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成龙 | 内战时刻与举国节庆——林肯与作为政治宗教的感恩节
有论者指出，在1776年《独立宣言》中，上帝以立法、司法和执行三权的身份出现，为新生的美利坚三权施以神学加持，由此捍卫人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林肯也认为1776年的独立事件开启了“新天地”（New World），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因此共和国要考虑如何将其政制传诸万世。然而，林肯甫一当政，立国仅八十余载的美国就爆发内战，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他带领联邦经过五年内战，最终守住国家形态。
关于美国内战，解放奴隶的人道主义解释和解放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解释都指出了内战与奴隶制的裹缠。[2]人道主义解释的问题在于，倘若真心要解放奴隶，为何迟至1863年的战争胶着时刻联邦才落实此事？这一举措恰恰帮助联邦军扭转战局；况且虽然奴隶制在内战中被废除，种族隔离却依然存在。政治经济学解释的问题在于，如果只是单纯解放生产力的经济诉求，何必在战后引入公民政治权利问题？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可以长治久安，可惜他去世太早，无法帮助我们分析内战与林肯的事业。不过，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已经敏锐地点出分析美国内战的基本视域。该书最后两章的主题分别是“公民宗教”和“种族问题”，恰恰提供了将内战与感恩（战与和）并案处理的思路，经此提示，用政治现象学考察内战时刻林肯宣布感恩节为举国节日这一政治现象，或许能发现其中有关公民教育与国家重建的深刻思考。
政治现象学有较长的研究实践，却在近十余年才成为有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而方兴未艾。政治现象学提示：政治世界不只是政治史或思想史的文本书写，不要单纯描述事实或思想，更要“朝向事情本身的本质直观”，让政治现象“自现其所是”；分析和阐释政治现象及其为“生活世界”注入的意义，进而“解释意义”。[3]
本文将以政治现象学进路切入，调用亚里士多德、托克维尔等人的思想资源，使美国内战事件与文本的阐释朝向政治现象本身，还原感恩节的真相并理解其在美国政治秩序中的意义，在战争事件与节日构建中呈现林肯对国家重建的思考。
一、分裂之家与分裂的遗产
华盛顿认为1776年已经确立了美利坚的“独立和主权”，堪称立国元年。他卸任大陆军总司令时（1783）发表演说，肯定独立战争是一场“辉煌的革命”，而眼下他希望士兵完成身份转换，由革命时期的战士转变为国家状态下的公民。不过革命尚未成功，虽然华盛顿想做这个新罗马帝国的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前519-前430），邦联制（Confederation）遗留了国家政权松散的问题，需要他挺身而出。
《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Emanuel Leutze，1851）
1787年费城会议，邦联贤达本意修订《邦联条例》，最终却决计另立宪法。次年，《马萨诸塞哨兵报》连载三幅版画，第一幅就是《合则立，分则垮》，当时形势可见一斑。托克维尔指出，邦联制的美国面临“两个互相对立的趋势”：“一个趋势把英裔美国人推向联合，而另一个趋势则把他们推向分裂。”随后，他看似轻描淡写地说，北美独立战争胜利多半是因为远隔重洋，地理优越而已，哪里有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呢。但立刻又说，美国人太幸运了，意识到《邦联条例》这个旧宪法有问题的时候，国父们都还健在，昔日的“那股革命激情”尚未完全消散。[4]
托克维尔此番论述，让人禁不住回顾马基雅维利对罗马的思考。他感叹罗马民族何其幸运，第一位王罗慕路斯（Romulus）具备战争的技艺，可谓开朝立国的武王；而第二位王努马（Numa Pompilius）则具备和平的技艺，可谓神道设教的文王。这样一来，文治武功兼备，国家幸而繁盛。[5]身处法国乱局中的托克维尔着实歆羡美国的处境，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而这方水土之上的立国者们着手修宪，无异于在战事平定后要敲定美国政制的“万世基业”。
那么，这一历史时刻的美国国父们又是怎么考虑的？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等人认为，要“维系联邦”就“必须有一部《宪法》”。[6]他们分别撰文纵论古今联邦得失，力主建立紧密联邦以取代之前的松散邦联，最后结集为《联邦论》（The Federalist Papers）。在联邦派的努力下，《宪法》最终于1789年获得第13个州的批准，华盛顿当选总统并组建联邦政府。他深知这部《宪法》奠定了美国的一种新传统，所以第一次就职演说就指出，新建的政府是一个“新的自由政府”，希望“如此可贵的传统”永远不要成为“牺牲品”；而他退出政治舞台的告别演说则忠告国人，南北双方和东西双方若能互助就会共赢，“爱自由就必须维护联邦”。[7]如果联邦不能保全，人的自由就无从保障。
