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藤拙堂 | 老子辨
编者按：本文原载“经典与解释”辑刊第48期《赫西俄德的世界》，斋藤拙堂撰，桥本荣治编，熊宸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页142–154。
译者按
1922年3月13日至17日间，梁启超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该文涉及诸多关于先秦诸子的问题，但大多未引起学术界的认真回应，唯独其中第五节《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却引发了一场激烈讨论。一时间，老子并不是《老子》书的作者、《老子》书乃是伪托之书（对其断代甚至有定在《淮南子》之后的，理由是《老子》书的某些文句与《淮南子》一致或相仿）等论调几成定论。及至帛书《老子》、郭店竹简《老子》相继出土，其说方略有止息，但其回响至今仍然不绝。梁任公此文可谓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疑古”思潮的先河（在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及其各种学术自传中都可看出这一点）。
不过，中国现代各种“疑古”思想，就其发端来说，大体都有其西方或日本近代学术界的根源。某些所谓创新的“疑古”思想，究其本质甚至可以说只是日本学者观点的迻译、变化而已。这种思想的渊源关系，经过有心的遮掩，今天看起来虽已有些模糊不清，但人们通过认真的研究，毕竟能够发现那些很难被完全视而不见的逻辑线索——比如《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见《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3期）一文对顾颉刚与白鸟库吉之间学术承继关系的考察，就值得引起重视。梁启超此文是否完全出于原创，学术界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詹剑锋教授在其《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中就曾指出，梁任公关于老子年代的观点，受到过日人斋藤拙堂思想的影响。遗憾的是，对于詹先生这个提示，国内学界至今鲜有人士作出认真回应。因是之故，译者尝试着将斋藤拙堂的《老子辨》转译成中文，希望对于澄清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些基本面相略有助益。
斋藤拙堂（さいとう せつどう），宽政九年（1797年）-庆应元年7月18日（1865年9月7日），江户末期的儒者，伊势人，名正谦，字有终，号报堂,通称德藏。别号铁研学人拙翁、铁研斋。早期曾肄业于江户最高学府“昌平书院”,从古贺精里研习朱子学。曾在津地（今津市）藩校“有造馆”任教职,后历任侍读郎、郡宰、督学等职。他和土井聱牙是当时津藩最有名学者。拙堂晚年本来可以被提拔为幕府的儒官而享有更甚的官方荣誉，但他却放弃了这个大好机会，而终身侍奉于藤堂家。拙堂学识渊博广为人知，尤其擅长诗文，特别在古文批评上有所建树。其著名作品包括评论古今汉文的《拙堂文话》，谈论武士道精神的《士道要论》、警世书《海防策》《海外异传》等。
《老子骑牛图》，张路（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斋藤拙堂先生的《老子辨》原文本应是文言日语，但现已难觅原文，本文是从日本现代学者桥本荣治所编的《斋藤拙堂·土井聱牙》（明徳出版社1993年6月）转译的。《老子辨》一共有五篇，桥本不仅将其全部整合译为现代文，并且在每一篇后都附有“要旨”，颇有提纲挈领之功效。而在五篇《老子辨》之后，桥本荣治还简要介绍并评价了近代日本学界探讨该问题的大致倾向和趋势，并征引了山田统氏《老子》中对斋藤先生的相关评论。这些评论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学界关于老子研究的基本情况，译者因此一并译出，但用楷体字与正文作了区分。
桥本荣治（はしもと えいじ），大正十二年（1923年）生。昭和三十四年（1959年）毕业于大东文化大学文政学部的中国文学专业。现在二松学舍大学文学部任教授一职。除了《斋藤拙堂·土井聱牙》，主要著作还有《王阳明全集》（合著），《井上金峨·龟田鹏斋》（合著）、《斋藤拙堂·土井聱牙》等。
本译文选题得到陈奇佳老师指导，日文原文由郭诚先生在日本帮助复印，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一
