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邹萍：《盲目的向日葵》记忆书写与伦理意义

《盲目的向日葵》中的记忆书写

              与伦理意义

摘    要：

2005年同时获得国家文学奖和文学批评奖的《盲目的向日葵》彰显了西班牙作家阿尔贝托·门德斯对内战记忆的追溯和对人类世界中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究。作者有意消解人们对西班牙内战的既有认知, 淡化政治因素, 转而利用记忆书写重返人物所处的伦理现场, 聚焦其遭遇的伦理困境和身份危机, 揭示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并通过不同叙事层面上的叙事者和被叙事者、作者和读者在面对记忆命题时做出的伦理选择, 实现作者的伦理意图, 即劝说读者承担过去, 而不是忽略或遗忘。《盲目的向日葵》不仅通过记忆书写实现了对历史的多元化阐释, 更为今天的读者从伦理道德角度反思历史和理解当下提供了新的典范。

关键词：

《盲目的向日葵》  阿尔贝托·门德斯   记忆书写   伦理意义

《盲目的向日葵》 (Los Girasoles Ciegos, 2004) 是西班牙作家阿尔贝托·门德斯 (Alberto Méndez, 1941—2004) 生前创作的唯一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作品自出版之际就引人瞩目, 好评如潮。2004年获塞特尼尔故事奖 (El Premio Setenil) , 2005年被追授国家文学奖 (El Premio Nacional de Narrativa) 和西班牙文学批评奖 (Premio de la Crítica) 。2002年, 小说中的第二个故事《遗忘中找到的手稿》入围马克斯·奥布国际短篇小说奖 (Premio Internacional de Cuentos Max Aub) ;第四个故事《盲目的向日葵》2008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获西班牙电影戈雅奖十四项提名, 并最终斩获最佳剧本改编奖, 同年代表西班牙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2014年10月6日题为“《盲目的向日葵》——十年之后 (Los Girasoles Ciegos de Alberto Méndez, diez años después) ”的国际研讨会在苏黎世大学召开, 各国学者以此向门德斯及其作品致敬, 这部小说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亦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这部小说评论界大抵采取了三种解读路径:一是从叙事学角度对小说进行分析, 认为“作者刻意选择的叙事视角和复杂的叙事结构为故事增加了可信度” (Moreno28) ;二是从文学与记忆的关系出发认为《盲目的向日葵》是对“一系列有关记忆问题的思考”, 是“西班牙内战的记忆之地” (Santamaría 124) ;三是社会历史批评视角下的讨论, 认为作品借四个内战后的故事为战败者发声, 是“对西班牙社会整体表现出的沉默和麻木的抵抗” (Txetxu Aguado 63) 。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更带给读者深刻的启迪。而本文则试图将作品置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下, 在此, 我们发现这些看似相互区别的研究都会得到交汇:作者通过提取存储在不同“记忆之场”的历史记忆, 重返战后西班牙1939至1942年间的伦理现场;通过展示不同立场的人物的伦理混乱, 呈现了小说人物由于身份迷失而陷入伦理的困境, 揭示了战争带给人类的巨大精神创伤。在以记忆写成的历史背后, 隐藏了作者真实的伦理意图, 即劝说人们“承担过去, 而不是忽略或者遗忘” (门德斯1) 。

一、记忆缔结的伦理现场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 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6) 。20世纪上半期的西班牙政治动荡, 充斥着众多相互冲突的因素:地主贵族、天主教会为首的保皇派, 新成立的共和政府和努力改革的左翼社会党人, 保守的反君主人士, 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终于在1936年7月爆发了内战。这场人民内部的战争由于德意法西斯的介入, 使西班牙迅速沦为新式武器的试验场, 一座座古城在地毯式的轰炸下迅速沦为人间地狱。这场内战震撼了世界, 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战争带给西班牙人民的巨大痛苦和创伤至今未能痊愈, “从那时起留下的触目惊心的伤口和根深蒂固的分歧, 像埋在深处的暴力引线, 将这个国家分成了两个极难调和的阵营”(Benet 19)。