马克思提示，夏多布里昂等人在美国成立后着手组建神圣同盟，要像干涉欧洲各国事务一样涉足美洲，终被门罗击溃。“从那个时候起，美利坚联邦就始终把门罗主义看作一个国际法”[8]，抵御欧洲列强涉足并在北美大陆推进领土扩张。伴随这一历史进程，华盛顿已有觉察的东西关系最终影响到南北关系。因为，1787年《西北法令》和1790年《西南法令》虽然几乎一样，都规范了西进运动，但《西南法令》没有禁止奴隶制。[9]
西进运动和美利坚疆域的扩大突显了政制抉择的困境：新加入联邦的州，废奴还是蓄奴？1820年，为了平衡蓄奴州和自由州在参议院中的代表人数，南北双方暂时达成妥协，国会通过《密苏里妥协案》，以北纬36度30分为界，线以南允许奴隶制，线以北禁止奴隶制。墨西哥战争后美国新增土地，于是又出现了新州采取何种政制的问题。虽然南北双方再次达成妥协（1850年妥协案），将新州是否归为蓄奴州的权力交给本州居民，不过是拖延问题的最终解决。
《密苏里妥协案》（1820）
1860年11月，林肯当选总统，来自南部各州的国会议员和国家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随后纷纷递交辞呈。林肯则呼吁“让我们时刻都不要忘记，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兄弟”[10]。次年2月4日，南部7州脱离联邦，抢先成立美利坚联盟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当选总统，由此南北分裂。一周后，林肯启程前往华盛顿赴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摆在当时的大问题就是美国去向何处。赴任途中，林肯深感“一个连国父都不曾遇到过的重大任务”现在落在了他的肩上。他还对已加入南方集团的肯塔基人喊话：“我们愿尽一切可能地如同前总统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那样对待你们”，“忘掉一切党派，无视一切党派，我们将成为同胞兄弟”。[11]
形式上，林肯领导着仍然留在联邦里的23个州，戴维斯则领导着分裂的11个州。1861年3月4日，林肯发表就职演说，“期望以和平手段解决国内纠纷，力图恢复兄弟爱手足情”[12]。次月，南方阵营攻占萨姆特要塞（Fort Sumter）标志内战爆发，北方高喊“向里士满进军”，南方则高呼“向华盛顿进军”。就在这一年，与政局分裂相反的是电报终于覆盖北美大陆，第一条贺电电报写的正是“愿联邦永存”，可见“当时处境多么堪忧”。[13]
虽然内战导火索是奴隶制的存废，但林肯认为保全联邦比废除奴隶制更重要。内战第二年（1862），《纽约论坛报》的废奴主义编辑格里利（Horace Greeley）发表文章《两千万人的祈祷》，指责林肯废奴不力。林肯旋即回应：作为个人，他希望“一切地方的一切人都能获得自由”；但作为总统，他在这场战斗中的“最高目的”是“在宪法的许可范围内”，“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消灭奴隶制”。[14]他不希望把国家统一与种族解放混为一谈，只要能够解救联邦，无论是解放所有奴隶、部分奴隶，还是继续采用奴隶制，他都愿意。
南方挑起战端制造“分裂之家”的导火索是奴隶制的经济—政治安排，这恰恰源于国父们“分裂的遗产”。[15]“分裂的遗产”指的是两大立国文献之间存在张力：1776年《独立宣言》体现了人类平等和自然权利，而1787年《宪法》则保留了蓄奴制。国父们在立国时刻就奴隶制问题做出妥协，没有废止奴隶制，也没有使之成为全国制度，而是将其定位为“特定制度”。难怪林肯说美国从《独立宣言》以来就一直处于“半奴隶半自由状态”。[16]基于这一历史背景，如果林肯认定南方不义，内战时刻的这一政治决断必定内嵌立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不小心，内战时刻的战火可能会烧向历史——重新塑造原本相互妥协的国父们，使他们也在内战中分裂，从而摧毁国基。因此，这场内战的价值判断不仅针对战事而言，更关系到如何安放立国时刻“分裂的遗产”。
“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战”，“但在使用同一个词时，我们所指的却不是一件事”。对于北部来说，自由指的是“每个人”能够享有“他的劳动成果”；对于南部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做主人的权威和地位——拥有“任意处置其他人及其劳动成果”的权力。[17]
《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7月4日）
二、内战时刻与举国感恩
