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兴：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斯坦福模式
图源：网络
严兴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
导读
在旧金山湾区，被称为“硅谷心脏”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以下简称斯坦福）在创新创业领域享有盛誉。长久以来，斯坦福不仅为硅谷及周边区域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人才，而且其技术转移及科研商业化模式也已成为美国大学科研转化的典范，被全球多地所效仿。郑永年教授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各高校需要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级科创平台，斯坦福模式无疑提供了宝贵经验。斯坦福模式成功的关键可归纳为两点：技术许可办公室的机制优势和风险投资企业的桥梁作用。
一、技术许可办公室：
学术界与产业界双赢模式的奠基者
斯坦福是全美最早设立技术许可办公室的高校。在此之前，美国高校主要通过第三方模式（建立基金会或委托外部研究公司）对科研成果实施转移或转化。而在该模式下，高校从科研转化中获取的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无法与其庞大的科研与运营支出相匹配。
1.采取问题导向、突破传统的运作模式
第三方科研转化的弊端致使斯坦福重新思考技术转移的根本问题：作为研究型高校，斯坦福是否应自行开展技术转移工作，以从中受益？各利益攸关方起初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部分人认为高校自行开展技术转移有助于最大程度发掘相关技术的商业价值，激励科研人员形成以研究成果质量为导向的良好风气，同时也有助于高校通过科研获取资助反哺研究领域，形成积极正向的产学研模式。但也有人认为高校应专注于教学与科研，避免从事任何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工作。该类担忧主要归结为三点①：(1)高校直接从事科研成果转化可能引发利益冲突和功利主义抬头②；(2)高校专设技术许可部门可能导致综合管理成本提升，间接拉高终端产品或服务价值，降低成果竞争力；(3)高校科研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自行从事科研成果转化可能有损社会公众对高校的期待③。
斯坦福OTL并未回避上述问题。相反，OTL设计出与之对应的新型校企合作理念，平衡商业利益与科研发展的关系。针对商业化可能导致的利益冲突与功利主义问题，OTL将许可过程中获取的收益回馈给科研部门，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主动破除因商业化趋势产生的不良导向。对于专设部门带来的成本问题，OTL将技术转化的部分盈利作为运营资金，对冲提升的管理成本。针对公众期待问题，OTL努力将斯坦福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使社会公众普遍获利的工业产品（即便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导致放弃经济价值较高的成果），以实际行动赢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在上述理念的支撑下，OTL逐步构建了稳定成熟的技术转移机制。
2.设置简明、灵活但高标准的规章提供制度保障
除传统问题外，高校实施技术转化还面临独特的挑战。首先，高校技术许可人员需应对比特定行业更为庞杂的科研范围，许可人员必须兼具专业知识与行业经验。斯坦福OTL要求许可助理（licensingassociate）级别以上的职员应有生命或生物科学领域的学历，同时还应具备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许可和战略联盟经理（Licensingand Strategic Alliances Manager）等更高级的职位则要求5年以上工作经验，并倾向录取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士。④在OTL体系下，许可人员拥有独立于科研人员推进项目的权利，其专业性为精准发掘科研成果价值、与利益方实施高效沟通、促成许可和提升转化成功率提供重要保障。
高校技术转化的第二项挑战是需订立符合自身需求的产权保护机制。为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充分保障发明人和学校的权益，斯坦福OTL接连制定了针对性的专利、版权、独立签署许可协议和版税共享等规定。
斯坦福OTL设置了科学简明的政策，对所有权、使用权收益分配、签署权限、研究赞助、第三方授权等内容进行规定。⑤在发明权和所有权方面，由高校教职工（包括学生雇员）在履职过程中，或非偶然使用大学资源创设的所有可能取得专利的发明，其所有权均归于高校。
