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斌 | 胡培翚《仪礼正义》探论
《仪礼正义》书影，清同治八年苏州汤晋苑局刊本
一、《仪礼正义》的撰作缘由及体例
胡培翚《仪礼正义》的撰作缘由，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胡培翚撰《仪礼正义》，受徽州文化的影响甚深。
胡培翚能在《仪礼》学方面取得丰硕的成就，与其家乡徽州的文化有密切的关联。徽州古称歙州、新安，是程、朱的祖籍或故乡，是宋明理学的发祥地，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自南宋以来，徽州籍的经学家、诗人、忠臣、良相辈出，程朱理学、徽州朴学、徽州戏曲、徽州画派、徽州篆刻、徽州建筑皆闻名遐迩，是中国最有名的地域文化之一。清初以来，徽州朴学格外引人注目，徽州籍的姚际恒、江永、戴震、程瑶田、金榜、胡匡衷、胡秉虔、凌廷堪、胡承珙等都是声名赫赫的经学大家。
朱子的祖籍是徽州府婺源县，朱子所撰《仪礼经传通解》是礼学史上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受朱子重礼学风的影响，清代徽州经学家亦特别重视礼学。刘师培指出，清代徽州学人于礼学皆多有研究，他说：“如江永作《礼经纲目》《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释宫补》，戴震作《考工记图》，而金、胡、程、凌于《礼经》咸有著述，此徽州学者通‘三礼’之证也。”[2] 今人洪湛侯亦说：“徽派朴学作为乾嘉时期学术上的一个重要学派，本质上属于经学学派。其对《诗经》、‘三礼’及《论语》和《孟子》诸经皆有撰述，于《诗经》、‘三礼’两门造诣尤深。”[3] 钱穆追溯徽州学人礼学之渊源曰：“盖徽歙乃朱子故里，流风未歇，学者固多守朱子圭臬也。”[4] 又曰：“徽学原于述朱而为格物，其精在‘三礼’。”[5]
胡培翚出生并长期生活在徽州这片土地上，受徽州文化的影响至为深远，“培翚治学，……于徽派朴学渊源最深”。[6] 徽州学人于礼学的研究，也为胡培翚的《仪礼》研究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正如有的学人所说：
徽州人守朱子《家礼》，宗法结构十分严密，因此徽儒治学重点之一即在“三礼”，当时的学者如姚际恒、蔡廷治、江永、戴震、金榜、程瑶田、胡清焣、胡匡衷、胡秉虔、凌廷堪、胡承珙等，都留下了礼学研究著作。特别是徽派朴学的奠基者——江永，留下了六部礼学研究著作。……胡培翚生活在徽州这样的环境中，于礼学研究当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自觉地接受徽州文化的浸染，专攻《仪礼》，取得了辉煌的成就。[7]
胡培翚受徽州文化影响最直接的体现，是其《仪礼》学与其家学和凌廷堪的密切联系。培翚的始祖可推至唐代的胡宓，胡宓的七世孙胡舜陟官封金光紫禄大夫，此支胡氏遂称“金紫胡氏”。培翚的先人多治经学，为世所称道。培翚曾梳理家学渊源曰：“吾胡氏，自宋诚甫公，邃于六经、三史，游太学，为诸生领袖。厥后三山公、苕溪公继之，理学、词章，为世宗仰。”[8] 此所谓“诚甫公”即胡宓，“三山公”即胡舜陟，“苕溪公”即胡仔。此三人或邃于经史，或长于词章。比如胡舜陟为北宋大观三年（1109）进士，历官监察御史、御史、集英殿修撰，著有《奏议文集》《论语义》《咏古诗》等。
培翚的祖父胡匡衷笃学好古，治学严谨，不苟与先人同异。著述除《仪礼释官》而外，尚有《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井田出赋考》《畿内授田考》《郑氏仪礼目录校证》《礼记官职考》《侯国官职考》等礼学专著。其所撰《仪礼释官》详考《仪礼》各篇所见诸侯之官，并分列为六大类，据郑《注》和贾《疏》，参以它经，次第解释，考证精详，用心良苦。培翚的叔祖胡匡宪、叔父胡秉虔皆刻志励学、兼通诸经。受家学的影响，培翚决意以重疏《仪礼》为己任。他在三十三岁那年云：“今夏，因校先祖《仪礼释官》，取《仪礼》全经覆读之，而贾氏之疏疏略、失经注意者，视《诗》孔疏更甚焉，遂有重疏《仪礼》之志。”[9] 由此可见，培翚在校《仪礼释官》时，已立下了重疏《仪礼》之志。
胡培翚撰《仪礼正义》还受其师凌廷堪的影响。歙县人凌廷堪精于礼学，被奉为“一代礼宗”。其所撰《礼经释例》在《仪礼》之例的探讨方面有集大成意义，是乾嘉时期《仪礼》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培翚于嘉庆十二年（1807）受学于凌廷堪。凌氏当时主讲城南紫阳书院，
自开课以后，始则大哗，继则信疑各半焉。而先生教思之诚，终不稍懈。尝语及门胡进士培翚曰：“仆既抗颜居此席，当思有益于后进，岂忍曲学阿世，取悦流俗，以误英俊之士乎？”[10]
培翚师从凌氏两载，获益颇多。培翚校《仪礼释官》时立下重疏《仪礼》之志，然信心并不足，坚固其志向的则是凌廷堪。培翚曰：“然此事甚大，非浅学所能任，而以昔日觕闻于先祖，及丁卯、戊辰间从次仲师游，窃窥涂径，又有未敢自诿者。伏惟先生教之，俾知从事，幸甚！”[11]在《仪礼正义》中，培翚征引凌氏之说随处可见，胡氏受凌氏之影响由此亦可得见。
凌廷堪（1757-1809）