“新生之道是使其返回源头”，马基雅维利就讲“教派或共和国若想长久生存，经常需要回到自己的源头”[18]。脱离联邦的南方诸州自诩为捍卫自由的革命者，其理据正是立国文献《独立宣言》中的“革命权利”：“不管什么时候，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开始破坏”被统治者的权利，“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这个政府。”美利坚联盟国的理论导师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就“拒绝执行联邦法令”，托克维尔还特意强调他说过这番危害联邦的话：“宪法是一项契约，各州在其中均以主权者的身份出现。而一旦缔约的各方对契约的解释发生分歧时，每一方均有权自行判断其履约的范围。”[19]卡尔霍恩谈及“United States”从来不用“Nation”，而是称之为“Union”或“Confederacy”，因为这个共同体只是“平等的和拥有主权的各州（States）结成的联邦或邦联”[20]。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些民主政体最后“有悖于共同利益”，“盖因于人们低劣地界定自由”。[21]卡尔霍恩从国父那里寻找南方诸州的正当性，林肯当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场战争注定还伴随如何研习立国文献的公民教育。
与卡尔霍恩相对，联邦派人士早就指出，美国是人民而非各州的结合。[22]林肯在1861年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非常谨慎地坚持承认革命的自然权利”——“如果少数人面临剥夺他们自己任何根本权利的威胁，那么他们求诸革命的自然权利就是正当的”。但他旋即指出，1861年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没有任何此类威胁的情况下，革命权利不能给予南部脱离联邦任何道德支持”，从而“否认南部脱离联邦的所谓宪法权利的任何有效性”。“相反，革命权利作为人民的权利，支持他经由人民选举而当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权利就成了多数人镇压反抗其合法权威的反叛的权利。”[23]
林肯断定立国时刻的“革命鲜血”造就了今天的美利坚，“如果危险果真来临，它必然在我们内部产生”，为了防范危险就要“以独立战争的鲜血起誓”。于是，他深情缅怀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先烈，呼吁塑造“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为美国政制奠定万世基业。让尊重法律成为“国家的政治宗教”，“每一个美国人都要以他的生命、财产和名誉保证支持宪法和法律”，“违法就是践踏父辈的鲜血”。一旦出现有野心的人——无论是废奴者，还是奴隶制的支持者，“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听命于政府和法律”，“不断为这个祭坛牺牲”。[24]
美国内战之查塔努加战役
法律和秩序并非横空出世，“现在民族国家已经成形”，“没有哪一代人可以抹杀历史精心造成的结果”。[25]所以林肯总在演说落款处频频提示1776年为立国元年。对他而言，南方的行径是篡改国父们对“革命权”的理解，以自由行使革命权之名叛乱。“于是，战争来了”[26]，联邦出于义愤被迫组建护国义勇军。可见，内战的重点不是南北空间站位的州际立场之争，而是人民与暴民的民主专政问题——对待人民要民主（“宪法权利”），对待暴民就要专政（“革命权利”）。内战时刻不能依据空间和奴隶制的问题划分敌友，而应当明确谁是人民谁是暴民，将掩藏在人民队伍中的暴民清理出去。
托克维尔曾在私人信件中指出“民情是政治的决定因素”：“政治社会不是由它们的法律造就的，而是情感、信念、观念、心灵的习惯、那些组成这些社会的人的精神和自然及教育一起所事先塑造的。”[27]无独有偶，林肯在日常政治与内战时刻都呼吁重视“政情”或“民情”（political sentiments），人民的政府就要看重“人民的情感”，批评暴民和“暴民统治的精神”（mobocratic spirit）。“感恩”是维系“民情”的关键纽带，既可以通过感恩革命先烈而加持国家的厚重，也可以由此维系南北双方的共识。因为感恩节与独立战争和《独立宣言》都紧密相连，还伴随着此后的国史进程。
感恩节
1777年，北美第二届大陆会议颁布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宣布“一个举国感谢神恩的日子”，指出“为了保卫并确立我们不可剥夺的那些权利和自由”，神意推动了“一场必要的正义战争”。第二届大陆会议还“建议这些联合诸州（united states）的立法或行政机关挑出当年12月18日（星期四），隆重感恩和祷告”，在“同一个时间”，拥抱“同一个声音”。次年，大陆会议再发公告，宣布当年12月30日（星期三）为“公众感恩和祈祷的节日”，在那一天，万众一心，赞美上帝的垂怜。承继大陆会议的美国邦联会议，每年也都会建议当年某一天为感恩日。
奠基于1787年《宪法》的新政府成立后，经过参众两院投票，华盛顿发布的第一个总统告示就是呼吁“一个感恩日”。他敦促人们应当认识到上帝的神恩，虽然这不过是“建议”，各州仍积极响应。第二任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继承了这一点，宣布“斋戒和祈祷日”。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却提醒大家注意，“两位前任的行为”是在沿袭英国总督的执行权，忘记了敲定此类节日的权力在州政府，而不在联邦，更何况这类节日还涉及宗教问题，一不留神就可能违背《宪法》第1修正案，有政教不分之嫌。[28]华盛顿、亚当斯和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都发布过感恩日的“举国节庆”公告。但各地各行其是，感恩日仍旧不过是属地的节日。直到19世纪40年代，许多州都在庆祝感恩日，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州每年如此，而且感恩的日子也不固定，由各州长官自行决定。内战打响后，国会两院就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要求总统“指定一个祈祷、蒙耻和斋戒的公共日子，由合众国人民以宗教的隆重仪式来遵守，向全能的上帝热烈祈求这些州的安全和幸福，求上帝保护它们的军队并迅速恢复和平”[29]。
