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 |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修订本）编后感

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

大家好，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的王旭，也是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的编辑。这套书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去修订，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但每次看都觉得“钻之弥坚”、“思之弥深”，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最深刻、最富原创性的这些词去形容书的作者——沃格林。沃格林（1901—1985）生活在动荡的年代，他面临的是整个时代的政治危机和精神危机。纳粹刺痛了人的良心，二战后人们开始重建政治秩序，却并未重建精神秩序，偏见和狂热仍然盛行。在沃格林看来，现代性本身就蕴藏着无序的基因。他探索秩序的历史，就是为了恢复对秩序的体验。也就是说，沃格林并不承认一种线性发展的进步史观。今人并不比古人拥有更高的精神品质。我们只是用技术的发展和物质的丰饶，掩盖了精神的贫瘠。
沃格林（左一）

文明的道路不止一条。沃格林发展了杜尔哥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印度、埃及，文明的早熟使他们没有参与西方人“多情地视为进步的过程”。所谓东方的“停滞”，其实与西方的“进步”观念一样没有根据。各个文明有着自己的节奏与序列，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多样的文明，岂能为单一的史观左右？同样地，我们引进西方著作，并不是希望中国学者跟在后面亦步亦趋。毕竟你眼中的新东西，在西方学界可能就是老生常谈；取法乎上，亦仅能得乎其中；邯郸学步，削足适履，只会贻笑大方。但学术的大厦依靠积累，需要有人奠基。《政治观念史稿》从2007年开始出版，直到2019年才出全，因为学术翻译太不容易了。外语不好，不行！母语不好，不行！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专业背景，不行！但我们又必须硬着头皮去做，为的是给中国学人获取新思想材料提供便利。没有新材料，没有观念的碰撞和融合，又怎么激发新的理念，拓展新的思路？沃格林正是凭借着对卷帙浩繁的材料的梳理和分析，才搅动了在当时一潭死水的政治科学。他对中国、埃及、印度等古老文明的理解之深刻、视角之新颖，在一众西方思想史家中属凤毛麟角。这种跨学科、跨文明的视野，让沃格林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直抵存在和生存秩序的核心。
《政治观念史稿》（修订本）书影

沃格林既不是照本宣科的教书匠，亦不是剪刀加浆糊的搬运工，而是有着鲜明问题意识的思想者。他有感于现代性的危机，于是探其根源，寻求诊治之方。沃格林贯通历史长河，跨越文明界限，发现现代人的困境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独有，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启发。《政治观念史稿》本意是作为大学教科书，最终却因为材料的扩充和思路的转向，未能在沃格林生前出版。但我们必须注意，理论的洞见出自材料，亦须通过材料呈现。要把握沃格林的思想脉络，理解沃格林后期愈发精深的思想，又怎能抛开他“最大部头、最易理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观念史稿》？何况沃格林所用的都是他亲自筛选的极具启发意义的文献资料，并结合了当时最新的考古材料，由此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思想宝库。按沃格林的说法，“这是一部关于该题材的权威论著，保证在一代人之内找不到敌手”。关注人类最核心的生存秩序问题，赋予沃格林的理论以永恒生机，使他的这部心血之作不会有“过时”之虞。“理论上的意义线索被编织成一块宽阔的画布”，充满着“激励性的、启发性的以及或许也是令人不安的跳跃”，等待着后人继续探索。

中国学者亦当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虽然我们做了很多译介工作，但我们真正希望的，是中国思想界也有真正领先的、原创的东西。而这套书，或许就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反思古今中西之争，反思现代文明。就此而言，这套书并不属于简单的通识性的西方思想史，而是为有着更高追求的学者准备的，是真正溯本清源、指向未来的历史哲学。

我们期待这套书能被善加利用，为中国学术界注入一股“活水”。

谢谢大家！

王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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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Da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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