在我第一次阅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时，见到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就怀疑这恐怕是好事之人假托老子而编造的故事，如今总算弄清，这的确是子虚乌有。
孔子熟知“礼”，这早已是人尽皆知。（《史记·孔子世家》中，鲁大夫孟釐子在临终前对嗣子孟懿子交代说：“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既没，若必师之。”）韩宣子也曾说过：“周礼尽在鲁矣。”（《左传》召公二年，韩宣子从晋国出使到鲁国，见到《易》的象辞和《鲁春秋》而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慨。）孔子自己也说，“鲁多君子”（《论语·公冶长篇》，“鲁无君子，斯焉取斯？”），这还不够，还要求诸于周。若是求礼，本应追随那些通明博达之士，为什么要特地去向一个老人请教呢？两人见面之后，（孔子）还称赞“老子真是龙一样的人啊”，难道老子当真值得这样的尊敬吗？（孔子的）这个态度，简直就像是无知村妇遇到老僧人时的那种感激与虔信，自己却还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么孔子问礼于老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长久以来，老子就是那种游戏人生、蔑视礼法之人，即便是无知之人也不会向这样的人问礼。可孔子自己却没有察觉到这一点而与老子相见，结果被他以傲慢的态度相待。这哪里像个圣人呢？虽然孔子本来就不耻下问，但也不会去做这种白费功夫的事吧？孔子谈论古今圣贤，上自二帝三王（尧舜及禹王、汤王和武王），下至夷惠管晏子产（伯夷、柳下惠、管仲和晏婴、子产），这些人都有着无论如何汲汲追求亦难以望其项背的风度，何况若真是亲身受教之人，就本应更加盛赞才是，可关于老子他却一点也未提及。
《孔子见老子》，汉画像石
孟子跟从孔子教诲，辅佐圣人之道，攻击异端邪说，这毋庸置疑。若老子是贤明之人，那么（孟子）也会像称赞惠夷那样去称赞老子吧；而若是异端邪说，则会像打击杨墨（杨子和墨子，都是孟子批判之人）那样去打击老子吧，但是他却一点也没有提及老子。谈论整全和道，没有比《论语》和《孟子》更加上乘的著作；记录历史事实，也没有著作比《春秋》更加博大精深，而我们在这些文献中却几乎见不到老子的事迹。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老子既非春秋以前的人，也不在孟子之前，更不用说在孔子以前。孔子问礼之事原本见于《庄子》一书。而庄子追随老子的学说，贬低孔子，因此其观点只不过是想表明“孔子是吾师老子的弟子”，这正如佛家将孔子视为儒童菩萨（佛家对孔子的称谓）一类而不值一提。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否定儒家学说呢？又为什么要去拾取道家的糟粕呢？这不是在蔑视圣人、应和异端邪说吗？庄子的那些无稽之谈，及至彼时已成为了真实故事一样，但其实荒唐无稽，完全不可信。尧时代的许由，禹时代的伯成子高，汤时代的卞随、务光等等，本来这些都是无根无据之人，没人相信他们的故事，而到了孔子拜老子为师这件事上，却没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了。这到底是谁的过错呢？虽然司马迁也认为庄子的那些寓言空谈不是事实，明知其虚构诞妄，却还是不能舍弃那些说法。这就像是用伪造的证据来作证明一样，反正于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
要旨：孔子和孟子都没有提到过老子，因此可以说老子是孔孟以后之人。虽然老子之名散见于《庄子》，但作为道家的庄子尊老抑孔，欲表明“孔子是吾师老子的弟子”。其荒唐无稽，不可信任。至于司马迁，他一边说庄子的寓言空谈不是事实，一边又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录孔子问礼一事，这也不可相信。
二
《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见老子一事发生在其三十岁之前。由于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51年），三十岁时当是景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522年）。而老子年龄不可考，只知其年长而有德，为孔子所敬重。如果这位高龄老人有子嗣，那也必定是中年人了。《老子传》（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下同）中，老子之子名宗，为魏将，封于段干（魏邑）。