值得深思的是，纵然是严重分裂的时刻，感恩节也是各种政治力量钟爱的节庆。[30]南方的戴维斯和联邦的林肯互为镜像，宣布感恩日的频次均与重大战事正相关，双方经常在战事胜利后宣告感恩日，借此争夺“神意”。南方赢得内战以来第一场大仗布尔朗战役（Battle of Bull Run）后，戴维斯就宣布了感恩日。1862年，格兰特（Ulysses Grant）率军攻占了田纳西境内南军的亨利堡和唐纳尔逊堡，取得了他在内战中的第1次胜利。此役之后，林肯也宣布了感恩日，选定的日子（1862年4月13日）正是上一次总统感恩日宣言的周年纪念。47年前，麦迪逊总统发表了感恩日宣言，感激《根特条约》（1815）终止了美国的第二次独立战争。林肯选择这一天，是认为内战中戡乱有功的陆海军使祖国免遭外国干涉和入侵的危险。之后，北弗吉尼亚的南方联军要向北挺进马里兰岛和宾夕法尼亚，戴维斯预先宣布1862年9月18日为感恩日，纪念即将到来的胜利一刻。然而，在9月14日，北方的麦克利兰将军（George McClellan）挫败南方联军，使南方的感恩日无限期推延。[31]
戴维斯（Jefferson Hamilton Davis，1808-1889）
随后该轮到林肯了。9月22日，林肯签署《解放奴隶宣言》，宣布1863年1月1日开始生效。在黑奴解放的背景下，北方取得葛底斯堡战役胜利。于是，10月3日，林肯起草首个举国感恩节公告，宣布当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为感恩节。此前，南北双方宣布感恩日，感恩范围都是自己的人民，彼此则互为敌人。[32]林肯在战局扭转的1863年再度宣告感恩日，不再是庆祝军事胜利，显然是深知军事胜利的意义有限，需要在此基础上推动人民对政治正义的理解——保卫葛底斯堡，保卫北方进而保卫全美国。所以，这是“悲伤的年份”，更是“感恩的日子”。[33]
三、政治宗教与公民教育
《宪法》第1修正案分明政教分离之大端，规定不得确立建制宗教，扎克特（Michael Zuckert）却发现“政治宗教”一词恰恰藏在林肯《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1838）这场演说的中间位置，林肯认定要想使政制长存就必须有“政治宗教”（即学者所谓“公民宗教”）。[34]感恩节作为林肯的政治宗教，不只是内战时刻弥合南北双方的情感纽带，更指向1776年立国时刻的政治现象。
林肯审慎而又不乏激情地祭出革命“父辈的鲜血”，通过感恩先烈勾勒一条从立国时刻到内战时刻的稳定遗产。他看到美国每年都要举行7月4日集会自有其用。立国者们是“铁人”，正是因为他们为实现其抱持的原则而战斗，后世的美国人才得享繁荣。因此，参加7月4日集会就会使内战时刻的今人和立国时刻的古人发生历史关联，也使这些分裂的今人之间更有情感，与国家也更密切。
更重要的是，林肯意识到北美是移民汇聚之地。虽然很多人是立国一代的后人，但还有相当多人是立国后才从欧洲移民过来，他们与革命一代没有“血缘关系”，无法直感到那个“光荣的时代”，这些今人与革命后人该如何共同生活在这个国家之中？林肯深感“我们的政治感情（feeling politically）无不源自内蕴于《独立宣言》中的情感”，[35]于是要感恩年轻却又古老的《独立宣言》。这份立国文献规定了“人人被造而平等”的原则不言自明，就决定了新来者和革命后裔的相处模式。他们之间没有肉体上的血缘关系，却血脉相连（blood of the blood）。通过对独立日的缅怀，感恩强化了人们对自由和联合的热爱，而林肯认定只要世人心中爱自由，就会有爱国心。[36]
国父们在国玺“金字塔”塔基写下“1776”，林肯将1776年视作立国元年，[37]就是要在立国八十余年之际指明《独立宣言》绝非被《宪法》取代的临时宪法，而是与《宪法》一道奠定国基的根本大法。内战时刻的人们就像1776年革命者以鲜血应验神恩建国一样，以流血牺牲二次建国。因此，这场战争既是戡乱的护国战争，也是《独立宣言》和《宪法》出现歧义时捍卫立国法意的护法战争。
林肯为结束这场护国—护法战争准备了举国感恩节，他的独特贡献就在于看到全国性的节日会增强对整个国家的情感。[38]他虽然自承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却深谙公民教育之道。感恩不再是军事行动的高扬，而是将南北双方的敌我对峙转向同胞兄弟的同心同德。感恩作为举国节日，不再在本国之内预设敌人，感恩范围也不再局限为一隅之人民，而是全体公民。
内战以前，只有7月4日独立日和华盛顿生日的纪念活动勉强谈得上是全国规模的，后者还时断时续，而前者也只是彼此竞争的群体各搞各的。内战以后，纪念活动更普遍了，而且各群体也比较团结了。1863年，林肯总统宣布规定感恩节作为全国性节日，此后这一节日具有了浓厚的民族和宗教气息。[39]
