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亦兵：清代前期政府与粮商——以在京城经营粮食商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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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亦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1期（总第79辑）。
全文5317字，阅读约需12分钟
清代前期政府与粮商
——以在京城经营粮食商人为例
清代前期的政府对商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早在清军未进京建都时，政府就禁止商人在京师内城开店进行交易。建立政权后，政府在内城给八旗官兵分配住房与食粮，在外城允许原来的市场交易，即百姓自由购买房产和粮食。
按理说，住在内城的官兵食政府分配的漕粮，没有市场交易，应该与外城粮价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实事并非如此。
康熙帝曾经对此产生疑问。后经过官员调查，发现内城八旗官兵分到漕粮后，只能依靠自己将原粮捣去米壳食用。
有山东和山西商人看到商机，就开设碓房（碓房是一种专门将带壳稻米，用捣米的器具，捣去米壳，然后出售的商人店铺）、碾房（碾房是专门加工粮食，将麦子、小米等杂粮碾磨成面粉）等商铺，当时也称米铺，帮助八旗官兵捣去米壳，获得官兵的欢迎。
官兵分到漕粮就将其卖给碓房，待需要食用时，再从商铺购买。以后，在粮仓附近又有商人设立米局，平常存贮米谷，并不开门，到官方开仓放米时才开张，伴随仓米支放而营业，专门零星收购八旗官兵的俸、甲米，待仓粮支放完毕，再向外销售。
每当开仓放粮时，市场粮价都会受到影响。到乾隆时，有人称，城内外的碓房等类商铺不下千余所，后期有官员调查，内外城粮食铺户有数百余家。
尽管政府主观上反对商铺设在内城，但是由于八旗官兵日常生活的需要，无法完全禁止商人立店交易，致使经营粮食的商铺增多。
同时，经营其他商品的商铺也多有开设，据咸丰三年政府对内城商户（这里的商户不仅是粮食铺，包括经营所有商品的商铺）的统计，约有15053户。
百年实践证明禁止内城设立商铺的政策是行不通的，从中政府也有所认识，因此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慢慢放开了禁令，不再强行禁止商人开设商铺了。
以后，从市场粮食交易中，政府又认识到粮价上涨与商人有直接关系，于是出台禁止粮商囤积、抬价的政策。起初是禁止商人多收购和囤积粮食，严格监管粮商的经营活动。
但是，囤积粮食是商人进行交易的必要方式，如果商人不储蓄一些粮食，就很难在经营中赚取利润，不过，商人也通过囤积粮食，待价高时再出售，由此抬高粮价。
经过一段时间，政府逐渐明白了这一点，于是规定商人囤积粮食的数量，从乾隆时允许商铺囤积四、五十石，到嘉道时，允许囤积五百石，数量增加了十倍。
这中间粮商不断突破规定数量，政策也随着放宽，可见，政府的政策是根据商人经营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但是，在实际中各官员的看法并不一样。
事情发生在乾隆五十二年。这年四月，京城麦价上涨，政府准备从河南采购麦子，又怕商人知道后，也蜂拥去豫省购买麦子，且居奇牟利。
政府采用一边听商民自行购买，一边令地方官员加价采买，这样可以对该处民食和市价两无妨碍，既照顾两地粮商的利益，又注意不妨碍河南民食，使粮食自由流通。
五月六日，和珅报称，派官员在京城调查商铺存粮，查出各商铺共存米59354石，麦7068.7石。他认为这是在粮价上涨时，商人垄断的结果，提出在京城内外分设官厂，将商铺存粮全部入厂，减价粜卖，得钱还给原商。同日，政府批准了和珅的建议。
十二日，政府得到奏报，有河南省麦子一万零八百余石到通州，已经收仓。同时商贩麦船，也陆续到通州。两方面共到三万四千余石，足以接济京城粮食短缺的情况。
为了防止奸商乘机截买，私行囤积，俟价昂抬价出售，政府要求商人运麦全数进京，毋许在通起卸。
两天后，留京办事王大臣永琅、永瑢等官员认为，这批麦子是商人自行贩运的，如果令这些粮商立刻全数运京出售，恐怕一时车辆短少，运费昂贵，商人不能获利；或者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商人不再贩运，粮食短缺就难解决了。
他们奏请称，既然政府采购的粮食已经到通州，就可以令这些原本贩卖的商人，自行运麦进京，比之前略微降价出售即可。
同日，刚上任的步军统领绵恩单独上奏，请停止执行和珅提出的让京城数百家粮商铺户，将米、麦运入厂中，官为平粜的建议，令商人就近在各自铺内，按照减定之价，零星粜卖的意见。
