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习作 | 《东西之辨 ——对当代中西方社会的透视》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秋季学期本科专业基础课“古典学概论”优秀习作，感谢作者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推送。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正式将刘小枫教授主讲的“古典学概论”列入专业基础课序列，作为每年入学新生的必修课。2019年，文学院的入学新生约70人，刘小枫教授在这门课上用了半个学期的时间带读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余下的半个学期读刘小枫教授为这门课编的《古典教育读本》。整个学期配有课后小班讨论，由博士生和硕士生（共10位）带领，成效显著。期末考试采用由学生就所读文本自由写作的形式，有3位同学获得满分（100），5位同学获得95分的优异成绩。本公号选择其中若干篇推送，让大家分享刚离开高中的学子在大学“古典学概论”课后的学习心得。——“古典学研究”公号编辑部
智术师普罗塔戈拉与雅典青年
乍一看，这是一个相当宏大且容易写得空洞的标题，但是，这确实是我在上完小枫老师的课的时候的思考。这学期我们学习了《普罗塔戈拉》、《第俄提玛的教诲》、《历史地理的枢纽》和《游击队理论》等名篇，在这些课程的讲述过程中，小枫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强调这些名篇在当今时代，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这给了我极大的触动，所以我也想要尝试用老师所讲所授的知识和角度去透视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一、西方世界的哲学与政治
在《普罗塔戈拉》中，苏格拉底和普罗塔戈拉在最初辩论“治邦的德行是否可教”的时候，普罗塔戈拉通过讲述神话的方式去证明治邦的德行是可教的，在随后的论证中，普罗塔戈拉又通过一系列的具体的事物类比来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是苏格拉底却以普罗塔戈拉的论证太长而拒绝与他谈话，要求普罗塔戈拉缩短自己的论证长度。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苏格拉底要求采用更加简短的表达方式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意味着普罗塔戈拉的论证是不合理的。普罗塔戈拉的论证之所以会长，是因为他针对苏格拉底提出的抽象的问题“治邦的德行是否可教”时用具体化的手段去论证结果，因此他的论证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创设的情景。之后他所给出的一系列类比也是如此，数目再多，论证再长，都只能看作是一种特例。针对一个命题，我们难道会因为能举出无数个符合条件的例子就说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吗？显然不可以，我们要找的是其中有没有反例，所以苏格拉底才会反对普罗塔戈拉的宏辩。
其次，这意味着苏格拉底也要在明面上遵守自己所提出的规则——采用更加简短的对话。这就要求苏格拉底必须抛弃语言的无用的外衣（那些过多的例子），而更加务实的直接去论证所讨论的问题。
而综合以上两点要求，我们就会发现，苏格拉底必须直接探讨德行、节制、智慧这些问题的本身，从它的定义上去考量增补删减，而不是就其在具体生活中的使用范围而分析，他所讨论的这些名词已经脱离了生活而变成一种概念。这其实就体现了西方哲学一种思想的源流，那就是创建讨论抽象的概念。在《美诺篇》中他谈论了美德，在《第俄提玛的教诲》中他谈论爱欲，他所谈论的概念最后都上升到了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概念上的准确。因此，对于一个观点，西方哲学家们争论的是一个抽象的定义，他们的研究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日常生活。
这种哲学思想对于之后西方的影响是深远的，西方哲学家们希望构建的是一个体系，一个自己的道统。从中世纪开始，西欧每一次思想的嬗变都是一次新的道统之争：中世纪的宗教哲学，人们不惜杀戮以确立道统的权威；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以至后来理性主义影响下的经验论哲学和唯理论哲学，都是那个时代笼罩在欧洲思想上空的唯一的思想权威；法国大革命之后，德国的古典主义哲学和近代的辨证哲学的兴起又是一次新的道统的确立。西方的哲学界一直在试图统一思想，通过自己构建的哲学框架去解释整个世界。但是，在西方的哲学家们构建自己的哲学世界时，却又摆脱不了一个幽灵，那就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可以看作是个借力者，它不需要有自己的完整的体系，而它的评价却可以摧毁一个构建起来的哲学框架，因为相对主义不否认框架本身正确与否，它是高于哲学框架的另一个框架，它规定的是哲学框架的施用范围。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可笑的矛盾：西方哲学最初为了避免讨论具体的事物的局限而开创道统，最后他们所开创的道统却又身陷于具体的情境之中，这是西方哲学的泥潭。
翁贝托·埃科《玫瑰的名字》，表现了欧洲中世纪宗教派别的黑暗斗争
