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SA之父 | 学校变革的真正困难 ，往往藏在看不见的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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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7729字，阅读大约需要19分钟）
引 言
现代学校始创于工业时代，标准化与合规是当时的普遍标准。
那时，大规模地教育学生以及一次性为教师提供其职业生涯所需的全部培训，是既有力又高效的做法。
在这种教育制度下的课程标准详细规定了学生所学的内容，它位于“金字塔”的顶部，在对其进行设计后，通常通过各级政府，转化成教学材料和教师教育材料，之后再在课堂中推行。
这种工业化的教育模式远远跟不上世界快速发展的步伐。即使是最好的教育领导者，也无法满足数百万学生、几十万教师和数万所学校的需求。
当下的挑战是如何依靠教师和学校领导者的专业知识，让他们参与设计卓越的政策和实践？
这意味着教学将从由官僚和行政控制转变为受专业规范和工作组织管理的高级知识工作者所从事的职业。本文首先回顾年轻人为获取未来成功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方面的一些变化，然后探讨其对教学、教师和教育工作组织的影响。
本文认为，教育领导者倾向于关注的法律、法规、结构和制度只是冰山一角。改革学校系统的困难之处在于冰山位于水面之下更大且看不见的那一部分。
这一无形的部分便是包括家长和教师在内的所有教育参与者的利益、信念、动机和不安。这些教育改革往往避开公共政策所涉及的范围，从而引发不可预料的冲突。
这就是教育领导者的改革很少成功的原因。除非所有教育参与者能够建立对教育改革的共识，具备集体主人翁精神，培养能力并营造适当的政策氛围，且设计出旨在鼓励创新而不是合规的问责措施。
为加速变化的时代培养知识、技能和品质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大卫•奥托（David Autor）为这一观点提供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see Autor & Dorn，2013）。毋庸置疑，一门学科最新的知识和技能总是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通常在某个知识或实践领域具备专门技能。
正如“为学而学”（learning-to-learn）的技能很重要一样，我们总是通过学习某个事物而进行学习。然而，教育的成功已不再是对知识内容的复制，而是要用我们已经知道的知识进行推断，并在新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知识。
这一学习过程也包括进行跨学科的思考。每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通常，人们都能找到他所需要的信息），但如今，成功往往属于那些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信息的人。
PISA的结果表明，随着要求学生完成的任务变得愈加复杂，且涉及的非常规分析技能逐渐变多，记忆型学习策略对学生的帮助就越来越小（见图1a）（see Echazarra et al.，2016），这恰恰是数字化正在完成的现实任务。
相反，精细化学习策略，即将新知识与熟悉的知识联系起来，创造性地思考新的解决方案或创造性地进行知识迁移这一过程，更有可能帮助学生完成要求更高、对将来更具预测性的PISA任务（见图1b）。
未来的工作可能会将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社交和情感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结合起来。随后，我们的创新能力、意识和责任感将使我们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来改善世界。
这将使人类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这一过程涉及创造、制作、形成和阐述，并且也将产生新颖、革新和原创的成果，从而为内在的积极价值做出贡献。这也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彰显了准备尝试、不怕失败的企业家精神。
鉴于此，2011年至2013年期间，在欧洲众多产业纷纷裁员、充其量在保持就业率不变的情况下，欧洲的创意产业（即专注于将人才用于商业目的的产业）在这一关键期，至少增加了3.6%的就业率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几个领先的欧洲国家，创意性工作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其他产业创造工作机会的速度（有关欧盟劳动力调查数据，参见Nathan，Pratt & Rincon-Aznar，2015）。
同样，对学生来说，一门学科的知识内容发展得越快，了解一门学科的结构和概念基础（技能知识—“know how”）就越重要，而不仅仅是掌握有限的内容（事实知识—“know what”）。例如，在数学领域，学生需要知道如何以及为什么学习数学（认知信念），能够像数学家一样思考（认知理解），并掌握与数学有关的实践（方法论知识）。
PISA在2015年将认知信念、知识和理解，作为科学测评的重点，不仅测评学生的知识（例如在科学领域），还测评他们是否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以及他们是否重视科学思维。测评结果在不同国家甚至同地区内部相差甚大（see OECD，2016b）。奥地利的学生所具备的科学事实方面的知识要强于他们对科学概念的理解，而法国的学生则在概念知识方面更胜一筹。