为了还原这一苦难历史片段, 重返小说主人公们当时身处的复杂伦理现场, 《盲目的向日葵》通过记忆媒介, 记录了西班牙内战后的四个镜像:“1939年——如果心会思考, 它也将停止跳动”;“1940年——遗忘中找到的手稿”;“1941年——死者的语言”;“1942年——盲目的向日葵”。虽然小说以线性时间为序, 但四个故事之间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 仿佛作者从记忆长河里随手抽取的四张照片, 并列摆放在读者面前。一方面通过“判决书”、“信件”、“日记”等记忆媒介激活存储在这四个片段中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 一点点拼凑、还原出小说主人公们所处的伦理语境;另一方面则抽离政治元素, 通过国民军军官、流亡的诗人、共和军士兵、教堂执事、孩子等不同记忆主体痛苦、矛盾的回忆, 将内战及战后的现场编织成伦理而非政治的存在, 由此揭开这场战争已经被遗忘的另一张面孔。

首先, 小说通过提取储存在特殊媒介中的个人和集体记忆,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呈现西班牙内战残酷而压抑的尾声。国民军后勤军官阿莱格利亚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内战结束前夕。1939年4月1日, 在佛朗哥军队即将占领马德里的几个小时前, 他跨过战壕, 主动投降就要输掉战争的共和军一方。因此被国民军政府“开除军籍, 判处叛国罪和通敌罪, 死刑” (门德斯23) 。作为记忆主体的阿莱格利亚早已死去, 但记忆媒介——他的私人信件、判决书和自杀前留下的字条, 带我们重新回到那个特殊伦理现场。他在1938年1月给女友伊内思的信中写道:“虽然所有战争都以死者作为代价, 但是我们已为暴利战斗太久” (门德斯4) 。他甚至给佛朗哥写了信, 目的是提醒这位法西斯独裁者, 他丧失人性的暴行不会被时间掩盖:“其他人也经历过我的所见, 这些事不可能被遗忘在百合花间” (门德斯25) 。他的判决书上记载了当时法庭上的审判情况, 当被问及为何“叛国”, 他答道:“[……]原因是我们并不想战胜人民战线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想杀死他们” (门德斯23) 。此时, 当我们进入阿莱格利亚所处的历史现场, 从他的伦理立场去理解他时, 会发现他看似发疯的举动, 实为对自己所处伦理环境的无奈抗争。他逐渐明白佛朗哥自1936年底至1939年初对马德里实施军事包围的真实目的, 并非出自战略需要而是其兽性欲望失控泛滥的结果。于是, 他决定用自己的倒戈向法西斯发出道德的拷问。正如作者门德斯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他[指阿莱格利亚]意识到国民军以屠杀为乐, 这是他决定投降共和军的根本原因” (Rendueles 35) 。

故事《遗忘中找到的手稿》则通过记忆媒介——一本在西班牙北部山区发现的日记手稿, 将内战后的另一历史现场——流亡之路, 通过道德伦理的视角重现在读者面前。日记的主人因为在报纸上发表过几首反法西斯的诗歌, 被迫逃亡。年仅十八岁的他, 在流亡途中目睹怀孕八个月的女友因难产而死, 更加残忍的是他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无辜新生命的死亡:“我会让他在自己母亲身旁死去[……]现在我们不用逃到法国去了。没有了艾莲娜, 我并不想抵达路途的终点” (门德斯39) 。埃乌拉利奥最后的文字里没有对政治的评判, 而是记录下他和这个刚出生的婴儿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所遭受的饥饿、恐惧和孤独。埃乌拉利奥绝望地写道:“夜风环绕着群山, 像人那般哀号着, 仿佛在向我和孩子展现人类的悲痛应该是什么模样” (门德斯53) 。“如果我死了, 是公平的[……]但是, 如果孩子死了, 这是不公平的” (门德斯57) 。道德的沦丧, 兽性的上升, 使佛朗哥在内战结束后对左派人士展开残酷镇压, 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都被剥夺了生的权利。据统计, “从1939年4月至12月, 共有近50万西班牙人流亡法国” (Santos 20) 。这些妇女、孩子、老人和战败的共和党士兵们, 在漫长流亡路上, 不仅要躲避佛朗哥军队的机枪扫射, 还要随时防备德意军队的飞机轰炸。就算能幸运进入法国, 等待他们的只有西法边境荒无人烟的沙漠里的集中营。他们长途跋涉, 衣不蔽体, 食不果腹, 加之疾病的传播, 数以万计的人因此丧生。其中包括西班牙著名爱国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 (Antonio Machado) 。

