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辑 |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身份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十五）

张志扬先生八秩荣寿特辑

周玉峰先生书

编者按

在为《思想的临界》一书所撰序言中，刘小枫教授曾把张志扬先生比作中国新时期思想界的“脚力”。的确，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志扬先生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极少数思想家之一。其特殊地位在于，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与对话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志扬先生不断变换的思想课题显示着汉语思想在百年漂泊后尝试着“归根复命”的艰难历程。

因志扬先生“自甘边缘”甚至半隐居于“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因此，潮起潮落热闹非凡的学界流波中，罕见志扬先生身影，其文其思更不为大众津津，但他“狱中学历磨练出来的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却始终担挑着中国哲学思想百年来的艰难重负”（刘小枫语）。亦如有论者言，志扬先生哲思中所蕴藉的“原创性和生命感之力量奇大！”诚如斯言，数十年来，其文其思之影响早已越出哲学界而遍及文学、历史、艺术等诸人文领域，潜移默化着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也给予汉语诗歌、电影、绘画等创作实践以别开生面的激发、灵感与话题。

2019年，志扬先生即满“杖朝之年”，作为多年深受先生哲思惠泽的聆听者，我们借“古典学研究”和“启示与理性”两个微信平台，以问题为中心，以时间为线索，陆续推送志扬先生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文章，向志扬先生祝寿，并以期激励每个试图严肃地走在思想道路上的年轻学人……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身份

编者按：本文系据张志扬教授2015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座内容整理而成，首次通过网络公开发表。感谢作者授权刊发。

壹

刘小枫老师刚才简单介绍了我的经历与这个题目的关系。

的确是这样。我和你们的学习不一样。你们在学习中享受到的自然经济原则——“年龄的增长与智力身心的健全同步”——我没有。

我的智力成熟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如果从读大学的年龄算起到毕业工作最初一年，你们大概一般需要10年，即3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1年工作实习。我却经历了23年时间（1958—1981），其中几乎全是一个青年人不堪重负的艰难岁月，比如7年单身囚室、3年监外执行。但那时你们恐怕很难想象我是一个热血的“青年马克思派”。也就是说，除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日梦”者“彷徨自己咀嚼”，读的想的几乎都是“世界革命问题”。

如今过去五十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经历了跨度极大的转变。

贰

先说“青年马克思派”时期。

“文化大革命”前后18年（1965—1983），我属于“青年马克思派”，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三大里程碑”。

第一里程碑是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历史唯物主义”，使欧洲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为其标志。然而，美洲和澳洲的金矿发现，使欧洲处在紧张对立中的“资本”与“劳力”输出，社会主义革命情势消沉下来。马克思也转向了“人类学”研究。此后，欧洲革命便向东方转移，遂有“革命东移论”之说。所谓“革命东移论”是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即“西马”）讽刺性的说法，意思旨在强调，“革命”愈来愈东移到生产力落后的东方了，先是俄国，后是中国。因而“第二共产国际”的“西马”如考茨基、伯恩斯坦们不断质疑列宁“十月革命”的合法性；俄共内部的布哈林、加米涅夫也与之配合。列宁不得不用“革命辩证法”予以反驳。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但革命者不能是“根本原理”的消极等待者，当历史契机已经来到面前，革命者就必须当机立断，用革命手段打破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列宁认为它不仅仍然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论”，而且还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实践了“革命辩证法”。否则就是“庸俗的唯生产力论者”。

第二里程碑是列宁。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社会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无产阶级创造了历史契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成功地进行了1917年“十月革命”，创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即“苏联”）。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二十年（1938年），德国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和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与德国纳粹组成“轴心国”向世界人民的良知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虽然起因都是欧洲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但随着战争野心的进程，新生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正处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国在西、东两线成为抗击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决战战场，其承担的牺牲是历史空前的。1945年5月终于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德国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投降了。战后，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峙进入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然而，意识形态“冷战”背后进行的仍然是“生产力决定论”的较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资本主义“生产力”引向了“科学主义”方向。在此方向上极大刺激了个人“欲望”需求。所谓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新的三位一体：“个人主义-工具主义-自由主义”，即“个人单子化-技术功利化-欲望色情化”。在残酷二战的死亡阴影下，“理想理性”已经死亡，从而反向加强地刺激了“人性-本能”的享乐欲望。比起社会主义阵营因落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用“勤俭-禁欲”的方式激发“集体道德”之“崇高理想”的政治经济学路线，西方资本主义无疑首先赢得了当下“跟着感觉走”的生活方式！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在反斯大林暴政的口号声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向资本主义妥协、投降。于是，引发了毛泽东的“中共”对赫鲁晓夫的“苏共”的公开论战——“九评”。紧接着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三里程碑是毛泽东。如果说，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列宁将它实践为“社会主义国家”，但“革命辩证法”终究不能在短时间内提高生产力以抵御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诱惑：苏共变修了，甚至苏联东欧解体了；那么，毛泽东就不得不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防修反修”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将列宁的“革命辩证法”推行到极致“路线决定论”——“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思想”路线实践的产物。尽管苏联崩溃了，“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中国所不同的是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即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语）生产方式，“补资本主义生产力一课”。中国虽然没有步苏联土崩瓦解的后尘，但中国共产党仍然遭受着资本的极大腐化酿成了堪称“亡党亡国”的危机。事实上，“文革问题”仍在继续：共产党必须在“资本”面前提出“死，还是活”的问题。往后，比如二十一世纪今天，它还要继续在“资本式科学主义”面前提出“死，还是活”的问题——只有到这个节骨眼上，后一问题才更深地显露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西方文化本质。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把注意力集中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认识上。