这种差异表明，教育政策和实践可以在学生学习方面产生影响，这在表现相似的国家之间也是如此。这种结果应该促使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重新设计课程和教学系统，使他们更加重视对概念和认知的深刻理解。
(一) 点点相连
同样，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取决于能否将不同的要素集中、综合以创造出与众不同、超乎寻常的东西。这一过程须具备好奇心、开放的思想以及将先前看似无关的想法建立联系的能力。这也要求人们要熟悉多种领域的知识。
如果我们将一生都花在学习单一学科的孤岛上，那么我们将无法获得想象力这一技能来创造点与点之间的联系，也无法作出下一个改变生活的发明。PISA评估结果再一次表明了，对学生而言，跨越学校学科的界限进行思考以及完成跨课程任务，有多么困难。
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也尝试通过综合研究课程的方式在正规学校中引入跨课程的学习方法。但是，这种课程的影响很有限，因为它不能充分融入教师的实践中，尤其是在注重单一学科知识考试的中学里。
近年来，芬兰将基于项目和跨学科的学习作为所有学生教育的中心。面对与现实生活中类似的问题，要求学生像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那样去思考。但是，即使是芬兰的教师也很难达到这一标准。
只有教师自己掌握足够的不同学科的知识且能够进行跨学科合作时，学生才能学会以跨学科的方式进行思考。但是，学校组织及学生工作的碎片式特点，意味着用于进行跨学科合作的空间通常十分有限。
此外，当今世界也不再对人才进行专才和通才的划分。专才指精通某一领域的人；通才则指对各领域都有所了解但浅尝辄止的人。专才通常技能深厚，研究领域狭窄，具有同行认可的专业知识，但并不总在其领域之外受到重视。通才了解的领域很广，但掌握的技巧很浅。
如今，最重要的是培养这样一类人：能够在新的情况和经验中应用知识，从而获得新的技能、建立新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扮演新的角色的人；能够在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不断变化的情境中不断学习、不困于所学（unlearning）和重新学习的人。
帮助学生发展有效的学习策略和元认知能力，例如自我意识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我适应能力，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应该成为课程和教学实践中更为明确的目标。
(二) 学习成为信息的批判性“消费者”
我们通过科技能够搜索和访问的知识越多，对内容的深刻理解和分析能力就越重要。这种理解涉及知识和信息、概念和思想、实践技能和直觉知识。但从根本上讲，理解是指以适合学习者背景的方式将信息进行集中、整合和应用的过程。它还涉及通过了解过去，即了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人们发现的解决方案以及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发展和捍卫的世界观，来形成我们对未来的期望。
如今，我们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后真相”（post-truth）的环境中，当提及信息时，数量似乎比质量更有价值。“感觉正确”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依据的断言被接受为事实。算法将我们分门别类。它所创建的社交媒体回声室放大了我们的观点，遮盖了我们的双眼，隔离了那些可能会改变我们自身信念的对立论点。这些算法宛如虚拟的泡沫，让人们的观点趋于统一，让社会变得两极化。
这些算法对民主进程产生了重大的但却不利的影响。这并非是一种设计上的缺陷，而是社交媒体的运营方式本身所必然导致的一种结果。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它们包含的信息很多。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数字化“市场”中，任何不为互联网时代而生的事物都在其压力下四分五裂。
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即限制信息提供者），抑或是从技能的角度来看（即增强人们更好地驾驭信息浪潮的能力），我们应该多大程度地解决这一问题？有趣的是，我们不能像解决实际产品的消费者保护问题那样接触知识产品。人们因患有肥胖症而起诉麦当劳，或因热咖啡造成烧伤而起诉星巴克；但是与假新闻作斗争似乎十分困难，因为妨碍言论自由往往被视为对民主原则的攻击。
与其保护人们远离信息，不如增强人们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分类的能力。学生需要能够区分可信和不可信的信息来源，区分真实和虚构的信息。他们需要能够质疑或寻求改善我们所处时代公认的知识和实践。在20世纪，文化教育是对预先编码的信息进行提取和处理。在21世纪，文化教育则是对知识的构建和验证。在过去，教师可以告诉学生到百科全书中查找信息，并相信该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如今，针对各种问题，谷歌、百度或Yandex（俄罗斯搜索引擎）为我们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答案，而读者的任务则是将信息三角化，并且评估和积累知识。