1620年代的感恩日是感谢上帝促使这些欧洲来客成为新主人，得以殖民美洲；而华盛顿的感恩却是反向的事业，感谢神使联合起来的殖民地（United Colonies）独立建国，脱离欧洲。美国内战期间，且不管南北方如何具体理解感恩日的精神，人们都相信感恩能够有效维系南北双方的整体认同。林肯以国家理由把握感恩节，其背后是敲定联邦与各州之间的关系，认定“United States”是单数而非复数的国体问题。“内战前，美国人和别人说到美国都把United States当作复数名词，葛底斯堡演讲之后，它成为单数名词了。”[40]
葛底斯堡演讲
托克维尔早已洞察：“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统治，但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41]林肯确立的举国感恩节是所有宗教都能庆祝的节日，[42]即“政治宗教”意义上的神恩日。借助华夏文明的“忠恕”思想（《论语·里仁》），或许可以深入感恩节的另外一层：与其说林肯宣布的举国感恩节是南北双方共同感谢神恩，不如说这种感恩更多的是“恕”，如心如人，才能同心同德。感恩首先是要在结束战争时忘却牺牲与复仇而携手共进，共和国大业才能继往开来。无论战前战后，林肯都不忘共和国内部的友爱问题：
“亚里士多德要求公民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守望相助的友谊，视之为防止内战和派系冲突的最可靠力量。”[44]林肯的第一次就职演说（1861）就诉诸“友爱”，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一段话有相似之处：
友爱似乎把政治共同体联结在一起，而立法者关心友爱甚于关心正义；因为全体一致是某种类似于正义的东西，而在所有事物中这是他们最热切追求的，并把党派当作他们最坏的敌人排除掉；但如果人们是朋友，他们就不需要正义了，而如果他们是正义的，他们却同样需要友爱，正义的真正形式被认为是一种友好的品质。[45]
林肯的第一次就职演说还特意指出，南方不是敌人而是朋友。然而，现在南北战争已经挑起，战争双方只能是敌人。那么，敌我之间的价值评判该如何做出？如果没有价值评判，这场战争及战胜者的意义何在？但另一方面，如果林肯认定北方是正义的一方，那么该如何重建南方，不义的南方是否要在北方的制裁下才能重新生活？若果真如此，那么战争的结束只会是复仇的开始，何谈保全国家的初衷。
南方美利坚联盟军官（左）和他的奴隶（右）
在林肯看来，内战的情况是“南北方之间长期酝酿的不和，终于演变成兄弟之间面对面的厮杀”[46]。这场战争不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应指向友爱的重建。“1863年底，这场不自觉为创制公民宗教而奋斗的战争，无意中变得与创制公民宗教相关，与残忍的杀戮一起发生。”[47]林肯先是强调戡乱的革命权，又经过感恩节将国家重塑为友爱的共同体；一边戡乱一边感恩，可谓允文允武，允恩允威。感谢神恩就是重温1776年以来的美利坚国史，保持革命先烈捍卫自由的优良传统，从而构成政教分离时代维系南北双方的“情感纽带”（“民情”）。[48]
四、战时感恩与战后新生
仅凭举国感恩不能阻止战争，但戡乱后国家重建则需要靠举国感恩荡平敌我之分。林肯在战争态势扭转的1863年宣布感恩节为全国节日，不仅意味着他带领联邦必胜的决心，还透露已在考虑战后重建，显然他有意塑造美利坚统一国族的“政治宗教”。
1863年，有了举国感恩节作政治宗教垫底，林肯当年就在牺牲战士的公墓前发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提到“自由的新生”时还用了两种“自由”的称谓。
“孕于自由”（conceived in liberty）与“自由的新生”（new birth of freedom）用法的相对使我相信：先使用拉丁词根的自由，后使用日耳曼词根的自由，使得这些短语具有内在的和谐感。林肯这位文字风格的大师，超出了我们对他的期待，他在将黑人和白人融在一起形成新的国家时，让我们想起英语具有拉丁语和日耳曼语的双重词源。[49]
言下之意，林肯考虑的不只是战时戡乱，更是战后重建。内战之前，林肯曾作《分裂之家》的演说，化用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说法：“一城一家自相分争，必站立不住。”这句经文指出内战使国家立不起来，其语境值得追问。耶稣驱鬼，却被法利赛人指斥为鬼上身，于是反诘如果自己是鬼又怎能驱鬼，“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紧随其后，耶稣把话题引向世人的罪：“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由此，我们似乎更能体认内战时刻林肯的审慎，他将南北战争视作正义与不义之间的战争，但评判标准不在于人道主义（聚焦奴隶制问题），而是国家保全。一旦战事落定，就告别正义与不义的歧视性战争模式，旋即以政治宗教引向国家重建，而没有陷入圣灵和清除罪孽的问题，否则无法获得“自由的新生”。
正是有了友爱与重建的考量，当年12月，林肯签发《大赦与重建宣言》宣布“百分之十计划”，承诺那些宣誓效忠联邦并废奴的人将被赦免；而在叛乱州中，只要效忠联邦的人士占1860年总统选举（内战来临时刻）投票数的10%以上，被赦免的选民就可以起草新的州宪法。[50]
1865年3月，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的结尾时就说：“让无人再有怨恨，让人人都有博爱。”4月9日，南方投降，南北战争结束。仅仅两天后，林肯发表《关于重建问题的讲话》，稍作铺垫后立刻讲到“目前正筹备举行一次全国性感恩节活动，到时候会正式宣告的”，而下一段就讲到“国家的重建”。