第二天，乾隆帝平衡两种意见，认为留京王大臣等似有误会，政府决定让这些商铺的米麦入厂平粜，不是入官，平粜后的钱文仍给该商收领。
这么做的目的是惩儆奸商囤积，使军民咸资口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非欲将以后所有商贩米麦，俱令官为办理也。
乾隆帝虽然认为，留京王大臣及绵恩所奏，似有为难掣肘之意，但他还是基本上同意了留京王大臣和绵恩等官员的意见，暂时从其所请，令步军统领衙门会同五城、顺天府官员，于京城内外，留心访查，实力查办，俾商民两有禆益。
十六日，乾隆帝又改变了主意。他批评绵恩不识奸商图利，诡计百出。他说，京城地方广远，如果听商人自行出售，无法控制散于各处的粮铺卖少报多，暗中囤积，或有商铺向外贩运又无从查察。
这次并非将商人粮食入官，只是令其减价粜卖，已经是从宽办理。而且政府出示了禁令，怎么可以任奸贩刁商抗违政令，置之不办呢？
乾隆帝认为，绵恩因商铺众多，公具呈词，阻挠政令，即曲从商人意见。这次如此，将来如何履职步军统领？如何办事？如果遇有纠众抗官不法情事，岂亦将惟所欲为，从而听之乎？
绵恩办事时短，未能谙练，应该详细告知绵恩，务须派员实力严查。若惟事因循调停，以博宽大之名，将来若遇年岁稍歉，奸商抬价居奇，又将何以办理耶？
所谓水懦民玩转足，以长刁风而玩官法，留京办事王大臣等及绵恩不可不思此喻之意。
六月三日，乾隆帝继续批评绵恩，称他因商人等擅具公呈，就如此糊涂办事。若按绵恩奏请改办，是不但该商等得以倚恃人众，阻挠政令，为齐行罢市之渐，并使小民等闻知，竟若因该商等有具公呈，禁令遂格于不行，更何成政体？若使各行奸侩，复从而效尤，岂不益长刁风，此不过事之最小者，尚且如此，茫无定见，若遇紧要重务，及作奸犯科之大于此者，又将何以处之乎？乾隆帝想到绵恩替商人说话，就增郁懑。
上述史实除了反映出乾隆帝对和珅言听计从的个人关系之外，也说明乾隆帝对粮商的矛盾态度和处置的摇摆性。开始他同意和珅将商铺内现存米麦，全部入厂平粜的意见。而后又倾向留京王大臣和绵恩的意见，从谕旨看是围绕对粮商的看法展开的。
但上谕发出的第二天，乾隆帝又反转同意和珅的意见，且很气愤地批评绵恩，听从粮商的意图，办事糊涂，其中也许有找回面子的动机，不过也反映出乾隆帝既看到商人贩运粮食，对流通有好处，又看到粮商抬价，垄断市场。
他对粮商两方面的看法并不固定，左右摇摆，说明政府对干预市场与主张粮食自由流通的矛盾。
在传统观念中，官方文献蔑视商人，视之为奸商，但始终承认商人的必要作用，所以对待商人的态度是很矛盾的。
两个重要高级官员都从各自不同角度看待粮商，从而提出采取不同措施的意见，是政府干预为主，还是听从粮商自营顺应市场规律，是政府官员经常遇到的问题。
和珅从监管市场的角度看粮商，只看到粮商阳奉阴违，狡狯伎俩，垄断市场的一面，主张严管，实际是主张政府干预市场。
定亲王绵恩府内有家人与粮商往来比较多，了解商人的情况，绵恩听取了粮商的意见，主张不让数百家商铺将存储米麦运厂平粜，而是在本铺内减价零星粜卖，节约了运费，有利于粮商。
他对粮商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从大局看，绵恩的做法顺应市场规律，支持粮商自由经营，是正确的。从事实看，这时由政府采购和商人贩运的麦子已到通州，有三万四千余石，足够解决京城粮食短缺之需，根本不用再让原有数百家商铺，将米麦运官厂减价平粜了。
这个时候如果政府再推行和珅干预市场的建议，反映出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观性还是很强的。不过，从中也能发现绵恩等官员与商人有一定关系。
米局商人谢君美就曾揭发绵恩府内之人，恐吓花户，既不给与钱文，又欲支领好米，以致争殴，这说明绵恩与商人有不正当的关系，自然也会从商人中得到好处。
政府上层官员对商人的态度不一样，有强调管制、干预的；也有顺应商人自由经营的，总的看，乾隆时期政府对商人经营的干预比较多。
到嘉庆、道光时，政府则对商人存储粮食的态度较宽松，官员的看法也有进一步认识。
例如：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官员就认为，存米是商铺交易的前提，多贮为善策，米愈多则民食愈充裕，米愈多则市价愈贱，此一定不易之理也。
也就是说，没有存粮便没有市场粮食的充足，粮价也难下降。于是，他们提出如果不是囤积，无论多寡，听从其便，说明囤积始有常额，流通原无定数。
如果是正常情况，商人应当有一定的储存量。由此，政府改变政策，将各类粮食的囤积数量增加一倍，每种到160石。
嘉庆十一年，京城官员发现，朝阳门外至东便门外一带有米局97家，其中有19家存粮超额；在广宁门内有8家，门头等村有4家也存粮超额，一共抓了31户商家，交给刑部定罪。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官员经过调查发现，其中有7家商铺贮存的是黑豆，不在禁例范围；有9家商铺，从铺中账簿查看，米粮处于正在交易中，存米未超额；3家是出售后又购入，正在交易中；11家铺户虽存粮有超额，但刑部未提出处罚，所以30家商铺都无罪释放。
