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茶丨杨健民：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王亚南先生百廿周年

作者简介

杨健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美学学会会长，现任东南学术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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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王亚南先生百廿周年——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亚南先生

今天——10月14日，重阳节，是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教育家、老校长王亚南先生120周年诞辰。作为厦门大学的一名学子，在我的知识图谱之间，插入了一个经济学的视域，我为此感到荣幸和骄傲。

我不是读经济学的，当时一入校，就听说王亚南先生的名字。1978年12月，有一天校园里庄严肃穆，师生们集中在建南大礼堂参加一个迟到的追悼会。会后，王亚南先生的儿子王洛林教授（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捧着父亲的骨灰盒，送到福州一座公墓安放，中共福建省委为王亚南先生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我毕业后分配到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工作，才知道王亚南先生曾经担任过第一届福建省社科联主席。不久，我去厦门大学拜见经济系主任、省经济学会会长袁镇岳教授，他就是王亚南先生的同事。由于工作关系，我后来陆陆续续又认识了王先生的谪传弟子吴宣恭、邓子基、葛家澍、罗郁聪、张亦春、黄良文、罗季荣、胡培兆等教授。

我对王亚南先生的认知，是从他和郭大力翻译《资本论》开始的，王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出版学术著作和译作40余部，发表论文300多篇，除了译著《资本论》外，还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原论》和《政治经济学史大纲》等重要论著。

多年前，我在福州一花鸟市场闲逛，看到一套三卷本的1953年出版的《资本论》，当时印数比较少，就花50元把它拿下。拎着书走出花鸟市场，就有一个人追了上来，告诉我，他有一套1955年出版的《资本论》，愿意加价500元跟我换，我婉言谢绝了。这套书至今被我珍藏着。

十来年前，我受命负责电视专题片“八闽学人”的摄制工作，为了抢救专家史料，跟踪拍摄王亚南的若干弟子。跟葛家澍教授聊天时才知道，他从27岁时开始吃安眠药，每天两粒，已经吃了60年，吓了我一跳。到了邓子基教授家里，问他：邓先生您带了多少弟子呀？他回答：硕士不知道有多少个，博士107。我说：再带一个就是梁山泊108条好汉了。话音未落，他连忙摆手，斩钉截铁道：梁山泊108个好汉都没有好下场，我要么不带了，要么再带两个，109。到了胡培兆教授那里，任由你怎么说，他都不肯拍，只好作罢。胡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多篇论文，每一篇都写得文采斐然，逻辑严密。他的一个至今没有被破的记录，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连续十余年，每年都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恕我浅薄，我觉得他的论文是我读到的少有的令人眼睛发亮的文章。

王亚南先生的再传弟子李文溥教授，厦大经济学系77级本科，后来跟随吴宣恭教授攻读博士，曾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他深得师爷王亚南先生和吴宣恭先生、胡培兆先生的真传，不仅撰写了一系列学术专著，而且深受胡先生的影响，右手写论文，左手写散文、随笔，是国内在《经济学家茶座》发表随笔最多的几位作者之一。他的《经济学不是研究马尾巴功能的？》一书出版后，我震惊于那一堆枯燥的经济学原理，居然全部活了起来，呼呼地在我眼前刮过——这原来就是经济学的别一种活跃姿态。我以为对于经济学，完全可以说得简单明了一些，而没有必要调集一大批枯燥的经济学术语，然后去俯首聆听所谓的经济学家如同算盘那样，二一添作五地阐释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经济学。经济学内部的纹理实际上包含了现实生活全部的奔放、勃发与热烈的情景，由此才有了一个负有使命担当的经济学家强烈的表述欲望。

经济学研究是充满现实性和针对性的，必须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带动论题的展开。现实生活所有的肌理都已经潜藏于学术的根系之中，经济学家的任务不过是把它们找出来并把它辨析出来。我们所有的学术训练无不提示我们，必须抛弃或者超越表象进而挖掘背后的“本质”——经济学为什么就不能研究马尾巴的功能呢？王亚南先生为我们留下的经济学理论，首先是思想的，而不仅仅是技术的。“道可道，非常道”，任何繁复的理论辩难与叠床架屋的概念，多半是在诱惑学者远离现实生活。所以，只有退出观念的种种圈套，返朴归真，才是经济学的“原道”。

厦大百年，王亚南先生120周年了。尽管我的学科领域和知识结构没有因此而拐入另一辙，然而《资本论》对我所产生的那种对于学术的存在和想象方式，依然是有效地扩大了我的知识的版图，以及某些意义的区域。这种学科知识所产生的回响，无疑将进一步展开我的学术视界——这不仅是从王亚南先生那里得到的，而且是从他的一代代弟子那里感受到的。

在经济学的摩天大楼里，那些埋藏在世俗的日常生活和经验背后的东西，展现出来的幽深的经济学渊薮，原来如此鲜活。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谨以此文纪念我们的王亚南老校长。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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