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荫贵：近代商战第一捷
作者简介
朱荫贵，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1期（总第7辑）。
全文5283字，阅读约需10分钟
近代商战第一捷
提起中国近代史，人们往往会感到心情沉重，因为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这段历史记载了太多的屈辱和痛苦。
在这一个世纪里，有鸦片战争洋枪洋炮强逼中国打开大门，有甲午战争、义和团的失败，有割地赔款，有外国侵略者的横行，有“天朝上国”子民沦为阶下囚的惨痛心路历程。以至于“落后是要挨打的”，往往成了近代史的一句经典总结。
但是，有压迫就有反抗，强弱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为转换。政治方面不用说，就是在经济领域中，在整个大环境压抑不利的条件下，中国近代经济的画面，也并非都是暗色，与其它领域一样，也留下了不少成功抗击强权侵略甚至于打翻身仗的案例。
这些事例，仿佛暗夜中闪烁的群星、草原中绽放的花朵，使后人在阅读近代历史时，留下惊喜、得到启迪、催人奋进。
曾被誉为“远东金融中心”的近代上海，中国商人击败日本人开办的上海取引所（交易所），迫使其自动清理倒闭的“近代商战第一捷”，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事例。
1918年，一个消息震惊了上海各界尤其是经济界，挟甲午战争余威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日本，要在上海成立交易所，经营股票、证券和棉纱等生产物质。“日本人取引所之设立，目的系在吾国商业上为一网打尽之计划”。不用说，日本人在上海设立交易所的目的，明摆在那里，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时，中国的新兴资本主义企业正经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黄金发展时期”，但成立交易所的申请还没有被北洋政府批准。而日本在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中获得中国的巨额赔款后，经济侵略计划正在进一步展开，在中国开设工厂、兴办公司的势头正猛，三井、三菱、大仓、住友等财阀也相继登陆。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兴办的企业已达4000多家，其掠夺中国资源抢占中国市场的计划正在着着推进。因此，此时日本将在上海筹设“取引所”，进而“欲据我‘市场之市场’牛耳”的计划，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炸响，震动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就不是令人惊奇的事了。
要说这家日本证券交易所的来头，确实也不一般，该交易所资本金1000万元，总部设在日本大阪，上海名义上是其分所，但一切交易均在上海进行。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开中国和日本有关的法律。
而之所以能如此，又与其发起人具有多位日本政界和实业界的要人有关。也正因为其不一般的背景，所以该交易所仅在筹设期间，面值12.5元的股票就大涨至50元。也就是说，其在创设期间就从募集的股份中获得60多万元的溢价利益。
但是，就是这家来势汹汹的日本交易所，1918年12月开业之后的实际状况却并非如原来想象的那样兴旺，除1919年和1920年有盈余外，自1920年下半年中国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后，就年年亏损，债务也越积越多，在勉强维持了十来年后，终于陷入无法支持的窘境而于1927年1月宣告停业自动清理，结束了其十来年的短暂寿命。在近代外资挟强权侵入中国以来，这次上海日本取引所的失败，可说是中外商战中中国最干净、彻底、漂亮的胜利，被誉为“近代商战第一捷”。
这家气焰一度十分嚣张的日本交易所，妄图垄断上海交易市场的野心不仅未能实现，反以自身失败而告终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社会各界的一致抵制和反抗，也就是说，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热情在这里发挥了十分重要和直接的作用。
还在日本交易所要在上海成立的消息传出后，上海各界就大为激愤，他们奔走呼号，函电交驰，一方面反对日本在上海开设交易所，另一方面要求中国政府批准开办中国自己的交易所。
1919年3月，上海总商会召开常会，议决要求农商部派员对日本交易所“严重监督、免致华商受其影响”。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也多次召开会议进行抵制，议决“各厂不往取引所购花（棉花），必须坚持到底。