其次, 小说通过不同记忆主体的回忆, 不断提醒读者这是一场盲目的, 从伦理角度而言没有胜利者的战争。事实上, 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何而战, 他们被非理性的意志所支配, 盲目地加入了某一方, 既没有政治目的也没有理想信仰, 就像《盲目的向日葵》里十六岁的男孩埃乌亥尼奥, 为了报复舅舅的欺凌, 内战爆发时, 他等着舅舅站队, 以便自己选择相反的一方。“他像游戏一样参与了战争, 只是为了战胜自己的对手, 他没有理想[……]也从未想过原因” (门德斯83) 。三年内战使所有人疲惫不堪, 战争造成的大量伤亡让人们开始怀疑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冲动过后是理性的上升, 道德情感的苏醒使人们逐渐意识到, 在这场同胞相残的战争里根本没有所谓的“胜利者”, 从伦理角度而言无论输赢都是失败者。教堂执事萨尔瓦多在写给神父的私人信件里, 清楚记录下当时的情形:“尽管今天我看着一名共产党人死去, 但是在其他方面, 神父, 我被打败了。我觉得自己[……]像一团逃逸的影子” (门德斯131) 。阿莱格利亚自杀前留下的小纸条上完整保留下他的思考:“是我眼前这些悲伤烦闷的士兵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吗?不, 他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他们最后也会像那些失败者一样, 害怕真正的胜利者, 他们不仅打败了敌人的军队, 也打败了自己的”(门德斯34)。

可见, 稳定的媒介使小说《盲目的向日葵》中的叙事声音得以在现在和过去之间自由往返, 凝结在各种特殊记忆媒介上的历史记忆被激活、提取、再现。同时, 作者有意打破固有的“战胜方”和“战败方”相互对立的局面, 转由伦理道德角度聚焦西班牙内战后的多个历史镜像, 呈现不同政治阵营人们的相似的痛苦和迷惘, 重新缔结出西班牙内战后的伦理现场。

二、伦理困境与身份焦虑

聂珍钊教授指出, “在文学文本中, 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 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264) 。《盲目的向日葵》借用圣经中对迷途人们的比喻, 将那些由于战争而使原有的身份被破坏, 因此迷失了自我, 遭遇了身份危机的人们比作找不到太阳的“盲目的向日葵”, 讲述了四个有关“失败”的故事。其中既有战败方的共和军, 也有战胜方的国民军, 还包括无辜的内战后的一代。这些人物无一例外由于内战造成伦理身份的模糊或丧失, 处于矛盾、盲目的伦理混乱, 进而陷入伦理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 由于“既有秩序遭受破坏, 道德观念发生冲突”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7) , 引起“自我”或主体对国家、种族或民族等集体的认同的混乱, 导致其陷入伦理困境。1936年7月, 西班牙全境爆发联合军事暴动, 佛朗哥从加纳利群岛飞往摩洛哥, 接管驻守非洲的军队, 以“光荣征程”为口号向内陆发起总攻。由于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之初, 曾出现过土地革命者发动暴乱, 焚毁教堂, 打击贵族和天主教徒等事件, 因此为了保护私有财产, 出生贵族家庭的阿莱格利亚决定加入佛朗哥的国民军, 在后勤部负责战时物资分发。1936年底, 他随国民军驻扎在马德里城外。三年里, 目睹昔日求学的首都如何在炮弹的轮番轰炸下满目疮痍, 沦为政权斗争的牺牲品。他常用望远镜观察城里的“敌军”, “看着他们像帮助邻居或者照顾生病的家人一样打仗[……]这群衣衫褴褛的人, 他们是同胞, 也是敌人” (门德斯5—6) 。阿莱格利亚发现, 拼死守护马德里的人们并不是训练有素的军队, 而是普通的平民。受过高等教育的他逐渐意识到, “光荣征程”的旗帜下是佛朗哥违背伦理禁忌的骨肉相残、血腥屠杀。当良心受到道德的拷问, 阿莱格利亚决定拒绝成为刽子手和战争利益攫取者的同党。伦理动力促使他放弃国民军上尉的身份, 独自一人穿过战壕, 向即将输掉战争的一方——共和军投降。然而根本无人相信他看似疯狂的举动, “充满了道德色彩的投降变成了卑劣的行径” (门德斯13) 。在被短暂关押了几小时后, 马德里终于被国民军控制, 于是在1939年4月1日这天, 阿莱格利亚由国民军后勤军官变成投降者, 继而又沦为叛国者, 彻底失去了归属。急剧的变化和身份的丧失使他被孤独和恐惧所吞噬, 当他从刑场上的死人堆里爬出来时, 他已经成了一副空空的躯壳, 带着“自相矛盾的仇恨所留下的烙印”, 成了一个“生命的异类和丧失自我的人” (门德斯34) 。在这样盲目而走投无路的伦理困境中, 他选择用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另一方面, “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 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伦理身份与道德规范相悖, 于是导致伦理冲突”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4) 。因此, 当行为不符合其伦理身份, 且两者之间的冲突始终无法调和时, 就会造成主体对自身认知的混乱, 陷入伦理困境。在《盲目的向日葵》中, 年轻的教堂执事萨尔瓦多拥有多重伦理身份:就政治立场来看, 他是战胜方的国民军士兵, 却又对战败方和战场上的杀戮充满懊悔, 既是“刽子手, 也是受害者” (门德斯155) ;就职业身份而言, 他既是小学老师, 也是法西斯思想的传播者;就情感关系来看, 他是将自己奉献给上帝的神职人员, 却又对洛伦佐的母亲艾莲娜充满情欲。在萨尔瓦多的政治信仰和职业身份的建构过程中, 这些对立的立场使他的行为和伦理身份之间不断发生矛盾, 导致其产生身份认同危机, 生活中出现伦理秩序的混乱, 陷入走投无路的伦理困境。