而在这个思想发展史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矛盾，那就是西方的民主制与它思想上的矛盾。西方的思想是要求统一的，是要求有框架的，这个框架可以解释一切，进而可以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准则，这其实是一种在思想领域上的思想上的（这不是笔误）专制，这一点在西方思想传播的过程中可见一斑，他们伴随着殖民扩张，教士传教还有现在的颜色革命在向世界各地蛮横的推销着自己的价值观。但是西方的政治的表现却是民主制，这种反差让人有些诧异，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其合理存在的原因。
其一，类似于中国现在推行的责任清单制度，当给人们规定好了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时候，那么剩下的便都可以做，当一部法律足够优秀以至于它润物无声，或者规定的足够少或者足够的深入人心时，这部法律下生活的人便会感到十足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就会带来民主。
其次，正如我们之前论证的那样，西方哲学本身就脱离了生活。比如现代西方这些代议制的国家，他们的宪法的内核都是几百年前启蒙时代的产物，而现在最新的哲学思想即使无意于关注政治，为政治服务，也无法使当今的政治家们把这些哲学思想化为政治上的制度。这种滞后性与不一致性有可能也是导致西方这个差异的原因之一。
最后，便是西方的民主制的真正含义有可能就与民主本身无关。现今的颜色革命可以看出对于自己之外的国家，他们推行的只不过是空有其表的“假民主”，而对于其国内来说，美国50多年来的投票率一直没有超过60%。这种低迷的选举率背后实际是对精英政治的反抗和一种民主意识的消解，西方媒体正在用发达的娱乐业和传媒消解中下层民众的参政热情，以此来缓和社会的矛盾。而那种精英把控政治的历史渊源，恐怕还是要归于西方哲学的源流，即古希腊学者对于人们生而有差的认识。
二、中国的哲学与政治
中国的哲学与西方的哲学比起来，两者在研究的方法上大相径庭。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儒家思想中，仁、善、忠等思想是其核心。在《孟子·许行》中，他就谈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而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说：“仁，人心也。”，在《孟子·离娄下》中，他又说：“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可以看出与西方的哲学家们正好相反，中国的哲学家不喜欢把“仁”和“礼”这样泛泛的概念抽象化，而是更倾向于根据语境的不同而进行具体分析，所以早期的儒家经典经常是以对话形式出现的，因为老师需要根据学生提问所创设的具体环境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回答。
而这种哲学意识对于后世的影响就是中国历史上思想上的不成体系，但是这种不成体系并没有带来思想上的混乱（这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强有力的控制弥补了精神上的缺失），因为我们知道松散的儒家思想一直在之后漫长的2000年统治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且儒家思想虽然一直处于主流位置但是却一直不是一种强势的角色，纵观整个中国的思想史，除了早期的法家思想排斥其它诸家之外，中国其余的诸家思想一直没有强迫大家去接受他们，它们更像是放在不同桶里面的水，不论是谁渴了，都可以自由的选择在不同的桶里面喝水。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家在唐代的三教合流之前，甚至因为不争不抢的态度，差点被道教和佛家取代了思想上的主流地位，这种思想上的三家并立的状况从东汉末年到李唐初年持续了近四个世纪。这种情况似乎在欧洲不太可能发生，长达四个世纪足以让欧洲进行好几场统一思想的战争，但是，在中国，这三教却这样共存了400年，而且最后还是以三家的融合，归于新儒学收场。其间从来没有因为思想上的争端而起过冲突，爆发过战争。
《一团和气图》（明宪宗朱见深绘）
但是讽刺的是，中国社会在这样宽松的儒家思想下却诞生了最漫长的君主专制，而这种专制带来的则是思想上的不断加强的钳制与社会的逐步衰落。而更加有趣的是这与我们之前分析的西方世界恰好相反，这种相反是思想与政治上的观点的倒置，但是却是同样的扭曲。
首先，中国这种看似松散的儒家哲学其实本身就是为封建君主专制服务的，所以说，并不是儒家思想催生了君主专制，而是受到君主专制的要求 ，并且人们以秦朝的暴政为借鉴，人们改造了儒家，让它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与法家一起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内核。
其次，儒家的轻视理论构建的思想也导致了儒家思想体系内部的缺失，从而导致儒家这种思想虽然没有结构体系，但可以适应不同的思想环境和时代背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同化能力。但是同时它也正是因为结构的缺失，导致了它自我内部革新机制的缺失，使得儒家学者很难完成思想上的蜕变，从而无法完成反思整个它维护的封建制度的任务。