林肯的政治志向不是做一个好人，而是要做一个好公民，他也以此要求共和国内的所有公民。“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有好公民的品德，只有这样，城邦才能成为最优良的城邦。”[51]斯巴达立宪的初衷是培育武德，因此只要战争继续，斯巴达就仍然享有权威；然而一旦经营既成秩序，就会废弛——马上天下当然不能马上治之。在讲述革命和政变之后，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为了政体长治久安的措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为了政体而施教”，“按照政制精神实施公民教育（paideia）”：“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制的基本精神，这终究是不行的。”[52]
林肯以内战的鲜血祭奠了他所确立的美利坚新传统，又运用血染的“感恩”作政治宗教意象，使感恩节成为继独立日和华盛顿生辰之后的第3个举国节日。一旦有了举国感恩，南北双方“同唱”美利坚联邦的谱曲也就呼之欲出了。最后通过南北双方流下的血建立血盟——超越黑白种族的兄弟之邦。在宣告自由新生的葛底斯堡，今天还飘扬着南北双方的旗帜。这座公墓安放的不只有北方卫国者，还有当时的南方叛国者。在北卡罗来纳州纪念碑不远处，更是竖立着一座罗伯特·李将军骑着战马的巨大雕像。
近来，弗吉尼亚州为是否要移除罗伯特·李雕像的问题产生冲突
1865年4月15日，林肯在耶稣受难日以“恺撒”之名遇刺身亡。他继革命先烈之后成了联邦大业新的“牺牲”。套用但丁（Dante Alighieri）的话，林肯身后打灯，照亮了后人，却把自己留在了黑暗中（《神曲·炼狱》第22章）。之所以要提但丁，就在于《神曲》的美国译本使它成为“美国内战的史诗”[53]——诗人朗费罗（Henry Longfellow）翻译的《神曲》于1867年出版，但丁对意大利统一的渴望成为内战时期美国人心灵的写照。但丁超越党争，是一位属于国家的政治诗人。正如美国内战的定位，不是北方派对南方派的胜利，而是国家对叛乱分子的胜利。
林肯与南方人士都要塑造联邦。差异是，南方人士要推翻现有政制——改变州与联邦的关系；而林肯一系则要在确保现有联邦权不变的情况下，变革公民与联邦的关系。1866年，美国国会推出第14修正案（1868年批准），美国公民出生后的身份依据不再是当时所在州而是美国国土。要知道，内战甫一开始，林肯就想任命罗伯特·李为联邦军总指挥，然而他最终跟随了家乡弗吉尼亚州的决定，成了南部叛军的总指挥，可见州的认同十分重要。恰如托克维尔所示，“联邦这样一个庞大的联合体却不能成为人们表达爱国主义的对象”[54]。这场内战若不能论定公民、州与联邦的关系，将来还会硝烟再起。第14修正案之后，公民身份直接与联邦绑定，罗伯特·李将军这样的抉择悲剧也就不会上演了。
1867年，国会推翻了约翰逊总统（Andrew Johnson）对《军事重建法案》（Military Reconstruction Act）的否决。由于原来的南部叛乱诸州（田纳西州以外的十个州）没有批准第14修正案，国会决定对这些州实行军事管制。这十个州被划分为五个军事区，分别由国会授权一名军官管辖。这些州要举行制宪会议，通过民选建立新的州政府，赋予黑人选举权并正式批准第14修正案，才可以正式归位为联邦一员。概言之，在护国第一的前提下，对南部脱离州实行军政、训政，待其接受完成政治教育后再回归宪政。另一方面，林肯奠定的感恩节基业已经成了日常习俗，虽非法定却深入人心。自林肯以后的历任总统都将感恩节作为举国节日。
五、余论
为了应对大萧条，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1939-1941年连续三年都决定将感恩节的日子提前，从而与圣诞节拉开时间，借以增强消费带动经济，不料却遭致民众的普遍抵触。《华盛顿邮报》刊文称不能再这样下去，明年开始要靠民情（sentiment）而非贸易来决定感恩节的日子。改变情况的不只是民情，还有1941年日本空袭珍珠港，当年圣诞节的第2天，罗斯福宣布国会业已通过的决议，感恩节成为法定的举国节日。[55]作为政治宗教的感恩节坐实为律法，再次与战争和重建相连。
施特劳斯（Leo Strauss）曾担心会不会有人在民主国家中指出，一旦社会精神形成，那么底定这个社会精神的起源神话的信仰就可以退场。[56]华盛顿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向上帝这个“无形的手”（invisible Hand）致以崇高敬意，而1776年（《国富论》）向今天敞开的另一个传统则告诉我们，“无形的手”已从上帝变为市场，其实感恩节也从政治宗教摇身一变为经济狂欢。我们或许可以由此切入美国危机的一面——既然已经确立个人的权利界限和联邦与州的权力关系，那么最初造就这些的宪法神话可以终结，感恩节也可以只保留为家庭和市民社会中的聚会与消费，最后仅仅剩下对《宪法》和感恩节的经济学解释。[57]
晚近时常有人感慨市场经济时代人们逐利太甚，失去了人间情义，然而如果不了解感恩节在美国的特殊政治教育意义而盲目嫁接，则很有可能只是在众多经济狂欢日的时代再添一个消费理由而已。