叁

再说“马克思主义批判”时期

二十一世纪初的七年之功（2009—2015）。

前面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经历了跨度极大的转变”。所谓“极大的转变”不是自然生长完成的，而是用25年时间绕道西方借“清理西方形而上学史”完成的，即从1983年进入德国现代哲学研究到2009年，其间写了三部哲学笔记：《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1992年）、《西学中的夜行》（2006年）《偶在论谱系》（2009年）。获得了起源于地中海希腊半岛的西方文明东扩的轨迹，如三次决定性启蒙：

第一次启蒙： 古希腊启蒙发端——功能主义（约1000年）

悲剧精神对神话时代的启蒙，结果是功能理性与强力意志自然法。

第二次启蒙： 中世纪欧洲启蒙成型——资本主义（约500年）

技术理性对基督教社会的启蒙，结果是功利主义与资本主义。

第三次启蒙：二十世纪北美启蒙物化——科学主义（约50年）

科学主义对民主社会的启蒙，结果走向物义论与机器人时代。

作为我告别“西方哲学”转入“文革写作”的大历史背景。

当面临“如何写”时，我发觉最先明确的是“我不能写”：比如，不能写“一个人的文革”、不能写“文革史”、不能写“文革话语日常语义分析”等。“排除法”排除最后才知道排除不了的归宿： 

不了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界限，中国文化就只能是西方文化的附庸，“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没有显露出来。

这是一个重大的意识与意志的决断。颇有“朝闻道夕可死也”的通达。好在人已古稀。我决定写《文革书·四批判书》。其中“三批判”已整理出了如下草案：《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古今知识形态学的轮回》，再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身份》。

先看一个基本图式：

“图式”说明：

“黑体字”表示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典型的西方知识形态学——“形而上学一元决定论”之“功能结构主义”。所谓“一元决定论”就是“‘力’（手段）与‘利’（目的）之‘用’（功能）”的“功能结构主义”。换句话说，在垂直关系上显示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来源于历史唯物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是，马克思时代的“第一生产力”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劳力者”。而今天科技时代的“第一生产力”代表者是“资本”拥有的“生产工具与生产原料”。

“楷体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表示我今天认识到的不同“文化种性”具有不同的“意义”赋予——见“上中基三层”——它比“决定者”有更长远的影响力；另一部分写在“生产力”三要素中的“劳力者”下面，表示马克思当年意识的显隐二重性。

如果没有“楷体字”部分，单纯“黑体字”的“功能结构主义”一元决定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必然遭遇“历史反讽”。事实上已然如此。有人早在二战后就已经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用国民经济学语言说着的弥赛亚主义”。但说者没有明确说出，马克思对“生产力”赋予了“双重性格”而“无意识”：一方面把“生产力”当做“唯物主义基础”，说着“国民经济学话语”，而另一方面却赋予它“最后一个私有制资本主义掘墓人之特选子民”性质，说着“弥赛亚主义话语”。前面“国民经济学话语”是马克思有意识“说出的”，而后面的“弥赛亚主义话语”却是马克思无意识“显示的”（显即隐）——因为他归根结底是“犹太人”——印证了另一个犹太人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显隐二重性”：“显示的”在“说出的”的界面之下。马克思当时迷恋于“科学”知识学形态，以为自己“从空想走向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因而成就了“科学真理”，掩盖（双重遮蔽）了弥赛亚主义的“犹太人或犹太民族”身份。

正因为如此，才能够解释：一个“像1848年那样的生产力”，尽管比封建时代的“水力磨坊生产力”高出太多，可同今天“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力”比较起来，岂止“小巫见大巫”，但马克思凭什么就能在一个“像1848年那样的生产力”上得出“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必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呢？历史却开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玩笑：“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到“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东欧土崩瓦解；连世界的“文化资本知识分子”都在欢呼“历史的终结”！

的确，看起来“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打到了“弥赛亚主义马克思”！症结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在达到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前即“消灭私有制”之前，它朝着“资本式科学主义”方向走了而且很快就要走到“超人工智能”时代让“机器人生产力”自主决定“非人类第三型文化”宇宙时代的到来。然而，这恰好又兑现了“末日审判”：“进化论即末世论”。