凡在取引所买花衣之花行、花号及掮客等，各厂与之断绝往来”。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在棉业联合会等处多次发表讲演，呼吁国人进行抵制，他说“现在日本人将设立取引所于上海……茫茫大陆上之实业权，能握在吾本国人手中者能有几何？”
他呼吁“我国商人急起直追，自行设立交易所能已否乎？！决定方针，次第举办上也，受外界刺激而设法抵制次也，至于受刺激而仍空言无补，观望不前，斯为下矣”。随后爆发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激起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对外的同仇敌忾之心。
受这种爱国热情的鼓舞和推动，次年中国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继开办后，原先投资于上海日本交易所的华商，绝大部分都把资金转移到华商证券交易所来了，同时绝大部分华商也不再到日本交易所去进行交易，甚至登报声明与日本交易所脱离关系者也“日有所见”。
上海日本交易所很快就陷入门可罗雀、交易量“实在是少得可怜”的境地。至1922年亏损总额已达706万元之巨，终于使其一蹶不振，摆脱不了失败停业的命运。
还在1924年，日本外务省就曾派遣交易所监督官铃木武志前来上海考察日本交易所营业不振的原因，铃木武志在考察后撰文指出，中国的交易所“无论如何是出色的交易所”，而上海的日本交易所“无论怎么看，不妨说是在走向自灭”，使他在比较之后感到“不禁冷汗”。
在总结上海日本交易所失败的原因时，他认为，“经营的衰败，一方面是内外经济界不景气的影响”，但“华商交易所的开设营业对其产生的抵制作用”是根本的原因，华商交易所“市况繁盛”的情况与上海日本交易所的营业情况相比，“有天壤之别”。
显然，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抵抗侵略的决心和团结精神，不甘利权被外来强权者“一网打尽”的努力，是促成上海日本交易所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交易所能“市况繁盛”的关键所在。
读史至此，笔者在为当时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抵抗强权侵略的精神感动之余，不禁产生了一种似乎不应有的联想。也就是说，无疑，在这里，爱国热情和中国商人的团结一致精诚合作是获得商战胜利的关键，二者缺一不可。
但是，这里似乎还存在一个因素或者前提，那就是中国商人之间所具有的诚信和商业道德无庸置疑。可是，如果没有呢？那又会怎样？还会获得这个“商战第一捷”吗？也许，由于今年的中国股市是多事之秋，这种状况使笔者不自觉的产生了这种联想。
笔者想，假如当时上海的中国交易所造假成风、黑庄恶庄盘据、上市公司与会计事务所联手作假播乱其间，那会怎样？假如股民惶惑于所购股票是看不见的“地雷”，不知那天就会爆炸，连拉十几个跌停板，那又会怎样？“诚信”失掉后仅剩爱国热情能打败外来的强劲对手吗？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人无信不可交”，是中国商业文化中的信条，“诚信”是中国商业传统中几千年推崇的原则，也是支撑中国几千年灿烂商业文明的主要支柱之一。很难想象，一个弥漫虚假不实风气的市场，一个随时能使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市场能繁荣昌盛，更别说在商战中获得胜利了。
因为，商战毕竟不是真正的战争，在这里，竞争是主要的表现形式。谁能抓住顾客，谁能有“人气”，谁就能得到利润获得胜利。上海日本交易所的失败，并非是其条件不好或资本薄弱，而是因为国人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与之划清界限，不去它那里作生意，不与之来往，使其只有支出而没有收入，失败也就成了必然。但是，能够抓住顾客、拢聚人气不可少的前提，是商家的“诚信”，这似乎也是明摆着的道理。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产生了一丝忧虑（但愿这种忧虑只不过是多虑而已），中国很快就要加入WTO了，当国人在为此而欢欣之时，我们不能不同时意识到，加入WTO，同时意味着我们的许多规则要跟国际接轨，要逐步规范；意味着不仅国外的制造业、服务业要进来，而且保险、银行等金融业也要进来。
一段时间后，其中的不少国外企业还要享受“国民待遇”，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不相等的是别人有多年成熟的市场经济操作经验，有相对完善的市场规则训练，有抓住顾客心、获取顾客群的手段，也就是说，在可能出现的新的“商战”中，我们会不会又面临一种新时代的“生死抉择”？在这时，要获取商战的胜利，我们有多少取胜的把握？爱国的热情如无“诚信”的商业道德和规范的游戏规则支撑，我们还能取得过去的那种胜利吗？
韩国的富二代、富三代
家族企业集团（也称财阀）是韩国经济的支柱。据韩国银行资料，韩国最大的30个家族企业集团（也称财阀）几乎控制了40%的韩国经济 。
所有财阀企业都具有封闭的、垂直性的决策结构特征。所有财阀企业的主要经营层几乎都是世袭的，总裁们多是独裁者，对各自企业的经营决策绝对一言九鼎。