只对1户商家因两地设店，偷运粮食，赃证确凿，从严惩治。同时，董浩还提出，官员执行政策时，不能不管具体情况，发现商人存储逾额，就以囤积论处，这样做不利于京城粮价平稳。
而且京师为中外辐辏之区，毂击肩摩，食米者日不下亿万口，又安能以铺户有限之积存，供亿万众百姓之需。他们认为，例禁宽则近售畿辅，例禁严则远运他乡，商贾无亏本经营之事。
若官府平时查拿急，则商人暂时藏匿；查拿严则粮价较前增昂，更恐铺户畏累，商贩裹足，有钱者不敢易米，有米者不能易钱，更非易事之道。
在实际中，需要辨别商铺是囤积，还是处于买卖过程，只有仔细审查，才能对京城食粮百姓有意，并为官兵执法划清界限，所谓囤积者系贱时收买，平时不卖，必待市粮短缺，时价极昂而后出售，始得谓之囤积。
正在买卖之中的商铺，虽然存量逾额，但并不是囤积，必须分清情况再处理。为保证京城的粮价，董浩等官员还提出：城内之米勿许出城，城外之米勿许出境。
其流通粜卖者照例听其自便，俾商贩铺民都得遵守，则商贩源源接济，铺民户户充盈，似于民食商情两有裨益。这个意见得到政府的肯定。
这种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不仅对官兵执法有利，使官兵能理解政府的意图，更准确地执行政策。而且政府令官兵对铺户囤积超额部分，平价出售，不加之罪谴，不累商人，更可利民。
从粮商的角度看，他们对政府是一种既想依靠，又怕盘剥，又恨又怕的心理。乾隆四十三年，张圣如等二百二十余名粮商，从各处贩运麦子到通州存储，准备再转贩京城市场销售。
当年春间雨水少，粮食短缺，政府怕他们囤积粮食，高抬时价，派刑部尚书胡季堂等官员前往调查。经过官员详细解释，粮商们称，我们贩粮获利已历有年，一丝一粟皆被国家恩惠。今岁偶值雨泽稀少，市价昂贵，我等小民不知大义，将存贮麦石未能及时减售，即属罪无可辞。
今天蒙政府明白宣示，如梦方醒，我等具有天良，岂容再行观望，惟求准我等减价出粜就是恩典。众商决定照依时价，每石减2钱速售，两月内全行售完。乾隆帝又允许他们减价1钱，宽限四个月售罄。字里行间反映出粮商对皇帝、政府的那种诚惶诚恐的心态。
清代前期政商关系比较复杂，不同层次的商人对官员、政府的态度也不同。较富有的大粮商多结交官僚，投靠政府，勾结官员，将贪污的粮食变现取利。
大商人和中间层次的商人常常被政府利用，招募他们替官府办事，如平粜粮食等。一般小商小贩与官员、政府没有那种直接关系，所以也难得从官员、政府那里得到好处，反而深受役吏等官府人员的欺压。政府对这部分小商小贩也有专门的政策，给与照顾。
乾隆时，有官员提出查禁四乡兴贩粮食，乾隆帝在折后批示：“亦不必过严”。政府还特别规定：小商小贩肩挑背负不过数石，近距离贩运，概免查咎。
碓房捣去米壳的细米，在1石以内，实系乡民买食，准其出城。政府因时制宜，既允许商人贩运粮食，又不禁止周围乡民买粮；既禁止囤积、外贩，又保证粮食流通。
政府监管商人，积极务实，既保护商人利益，对官员、军队和牙行滋扰商贾，屡下禁令；又减税、修路为商人经营提供有利交易的环境，保证了市场商品粮食的流通。
从另一角度看，政府对粮商存储粮食量的限制与严管，使得清代前期的京城的粮商，从开始只有山东、山西商人，到嘉庆、道光时，有部分直隶、天津的商人，特别是本地宛平、大兴的商人参与其中，虽然京城从未出现商人垄断市场的情况，但也没有出现明代那样的巨富粮商，说明政府对粮商严管打压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京城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前期政府利用所控制的粮食资源，平粜、调整发放仓米的时间，间接调控市场粮价；限制商人店铺的设立地点，对粮商储存粮食的限制，对商人贩粮的价格的压减，强制商人贩运粮食到达的地点等等，这些政府干预市场的做法，是清代前期政府的独特管理模式，虽然为维持地主制经济的运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阻碍了城市经济发展。
用现在的眼光看，政府对粮商贩运经营，应该采取一种宽松的政策，放手让商人在市场上自由竞争，除了收税之外，商人经营粮食的价格多少？如何运输？怎样储存？
应该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政府主要监管那些违犯规则，特别是对企图垄断和坑害消费者的行为进行行政干预，但政府不宜直接参与交易。
在这方面，到底应该建立怎样的政商关系？清代前期没有标准答案，将课题留给了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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