须知，当今人类世界并非只是西方人的世界，人类文化并非只是西方人的文化。由不得他们说了算。宇宙是“神-人-物”的宇宙，不是“唯物”的“单子”或“基本粒子”的“物义论宇宙”。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不包括“早期希腊”）经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中世纪时期进入现代，走的就是“知识即功能”——“知识即力量”——“知识即功利”的“以用代体”物义论宇宙论路线。这条路线的逻辑是“以像代是”。例如，把人分解成“单子”，再把“单子”组合成“人”，但这“人”已经不是人了：“机器人”不是人。如此“以像代是”的功能结构知识学，把“真”规定“善”其实是取消了“善”。除了“功能功利的最大边际效益”是“真”牟取的，其他什么都消解了。“神”、“善”、“德”、最后“人之为人”，都“以像代是”地“单子化”了。如今天西方然。神创造人，人杀死了神。同样逻辑，人创造了机器人，机器人杀死了人。这就是今天“超人工智能”的所谓“费米悖论”。

“人必须向自身的苦难学习”——必须恢复“神-人-物”相互制衡的文化生态：既使敬神以节制人的僭越，又使驭物以抵制人的物化，使“人”执其中而扣两端（“神”-“物”）地成“中和”之势。

肆

最后，犹太人马克思对中国文化的意义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有两个身份：一个是“西方人”身份，一个是“犹太人”身份。其西方人身份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功能结构主义知识学”，最后走向宇宙论物义论“科学主义”。事实上，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马”捷克人科西克，已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将把地球变成“行星工场”。

马克思的犹太人身份无意识地赋予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劳力者”以解放全人类的“弥赛亚主义”。之所以落空，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意识他的“生产力”双重性：“唯物生产力”不过是“资本生产力”三要素的“功能结构主义”运作，走科学主义路线；而“为神生产力”（“特选子民”）则是在“资本私有制”排除后的政治神学行为。两者绝不是“以用代体”式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自然逻辑过程，而只能是作为“弥赛亚之体”的“无产阶级”成长为能“以体制用”的政治神学足以驾驭科学技术“弥赛亚主义”地发展。后一点尚达不到马克思“自我意识”，他的所谓“从空想走向科学”，其“科学”只能是宇宙论物义论“科学主义”，而不是弥赛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正因为不是，马克思仍反讽地回归于“空想社会主义”窠臼。

历史时间没有白流。马克思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借到”中国来的中国文化身份：“神言之体”，有望换成“圣言之体”；或更确切地说，“神言之体”与“圣言之体”结盟。“前科技时代”的中国文化把“以体制用”的“义利之辨”发展到极致。缺少的就是生产力的科技化，因而在“科技时代”蒙受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屈辱。进入“后科技时代”的中国人已经“痛定思痛”，他们向西方人的“哲言文化”学习，向犹太人“神言文化”学习，终于回到自己的文化种性中来体悟到自己的“圣言文化”根脉——“极高明而道中庸”。决心“不走西方道路”：

谁能对三者霸道“大化无极”？

何以人间正道可“致中和”？

“归根复命”的中国人必须拿出答案来。

2015年6月4日

作者简介

張志揚，即墨哲蘭，武漢市人，1940年元月出生，1980年應全國招考500名社會科學工作者考入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87年調入湖北大學德國哲學研究所，1994年調入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至2015年退休。

進學術界一直對西方哲學從事“檢測與防禦”研究工作，大體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對西方“形而上學”檢測與防禦（80年代）
以《瀆神的節日》、《重審形而上學語言之維》、《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為代表
第二階段，對西方“現代性理論”檢測與防禦（90年代）
以《現代性理論的檢測與防禦》、《西學中的夜行》、《偶在論譜系》為代表
第三階段，對西方命脈“自然理性”檢測與防禦（21世紀17年）
以《我對“黑皮書事件”的態度》、《“技術統治時代”意味著什麼？》、《二零一六：發現密鑰遭天算》、《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為代表
四十年以揭示西方“進化論即末世論”歷史軌跡為己任。目的在於“歸根復命”，償還一個中國人欠負的民族債。

主要著作

1、《渎神的节日》（香港三联“学术精选”1992年，上海三联“学术文库”1996年，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2001年）；

2、《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3、《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4、《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997年两次印刷）；
5、《语言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创伤记忆》（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7、《禁止与引诱》（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8、《禁止与引诱-墨哲兰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9、《偶在论》（上海三联2000年）；
10、《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1、《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上海三联2003年）；
12、《西学中的夜行》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繁体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简体版，2010年）；
13、《偶在论谱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幽僻处可有人行？（3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主译：伽达默《美的现实性》（北京三联“新知文库”，1998年）；
审校：（1）舍勒《死、永生、上帝》（孙周兴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年）；（2）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白薇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3）施米特《政治神学》（吴增定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

往期回顾

特辑 | 归根复命：古典学的民族文化种姓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七）

（编辑：郭豫）

欢迎关注“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本公众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