首先, 从表面上看, 为国民军而战的萨尔瓦多是最后的胜者, 他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牧羊人”, 将那些身处另一阵营, 明知会失败还坚持抵抗的人们看作“误入歧途的羔羊” (门德斯134) 。然而, 从战场回来的他没有体会到预期的喜悦, 反而在内心深处不断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 于是他写信向神父忏悔, “神父, 即使我们向死去的人、向失败的人、向战场上的残骸请求原谅, 我们就会快乐了吗?” (门德斯132) “我确实是那个渴望牺牲的人, 但我也确实从未感受到世界的恐怖[……]我渐渐脱下铠甲, 仿佛即将输掉这场战役” (门德斯140) 。在“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不断摇摆的身份使他焦灼、彷徨, 甚至愤怒, 不断深陷在伦理混乱的处境中。

此外, 在情感关系和职业身份上, 他同样面临着危机, 且两者互为因果, 交织在一起, 导致其伦理身份的错位。萨尔瓦多从幼年时期开始就立志成为一名神职人员, “把人生奉献给圣母教堂” (门德斯139) 。在他的信仰里, 世界被清楚地划分为“圣洁”和“卑劣”, 就像国民军和共和军一样彼此对立。内战结束, 刚脱下士兵制服的他便立刻披上黑色的教士服, 成为了一名执事。但是“光明”和“黑暗”, “崇高”和“卑鄙”, 如同“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的界限, 在萨尔瓦多的心中早已变得难以辨别, 造成他对自身的认同障碍和身份危机。当信仰失去了支撑的基础, 理性亦逐渐失去力量, 兽性因子的驱动则不断加强。他觉得自己被“某种力量驱使着” (门德斯197) , 对艾莲娜产生出畸形而矛盾的情感。他时而同情她的“美丽、纯洁” (门德斯151) , 时而又觉得她“忸怩作态”, 展现出“一种难以企及的淫欲” (门德斯189) 。伴随着萨尔瓦多单方面对艾莲娜的迷恋愈演愈烈, 他的伦理身份开始出现混乱和错位。他不仅打破了伦理禁忌——恋上了一位有夫之妇;更在这场假想的情感关系中, 为自己建构了完全错位的身份——一个被引诱又被拒绝的受害者。于是, 在混乱的伦理中, 在非理性意志的驱动下, 萨尔瓦多不断做出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行为, 终于在一天闯进了艾莲娜的房间, 将其扑倒在床上。

如果说阿莱格利亚和萨尔瓦多是由于内战对自己“战胜者”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那么艾莲娜的丈夫里卡尔多就是一个因为战争而彻底失去了所有身份的“透明人” (门德斯169) 。由于“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关系”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3) , 伦理身份也不例外。换句话说, 一个人的身份需要通过人与外界建立的联系来获得认定。被佛朗哥政府列入抓捕名单的里卡尔多原是一名大学教授, 由于参与组织了1937年第二届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 成了“战败者”。为了不和妻儿分离, 他放弃流亡法国, 躲进了家里狭窄的衣柜里。他从不敢在白天踏出衣柜半步, 即使是夜深人静时出来活动一下, 也从不敢点灯, 希望这样可以逃脱法西斯的迫害。起初, 里卡尔多表现出强烈的对生的渴望, 可是他渐渐发现, “所有人都表现得仿佛从没输掉战争;昔日共事的朋友也没有沉溺于失败, 而是从头开始了” (门德斯169) 。他对人们在战后表现出的无动于衷和迅速遗忘感到愤怒, 并逐渐心灰意冷。所有人的牺牲和斗争变得毫无意义。自己显然不是“战胜者”, 可是好像也无法与“战败者”归为一列。他越来越沉默寡言, 从柜子里出来的时间也越来越少。随着信仰破灭、身份丧失, 他切断了自己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将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同时封锁了起来, 成了一个彻底失去归属的“透明人”, 一个“活着的死人” (门德斯164) 。