第三，是儒家的重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特性导致的，儒家没有自己明确的固定的抽象概念。比如，到了南宋程朱理学中提倡的“格物致知”就是要求人们在生活中处处格物，最后在格物中完成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成为圣人。因此，这种理论上的最高概念的缺失就导致了统治者可以随意解释儒家经典，因为只要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即便是牵强附会，也可以证明自己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样，儒家的松散的思想体系反而给君主专制带来了发展、强化的温床。
现在，在讨论了东西方哲学发展对于政治的影响之后，把这两者加以总结不难看出：而跟西方相比，儒家所不具有的体系化却使得其在发展问题上没有遇到相对主义的束缚，因为儒家本来就是就具体的问题来讨论的，相当于把自己的体系分解了开来，不去追求体系上的大一统，这样反而做到了西方哲学一直在试图用一套理论解释世界的目标。而西方哲学的理论化与体系化也是儒家哲学需要借鉴的地方，因为儒家哲学在近代以前并不具备自觉意识，没有认识到自己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所应有的理论化与体系化的任务，所以使得儒家只能去同化入侵文明，是一种内向性很强的文明，而当缺少外部环境刺激时，就容易停滞不前。
三、地理环境对中西方世界哲学观念的影响
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麦金德先生在他的有关地理问题的文章中分析得相当敏锐而准确，给我提供了灵感。人们一直都在说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但中国有着1.8万公里的海岸线，尤其当这样漫长的海岸线对应的是最广阔的大洋的时候。
但是中国这样漫长的海岸线对应的是一个更为漫长的陆地边界线，全长达到了2.28万公里，是世界之最，这样的中国，像一个巨大的楔子插在亚欧大陆的东部，使得中国的陆地纵深相当的广阔，导致了海洋辐射面积的狭小。
而即使在海边，由于中国外侧的隶属于“新月形地带”的第一岛链，从北至南分别是日本、琉球、台湾，将整个中国的沿海地区包裹了起来。在古代中国，这是中国一般沿海居民普通活动能到达的最远距离，而且这些岛屿不是由中央政府行政管辖，就是由隶属于中华朝贡体系内部的藩属国家控制，形成了一道有力的海外屏障，使得中国没有费钱耗力出海的必要。
加之中国所面对的海域是世界上最宽广的海域，在航海技术落后的年代，广阔代表着与它现在相反的含义，那就是隔绝，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这就是一片蓝色荒漠。西欧横跨大西洋的距离在5800公里左右，而从中国横跨太平洋到达美洲距离接近它的两倍。这样广袤的大洋实际上限制了人们向外探索的勇气。
而在陆地上，西部高大的喜马拉雅山系和高耸的青藏高原铸成了中国最好的长城，而在西北角，帕米尔高原后的夹在两座山脉之中的茫茫沙海也足以让人望而却步。所以，在列强叩关之前，中国面对最多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北方的令人不安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就是麦金德先生提到的活跃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大草场上的游牧民族。即使撇开游牧民族不谈，北方极端的寒冷和稀少的人烟也是一道自然的屏障，所以，中国的确是被限制在了一个极为狭窄的范围里面活动。而这块被限制起来的大陆又是那样的肥沃，在7月，来自太平洋的湿润的季风都会给这片大陆带来充足的水汽，而平坦开阔的土地也适合农耕文明的发展。两条大河则依靠着西部雪山上的融水，顺着地形奔涌而下，贯穿了大半个中国，使得雨水不是那么多的中西部地区也可以接收到足够的水资源。
这样，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最成功也最为灿烂的农耕文明，并且这块腹地足够的广袤，完全可以形成自给自足的国内市场。人们贪图安逸的本性，经济上的保守影响了思想上的发展，这就加剧了中国的封闭性。
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和肥沃的陆地
与此对应，儒家一直在强调维护道统，维护统治。因为这些哲人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敌人不会在外，中国最怕的是内乱。所以他们提倡“克己复礼”，把礼乐当成一种温和的约束等级的工具，使得阶级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以此维护社会安定，促进农业发展。而这种温和的礼乐文化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法律制度，一种独特的成文法与判例法混合而成的混合法。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专门的律令条文，自古以来也有“法不阿贵”“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判例法的情况。但是，在实际断案过程中，断案者却会根据实际的案情结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这是实际上已经融入到生活中不自知而转化为一种人们所认同的公序良俗）进行断案。这就是典型的判例法的体现。这种独特的法律规范与判罚与西方单一的法律制度有着不同。
