是相同的。1995年，这个事实激发了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灵感，他向他的同事分发了几十本德瓦尔的《黑猩猩的政治》这本书。在他看来，美国国会和黑猩猩社会并没有什么不同。国会议员们充其量只是在隐藏自己的本能方面更加努力一些罢了。
当时尚未广为人知的是，人类还有另一个灵长类近亲，与我们也有99%的DNA相同。这个灵长类近亲就是倭黑猩猩。德瓦尔第一次看到这种黑猩猩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它们还被称为“侏儒黑猩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甚至被误认为是同一个物种。
实际上，倭黑猩猩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黑猩猩的动物。在本书第4章中我们看到，这些类人猿已经驯化了自己，就像“稚人”一样。雌性倭黑猩猩在这一过程中似乎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虽然它们不如雄性强壮，但是每当自己的同类被异性骚扰时，它们就会团结在一起进行反抗。如果情况危急，它们甚至还会把雄性倭黑猩猩的阴茎咬成两截。感谢这种权力的平衡，雌性倭黑猩猩可以挑选自己的伴侣，因此最友善的那些雄性倭黑猩猩通常会最早“成家”。
如果你认为所有雌性倭黑猩猩的这种“解放”，可能会使得它们的性生活枯燥乏味的话，那你就错了。“倭黑猩猩的性行为就好像他们读过《印度爱经》（Kama Sutra）一样，”德瓦尔这样写道，“能够做出一个人能想象到的所有姿势和变化。”当两群倭黑猩猩第一次相遇时，往往会以一场盛大的性狂欢作为结尾。
当然，我们无须对倭黑猩猩的生活方式表现得太过热情，人类不是倭黑猩猩。但是，仍然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与马基雅维利式的黑猩猩相比，我们与这些善于社交的倭黑猩猩有更多的共同点。首先，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政治制度与倭黑猩猩的政治制度非常相似。回想一下昆人部落成员的如下策略吧。
我们讨厌夸夸其谈的人，因为总有一天，他的骄傲会让他去杀人。所以我们总是说他的肉其实一文不值，我们是在用这种方法让他冷静下来并变得温和的。
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在对48项关于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说，马基雅维利主义几乎总是导致灾难的原因。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想当选为史前社会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所有特质列出来看一下。
慷慨；勇敢；明智；有魅力；公平；公正；可靠；机智；强大；谦虚。
狩猎采集者群体中，领导者永远都是临时性的，因为决策是集体做出的。任何愚蠢到按照马基雅维利（在后来给出）的规则去行事的人，都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自私和贪婪的人会被赶出部落，从而面临饥饿而死的威胁。毕竟，没有人愿意和只顾自己吃饱的人分享食物。
与黑猩猩相比，人类的行为与倭黑猩猩更相似的进一步的证据是，人类和倭黑猩猩都对不平等有天生的厌恶倾向。如果你在“谷歌学术”中搜索关键词“不平等厌恶”，你会发现那里有超过一万篇关于这种原始本能的科学文章。3岁大的孩子就已经懂得要平均分配一块蛋糕了，而6岁大的孩子宁愿扔掉也不愿让某一个人分得更多的蛋糕。就像倭黑猩猩一样，人类也狂热、频繁地进行着分享。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夸大这些发现。“稚人”并不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心理学家强调，如果我们认为有些不平等是合理的，我们就不会介意。只要事情看起来公平就好办了。如果你能让民众相信你更聪明、更善良、更神圣，那么让你掌管一切就是有道理的，你就不必害怕遭到反对。
随着第一批定居点的出现和不平等的加剧，部落首领和国王们不得不着手将他们比臣民享有更多特权的原因合法化。换句话说，他们要进行宣传和布道。狩猎采集部落的首领们都很谦虚，但是现在的领导者则开始大摆特摆起架子来了。国王们宣称他们的统治地位是神授予的，或者干脆宣称他们自己就是神。
现如今，权力的宣传早就变得更加微妙了，但其本质没有变，关键仍然是构建巧妙的意识形态，来证明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值得拥有”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财富。我们确实一直在这样做。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倾向于根据“对社会的价值”来论功过、分蛋糕。但是，社会如何决定谁最有价值呢？你如何确定谁对社会的贡献最大呢？是银行家还是垃圾回收者？是护士还是总能够跳出思维定式的颠覆性改革者？你为证明自己的价值而编造的故事越精彩，你能分到的蛋糕就越大。
但是，这里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这些故事呢？
一些历史学家说，这是因为我们太天真了，而这可能恰恰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超能力所在。简单地说，他们这个理论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让成千上万的陌生人组成一个团队一起工作，你就需要找到一些东西把他们组织起来。这个“黏合剂”必须比“友好”更加强大，因为尽管“稚人”的社会网络是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大的，但是它还没有大到足以形成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地步。