对胡培翚《仪礼》学产生影响的并非仅是以上所列诸家。培翚交游甚广，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培翚恩科会试，王引之是培翚的座师，此后胡培翚便以师礼事之。在《仪礼正义》中，培翚广泛征引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可见王氏对胡氏影响之深。此外，培翚还与胡承珙、金鹗、郝懿行、陈奂等人有交谊。培翚既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有一心向学之志，加之其勤于与同时代学人的砥砺切磋，所以他为《仪礼》作新疏可谓水到渠成了。梁启超说：“竹村为胡朴斋（匡衷）之孙。朴斋著有《仪礼释官》，甚精洽，故《仪礼》实其家学。竹村又受业凌次仲，尽传其礼学，所以著《仪礼》新疏的资格，他总算最适当了。”[12]梁氏此说看到了胡氏为《仪礼》作新疏的必然性。
第二，胡培翚撰《仪礼正义》，与他对《仪礼》文本的认知有关。
胡培翚认为，《仪礼》经文“非周公莫能作”，[13]他又说：
《礼记·明堂位》曰“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故崔氏灵恩、陆氏德明、孔氏颖达及贾氏皆云《仪礼》周公所作。韩氏愈云“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盖亦以为周公作也。孔子、孟子所云“学《礼》”，即谓此书。（《仪礼正义》卷一，页3）
胡氏还认为《仪礼》经文的内容能体现圣人之意，“‘三礼’惟《仪礼》最古，亦惟《仪礼》最醇矣”（《仪礼正义》卷一，页4）。
在胡培翚看来，《仪礼》虽然出自周公，但是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说：“《仪礼》一经，自汉注、唐疏外，解者甚希。自宋王安石废罢，不立学官，而习者益希。沿及明季，版本传梓，讹文脱字，往往而是。”[14]“是经由唐迄明，其颠倒错乱于冥心空腹者之手，视他经尤酷也。”[15]在胡氏看来，以前从事《仪礼》之诠释者并不多，此外，由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废罢《仪礼》，不立学官，以至于研习《仪礼》者更少；由于《仪礼》受到的关注不够，故在流传时讹文脱字、颠倒错乱现象严重，以至于圣人之意难显、礼教晦而不彰。培翚认为，为《仪礼》作新疏可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提供帮助。他说：
念《仪礼》实为周公所作，有残阙而无伪托，其中冠、昏、丧、祭，切于民用，进退揖让，昭明礼意，若乡邑中得一二讲习之士，使众略知礼让之风，即可消兵刑于未萌。此翚所以急欲成书也。[16]
胡氏认为，《仪礼》新疏之撰作有益教化，对于社会风气的醇化有积极意义。
第三，胡培翚撰《仪礼正义》，与他的学术经历有关。
胡培翚治《仪礼》，以《丧服》为切入点，“初意专解《丧服》”。培翚在完成《丧服》新疏之后，并不打算立即疏解《仪礼》全经，而是转治《毛诗》。不过在治《毛诗》的过程中，培翚生发回归治《仪礼》之念。胡氏在《复夏朗斋先生书》中说：
前岁专力《毛诗》，以孔《疏》较他经特详，然失之繁冗，且有毛、郑大指本自不异，而《疏》强生分别者；有申《传》申《笺》，而不得其意者，读之颇多不安于心。比入都来，见为《毛诗》学者，尚不乏人，独“三礼”之书，讲求者少。[17]
嘉庆十六年（1811），培翚赴京师游学，在京城期间，他与胡承珙、陈奂等人皆有交往。胡承珙、陈奂皆是治《毛诗》的大家。胡承珙的《毛诗后笺》和徐奂的《毛诗传疏》《毛诗说》皆为《诗》学方面的精到之作。从以上所引培翚之言，可知其在京师期间看到治《毛诗》者人众，且水平很高，遂又生治《仪礼》之念。
日本学者山本正一所撰《陈硕甫年谱》的“嘉庆二十四年己卯三十四岁”下的按语云：
此年胡培翚入都应省试（成进士）。胡氏初治《诗》疏，病其粗陋，欲改订之，专攻《毛诗》。此时京中治此经者颇不乏人，遂改初志而专攻《仪礼》。在当时训诂学的全盛时期，被认定为最古最精的《毛传》，是多数学者必然研究的对象。此年在公祭郑君的诸人中，如果没有胡承珙、朱珔、徐璈及陈先生这样的治《诗》专家，胡氏可能未必改学。[18]
山本据胡氏《复夏朗斋先生书》，认为培翚是在京城游学期间由治《毛诗》而转攻《仪礼》的。山本还推测，若不是在京师看到胡承珙、徐奂等人的《毛诗》学成就，培翚未必改学。山本此之表述虽不尽严谨，然而他对培翚治经转变的推测，是符合胡氏学术经历的。[19]
胡培翚《仪礼正义》的体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胡培翚《仪礼正义》于《仪礼》句读之划分，多以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为据，而时有更易。培翚曰：“旧本经不分章，朱子作《经传通解》，始分节以便读者。至张尔岐《句读》本，分析尤详。此书分节多依张本，而亦时有更易云。”（《仪礼正义》卷一，页5）据今人研究，《仪礼正义》“更易”情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仪礼郑注句读》未分节的部分加以分节，并概括节义；二是即使两书的分节一样，对节义的概括有时也不一样；三是将《仪礼郑注句读》中的一节拆分成几节；四是将《仪礼郑注句读》中的几节合并为一节。[20]
第二，胡培翚于《仪礼》十七篇的每一篇皆先列篇题，再录郑玄《三礼目录》的内容，接着征引历代学人之解义以疏解郑说。在正文部分，先录《仪礼》经文，再全录郑玄于该段经文之解义。接着以“疏”字起头，征引众家之说以释经文和郑《注》。在“疏”的部分，培翚往往先对不同版本如毛本、严本、徐本、石经本的文字加以辨析，再征引陆德明、张淳、李如圭、阮元、卢文弨的校语，并对这些校语作比较分析。在校勘之后，胡氏才疏郑玄《注》。在征引各家解义后，胡氏或不下按语，或下按语。其所下按语或按而有断，或按而不断。
郑玄《三礼目录》（载黄奭《黄氏逸书考》）
第三，胡培翚以“补注”、“申注”、“附注”和“订注”以疏郑玄《仪礼注》。何谓“补注”？培翚曰：“郑君康成生于汉世，去古未远，其视经文，多有谓无须注解而明者。然至今日，非注不明，故于经之无注者，一一疏之，疏经即以补注也。”[21] 何谓“申注”？培翚曰：“郑君之注，通贯全经，囊括众典，文辞简奥，必疏通而证明之，其义乃显。”[22] 何谓“附注”？培翚曰：