(1)使用权收益分配。OTL首先提取15%的特许权使用费用于维持OTL的日常运营和缴纳专利申请费，结余部分放入OTL研究激励基金，保证技术转移工作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⑥剩余收益即为专利许可净收入，OTL将其分为三等份，一份归发明人，一份归发明人所在的院系部门，最后一份归发明人所在的学校。专利许可净收入还可能采取“非平分制”，该制度下发明人获得的收益比例通常更高。OTL设置了专利许可净收入累计值“门槛”，发明人所得比例随“门槛”的提升而下降。⑦为鼓励跨学科研究，OTL还规定科研人员在信息披露时为发明提供支援的其他院系，共获收益，以保持高校技术转化的良性循环。
(2)签署权限。OTL有权代表斯坦福大学签署许可协议、材料转换协议、产业合同以及其他涉及知识产权的协议。学校职员或其他发明人不得签署协议逼迫斯坦福大学将相应产权转让或许可给其他实体。
(3)赞助研究。虽然OTL认为赞助研究与许可协议两者间存在关联，但在形式上OTL将两者做明确区分。赞助研究的资金不属于使用权收益，发明人也不能从中直接获益。与赞助许可相关行业协议一般由斯坦福的行业合同办公室（IndustrialContractsOffice）进行处理。
(4)第三方授权转化。OTL并未完全排除该模式，如果第三方具有特殊的专业经验或资源，有助于促进成果转化，OTL偶尔也会通过他们实施技术授权，此时的第三方可分到部分使用权收益。
高校技术转化的第三项挑战是OTL需与其余行政部门构建和谐的关系。OTL作为传统高校的非必要职营过程中难免会与其他部门引发职权和利益冲突，因此需获得校方的足额授权，构建独立、高效的管理模式。
从行政上看，OTL直接受斯坦福分管研究的副教务长领导，向其汇报日常工作，向上对教务长和校长负责。由于斯坦福大学将OTL定位为造福社会的科研成果转化机构，因此并未设立硬性工作指标或周期收入目标，并允许OTL自行维持运转。
从财务上看，OTL自设立之初便基本独立于学校财政，其日常运营开销和职员薪酬主要通过许可收入获得的收益进行补充。随着OTL规模的扩大，其行政成本逐年增加，但伴随着转化成果数量的提升，OTL的财政状况逐年改善。据统计，OTL的预算费用已经降到收入总额的5%以下。
二、风险投资企业：
连接高校科研与初创企业的重要桥梁
除OTL外，斯坦福模式成功的另一关键在于，其所在的硅谷拥有完整且强大的复杂创新体系，相互依赖的经济主体在硅谷形成有序的社会网络，各自发挥协调作用，为活跃当地经济做出贡献。这种社会网络是几十年来各主体逐步聚合结果。其中，风投公司发挥了融资、筛选、集体学习、嵌入和信号传递五大功能，成为衔接斯坦福等高校和中小企业的关键桥梁。⑧正如美国学者研究所指，硅谷与其他世界科创集群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大学规模、大企业数量或科研实验室的质量，而在于庞大数量的风投公司的存在。⑨
融资是风投公司在硅谷发挥的首要功能。高科技企业在初创时尤其需要外部资金，因为它们无法产生维持自身运营的收入。对该阶段的企业，能否获得风险投资至关重要。商业银行通常不愿意为中小科创企业提供融资，因为不愿意承担高昂的投资风险。科创企业则往往因无法从传统渠道募集资金，缺乏资产或可靠的现金流，面临生存困境。此时，风投公司便可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作为投资的回报，风投公司将获得一定比例的企业股份，待科创企业具备足够的独立融资能力、被大企业收购，或者实施首次公开募股时，便可依靠其股权获取丰厚的利润。
值得注意的是，风险投资的社会效应具有辐射性，有助推动创新集群内其他主体的发展。初创企业将获得的风投资金用于律所、咨询、公关和招聘机构的服务，带动相应产业趋向完善。在硅谷，初创企业常利用风投资金招聘在斯坦福或其他高校接受培训的员工，间接资助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因此，风投不仅投资了初创企业，而且是整个硅谷创新集群的重要资金来源，为维持和提升地区科创能力做出了杰出贡献。
对初创企业进行筛选是风投公司的第二项功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风投公司会尽力挑选最具发展潜质的初创企业，后者的表现直接影响其收益。硅谷风投通常深耕于特定领域（例如，电信、软件、生物技术等），并在实施投资前对初创企业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企业家风险进行评估，以选择拥有正确技术和优秀人才的企业。各风投公司密切互动，初创企业被一家风投公司拒绝后，将难以获得其他企业的投资。因此，风投公司承担了对初创企业进入市场前的预筛职能，有效节约了硅谷作为创新集群的整体资源成本。
为硅谷各经济主体提供学习机会是第三项功能。保持稳定的创新能力是硅谷活力的必要保障。硅谷的移民和技术工人数量一直处于波动状态。每一项科技变革都会吸引移民迁入，而每一次经济或社会危机也会引发移民流失。风投公司在一波波浪潮中持续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其投资人往往深耕特定领域十余年甚至数十年，评估了数千个项目，资助并陪伴了数十所初创企业，对行业、技术、法律和管理问题拥有独到且深入的理解。风投资本家频繁与所支持的初创企业交流、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甚至直接将办公室设在企业中，成为其临时雇员。由于大多数从高校毕业的初创企业员工缺乏必要的创业经验，通过与投资人的密切接触，员工可获取丰富的创业知识，更快地成长为符合市场需求的经济主体。⑩