一般来说，我们的社交圈子的人数不会超过150人。科学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得出了这一极限数字。当时两名美国研究人员要求一组被试列出他们能够寄出圣诞贺卡的所有朋友和家人的名单。结果显示，平均会有68个家庭，包括大约150个人。
如果你注意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个数字几乎无处不在。从罗马军团到虔诚的殖民者；从公司部门到我们在Facebook上的真正的朋友，这个神奇的门槛无处不在。这个事实表明人类的大脑没有能力处理超过150种重要的人际关系。
问题是，即便将这150个朋友全部动员起来，组成一个规模不算小的团队，离建造一座金字塔或完成登月计划也还远得很。后面这种规模的巨型项目，无疑需要更大规模的团队进行合作，所以领导者需要找到激励我们的方法。
那么，如何激励呢？编造一个个神话故事，于是我们学会了想象自己与从未见过面的人之间的关系。宗教、政府、公司、国家，所有组织的意义都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存在于我们的领导者和自己的叙事当中。没有人见过“法国”，也没有人与“罗马天主教会”握过手，但是如果我们认同这个虚构的东西，一切也就无关紧要了。
这种神话故事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上帝。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基督教的这位造物主会如此关心人类和我们的世俗行为。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的狩猎采集者祖先对神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他们的神对人类世界的生活完全不感兴趣。
问题在于，我们是从哪里习得的这种对全能上帝的信仰的？上帝真的曾经被人类的罪孽激怒过吗？科学家最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要理解它，我们必须再次回到本书第3章，在那里我们了解到“稚人”的眼睛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多亏了虹膜周围的白色物质，我们才能随着自己凝视的方向转动眼睛。这让我们有机会窥探他人的想法，与他人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
然而，当我们开始和数以千计的陌生人一起生活时，一切都变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看不见彼此了。你不可能与成千上万的人（甚至数百万人）一一进行眼神交流，所以人与人之间开始变得不信任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别人在“搭”集体的便车。当自己在辛苦工作时，其他人却在坐享其成。
因此，统治者需要一个人来替他监视广大民众。一个什么都能听见、什么都能看到的人，他拥有一双无所不知的眼睛，这就是神。
新出现的神是复仇型的，当然这并非偶然。
人类族群以及我们的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做其他物种以前从未做过的许多事情，神话的助力是一大关键。它们使我们能够与数百万陌生人一起完成大规模的工程和项目。此外，这个理论还说，伟大的人类文明就是从这些巨大的虚构力量中产生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著作《人类简史》一书中也写道：“一切都是以讲故事，并说服人们信任他们为中心的。”
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理论，但是有一个缺点，它忽略了人类95%的历史。
我们的狩猎采集者祖先早就已经突破了那个最多只能拥有150个朋友的神奇门槛。当然，人类祖先是以小群体的方式去狩猎和采集的，但是不同群体之间也经常会交换成员，这使我们成为一个巨大的“异种传粉”的“稚人”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巴拉圭的阿奇人部落和坦桑尼亚的哈扎人部落，他们的成员在一生中会遇到1 000多个人。
更重要的是，史前人类也拥有丰富的想象力。他们总是能编造出一些巧妙的神话故事，并把这些故事传给彼此，从而推动群体之间的合作。世界上最早的寺庙位于现在土耳其的哥贝克力山丘，这个寺庙就是在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努力下建成的。
唯一不同的是，在史前，这些神话的地位没有那么稳固。部落首领可能会被快速地推翻，纪念碑也会被拆毁。用两位人类学家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拔掉瓶塞释放出不平等的精灵之前，史前人类并不是在原始的、天真无邪的状态下终日无所事事的。他们似乎能够成功地定期打开再塞上瓶子，把不平等精灵禁锢在仪式性的古装戏剧上，他们就像建造纪念碑一样构造出了神和王国，然后又高高兴兴地拆除了它们。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怀疑自己听到的故事。如果某个吹牛大王站起来宣布说他被上帝选中了，人们会一笑置之。如果那个人变得很讨厌，那么他或她迟早会被别人在背后放冷箭。“稚人”是友好的，但并不是天真无知的。
直到军队及其指挥官出现之后，这一切才开始发生改变。你能够勇敢地面对一个残忍虐待反对者的铁腕人物吗？你会发觉你在突然之间就不会那么急切地去批评他了。对此，马基雅维利这样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武装的先知总能取胜，而徒手的先知总是失败。”
从此以后，众神和国王就没那么容易被推翻了。不支持或不相信某个神话可能会给你带来致命的后果。如果你信错了一个“上帝”，你必须把它藏在心里。如果你认为单一民族国家是一个愚蠢的幻想，那么这种信念可能会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马基雅维利对君主的建议是，事先安排好一切是很有好处的，“这样当他们不再相信的时候，就可以用武力来使他们相信”。