昔人谓读经凭注，读注凭疏，是故疏以申注，乃疏家之正则也。然六朝、唐人之作疏，往往株守注义，不参众说，故有“宁道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之谣。又孔冲远作《五经正义》，于《礼》则是郑而非杜，于《左传》则由又是杜而非郑。今人靡所适从，此岂非疏家之过乎？今惟求之于经，是非得失，一以经为断，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凡注后各家及近儒之说，虽与注异，而可并存者，则附录之，以待后人之参考，谓之附注。[23]
何谓“订注”？培翚曰：“其注义有未尽确者，则或采他说，或下己意以辨正之，必求其是而后已，谓之订注。”[24] 与贾公彦一样，胡培翚对郑玄《仪礼注》颇为重视，也特别推崇。不过与贾氏不同的是，培翚不唯郑是从，他在肯定郑玄《注》的同时，也偶持异议。
二、《仪礼正义》于《仪礼》之校勘
《仪礼》在流传的过程中，经文讹脱衍倒现象严重。正如阮元所云：“《仪礼》最为难读，昔顾炎武以唐石刻九经校明监本，惟《仪礼》讹脱尤甚。”[25] 培翚也说：“沿及明季，版本传梓，讹文脱字，往往而是。”[26] “是经由唐迄明，其颠倒错乱于冥心空腹者之手，视他经尤酷也。”[27] 因此，经文校勘是《仪礼》新疏的必要内容。培翚《仪礼正义》于《仪礼》经文所作之校勘及所取得的成就，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培翚所选《仪礼》经、注的底本和参校本颇为精到。
在文献的校勘中，底本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校勘质量的高低。此外，对文献不同版本的占有程度也关系到校勘水平的高低。培翚《仪礼正义》所选《仪礼》经文的底本是唐石经，即“经从石经”（《仪礼正义》卷一，页9），“兹撰《正义》，经文俱从唐石经”（《仪礼正义》卷一，页5）。培翚于经文底本的选择是颇有卓识的。唐石经始刻于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刻成于开成二年（837），是保存最古而且比较完整的石刻儒家经典。清初以来，学者们普遍重视金石材料的搜集和整理，比如清初顾炎武就十分重视金石学，他的《求古录》《金石文字记》《石经考》等著作中，皆自觉地利用金石文字以校正古籍，他所搜集利用的金石中就包括唐石经。顾氏用唐石经校《仪礼》经文，发现了唐以后《仪礼》版本中的很多错误。此后，张尔岐、严可均、阮元等人皆用唐石经校勘《仪礼》。胡培翚继承顾炎武、张尔岐、阮元等人以唐石经校勘《仪礼》的传统，在《仪礼》的校勘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唐《开成石经》，今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胡培翚《仪礼正义》所选郑玄《注》文的底本是嘉庆年间黄丕烈士礼居重刻宋严州单注本，即“注从严本”（《仪礼正义》卷一，页9），“兹撰《正义》……注文俱从严本”（《仪礼正义》卷一，页5）。嘉庆年间，藏书家黄丕烈从嘉庆状元王敬铭处访得一《仪礼》单注本，经黄丕烈、顾千里的判定，此书为宋刻《仪礼》严州单注本。该注本在嘉庆年间经黄丕烈重刻后行于世。由于宋版书无论是官刻本还是坊刻本皆非常重视校勘，所以宋刻本在内容上非常接近古本，选择宋本《仪礼》注文作为底本，是胡培翚的卓识。如《士冠礼》：“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韠，即位于门东，西面。”郑玄《注》：“筮必朝服，尊蓍龟之道。缁带，黑缯带。……肩革带博二寸。”胡培翚曰：
注“筮必朝服，尊蓍龟之道也”，毛氏汲古阁本如是，严、徐《集释》、杨氏“服”下俱有“者”字，“道”下无“也”字。又“黑缯带也”，严本、《集释》俱无“也”字。“白韦韠也”，严、徐、《集释》俱无“也”字。“肩革带博三寸”，严本、《集释》《通解》、杨氏“三”俱作“二”。《校勘记》云：“案：作‘二’与《玉藻》合。”今俱从严本。（《仪礼正义》卷一，页7）
胡氏于此以严本为据，并将严本与毛本、徐本、《通解》本、《集释》本、杨氏本作了比较，认为郑玄《注》“朝服”下无“者”字，“道”、“带”、“韠”字下无“也”字，“三寸”当为“二寸”。
胡培翚并不盲从底本。他说：“兹撰《正义》……其或石经、严本有误，则改从他本，并注明于下。”（《仪礼正义》卷一，页5）比如《士冠礼》“有篚实勺”，郑玄《注》：“勺，尊斗。”此“斗”字，严本作“升”。金日追据贾《疏》，认为此“升”当为“斗”。黄丕烈亦认为此“升”字当作“斗”。胡氏在征引金氏、黄氏之说，且曰：“今从之。”（《仪礼正义》卷一，页38）又如《士冠礼》：“有篚实勺、觯、角柶。”郑玄《注》：“勺，尊斗，所以
《仪礼郑氏注》书影，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宋本重刊本
据今人统计，胡培翚《仪礼正义》所选参校本有涵芬楼影印徐氏仿宋《仪礼》单注本（徐氏真本），汪世钟重刻单疏本，陈凤梧篆书本，明国子监刊注疏本（监本），汲古阁毛氏刊注疏本（毛本，实为翻刻明北监本），李元阳注疏本（闽本），葛氏刊本，清国子监重修注疏本，张敦仁刊注疏本，汉石经残字（张国淦藏本），欧阳修《集古录》，谢子祥《三礼图》，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石经考文提要》，张淳《仪礼识误》，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金日追《仪礼经注疏正讹》，浦镗《仪礼正字》，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杨复《仪礼图》，魏了翁《仪礼要义》，敖继公《仪礼集说》，郑玄《仪礼目录》，臧庸《仪礼目录》，胡匡衷《仪礼目录校证》。[28] 培翚校勘《仪礼》经、注时能广泛参阅前贤时人的刻本，使其在从事《仪礼》校勘时能对不同的版本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在部分经、注的校勘上能超越前贤。