三、记忆选择与伦理意义

深陷伦理困境的人们需要做出伦理选择。随着理性逐渐苏醒, 《盲目的向日葵》中的人物们在不同的伦理困境中做出了相似的伦理选择:有人主动选择了死亡, 例如阿莱格利亚, 被良心折磨的他觉得“必须做点什么才能不亏欠任何人”, 他用从看守那里抢来的步枪打穿了自己的头颅, “清偿了他的债务”;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被关在监狱的胡安·森拉, 原本可以通过谎言——认识国民军埃伊玛尔上校死在战场上的儿子, 并将其描述成了一个英雄——换取活下去的机会, 最终还是选择说出真相, 毅然踏上刑场;有人被动选择了死亡, 例如被“像一块裹尸布” (门德斯50) 一样的大雪困在山中牧场, 最后活活饿死的埃乌拉利奥和那个刚出生的婴儿;再比如被萨尔瓦多执事发现的里卡尔多, 为了不牵连妻儿, 选择带着“悲伤的笑容”纵身跃下窗台;但更多的人选择“让良心背负着死去者的灵魂”, 像见不到太阳的“盲目的向日葵”一样, 死一般地活着, 就像萨尔瓦多、神父、洛伦佐、以及无数在内战后选择遵守“遗忘契约” (Colmeiro 19) 的人们。

“死亡”, 或“死一般地活着”造成的直接后果有两个, 一是亲历了这段苦难历史的记忆主体的不断减少和消失;二是记忆无法进行有效的共享和传递。记忆的消失和断层, 不仅影响“个体身份的形成” (格罗塞42) , 更会导致某些情感关联的断裂。这是由于记忆是“意识的一种选择或筛选机制” (赵静蓉112) , 因而在作出“记住”或是“遗忘”的选择时, 必然会涉及到记忆主体的情感和主观意愿, 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关系, 即伦理关系, 体现出主体对他人的价值判断和伦理意图, 因为记忆“根本地属于伦理和道德的领域” (赵静蓉124) 。由此可见, 伦理选择未必与记忆有关, 但是记忆的选择一定暗含着某种伦理立场和伦理意图。

建立在记忆之上的《盲目的向日葵》主要包含了两个层面上的记忆选择:由叙述者和被叙述者构成的文本层面, 以及由真实的作者和真实的读者构成的阅读层面。

在文本层面, 作者通过小说人物, 即被叙述者在“被遗忘”和“被记住”之间的选择, 体现出记忆对于个体身份的确立, 以及对历史真相的重要意义。曾任国民军上尉的阿莱格利亚的故事通过记忆媒介得以恢复, 但是那些“情愿遗忘的证人所讲述的回忆”, 由于在“骇人的真相中占有一席之地” (门德斯24) , 对这些证物的串联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此外, 阿莱格利亚之所以选择留下这些记忆的“证物”:投降前寄出的多封信件, 法庭上的证词, 包括他自杀前写的几张小纸条, 正是希望自己遭受的人间悲剧不要被“遗忘在百合花间”。埃乌拉利奥同样害怕被遗忘, 他留下手记, 为了“方便给找到我们的人解释” (40) 。孩子死后, 埃乌拉利奥为其取名为拉法埃尔, 并用仅存的一点铅笔头写了满满三页孩子的名字, 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符号”, 和“个体身份的标签” (Pou and Bosch 110) 的名字, 能够证明这个生命曾经真实地存在过, 能够让拉法埃尔不被忘记。被关进监狱的共和军战士胡安·森拉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请永远记得我” (门德斯123) 。长大后的洛伦佐回忆起自己童年, 他感到“那些年就像镜子里一个巨大影像[……]镜子的这一边是虚伪和掩饰, 另一边, 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门德斯141) 。可见, 记忆“能记录历史”, 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历史重构, 记忆都是“最接近真实本貌的‘见证者’” (赵静蓉132) 。小说主人公们选择“被记住”, 因为“记忆所及之处便是身份存在之处” (Souroujon238) 。

