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石:匪夷所思的质疑带来深深的无奈与无力
文/愚石
前几天,一则新闻令我啼笑皆非,同时,也很困惑,不明白现在的世界,到底怎么了,更不清楚,以后会是怎么样。
新闻里说,美国青年诗人阿曼达·戈尔曼(Amanda Gorman)的诗歌“我们攀越的山岭”(The Hill We Climb)以及第一本诗集在被荷兰出版商缪伦霍夫公司(Meulenhoff)引进时,该公司选定的翻译,玛丽··卢卡斯·里内维尔德(Marieke Lucas Rijneveld),因为“肤色”不正确,遭到抵制。
阿曼达·戈尔曼,就是今年1月20日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诗歌的那个女孩,一个称自己为“a skinny black girl (一个纤瘦的黑人女孩)”的年轻诗人。
如果你读过她在总统就职典礼上的那首诗,或许会记得其中的这几句话:
在我看来,戈尔曼的这一段,表达了她希望所有人,无论文化、肤色或其它外在形象,都能被平等相待的心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首诗被出版商缪伦霍夫公司引进荷兰时,其选定的译者里内维尔德,正是因为肤色,被人质疑,最终,出版商迫于压力,不得不另觅人选。
那么,这位里内维尔德,又是谁呢?她是一位年轻的荷兰作家、诗人,出生于1991年。2015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已经出版了两部小说、两本诗集。
她的诗集处女作Kalfsvlies 一经问世,便获得了当年度荷兰C. Buddingh Prize(布丁格奖),这是以荷兰诗人C. Buddingh命名的奖项,在每年的国际诗歌节(Poetry International Festival)期间,由“国际诗歌”组织(Poetry International)颁发,用以奖励年度最杰出的诗坛新秀。
2018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De avond is ongemak (荷兰语版《傍晚的烦恼》),并于次年荣获了ANV Debutanten Prijs,这是荷兰国内为年度最佳新手小说作品设立的奖项。2020年8月,她更是和《傍晚的烦恼》(The Discomfort of Evening)英文版译者一起,荣获了布克奖(International Booker Award),也因此成为该奖项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除此之外,里内维尔德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身份是,她一直表明自己,并非“二元”性,也就是说,她不支持人类性别仅为男或女。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都不难看出,里内维尔德和戈尔曼一样,才华横溢。我相信,她完全具备翻译戈尔曼诗歌的资格,凭着她优厚的文学素养,诗歌的荷兰文版本,一定也会大放异彩。事实上,在出版商缪伦霍夫公司公布了翻译人选后,戈尔曼本人及其团队也表示了认可,并第一时间转推了这个消息。
然而,有人认为,翻译戈尔曼的诗歌,要考虑的因素,不能局限于文学素养。而且,其它方面的考量,似乎还必须占比更重。
提出反对意见的,是荷兰的两位语言艺术家。
首先提出质疑的,是赛尔·克雷格(Zaire Krieger),她有很多头衔——法律专业人士、记者、主持人、荷英双语语言艺术家等等。去年,在当地举办的首届酷儿及女权主义诗歌大奖赛中,她担任评委。
可能你会以为,既然愿意担任“酷儿”、“女权主义”诗歌大奖赛的评委,那,应该会支持里内维尔德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对于缪伦霍夫公司选定里内维尔德,她直言,很生气:“如果我说,有许多有色人种的女性语言艺术家,比如巴布斯·冈斯(Babs Gons)、莉赛特·马内扎(Lisette Maneza),都会翻译得更好,那么你们觉得,我到底有多愤懑?”
缪伦霍夫公司随即回应,选择里内维尔德,是因为她和戈尔曼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两人都很年轻,都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而且,里内维尔德在性别和精神健康领域的专注,使她和戈尔曼一样,清楚地意识到建立一个“非二元”社会的不易。
其后,围绕此话题的争议持续发酵。2月24日,随着另一位时尚界人士兼文化活动家的发声 ,整件事情达到了顶峰。
这位仍然是女性,叫珍妮丝·杜尔(Janice Deul),她在推特上发问,为什么出版商会选择一位“白人”作家来翻译一个“黑人”诗人的作品。
她说,“在我、以及其他在社交媒体上已经表达了痛苦、沮丧、愤怒和失望的人看来,(选择里内维尔德)是一个欠考虑的决定。戈尔曼的生活轨迹、作品一直受她的’黑人’身份、经历所影响,这正是里内维尔德所欠缺的。“她还说,“并没有任何针对里内维尔德的意思,但是,为什么缪伦霍夫公司选了这个作者翻译戈尔曼的诗歌,而不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语言艺术家?”