三星集团是韩国最大的财阀。现代汽车集团则是韩国第二大财阀。
企业的创始人被称作财阀一代（一世），如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吉、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等企业大佬，当下三星集团的总裁（韩国有时又称会长）李健熙、现代汽车集团的郑梦九、现代重工的郑梦准等这批企业的掌舵人可算作财阀二代（财阀二世）。
而以刚升任三星电子公司（三星集团的旗舰子公司）社长李在镕、现代汽车集团副总载郑义宣为代表的这批三、四十岁的中生代企业家则为财阀三代（或叫三世）。
韩国业界还活跃着一大批三四十岁的财阀三世女强人。如财阀二世最富的算三星掌门人李健熙，身家已经超过9万亿韩元（约合90亿美元），现代汽车集团的郑梦九、LG总裁、SK总裁等企业巨头身家也有50亿、60亿美元不等。
据韩国专业财经网站“财阀网”2010年11月18日对韩国59名富三代股票资产进行比较。
最富的财阀三世是郑义宣。他持有的股值高达2.2592万亿韩元（约20亿美元），位居第一。
乐天集团副会长辛东彬排名第二，股票资产达到2.2293万亿韩元，之后依次是日本乐天集团副总经理辛东主（2.1798万亿韩元）、新世界集团副社长郑溶鎭（9272亿韩元）、LG集团会长具本茂的儿子——LG电子的课长具光模（6745亿韩元）、三星电子的副社长李在镕（6681亿韩元）和东部集团会长金俊起的儿子金南浩（5417亿韩元）等。
财阀四世隐现。财阀网站同年还对韩国上市企业大股东和特殊关系人持股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未满12岁儿童中，共有79人持有1亿韩元以上的股份。调查显示，GS集团专务许榕秀长子许锡弘（音，9岁）的持股价值达293.5亿韩元，排名第一。
韩国国内外对财阀二世、三世的评价褒贬不一。
2007年有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评论李在镕和郑义宣等，认为财阀三世“与其父辈（二世）大有不同”。
财阀三世大部分都在美国学习现代商学、经营管理，比起二世财阀的帮派主义、裙带关系、总裁危险的独断专行、尊重商务惯例这些前现代经营方式，他们更倾向于现代化、西方化的经营方式。
在韩国舆论也认为“三世如果有能力，世袭其父辈的经营权力和财富也不一定是坏事”的正面评价。
当然在韩国国内，对子承父业这一传统性继承方式仍存在不少消极评价。认为他们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或者富三代。
2010年初韩国某电视台曾播放过一个名为“富爸爸”的写实节目。形象地描绘了富三代富四代的生活：节目中的富二代每个月花2000万韩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零花钱、一次购物花费2亿（120万元人民币）韩元、只喝30年洋酒。此节目在观众的抗议声中被迫停播。
观众愤怒地责问：富三代们纳税了吗？须知在韩国，不交纳遗产赠与税，10年里给子女3000万韩元以上的话，就属于逃税行为。
据2010年12月3日朝鲜日报报道，某富三代用棒球棍殴打因雇佣合同续约问题进行抗议示威的员工。这位富三代称“一棍100万（韩元），一共打20棍”后，用棒球棍打了10棍，受害人大叫“救命”后，他说“从现在开始一棍300万（韩元）”，然后又打了3棍。打完后摧哲源以刑事协议金名义给了刘某两张面值1000万韩元的支票。
警方表示：“这是一起以为‘用钱什么都可以解决’的特权意识导致的犯罪。”
崔某利用自己的财力和影响力，非法行使暴力，导致法律体系混乱、引发公众的愤怒。
据朝鲜日报报道，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拥有数十亿韩元资产的富豪们比投资，更关心财产的继承或赠与问题。2008年6月19日三星生命表示，4至5月面向424名富豪顾客，调查了他们最想咨询的理财领域。其结果显示，继承和赠与占30%，最受关注。其后依次为金融投资（28%）、房地产投资（13%）、房地产税金及政策（12%）、综合所得税（8%）等。
韩国财阀企业的经营权正在由财阀二世向三世过渡。老板的子女及其亲属总比一般员工升迁快。韩国企业管理阶层的系列是：企业集团（母公司）总裁为会长；旗下有多家子公司，其总裁为社长，副社长（或称专务、常务）；子公司设部门经理（称部长），下面有次长、课长，再下面就是一般员工了。
通常情况下，据2010年“财阀网”披露，对目前实际从事工作的51名（儿子34人，女儿10人，女婿7人）财团企业老板子女进行升职分析的结果，老板子女在调升方面快很多。
一般人每晋升一个级别平均需时4年，而他们只需2.2年。儿子每2年调升一个级别，而女儿则需时2.7年。女婿的调升也比一般职员要快很多，但比儿子和女儿就显得慢。一般来说，女婿从加盟到升任领导需要5年的时间，从此再晋升需要2.8年。
2010年三星集团以“组织年轻化”为口号大举选拔年轻人为领导，由此升任为领导（子公司副总级）的318人平均年龄为44岁。与该年龄相比，老板子女仅平均为31.8岁，相对地年轻了12.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