第二，胡培翚于前贤时人的校勘意见择善而从。
胡培翚对前贤时人的《仪礼》校勘情况了然于胸，他说：
国朝张若稷为《仪礼郑注句读》，始考正石本、监本误字。厥后若吴东壁之《仪礼疑义》、沈冠云之《仪礼小疏》、盛庸三之《仪礼集编》、戴东原之辑《仪礼集释》，皆纠正误字。而其专以校雠名篇者，则有金璞园之《正讹》，浦声之之《正字》、卢抱经之《详校》，至制府阮公《校勘记》出，益详且备。[29]
在对前贤时人的校勘意见全面掌握的基础上，培翚对《仪礼》经、注作了新的校勘。在诸家校勘记中，培翚最重视的是阮元的《仪礼校勘记》。培翚对阮元之校记颇为推崇，他说：“仪征大学士阮公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于《仪礼》尤详。……培翚撰《正义》，一遵其说，详载各本经注异同。”（《仪礼正义》卷一，页1）《仪礼正义》对阮元校记多有征引。不过胡氏并非“一遵其说”，而是灵活地加以处理。今以培翚所校《士冠礼》为例，以窥胡氏于阮元校记的处理方式。
一是全录阮元校记。如《士冠礼》篇首有“郑玄注”三字，阮元校记云：“注，作‘註’误。《要义》作‘著’。卢文弨云：‘郑氏注旧作註，通部皆然。案：疏云：言注者，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作注是也。’”培翚于阮氏此之校记全部予以征引，且申之曰：“今案：唐石经及严本俱作‘注’，从之。”（《仪礼正义》卷一，页5）胡氏于此以唐石经和严本为据，以申阮校。
二是节取阮元校记。如《士冠礼》：“士冠礼。筮于庿门。”阮元校记云：“‘礼’下今本俱有一圈。案分段用圈，非古也。石经、徐本皆无之，施于此处，尤非所宜。盖‘士冠礼’三字乃发首之句，犹言‘文王之为世子也’。子赣见师乙而问焉，与《尚书》篇题不同。葛本别为一行，亦谬。”胡氏征引阮元校记曰：“案：分段用圈，非古也。施之此处，尤非所宜。葛本别为一行，亦谬。”（《仪礼正义》卷一，页5）通过比较，可知胡氏于此是节取阮元校记。
三是校正阮元校记。如《士冠礼》：“前期三日，筮宾，如求日之仪。”郑玄《注》：“《冠义》曰：‘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阮元曰：“‘者’，严、徐、钟本俱作‘日’，误。”[30] 培翚曰：“今案：严本作‘者’不误，盖作《校勘记》时未见原书，系据顾广圻校录于钟本简端者采入，故有此讹。”（《仪礼正义》卷一，页20）胡氏于此据严本，以正阮校之误。
四是补阮元未出校记者。如《士冠礼》：“主人玄冠朝服。”郑玄《注》：“筮必朝服者，尊蓍龟之道。”阮元于此未出校记。培翚曰：“注‘筮必朝服，尊蓍龟之道也’，毛氏汲古阁本如是，严、徐、《集释》、杨氏‘服’下俱有‘者’字，‘道’下无‘也’字。”（《仪礼正义》卷一，页7）胡氏以毛本、严本、徐本、《集释》和杨氏本为据，以补阮氏之校记。
阮元(1764~1849)
以上对胡培翚于阮元校勘记的处理方式作了归纳，实际上，对于阮元之外的其他各家之校记，胡氏的处理方式亦大体如此。胡氏《仪礼正义》之要务在解经，而校勘是解经之前提，亦不得不重视。不过与阮元校记相比较，可知胡氏之校记多是因袭和辨析前人之说，而创新之处不甚多。阮元的《仪礼》校本，“大约经注则以唐石经及严州单注本为主，疏则以宋单行本为主，参以《释文》《识误》诸书”。[31]胡氏于经、注底本的选择与阮校本如出一辙，在校记方面亦多有承袭阮元校记之处，因此胡氏《仪礼》校记的影响力不及阮元校记。不过，由于胡氏能广泛参阅包括阮元校记在内的众家之说，所以培翚的校记对于后人了解清代中期以前《仪礼》的校勘情况还是有着积极意义。此外，胡氏《仪礼正义》对于包括阮元在内的诸家校记提出的异议，也可以弥补阮元等人校记之不足。尽管胡氏的异议并不一定可从，但是其为后人在从事《仪礼》经、注的校勘时提供了参考意见，也是其校记的价值所在。
三、《仪礼正义》于《仪礼》
名物制度之考证
《仪礼》所记名物制度繁多，然而由于时过境迁，这些名物制度不少已不为后人所熟悉。郑玄为《仪礼》作注，往往以汉代的名物制度比况之。然而汉代以后，郑玄的解义又渐渐让人感到难解。魏晋南北朝义疏之学兴起，诸家对郑玄所释名物再诠释，以至于歧见迭出，令后人不知所措。然名物制度的考证对于深入理解《仪礼》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名物制度的考证可谓治《仪礼》之要务。清代考据学大兴，张尔岐、李光破、盛世佐、秦蕙田、江永、惠栋、程瑶田、凌廷堪、胡培翚等人皆精于《仪礼》名物制度之考证，他们所作的研究，对于今人理解《仪礼》颇有参考价值。胡培翚《仪礼正义》于《仪礼》所记名物制度所作的考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是所征引者仅郑玄解义，然后自出解义。兹举数例以见之：
《士昏礼》：“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诸祢庙，辞无不腆，无辱。”培翚在征引郑玄解义之后，云：“昕，阳始也。昏，阴终也。受，读如受命文考之受，谓命于祢庙，然后行事也，盖据壻家言之。”（《仪礼正义》卷二，页156）此“昕”、“昏”、“受”字以及整句经文，皆是胡氏自出解义。