而这时我们反观西欧，漫长的海岸线和破碎的海岸的组合产生了众多的良港，在促进海运的同时，也为猖獗的北欧海盗提供了方便；终年笼罩的西风和冰碛平原的结合造成了欧洲的南部多山少土，河流短小，水系狭窄，这就使得欧洲文明的发源地粮食匮乏；而东欧地区地形平坦开阔，受西风的影响较少，降水有所缩减但仍丰沛，形成了广袤的草场，这就为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提供了驰骋的疆场。所以，早期的欧洲是被恐惧所围困的地方，欧洲文明一直处在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恐慌之中，这就要求他们要团结起来，在麦金德先生的书中，正是这些残酷敌人的催逼，使得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人们团结到了一起，形成了最早的民族国家的雏形，完成了罗马帝国没有完成的民族融合的事业；而也正是这种缺乏的安全感，给了西欧人一种冒险精神，他们敢于去挑战未知，而众多的良港和曲折的海岸则鼓动着他们走向未知的深蓝。在这些人团结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会发生碰撞与融合，因为不允许有异端的出现影响生存，所以对于异己的思想，他们从不宽容，这反而加剧了西方在启蒙后哲学思想上观点更新的对立与仇视；但也正是开阔海洋带来的影响，使得西欧人能够迅速的发展自己的思想，从而使得西方的思想发展史一直呈现出一种加速发展的趋势，直到今天，西方的哲学已经超出了社会现实太多，而且带来了非常多元的思想。
欧洲曲折的海岸线
四、对于地缘政治是否还会继续存在的思考
这个问题是我们研讨课的时候同学们讨论的一个问题，我感觉比较有趣，也把它归到这篇文章中一并讨论。
地缘政治存在的基础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都是不同的，这个是最最基础的条件。排除这个不谈，我感觉它存在的基础是这个地区的国家是均质的国家。所谓均质国家，就是在综合实力上差不多的国家。在东周列国时期和西方的中世纪时期，这些国家实力基本相当，就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均质国家。
此外，地缘政治还需要的是这些国家间有相互沟通与交流的必要，试想两个在资源上，军事上，经济上不需要对方的国家，即使互相毗邻，也完全不需要跟对方打交道。这一点在东周列国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战国七国各有所长，所以各对对方有所需求。活跃在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其实就可以看作是最早的研究地缘政治的人。
那么，有了这两点，我们再审视一下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均质的国家吗？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着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国家间的实力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为何我们现在却仍在大谈特谈地缘政治呢？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冲突，其实都是几个有核国家直接或者间接使用自己手中棋子博弈的过程。几个均质的，相对实力较为均衡的有核国家之间的较量，就是我们所要求的前提。
其次，我们有互相的要求，那就是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的要求：原材料与市场。而回顾整个人类的发展史，我们的交通工具诞生后不久，就会有对应的运输工具产生：就像客车之于载货火车，轮船之于货轮，客机之于货机。而随之而来便是出于保护这种交通运输方式而产生的对应的武器，坦克、战舰和战机。若把地球看成一个表面光滑的球体，那么人类现在的日常贸易往来活动就还是紧贴在球表面的二维活动。
2019年12月20日，特朗普签署法案，正式标志着美国太空军这一军种的正式成立，这就意味着美国等大国在太空的军事竞争将愈演愈烈。这也意味着多年来我们的传统将发生改变，这一次，在我们能用空间运输产品之前，已经出现了争夺太空的武器，而且这种空间之争已经不再是原来简单的二维之争，这是真正的三维之争。那么，当人类的目光投向了更辽阔的空间的时候，当有一天人类也都具备了向空间投送日常货物能力的时候，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平面二维的运输方式的衰落，而这种摆脱了二维的空间上的竞争就与地面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地理位置再无纠葛，这是否也就意味着传统的地缘政治的消解，而又迎来了空间外交呢？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迎来了一次争夺空间殖民地的机会呢？毕竟现在的中国与之前500年那个殖民世界的欧洲是何其酷肖啊。
当地时间2019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美军基地签署《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正式开始创建美国第六大军种——太空军
以上我从西方世界的哲学与政治、中国的哲学与政治、地理环境对中西方世界哲学观念的影响、对于地缘政治是否还会继续存在的思考四个方面陈述了我对于当代中西方社会内生逻辑的粗浅的看法，不足之处还请老师多多包涵与指导。
作者简介
解海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级基地班本科生。
（编辑：知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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