对于个体、社区和社会而言，现代生活的日益复杂化表明，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将会十分复杂：当今世界处于结构失衡的状态，年轻人必须变得善于应对紧张局势、困境及权衡取舍，才能在有时会对全球各地产生影响的局部环境内，调和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利益。我们经常需要在公平与自由、自治与共享、创新与连续性、效率与民主进程等相互竞争的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因为很少会出现二选一或者甚至是单一的解决方案。个体也需要以一种更加综合、互联互通的方式进行思考。这些认知技能的基础包括同理心（理解他人观点、产生本能或情绪反应的能力）、适应能力（根据新经验、新信息和更多见识重新思考，改变自己的看法、做法和决定的能力）和信任。
处理新颖性、变化、多样性和歧义需要个体能够“为自己思考”。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要求个体考虑其行为在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后果，评估风险和回报，并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承担责任。这是责任感的表现，也是道德和理智成熟的表现。据此，每个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以及个人和社会的目标来反思和评估自己的行为。
在特定情况下，道德事关是非对错、是好是坏的感知和评估。这涉及到关于规范、价值观、意义和限制的问题，例如：我应该怎么做？我这样做正确吗？限制在哪里？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后，我还应该这样做吗？关于这些问题，自我调节的概念至关重要。自我调节涉及自我控制、自我效能、责任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适应能力。发育神经科学方面的进展表明，第二次大脑可塑性的爆发发生在青春期，具有可塑性的大脑区域和系统与自我调节能力的培养密切相关。
(三) 与他人合作
除了个人成绩之外，我们还需要更多地考虑将教学和奖励相结合。如今，学生通常各自独立学习。在学年结束时，我们会测验并确认他们的个人成绩。但是，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我们越来越需要高效的合作者。今天的创新很少是个体孤立工作的产物，而是我们流通、共享和联结知识的结果。
为了帮助建立学习者之间的联结，教育者不仅需要了解学习者的个性，还需要了解影响学习者学习的更广泛的关系，即他们与老师、同伴、家庭和社区的关系。其核心是“互相联结”—可以帮助学习者进步的互动、互助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是学生，教师、学校管理者、父母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被视为学习者。
我们经常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合作学习也是一种激发自我调节、基于询问的学习的好方法。一段时间以来，被称为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的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似乎成为了一种可替代昂贵教学的方法。MOOCs很具吸引力，但其完成率仍然不高。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尚未找到可靠的认证方法，因此学习者很难将其学习MOOCs的经验转化为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资格。
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许多在线课程的“只读”模式：它们复制了授课形式，但却无法复制优秀的教师所能够带来的益处。德国吕讷堡大学（Leuphana University）前副校长霍尔姆·凯勒（Holm Keller）为PISA开发了一种有趣的MOOC合作变体，称为PISA4U。
他要求潜在的学习者（其中大多数是专业教育者）订阅一门课程，然后根据算法将其分组，以便该组的成员具有共同的学习目标，但这些成员在真实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却尽可能地多样化；之后，让这些多样化的小组进行合作，并确定要解决的问题；每个学习者都由在线导师提供支持，且每个小组都由经验丰富的导师提供支持。
来自172个国家的6000多名教师参加了PISA4U的试验，试验完成率很高。大多数参与者声称，他们能够保持热情的关键在于，他们可以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具有不同兴趣和经验的人们一起工作。由于试点试验非常成功，我们现在正在为其构建永久性的数字平台。
2015年，PISA首次对合作式解决问题的技能进行了国际评估，并将其定义如下：学生通过与他人共享知识和技能，共同努力来解决问题的能力（see OECD，2017b）。正如人们所料，具有较强阅读或数学技能的学生也往往拥有更好的合作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解决问题始终需要对信息进行管理、整合以及进行复杂的推理。许多国家的评估结果都是如此：在PISA中表现最好的国家在PISA合作式解决问题的评估中也名列前茅，如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欧洲的爱沙尼亚和芬兰，以及北美的加拿大。
但是在某些国家，学生在合作式解决问题方面的表现要比人们通过这些学生在PISA科学、阅读和数学评估中的表现进行预测的结果要好得多。例如，日本学生在这些学科评估中表现很好，但他们在合作式解决问题方面表现得甚至更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的学生也是如此。