同样地, 文本层面的叙事者采用了限知视角, 以一个见证者和观察者的身份向读者讲述这四个历史镜像背后的故事。一方面, 叙事者密切关注着人物命运, 并通过叙事者自己在面对“记住还是忘记”, 以及“记住谁”这些记忆命题, 即道德命题时的选择, 表明一个见证者的伦理立场。“如果我们想象一下阿莱格利亚上尉的生活[……]他与孤独随行, 深陷虚空的囹圄[……]” (门德斯25) 。“[……]字在这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笔画没有那么仓促的时候, 又显得犹豫不决[……]” (51) ;“如果他是这本笔记的作者, 那他写下这些文字时只有十八岁。我认为, 这并不是承受这般苦难的年纪” (门德斯66) 。

另一方面, 叙事者不断强调其见证者身份的真实性, 以保证叙事者, 也就是故事本身的伦理立场的真实性。“这是我们最真实的一份资料, 记录了确切发生的事情[……]我们誊抄了阿莱格利亚的死刑判决书” (门德斯21) ;“一九五二年, 我在国民警卫队档案管理总部寻找资料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归类为‘不明死者’的黄色信封[……]” (门德斯37) ;“一九五四年, 我去了桑坦德省的一个叫卡维耶德斯的村庄[……]我四处询问, 得知[……]” (门德斯65) 。

在《盲目的向日葵》的序里, 作者门德斯引用了卡洛斯·皮耶拉的一段话:“解脱需要承受, 而不是忽略或者遗忘” (1) 。皮耶拉认为, 当今的西班牙社会并没有在公众层面上认可西班牙内战是一段不可挽回的历史悲剧, 有关内战和战后独裁的记忆依然只停留在个别亲历者的个体记忆里, 并随着他们的去世被彻底遗忘。门德斯将这段话放在作品的扉页, 显然有着自己的伦理意图, 即劝说读者们回首过去, 勇敢承担, 唯有这样, 所有的牺牲才有意义。正如作者本人曾公开表示的那样:“这是一本以记忆写就的文学作品, 希望可以通过它向我们父辈们的记忆致敬” (Moreno 22) 。可见, 真实的作者选择“记住”, 并清楚表达了自己的伦理立场。

对于阅读层面的真实的读者而言, 作者“[……]有立场的记忆书写[……]可以[……]增进人类群体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历史错误的修正, 为人类构建更善更美的道德理想形成巨大的推动力量” (赵静蓉132) 。《盲目的向日葵》自2004年出版以来, 获奖无数, 期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并获得成功, 可见其在读者中受到的关注度。至2017年, 《盲目的向日葵》共再版二十五次 (Moreno 22) , 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和讨论也从未停止。与之伴随的, 是西班牙社会对于历史记忆的追溯和关注不断升温:2007年12月26日, 历经艰辛的西班牙《历史记忆法案》 (1) 终于得以确立;将内战或佛朗哥独裁统治作为历史背景的回忆类小说也越来越多, 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出读者对该类题材小说的广泛接受。当读者选择相信, 选择接受作者的道德引导, 并认同他们的伦理选择时, 前者的伦理立场也随之得到确立。

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的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 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 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9) 。门德斯以记忆书写历史的叙事手法, 避开西班牙内战的政治因素, 通过对不同个体记忆的追溯, 重返人物所处的伦理现场, 聚焦其遭遇的伦理困境和身份危机, 并通过不同叙事层面上的叙事者和被叙事者、作者和读者在面对记忆命题时做出的伦理选择, 实现作者真实的伦理意图。《盲目的向日葵》不仅通过记忆书写实现了对历史的多元化阐释, 更为今天的读者从伦理道德角度反思历史和理解当下提供了新的艺术典范。

注释：

1 西班牙语名为:Ley de Memoria Histórica。该法案旨在承认在西班牙内战和佛朗哥统治期间受到迫害的人们的合法权利;否认佛朗哥政府的合法性;强行拆除公共场所的佛朗哥的雕像、牌匾及其他纪念标志;允许因受到佛朗哥政府迫害而流亡海外的西班牙人及其后代以公民的身份回国等。但是对于埋葬了共和军人的万人坑依然不予公开纪念或对外开放。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见《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03期，侵删。

【作者简介】

邹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当代西班牙叙事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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