《士丧礼》“复者一人”，培翚在征引郑玄解义之后，云：“复者，人子不忍死其亲，冀精气之反而重生，故云‘复’。《檀弓》所谓‘复，尽爱之道’是也。”（《仪礼正义》卷二十六，页1210）此“复”字，除征引《礼记·檀弓》外，乃胡氏自为之说。
二是征引汉唐各家解义以释名物，略有案断。兹举数例以见之：
《丧服》“朋友，麻”，除征引郑玄解义外，培翚还征引贾公彦、孔颖达、朱熹、程子、敖继公、沈大成、褚寅亮、江筠、沈彤等人之说。在各家解义之后，胡氏有诸如“敖说非也”、“沈说是也”等简单的案语（《仪礼正义》卷二十五，页1172-1175）。
《丧服》“衣二尺有二寸，祛尺二寸”，除征引郑玄解义外，培翚还征引马融、贾公彦、李如圭、敖继公、王廷相、万斯同、褚寅亮、阮元之说。在贾氏、李氏和褚氏之后，胡氏无案语；其余诸家解义后，胡氏有简略的案语。比如在敖氏、万氏解义之后，胡氏曰：“今案：《通典》非，万说亦非，当以圜杀之说为是。”（《仪礼正义》卷二十五，页1190）
《丧服》：“传曰：‘君至尊也。’”郑玄认为，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马融认为，此传所云之君是专据诸侯言，指一国所尊也；贾公彦认为，士无臣，故此所言君不包括士在内；敖继公又兼士言之，谓有臣者皆曰君；吴绂据《特牲馈食礼》以驳贾氏，认为士自有臣，敖氏兼士言之，于义为合；盛世佐据《特牲馈食礼》，认为士亦有私臣，但职分卑，不足以君之；褚寅亮认为，士无地，虽为其臣，不得服斩。胡培翚云：“今案：盛氏、褚氏之说是也。吴氏驳贾士无臣之说亦是，但以敖义为合，则非耳。”（《仪礼正义》卷二十一，页1009-1010）《丧服传》此“君”字，贾氏、盛氏、褚氏等人认为不包括士在内，而其中的原因，贾氏等人认为是士无臣，而盛氏、褚氏等人则认为是士无地。敖氏认为此之“君”包括士在内，吴氏以敖氏为是。胡培翚征引诸家之说，以盛氏、褚氏之说为是，以贾氏之说为非，以敖氏、吴氏之说是与非兼有之。
《本宗五服图》
载（明）吴继仕编《七经图·仪礼图》，明万历刊本
三是征引前人之说，且详加辨析。兹举数例以见之：
《丧服》：“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尔雅》曰：“蕡，枲实，麻之有子者，其色恶，以实言之谓之蕡，以色言之谓之苴。”马融曰：“蕡者，枲实，枲麻之有子者。其色麤恶，故用之。苴者，麻之色。”胡培翚曰：
马氏以蕡为枲实，本《尔雅·释草》。孙氏注云：“蕡，麻子也。”案此传云“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下传云“牡麻者，枲麻也”，则苴麻有子，枲麻为雄麻无子。而《尔雅》云“枲实”者，对文异，散则通，枲实犹言麻实耳。（《仪礼正义》卷二十一，页995）
胡氏又补充曰：
《尔雅》又云：“莩，麻母。”郭注：“苴麻盛子者。”则苴麻名莩，不名枲也。《诗》“九月叔苴”，《毛传》：“苴，麻子也。”是因苴麻有子，又谓麻子为苴。《御览》引《本草》云：“麻子，一名麻蕴。”《齐民要术》引崔寔曰：“苴麻，马之有蕴者，莩麻是也，一名蕡。”敖氏云：“麻有蕡，则老而麤恶矣，故以为斩衰之絰。”（《仪礼正义》卷二十一，页995）
案：《丧服传》云：“牡麻者，枲麻也。”枲麻为牡麻，当不得有子，然《尔雅》、马融认为蕡为枲麻子，故于枲麻之说，《尔雅》、马融与《丧服传》之说似有矛盾。培翚则认为，《尔雅》所言“枲实”是指“麻实”。此外，培翚还征引郭璞《尔雅注》《毛诗传》《太平御览》《齐民要术》，对苴麻与枲麻加以辨析。培翚所作考证之细密，征引文献之丰富，于此可见一斑。
《丧服》：“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妇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礼记·丧大祭》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妇杖。”贾氏据此，认为诸经皆有妇人杖文，故知成人妇人正杖也，因此《丧服传》此所谓妇人为童子妇人；《丧服四制》：“妇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孔《疏》认为，此妇人谓未成人之妇人，童子谓幼少之男子；雷次宗认为，此《丧服》妻为夫、妾为君、女子子在室为父、女子嫁反在父之室为父三年，如《传》所云妇人者皆不杖；贺循认为，妇人不杖，谓出嫁之妇人不为主则不杖，其不为主而杖者，唯姑在为夫；沈彤认为，非长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丧者，则女子子皆不杖矣，妇人则成人，谓异姓来嫁之妇人。金榜认为，此之妇人为成人。培翚曰：
今案：此《传》妇人，郑无注。贾、孔以为童子妇人，雷氏、贺氏、沈氏、金氏以为成人妇人。细绎《传》意，自以成人妇人为是，而沈氏、金氏之说尤详。盖传层递问下，其问童子者，以男子非主皆杖，童子何以不杖？其问妇人者，以童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妇人已成人，非主何以不杖？此两问，俱跟“非主而杖”说下。若童子当室而杖，妇人为主而杖，则其义已该于担主中矣。童子自包女子子在内，若以上句为问童男，下句为问童女，则童男既以稚弱不能病，岂童女又能病乎？此问所不必问者也。贾、孔之说失之。（《仪礼正义》卷二十一，页998）
案：关于《丧服传》此之“妇人”，贾氏、孔氏认为是童子妇人，而雷氏、贺氏、沈氏、金氏认为是成人妇人。胡氏支持雷氏等人的成人妇人之说，依据主要是《传》文中的“童子”已包括妇人之未成人者。胡氏于此对于有争议的解义皆予以征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辨析，最终得出允当之见。
《仪礼正义》书影