其实，“除了直接利益之外，人还有情感和原则。对联邦的持存而言，文明的一致的必要性不亚于利益的一致”。恰如托克维尔的教诲，“没有任何政制能替代常识和民情”。[58]注重民情、民德与民治的“三民”政治教育关乎立国根本。对于我们而言，铺陈感恩节作为政治宗教的传统，不仅可以从政治现象学切入美国内战戡乱和战后重建的努力，更可以供华夏民族借镜自省。我们先贤早就告诫：“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那里说的不只是教与学，更指向“政治宗教”对立国与重建的意义。
注释
[1] George Anastaplo, Abraham Lincoln: A Constitutional Biograph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pp. 25-26.
[2] 布莱克本：《未完成的革命：马克思与林肯》，李晓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 彭斌：《政治现象学何以可能》，载《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108-111页；王海洲：《政治现象学：理论脉络与研究方法》，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第42-54页。
[4]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4-126页。
[5] 参见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80页。
[6]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Charles Kesler ed., No. 23, Signet, 1999.
[7] 罗德哈梅尔选编：《华盛顿文集》，吴承义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24-626、794-805页。
[8] 马克思：《对墨西哥的干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81-385页。
[9] 苏珊—玛丽·格兰特：《剑桥美国史》，董晨宇、成思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168页。
[10] 桑德堡：《林肯全传》，梁志坚等译，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110-111页。
[11] 桑德堡：《林肯全传》，第118-119页；林肯：《在俄亥俄州议会的讲话》（1861年2月13日），载巴斯勒编：《林肯集（1859-1865）》，黄雨石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281页。
[12] 林肯：《第一次就职演说》（1861年3月4日），载《林肯集（1859-1865）》，第299页。
[13] 苏珊—玛丽·格兰特：《剑桥美国史》，第205页。
[14] Lincoln, Politic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Terence Ball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48；林肯：《致霍勒斯·格里利》（1862年8月22日），载《林肯集（1859-1865）》，第505页。
[15] Eric Foner, Olivia Mahoney, A House Divided: America in the Age of Lincoln, Chicago Historical Society, 1991.
[16] Lincoln, Speeches and Writings 1832-1858,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9, p. 447. 林肯：《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演说》（1858年7月10日），载巴斯勒编：《林肯集（1832-1858）》，朱曾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554页。
[17] 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47-173页。
[18] 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9页。
[19]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455页。
[20] 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97页。另须指出：与卡尔霍恩相对的是，林肯在第1次就职演说中使用“Union”二十次，却没有使用“Nation”；1863年的葛底斯堡演说中，他却再没使用“Union”，而是使用了五次“Nation”来讲“自由的新生”。1865年的第2次就职演说中，林肯指出南方想在1861年破坏“Union”，而北方却维系了“Nation”。参见James McPherson,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viii.