而魏的建国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与孔子三十岁之前所发生之事已经相距近一百三十年了，及至宗成为该国将领，则更在这之后了。父亲（老子）与儿子（宗）的年代怎么会相差如此之远呢？这是第一点疑问。其次，宗之子名注。注之子名宫。宫之玄孙名假。假在汉孝文帝时为官。而假之子解又成为了胶西王卬的太傅。卬为景帝时人。景帝元年与未满三十岁的孔子差不多相隔了有三百七十年。李氏（老子之姓）的传世子孙仅有八代（按一代有三十年计算）。从孔子晚年到司马迁完成《史记》那一年为止之间不可能有三百六十年。可是，孔子的世系却总共（到孔安国为止）历经了十三代。为什么李氏子孙大多长寿、而孔氏子孙却并非如此呢？这是第二点疑问。《老子传》开头时说，老子系楚国苦县人氏。《史记索隐》（唐代司马贞著）也说：“苦县，原隶属于陈。”春秋时期，楚灭陈，苦县遂归附于楚国。各方证据表明，楚灭陈与孔子卒同年。既然老子在孔子之前，就应该说老子是陈国苦县人氏才对。之后苦县才不属于陈，而附属于楚。这是第三点疑问。根据以上三点，可知老子应该是战国时人。
《史记·老子传》，明毛氏汲古阁刻本
按照《史记·魏世家》的记载，安釐王三年，有一个据说是段干（姓段干，名木）的人物。由《战国策》可知，其名为崇。（《战国策·魏下》的《安釐王》中记载，“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根据《路史》，段干为李姓城邑（“段干氏初邑段，以邑干，因邑为氏。”）这与司马迁记载宗为魏将、封于段干的事实相符。因古时崇宗音通，那里的崇恐怕就是老子之子崇。不言李耳而言段干，这就像谈及柳下时言惠，谈及东里时说子产那样。段干崇也就是李崇。崇为将领，因其战功卓著而获得封邑，后来成为一个姓氏。这期间恐怕得经历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吧，如此就有六七十岁的年纪了。其少壮时期正值襄公、哀公之际，[1]及至汉景帝初期有大概一百七、八十年左右，也就是七、八个世代。从这一点来推断，老子应该是周显王以后之人，仅仅稍晚于孟子，而由于《老子》（即《老子道德经》）又著于其晚年，那么他当然不可能与孟子或者孔子见过面。
要旨：关于孔子问礼一事，尚有诸多疑点：（一）年龄问题；（二）相差的年代问题；（三）老子的籍贯问题。根据这三点，老子应该是楚国人，仅仅稍晚于孟子的时代。
三
《老子传》中记录：“老莱子亦楚人也……与孔子同时云”。又说“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想来是因为老子为隐君子，故世人莫知其终始。于是司马迁便选取了各类传闻而拼缀成了《老子传》一文，至于老子到底是何时之人，他也无法正确得知。另外，司马迁认为以老子的年龄难以达到孔子的时代，是以不得已时而将其年龄取为一百六十岁，时而又定为二百来岁。出于这样的牵强附会，就会产生各种疑问。如果太史儋就是老子的话，那么以孔子享年七十二岁再加上殆后的一百二十九年，一共就有二百零二年。如果老子果真有二百岁的话，那就应该生于孔子去世后三年；若果真有一百六十岁，那就应该在孔子去世后四十余年出生。因此在孔子三十岁之前，并没有老子这个人。
《老子出关图》，范曾
《老子传》中还记载，“居周久之，见周之衰，迺遂去。此后遇关尹（关所的差役）而著《老子》五千言”。这样看来，他在见献公之后身体依然康健。如是这样，那么即便他能保有二百岁高龄，到了孔子的壮年时期也应已不在人世。这也是《老子传》中的一处破绽。
要旨：老子、老莱子和太史儋或许为同一个人，但或许还有其他可能。重要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四
《小戴礼记》（《礼记》）中记载，孔子说礼，屡次提到“昔闻诸老聃云”，这也成了后人犯错的一个原因。《老子》言：“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既然如此，那他何必还要记录像丧礼那样的繁文缛节呢？而若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为依据，孔子问礼于老子之时，老子除了讽刺礼节之外一概未言及其他，于是孔子没有再进一步追问下去便离开了。那么何以到了日后却说“昔闻诸老聃云”这样的话呢？
在我看来，像《庄子》和《列子》这样的著作，选取了当时关于老聃的各种传说，连其中不合逻辑的地方也不管不顾，并擅自捏造了孔子问礼一事，在老子的说法上也有诸多牵强附会之处。另外，王弼（魏时学者，为《老子》一书作注）在给《论语》作注时，将老彭（尧臣，也有说法认为是殷时的贤大夫）当作老子彭祖。如果我们看一看老子的言论，就可知那只不过是一家之言。孔子曾说过，“我从来只述先王之言，而不立新说。以先王之道为正道，如此而已。”（《论语·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由此可知老彭并不是老子。另外，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而将书名称为《老子》，那么说他是“老聃”也好，“老彭”也好，指的都是一个人的姓名。司马迁又将“聃”作为老子的谥号，但是以谥法来看，并没有以“聃”为谥号的例子。《礼记》中所讲述的老聃精通礼仪、为孔子解答释疑，正是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物。聃为其名，彭为其字，正与《论语》中所记录的是同一个人。