清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续清经解刊本
根据以上所作的归纳，可知胡培翚征引各家解义是经过认真考察的。其所征引之解义的作者所处时代跨度很大，既有两汉的经学，亦有清代的经学家。所征引者于名物制度考证的角度也不尽相同，结论也不尽一致。胡氏在排比罗列诸家解义之基础上择善而从。
不过，胡氏所作之考证也有值得商榷处，如《士丧礼》：“楔齿用角柶。”贾公彦云：“此角柶其形与扱醴角柶制别，故屈之如轭，中央入口，两末向上，取事便也。以其两末向上出入易故也。”胡氏在征引贾氏之说后，曰：“案：柶状如匕，本有两末之形，非屈之使然。下缀足用燕几，是平日常用之几，则角柶亦是平日常用之物。缘始死不能猝办丧器，故皆以生人之器为用。贾谓于扱醴角柶制别，恐非。”（《仪礼正义》卷二十六，页1214）案：贾公彦认为，《士丧礼》所言之角柶与扱醴之角柶形制有别；胡培翚则认为二者形制是相同的，原因是人始死时来不及办丧器，故用平时的器具以充当。胡氏于丧礼角柶形制之说，是出于主观判断，并无文献佐证。
四、《仪礼正义》于前贤时人
解义之征引
胡培翚《仪礼正义》广泛征引历代学人之解义，是典型的集解体文献。对于前贤时人之解义，胡培翚作了全面的考察，对于相关情况了然于胸。在历代《仪礼》解义中，培翚对郑玄《仪礼注》最为重视。陆建瀛说：“绩溪胡农部撰《正义》，以郑注为宗，而萃辑群言，辨析精密，洵足辅翼郑氏，嘉惠来学。”（《仪礼正义》卷首，页11）除郑《注》外，培翚于唐人贾公彦、宋人李如圭、元人敖继公，以及清代张尔岐、胡匡衷、凌廷堪等人的解义亦颇为重视。胡氏认为贾氏《仪礼疏》“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32] 然在《仪礼正义》 中，他不仅大量征引贾《疏》，还对贾《疏》多有肯定之辞。对于李如圭《仪礼集释》一书，胡氏亦称赞有加，他说：“《集释》一书全录郑《注》，而博采经传为释，以相证明。其异于前人者，多有根据，不为臆断。盖注、疏以后，释《仪礼》全经者，此为第一书矣。”[33] 今通过统计《仪礼正义》的《士冠礼》《丧服》部分征引各家解义之情况，以窥《仪礼正义》的学术取向。[34]
（唐）贾公彦《仪礼注疏》书影，明刊本
以下是《士冠礼》部分征引各家解义的情况：
序号 | 被征引者 | 被征引次数 | 被征引者的时代 | 备注 |
1 | 《孔子家语》 | 1 | 此书的作者和成书时代存疑，有人认为此书是王肃的伪作 | |
2 | 《淮南子》 | 1 | 西汉 | 署名刘安，实际上是刘安的门客所作 |
3 | 卢植 | 1 | 东汉 | |
4 | 高诱 | 1 | 东汉 | 出自《吕氏春秋注》 |
5 | 刘熙 | 3 | 东汉 | 此之解义出自《释名》 |
6 | 班固 | 9 | 东汉 | 此之解义4处出自《白虎通义》，5处出自《汉书》 |
7 | 许慎 | 16 | 东汉 | 此之解义皆出自《说文解字》 |
8 | 孙炎 | 1 | 三国（魏） | |
9 | 郭璞 | 1 | 西晋 | 此之解义皆出自《尔雅注》 |
10 | 裴骃 | 1 | 南朝（宋） | |
11 | 范晔 | 1 | 南朝（宋） | |
12 | 皇侃 | 1 | 南朝（梁） | |
13 | 《隋书》 | 1 | 唐 | 作者多人，故列书名而不言作者 |
14 | 陆德明 | 9 | 唐 | 此之解义皆出自《经典释文》 |
15 | 孔颖达 | 11 | 唐 | |
16 | 贾公彦 | 21 | 唐 | |
17 | 韩愈 | 1 | 唐 | |
18 | 聂崇义 | 6 | 北宋 | 此之解义皆出自《新定三礼图》 |
19 | 陈祥道 | 4 | 北宋 | 此之解义皆出自《礼书》 |
20 | 朱熹 | 25 | 南宋 | |
21 | 杨复 | 6 | 南宋 | 《仪礼正义》或称“杨复”，或称“杨氏” |
22 | 张淳 | 8 | 南宋 | 此之解义皆出自《仪礼识误》 |
23 | 李如圭 | 32 | 南宋 | 《仪礼正义》称“李氏” |
24 | 王应麟 | 4 | 南宋 | |
25 | 魏了翁 | 4 | 南宋 | |
26 | 辅广 | 1 | 南宋 | |
27 | 戴侗 | 1 | 南宋 | |
28 | 陈澔 | 1 | 元 | |
29 | 敖继公 | 35 | 元 | 《仪礼正义》称“敖氏” |
30 | 熊朋来 | 3 | 元 | |
31 | 高愈 | 1 | 明 | |
32 | 朱大韶 | 1 | 明 | |
33 | 万斯大 | 4 | 清 | |
34 | 张尔岐 | 25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郑注句读》 |
35 | 顾炎武 | 1 | 清 | |
36 | 沈彤 | 16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小疏》 |
37 | 蔡德晋 | 7 | 清 | |
38 | 姜兆锡 | 1 | 清 | |
39 | 方苞 | 6 | 清 | |
40 | 江永 | 10 | 清 | |
41 | 江筠 | 9 | 清 | |
42 | 吴廷华 | 15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章句》 |
43 | 王士让 | 11 | 清 | |
44 | 惠栋 | 8 | 清 | |
45 | 吴绂 | 2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考证》和《仪礼臆拟》 |
46 | 秦蕙田 | 2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五礼通考》 |
47 | 盛世佐 | 15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集编》 |