你可能会认为，现在暴力已经不再是统治公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但事实是，暴力威胁仍然大量存在，而且无处不在。
试想想看，为什么人们要每个星期都在我们称为“办公室”的笼子里待40小时以上的时间，以换取一些金属、纸张或银行账户上的某个数字呢？是因为我们被当权者的宣传说服了吗？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呢？为什么没有人走到国家税务局的官员面前说：“嘿，先生，我刚读了一本关于神话的力量的书，意识到货币原来只是虚构的，所以我今年不打算交税了。”
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如果你无视法律规定或不申报纳税，你就会被罚款或监禁。如果你不服从，警察就会找上你。货币可能是虚构的，但它是通过非常真实的暴力威胁来强制实施的。
寡头政治的铁律
当我阅读凯尔特纳的著作以及其他有关权力心理学的著作之后，我就逐渐明白了，私有财产和农业的发展是导致“稚人”走上歧途的可能原因。
几千年来，我们选择好人来当我们的领导者。即便在史前时代，人们也很清楚权力会导致腐败，因此我们同时还一直在利用一个结合羞耻感和同侪压力的体系来约束群体成员，并确保随时可以推翻统治者。
但是后来，在一万年前，要想推翻强权统治实际变得更加困难了。当我们在城市和国家中定居下来之后，我们选择的统治者获得了整个军队的指挥权，仅仅凭借一些流言蜚语、一支毒箭或一柄长矛已经不足以推翻统治了。国王们不再允许自己被废黜，总统们也不会再被奚落和嘲笑打倒。
一些历史学家怀疑，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依赖不平等的。赫拉利曾写道：“复杂的人类社会似乎需要想象出来的等级制度和不公平的歧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宣传”必定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赞同。
但是，真正让我着迷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一直在寻找驯服领导者的方法，甚至在部落首领和国王出现之后也是如此。一个明显的方法是革命。无论是法国大革命（1789年）还是俄国大革命（1917年），任何一次革命都是由同样的动力推动的，那就是民众试图推翻暴君。
然而，大多数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一个暴君刚被打倒，一个新的领导人就会取而代之，并且新的当权者会对权力产生更加贪得无厌的欲望。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上台了，社会学家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寡头政治的铁律”。
有一些社会试图通过设计一个分权制衡的权力系统来应对这种情况，这个系统也被称为民主制度。
卢梭在很早以前就指出，更准确地说，这种形式的政府是一种“选举产生的贵族政治”。我们所能决定的，无非是由谁来统治我们而已。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认识到这种制度最初就是为了排除社会等级体系中的普通成员而设计的。以美国宪法为例，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美国宪法“本质上是一部贵族文件，旨在遏制那个时期的民主倾向”。美国的国父们从未想过让普通民众在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即便是现在，尽管任何公民都可以去竞选公职，但是如果没有贵族式的捐助者和说客网络的支持，普通人是没有希望赢得选举的。因此，美国的“民主制”表现出了王朝倾向也就丝毫不奇怪了，想一想肯尼迪家族、克林顿家族和布什家族吧。
一次又一次，我们一直在憧憬会有一个更好的领导人，但是所有这些希望往往都会以破灭告终。凯尔特纳教授说，原因在于，权力会使当权者失去当选时的善良和谦逊，或者说那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具备那些优秀的品质。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马基雅维利们领先了一步。他们拥有击败竞争对手的终极秘密武器，那就是厚颜无耻。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看到了，“稚人”演化出了羞耻感。在动物界的所有物种中，我们是极少数会脸红的物种之一。几千年来，羞耻感是驯服我们的领导者最可靠的方法。直至今天，它仍然有效。羞耻感比规章制度、谴责或胁迫更加有效，因为有羞耻感的人会约束自己。当他们让别人失望时，他们的讲话就会变得结结巴巴。当意识到自己成了流言蜚语的主角时，他们会脸红。
很显然，羞耻感也有其黑暗的一面（例如由贫穷引起的羞耻感），但是试着想象一下，如果羞耻感完全消失了，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将会是一座人间地狱。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没有羞耻感，原因可能是他们被权力麻醉了，也可能是他们属于少数天生就具有病态人格的人。这样的人在狩猎采集部落里是活不了多久的。他们会被赶出群体，在阴暗的角落里自生自灭。但是，在现代庞大的社会组织中，反社会者实际上会比其他人表现得更加“优秀”。有研究表明，4%～8%的首席执行官都可以诊断为是反社会者，而在普通人中这个比例只有不到1%。
在这种类型的世界里，爬到最顶层的，往往不是最友好、最富有同情心的领导者，而是相反的人。
—End—
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欢迎读者点击关注，出版机构、媒体合作可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