要旨：司马迁将“聃”作为老子的谥号，但是从谥法来看并没有其他以“聃”为谥的例子。《礼记·曾子问》中的“孔子闻诸老聃云”，正是错误的渊薮。《礼记》中的聃精通礼仪，为孔子答疑解惑，那个人并不是老子。而我们在《论语》中见到的老彭也不是老子。
五
《老子》一书中，文字语言与秦汉风格相近之处甚多，可知老子不应是孟子以前的人物。我认为，在《论语》中言“仁”的地方有数十处之多，而以“仁”、“义”对举的地方却一处也没有。除了在《易》中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经·说卦传》），其他六经中一处也未提及。到了孟子之时才开始有“仁义”之说，可以说以此二字相对举应始于孟子。可在《老子》中却有“大道废，有仁义”（第十八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第十九章）、“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第三十八章）等说法，无一不是以精悍的言语来讽刺仁义，且不止一处两处。大概老子比孟子还要晚一些，见到了《孟子》七篇之后才发此言论的吧。这样一来，必定是他特意针对孟子而发表的反驳意见。另外，老子还说过，“希言自然”（第二十三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这样的话，这正是对离坚白之辨（战国时期公孙龙所提出的一种诡辩）的驳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五十七章）、“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第五十八章）的观点，则针对的是刑名之学（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的学说）的不足所在；其中“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第二十九章）、“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第四十八章）的言论，针对的似乎是战国时期七雄（齐楚秦燕赵魏韩）争霸的格局。像晋楚之间的关系都是争夺盟主这样的小事，而不是问鼎天下这样的大事。而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第三十章）这样的话，说的应该是战国时期六国（齐楚燕韩魏赵）纷争时的情形吧。
据说在春秋战乱时期，惨败之后也会把战死者的尸骸一起带回军中，充其量不过百千人而已，并不似争夺天下时的那般惨烈。“侯王自称孤、寡、不谷”（第三十九章）、“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第四十二章），按照礼法，“孤”为小侯的自称，“寡人”为诸侯的自称，“不谷”则应该是夷狄之蛮君的自称，而不是对天子或王侯的称谓。而到了战国时期，虽然诸侯皆僭称为王，但在自称上还是沿袭了旧的礼法而称“孤”、“寡人”和“不谷”，因此所谓的“侯王”也就是战国时期的诸侯。“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第三十一章）、“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同章），《尚书·甘誓篇》中则有“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的说法在前。而据《左传》记载：闵公元年，“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之言；成公二年，“韩厥中御而从齐侯”，杜预注曰：“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帅，御者皆在中，将在左”；宣公十二年，“子重将左”，是因为子重为令尹（宰相），而在襄公三年，[2]“右尹子辛将右”。以上诸多例证表明，只要与军队相关，皆贵左而贱右。《礼记·少仪》中论及乘驾兵车的礼仪时说，“军尚左”。因此在春秋以前论及军事，并没有以右为上位的先例。及至战国时期，兵者为行凶之器，而凶军之礼亦变得紊乱无章。以那个时代的习俗，早已不再遵循古礼了。由此可知，老子应是生于战国末期之人。