推动企业嵌入创新集群是第四项功能。在硅谷，能否与社会网络中的各主体构建密切的联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初创企业的生存状况。成功嵌入硅谷网络并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的企业，其成长速度远快于其他实体。但大多数中小企业家（尤其是新移民）在创业伊始没有这样的资本。风险投资人可能曾为若干大型高科技企业工作，或曾是其他初创企业甚至大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或可能以顾问的身份在斯坦福等高校与科研人员互动，他们往往拥有更广的人脉。通过发挥影响力，投资人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迅速与会计师、律师、顾问团体等建立联系，协助初创企业迅速融入当地社会，其效率往往高于初创企业自行联系。
最后，风投行为本身也具有信号传递的功能。因为初创企业的职员、服务机构，以及其他合作企业都面临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当不确定性达到临界点时，相应主体将回避与初创企业合作，最终导致整个创新生态体系的崩溃。由于本身具备强大的评估实力，当顶级风投公司愿意为特定初创企业投资时，虽不能确保后者必然成功，但投资行为本身已具备示范效应。相反，如果一家初创企业从某些不知名的风投筹资，或甚至没有筹到任何资金，其他主体在交流时便会再三思考与其合作的必要性与价值。因此，风投公司通常作为企业的风向标或信号灯，为科创集群的其他主体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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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Stanford University - OTL,Ahistoryof OTL[EB/OL].[2022-06-09].
https://otl.stanford.edu/history-otl.
②科研成果市场化将诱导研发人员向更有商业回报价值的领域迁移。从长期看，由于应用科学的商业用途更为明显，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可能被逐渐冷落。同时，高校科研人员可能沦为商业化项目的廉价劳动力，或受制于企业的保密需求难以公布科研成果，对科研自由构成制约。
③当时美国高校的大多数科研经费由联邦政府拨款，纳税人作为间接赞助者，普遍存在科研成果由纳税人共享的理念，与高校通过技术许可获取收益的目的相悖。
④Stanford University - OTL,OTL Staff[EB/OL].[2022-06-01].
https://otl.stanford.edu/about/otl-staff.
⑤Stanford University - OTL,Stanford Policies[EB/OL].[2022-06-08].
https://otl.stanford.edu/intellectualproperty/stanford-policies.
⑥李铭霞,吕旭峰,美国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的使命与专业化管理[J].世界教育信息,2015,21:33-34.
⑦例如，规定专利许可净收入累计达到一定数额之前，发明人分得35%，系和院分别得30%和20%；累计超过一定数额之后，发明人得25%，系和院分别得20%和15%。
⑧ FERRARY M, GRANOVETTER M S, The role of venture capital firms in Silicon Valley's complex innovation network[J]. Economy and Society, 2009, 38(2): 327.
⑨ LEE C, MILLER W F, HANCOCK M G, et al. The Silicon Valley edge: a habitat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⑩例如，思科（Cisco Systems）的两位创始人Len Bosack和Sandy Lerner在创业时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学院的两名员工，缺乏必要的公司财务监管能力。1984年，风投公司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资助了思科，并让投资人Pierre Lamond直接兼任思科的CFO，直至思科有能力独立聘请符合资格的CFO为止。除思科外，谷歌和雅虎等一批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也都缺乏足够的创业和营商经验，风投在其创业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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