48 | 褚寅亮 | 22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管见》 |
49 | 金日追 | 2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经注疏正讹》 |
50 | 卢文弨 | 12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注疏详校》 |
51 | 戴震 | 4 | 清 | |
52 | 程瑶田 | 5 | 清 | |
53 | 胡匡衷 | 8 | 清 | 此之解义或出自胡匡衷《三礼札记》，或出自《仪礼释官》 |
54 | 胡匡宪 | 1 | 清 | |
55 | 金榜 | 2 | 清 | |
56 | 段玉裁 | 23 | 清 | |
57 | 孔广森 | 1 | 清 | |
58 | 孙星衍 | 1 | 清 | |
59 | 凌廷堪 | 41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礼经释例》。《仪礼正义》称“《礼经释例》或“《释例》” |
60 | 张惠言 | 7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图》 |
61 | 阮元 | 20 | 清 | 《仪礼正义》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或“《校勘记》” |
62 | 王念孙 | 2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广雅疏证》 |
63 | 王引之 | 4 | 清 | |
64 | 臧庸 | 2 | 清 | |
65 | 胡承珙 | 15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古今文疏义》 |
序号 | 被征引者 | 被征引次数 | 被征引者的时代 | 备注 |
1 | 《孔子家语》 | 3 | ||
2 | 《孔丛子》 | 2 | 《孔丛子》的作者和成书时代存疑，有人认为其出自秦朝 | |
3 | 戴德 | 4 | 西汉 | |
4 | 戴圣 | 2 | 西汉 | |
5 | 扬雄 | 1 | 西汉 | 此之解义出自《方言》 |
6 | 张衡 | 1 | 东汉 | 此之解义出自《南都赋》 |
7 | 马融 | 68 | 东汉 | |
8 | 卢植 | 1 | 东汉 | |
9 | 高诱 | 1 | 东汉 | |
10 | 应邵 | 1 | 东汉 | |
11 | 刘熙 | 12 | 东汉 | 此之解义出自《释名》 |
12 | 班固 | 14 | 东汉 | 此之解义出自《白虎通义》 |
13 | 许慎 | 19 | 东汉 | 此之解义出自《说文解字》 |
14 | 谯周 | 1 | 三国（蜀） | |
15 | 张揖 | 4 | 三国（魏） | |
16 | 袁准 | 1 | 三国（魏） | |
17 | 孙炎 | 1 | 三国（魏） | |
18 | 王肃 | 14 | 三国（魏） | |
19 | 韦昭 | 1 | 三国（吴） | |
20 | 射慈 | 4 | 三国（吴） | |
21 | 徐整 | 4 | 三国（吴） | |
22 | 杜预 | 2 | 西晋 | |
23 | 臣瓒 | 2 | 西晋 | |
24 | 陈铨 | 17 | 西晋 | |
25 | 贺循 | 3 | 西晋 | |
26 | 郭璞 | 6 | 西晋 | 此之解义出自《尔雅注》 |
27 | 孔伦 | 4 | 东晋 | |
28 | 雷次宗 | 26 | 南朝（宋） | |
29 | 裴骃 | 2 | 南朝（宋） | |
30 | 庾蔚之 | 4 | 南朝（宋） | |
31 | 皇侃 | 3 | 南朝（梁） | |
32 | 萧衍 | 1 | 南朝（梁） | |
33 | 顾野王 | 5 | 南朝（梁） | |
34 | 贾思勰 | 1 | 北朝（北魏） | |
35 | 陆德明 | 6 | 唐 | 此之解义出自《经典释文》 |
36 | 孔颖达 | 35 | 唐 | |
37 | 颜师古 | 1 | 唐 | |
38 | 李善 | 1 | 唐 | 此之解义出自《文选注》 |
39 | 贾公彦 | 92 | 唐 | |
40 | 杜佑 | 32 | 唐 | 此之解义出自《通典》 |
41 | 成伯玙 | 1 | 唐 | |
42 | 释玄应 | 1 | 唐 | 此之解义出自《一切经音义》 |
43 | 韩愈 | 2 | 唐 | |
44 | 李涪 | 1 | 唐 | |
45 | 杨倞 | 1 | 唐 | 此之解义出自《荀子注》 |
46 | 《旧唐书》 | 2 | 北宋 | 作者多人，故列书名而不言作者 |
47 | 邢昺 | 1 | 北宋 | |
48 | 聂崇义 | 3 | 北宋 | 此之解义皆出自《新定三礼图》 |
49 | 陈彭年 | 1 | 北宋 | 此之解义出自《广韵》 |
50 | 张载 | 1 | 北宋 | |
51 | 沈括 | 1 | 北宋 | |
52 | 二程 | 5 | 北宋 | 《仪礼正义》称“程子” |
53 | 方悫 | 1 | 北宋 | |
54 | 范祖禹 | 1 | 北宋 | |
55 | 朱熹 | 18 | 南宋 | |
56 | 黄榦 | 9 | 南宋 | |
57 | 杨复 | 7 | 南宋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图》 |
58 | 李心传 | 1 | 南宋 | |
59 | 张淳 | 2 | 南宋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识误》 |