要旨：从《老子》的言语文字来看，与秦汉时期的风格较为相似，可知老子并不是孟子之前的人物。在《老子》中屡次出现“仁义”二字，而以“仁”“义”相对举的“仁义”一词，却并未见于《论语》，此词应该始于孟子。老子岂不正是在读过《孟子》之后才用了“仁义”一词吗？另外，通过考察《老子》中的语句，可以得知老子应是生于战国末期之人。
自古以来就有观点认为，老子是个虚构的人物，《老子道德经》则为托其名的伪作，在中国哲学史上引起了诸多争议。不仅在中国方面如此，在日本也被当做一本问题之书。其中大多数人都对老子其人及其著作《老子》持否定的态度。在日本，伊藤仁斋的第五子伊藤籣嵎（1694-1778）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开“老子否定史”之先河的人物。在他看来，老聃是一位虚构的人物，而《老子》则是战国时人或者秦朝人所著，他们在读过《庄子》之后，剽窃了其中的语词；或者说后人混淆了老子和杨朱的文字，而把一本仿造《杨朱子》所著的书当做了《老子》一书。他在论证的过程中多处征引了《论语》、《孟子》和《荀子》，并认真考察了《老子》的语句，得出了其为晚出之作的结论。
福建泉州老君岩老子像
此后又有帆足万里（1778-1852）在其著作《入学新论》中谈到，《老子》是战国时期的好事者剽窃《庄子》的伪作，而那些人恐怕是郑、韩（中原）之人，老子其人应该就是《论语》中的老彭，那本书则是他们假托于孔子问礼的那个人之名、而将其言论汇总而著成的。
以上这些源自山田统氏的《老子》（昭和三十二年，刊于角川书店），他在随后也谈及到拙堂。稍有些长，现征引于下：
另外，斋藤拙堂在其《老子辨》五编中，综合了之前的各种说法，首先以《史记》中孔子问礼一事为虚构之说而予以了否定，然后从其子孙的世代数来考虑，推测出老子为周显王（公元前368-21）以后的人，《曾子问》中的老聃与《论语》中的老彭为同一个人，而老子则另有其人，《老子》其书的语言文字与“秦汉风格更为相似”，而从其语句和内容来看亦是如此，并论证了它不会是《孟子》之前的著作。
他的这个观点，以其规范严密的论证而对近人影响巨大，市村瓒次郎博士（1864-1947）在其《关于老子的年代（1911）》中，否定了孔子适周问礼一事，认为《老子》书的作者为老聃，与太史儋为同一个人，其书至战国时代方始著成；山下寅次博士（1877- ）也在其《老子年代考（1927）》中否定了（孔子）适周问礼，而以老聃和太史儋为同一人；津田博士认为《老子》一书“在孟子之后，但距之不远的时代里写成”；武内义雄博士（1886- ）在其《老子研究（1927）》中认为，从其世代数量来考察，老子的年代应该在周威烈王（公元前425-02年）到显王初年，亦即为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人。我认为其中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参考了拙堂的观点。
拙堂的学说属于折衷学派，[3]同时兼有考据之学方面的内容，很明显属于保守的一派。只是老子的思想一言难尽，也是我们需要考据学的原因所在。他的《老子辨》提出了日本在老子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继《老子辨》之后的《孙子辨》（《文集》卷四）中，拙堂也十分重视考证，并得出了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的结论。猪饲敬所将《老子辨》和《孙子辨》一并推崇为“千古之卓见”。
注 释
[1] [译者按]此处似乎有误，若是将李崇少壮时期定为襄公、哀公时期似乎过早，不符合下文中的相隔的“一百七、八十年”，于此存疑。
[2][译者按]此处似乎有误，查阅《春秋左氏传》可知此应为成公十六年时事。
[3] [译者按]折衷学派，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儒学的一派。试图折中朱子学、阳明学、古学的诸特色以求中庸之道。
（编辑：三尧）
延伸阅读
赫西俄德的世界
彭磊 主编
292页，59.00元，2018年1月
华夏出版社
丛书: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9372-7
购书请扫描二维码
●于溯｜纪行赋中的道里信息——以沈炯《归魂赋》为例
●吴小锋 | “中国”古义与易教精神●石立善 | 朱子门人丛考●周春健 | 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的古典学阐释●新書 | 雷欣翰：《<孔叢子>訓讀及研究》
欢迎识别二维码关注“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相关人士联系本公众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