老实说,对于这两位活动家的质疑,我实在觉得匪夷所思。
很简单,照她们的逻辑,如果翻译者应该和原作者有相似的经历,甚至相同的肤色,那么,我想,世界上的许多文学著作,可能都无法翻译成其它文字,广为流传了。
远的不说,就以我平时关注较多的白睿文老师(Michael Berry)为例,他先后翻译了王安忆的《长恨歌》、余华的《活着》、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台湾作家舞鹤的《余生》等作品,以及去年疫情期间的日记。其中,《余生》获得了NEA翻译大奖,并入围“最佳翻译书籍奖”(BTBA)。
白睿文老师,也是一个“白人”,和这些作者,也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更没有任何与他们相似的经历。可是,谁又能否认他的翻译成就呢?而且,许多英语世界的读者,正是通过他的翻译,才了解到,在那遥远的东方,那片土地上,不同时期发生过的不同的故事。
我想,作为一个译者,除了文学素养外,最重要的,应该是对于原著作品的理解能力,以及了解背景的必要功课,而不是苛求其必须和原作者一样的经历。至于要求他们肤色相同,恕我直言,简直就是荒谬可笑。
更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支持这两位活动家的观点。我并不清楚,支持者中,哪些是真正赞同,哪些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正确”。
是的,在我看来,目前这种“政治正确”,大有矫枉过正的趋势。
我也认为,所有人,无论肤色、种族,应该被平等相待。我也支持BLM运动的初衷,那是为了帮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黑人发声。运动兴起以来,多次声势浩荡的游行示威,令它的成效卓著——如今,放眼全美,直至全世界,试问有谁敢公开歧视黑人?甚至于,大学录取、工作应聘、文学艺术领域的评奖等方面,黑人身份,几乎已经等同于加分项了。
而如果你对此哪怕提出一丁点儿反对意见,分分钟都可能被扣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被孤立、被“社死”。所以,即使内心不认同,许多人也只能在“政治正确”的大旗下,选边站队。
或许,这就是缪伦霍夫公司在面对这两位黑人活动家的质疑时,只好唯唯诺诺,丝毫不敢据理力争的理由——哪怕这个人选完全符合要求,哪怕她在某方面也是一个“少数派”(性别“非二元”支持者),但,谁叫她不是一个黑人呢?
至于杜尔女士所质疑的译者缺乏黑人身份带来的经历,我不否认,戈尔曼“黑人女孩”的身份,在其成长经历中,一直是她前进的动力。因此,她才在诗中感慨,“一个纤瘦的黑人女孩、奴隶的后裔、单亲妈妈的孩子,也可以梦想成为总统,更没想到,她会在这里,为一位总统吟诵。”
我也知道,文学作品中,都折射着时代的背景,比如,戈尔曼的这首诗,部分段落,正是目睹了总统竞选中的种种乱象,包括史无前例的国会山暴乱后,写下的。有感于此,她在诗中表达了一种各方摒弃成见、拒绝分裂、重建和谐家园的愿望。“我希望这首诗能够代表我们国家团结一致的时刻,也希望能用自己的语言,描绘出这个国家新的篇章、新的时代。”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译者因肤色、经历的不同,就无法和戈尔曼共情。相反,我相信,原定的译者里内维尔德,也一定有一个美妙的梦想,并且一直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努力着,所以,年纪尚轻的她,才能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
被迫停止了翻译工作的里内维尔德直言,对于网络上的这一轮“骚乱”,非常震惊,但对于人们“觉得受到了伤害”,她也表示理解。我无从得知她是否真心理解那些人的质疑,但我从她的话中,能感受到深深的无奈、无力。
在我心里,戈尔曼的这首诗,非常美好,值得被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读到。但是,如果人们都和两位活动家一样,对译者的经历、肤色如此提出如此苛求,那我想知道,究竟能有多少人符合资格?
原作者戈尔曼希望自己的诗歌能够代表“团结一致”的时刻,那么,活动家们以肤色、经历来筛选译者,是不是正和原诗的初心相悖呢?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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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