[2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0a13-28。
[22] 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2篇，第138-147页。
[23] 雅法：《自由的新生——林肯与内战的来临》，谭安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1830年，时任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称“我们的联邦必须得到维护”，副总统卡尔霍恩当即反驳：“联邦次于我们最珍贵的自由。”参见米勒等《美国史》（上册），葛腾飞、张金兰译，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第521页。
[24] Lincoln, Politic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p. 15. 林肯：《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的演说：“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1838年），载《林肯集（1832-1858）》，第35-36页。
[25] 弗莱切：《隐藏的宪法：林肯如何重新铸定美国民主》，陈绪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26] Lincoln, Politic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p. 211. 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1865年3月4日），载《林肯集（1859-1865）》，第1025页。雅法指出，“于是”（and）表明联邦被动参战，参见雅法《自由的新生》，第538-541页。
[27] 崇明编：《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51页。
[28] Melanie Kirkpatrick, Thanksgiving: The Holiday at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Encounter Books, 2016, pp. xvi, 63.
[29] 林肯：《宣布全国斋戒日》（1861年8月12日），载《林肯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9页。
[30] James Baker, Thanksgiving: The 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Holiday, University of Hampshire Press, 2009.
[31] Diana Karter Appelbaum, Thanksgiving: An American Holiday, An American History, Facts On File, 1984, pp. 146-147.
[32] Melanie Kirkpatrick, Thanksgiving: The Holiday at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 76.
[33] Diana Karter Appelbaum, Thanksgiving: An American Holiday, An American History, p. 290. 福斯特：《这受难的国度》，孙宏哲、张聚国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
[34] Kenneth L. Deutsch, Joseph R. Fornieri eds., Abraham Lincoln’s American Dream: Clashing Political Perspectives, Potomac Books, 2005, p. 352. 雅法：《分裂之家危机：对林肯—道格拉斯论辩中诸问题的阐释》，韩锐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4页；贝拉：《美国的公民宗教》，陈勇译，载《原道》（第13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
[35] Lincoln, Politic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p. 113. 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费拉德尔菲亚独立厅的讲话》（1861年2月22日），载《林肯集（1859-1865）》，第293页。
[36] Lincoln, Speeches and Writings 1832-1858, pp. 455-456. 林肯：《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演说》（1858年7月10日），载《林肯集（1832-1858）》，第562-563页。
[37] Michael Zuckert, The Natural Rights Republic: Studies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6, p. 97.
[38] Diana Karter Appelbaum, Thanksgiving: An American Holiday, An American History, p. 131.
[39] 亨廷顿：《我们是谁》，第106页。阿佩尔鲍姆（Diana Karter Appelbaum）《感恩节》（1984）一书的副标题是“一个美国节日，一部美国历史”，而五年之后《光荣的7月4日》（1989）一书则分享了同样的副标题，无疑是在暗示我们，感恩节像立国时刻的7月4日那样，是理解美国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40] James McPherson,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p. viii.
[4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341页。
[42] Melanie Kirkpatrick, Thanksgiving: The Holiday at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p. 21, 182-184.
[43] 弗莱切：《隐藏的宪法》，第48页。
[44] 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45] 关于林肯论说与《尼各马可伦理学》（1155a17-29）的相似性，参见雅法《自由的新生》，第102页。
[46] 弗莱切：《隐藏的宪法》，第22页。
[47] Harry Stout, Upon the Altar of the Nation: A Mor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Viking Adult, 2007.
[48] 有论者认为，斋戒日和年度的感恩节仪式使政教分离的美国成了基督教国家。Annie Parker Liss, Varieties of Religious Americanism: Religion, Historical Writing and Political Advocacy in the Late-Nineteen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owa, 2012, p. 41.
[49] 弗莱切：《隐藏的宪法》，第52页。
[50] 需要说明，这一设想被国会否决，他们认定南方重建计划属于立法而非行政的职能，且这些条件过于宽松。国会旋即推出《韦德—戴维斯法案》，要剥夺所有高级邦联分子的公民权，并规定叛乱州必须有50%的选民宣誓效忠联邦才能举行选举。林肯对此案使用搁置否决权并说明使联邦重新统一是行政职能。参见尼尔森《美国总统制：起源与发展（1776-2007）》，朱全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3-174页。
[5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7a。
[5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0a13-28；刘小枫：《设计共和——施特劳斯〈论卢梭的意图〉绎读》，华夏出版社，2013年。
[53] Joshua Steven Matthews, The American Alighieri,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owa, 2012.
[54]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Phillips Bradley, Vol. I,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 pp. 401-402.
[55] Melanie Kirkpatrick, Thanksgiving: The Holiday at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p. 109-126.
[56] 刘小枫：《设计共和》，第200-201页。
[57] 代表性的研究是比尔德（Charles Beard，1874-1948）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美国研究中的政治史进路和“国家”主题已被抛弃，参见李剑鸣《“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83、96-169页。
[58]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136、179-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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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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