美国学生在阅读和科学评估中处于平均水平，在数学评估中则是低于平均水平，但他们在合作式解决问题方面的表现也比预期的要好得多。相比之下，参加PISA的中国四省市（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的学生在数学和科学评估中的表现都不错，但在合作式解决问题方面的表现仅为平均水平。
类似地，立陶宛、黑山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突尼斯、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学生在合作式解决问题方面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简而言之，缺乏科学、数学和阅读技能并不意味着缺乏社交和情感技能，社交技能也不是通过培养学习技能自动产生的副产品。
结果表明，一些国家在培养学生的合作式解决问题能力方面比其他国家要好得多。所有国家都需要提高的地方在于，他们需要让学生做好去面对一个更加严苛的世界的准备。平均只有8%的学生可以完成需要高度复杂合作的任务。
这些任务要求他们时刻关注团队动态，主动克服障碍，解决分歧和冲突。即使是在评估中表现最好的新加坡，也只有五分之一的学生达到了这一水平。结果还表明，有四分之三的学生能合作解决中等难度的问题，也可以在互动中考虑不同的观点。
同样，所有国家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缩小性别差距。PISA在2012年评估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时，大多数国家男生的得分都高于女生。相比之下，PISA在2015年合作式解决问题的评估中，不论是否参考了学生在科学、阅读和数学评估中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女生的合作式解决问题能力评估结果都优于男生。性别差距在合作式解决问题评估结果中的相对值甚至比阅读评估结果更大。
这些结果反映了学生对合作的态度。女生对合作的态度更加积极，这意味着她们对他人的观点有更多兴趣，并希望他人取得成功。另一方面，男生则更可能看到团队合作的工具价值，以及合作如何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工作。
由于学生对合作的积极态度和PISA评估表现中与合作相关的要素有关联，这就提供了一个干预途径。即使这种关联的因果性质并不明确，但是如果学校能够教育男生欣赏他人、欣赏与他人的友谊和人际关系，那么男生在合作式解决问题方面也就可能表现出更好的结果。
课堂中似乎存在与这些态度相关的因素。PISA曾问及学生参加密集交流类活动的频率，如在科学课上解释他们的想法、花时间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际实验、讨论科学问题，以及参加有关调查的课堂辩论。结果表明，这些活动与对合作的积极态度之间有着明确的关系。平均而言，频繁参加这些活动的学生更普遍地表示他们重视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
营造学习氛围可以培养学生的归属感，使学生摆脱恐惧，在这一方面，许多学校也可以做得更好。即使将学生和学校的社会经济状况考虑在内，那些对交际持更积极态度的学生在合作式解决问题时得分也更高。不认为会受到他人威胁的学生在合作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估中也得分较高。
有趣的是，处于劣势的学生通常比有优势的同学更清楚地看到团队合作的价值。他们更倾向于表示团队合作提高了自己的效率，他们更喜欢作为团队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独工作，且他们认为与个体相比，团队能做出更好的决策。通过设计合作式学习环境成功培养了学生这种态度的学校，可能会以新的方式吸引处于劣势的学生。
在帮助学生发展社交技能方面，教育并不止于学校。首先，父母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例如，有学生表示，如果他们在PISA评估前一天与父母进行交谈，且父母对孩子的学习表现出兴趣，或鼓励学生树立自信，那么他们在合作式解决问题的评估中得分要高得多。
当然，对于学生一生中需要习得的、伴随其工作与生活的广泛社交和情感技能，合作式解决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些技能与毅力、同理心、韧性、正念、勇气和领导才能有关。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学校需要帮助学生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其认识到现代生活多元化的意识。在工作、家庭或社区中，人们将需要全面理解其他人如何在不同文化和传统下生活，理解他人作为科学家、数学家、社会科学家和艺术家如何思考。尤其重要的是，懂得并理解多样性，以及承认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宽容和同情心）的能力，也可能是对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最有力的回应之一。总之，学校现在需要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与他人合作，并为他人着想。
这一切都激励着我们通过评估一系列使人们能够用不同的眼光看世界，欣赏不同的思想、观点和价值观的能力，将全球竞争力的概念整合到PISA中。PISA将全球竞争力视为一个多维的终身学习目标。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个体可以研究本地、全球和跨文化的问题，了解和欣赏不同的观点和世界观，与他人进行成功且互相尊重的互动，并对可持续性和集体利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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