60 | 车垓 | 2 | 南宋 | |
61 | 李如圭 | 80 | 南宋 | 《仪礼正义》称“李氏” |
62 | 王应麟 | 1 | 南宋 | |
63 | 张晏 | 1 | 元 | |
64 | 敖继公 | 97 | 元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集说》 |
65 | 湛若水 | 1 | 明 | |
66 | 徐师曾 | 1 | 明 | |
67 | 郝敬 | 18 | 明 | |
68 | 黄乾行 | 1 | 明 | |
69 | 刘绩 | 1 | 明 | |
70 | 高愈 | 2 | 明 | |
71 | 邵宝 | 1 | 明 | |
72 | 王志长 | 2 | 明 | |
73 | 吕坤 | 1 | 明 | |
74 | 万斯同 | 4 | 清 | |
75 | 万斯大 | 7 | 清 | |
76 | 张尔岐 | 18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郑注句读》 |
77 | 顾炎武 | 16 | 清 | |
78 | 汪琬 | 11 | 清 | |
79 | 王锡阐 | 1 | 清 | |
80 | 徐乾学 | 29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读礼通考》 |
81 | 阎若璩 | 2 | 清 | |
82 | 沈彤 | 39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小疏》 |
83 | 华学泉 | 7 | 清 | |
84 | 蔡德晋 | 15 | 清 | |
85 | 姜兆锡 | 6 | 清 | |
86 | 方苞 | 20 | 清 | |
87 | 江永 | 4 | 清 | |
88 | 江筠 | 21 | 清 | |
89 | 吴廷华 | 25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章句》 |
90 | 王士让 | 5 | 清 | |
91 | 惠栋 | 5 | 清 | |
92 | 方承观 | 1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五礼通考》 |
93 | 吴绂 | 31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考证》和《仪礼臆拟》 |
94 | 沈大成 | 3 | 清 | |
95 | 秦蕙田 | 5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五礼通考》 |
96 | 官献瑶 | 1 | 清 | |
97 | 盛世佐 | 47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集编》 |
98 | 褚寅亮 | 29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管见》 |
99 | 卢文弨 | 5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注疏详校》 |
100 | 戴震 | 11 | 清 | |
101 | 程瑶田 | 34 | 清 | |
102 | 胡匡衷 | 4 | 清 | 此之解义或出自《三礼札记》，或出自《仪礼释官》。 |
103 | 钱大昕 | 1 | 清 | |
104 | 金榜 | 7 | 清 | |
105 | 段玉裁 | 11 | 清 | |
106 | 孔广森 | 5 | 清 | |
107 | 凌廷堪 | 9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礼经释例》。《仪礼正义》称“《礼经释例》或“《释例》” |
108 | 郝懿行 | 1 | 清 | |
109 | 张惠言 | 2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图》 |
110 | 阮元 | 16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注疏校勘记》 |
111 | 王引之 | 3 | 清 | |
112 | 臧庸 | 2 | 清 | |
113 | 瞿中溶 | 2 | 清 | |
114 | 胡承珙 | 5 | 清 | 此之解义出自《仪礼古今文疏义》 |
115 | 张履 | 6 | 清 | |
116 | 汪士铎 | 2 | 清 |
胡培翚《仪礼正义》于《士冠礼》和《丧服》征引历代各家解义透显出的学术取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仪礼正义》征引广博，其征引学者解义之多，征引文献之广，可谓空前。
据以上之统计,可知在《士冠礼》部分，《仪礼正义》征引历代解义共六十余家，其中征引汉唐时期的解义有十七家，征引宋、元、明时期的解义有十五家，征引清代的解义有三十三家；在《丧服》部分，《仪礼正义》征引历代解义共百余家，其中征引汉唐时期的解义有四十五家，征引宋、元、明时期的解义有二十八家，征引清代的解义有四十三家。
胡氏《仪礼正义》征引之广博，数量之大，可谓空前。在胡氏《仪礼正义》之前，集汉唐《仪礼》学之大成的是贾公彦的《仪礼疏》。贾氏《疏》对于理解郑玄《仪礼注》颇有助益，然贾氏所据者主要是南朝齐黄庆、隋李孟悊之章疏，其因征引不足而被后人诟病。作为集解体文献，胡氏《仪礼正义》征引文献之广博远超贾《疏》。胡氏所征引者除历代经学家的《仪礼》学文献外，还有史部文献如《汉书》《后汉书》《隋书》《旧唐书》《通典》等，子部文献如《孔子家语》《淮南子》《风俗通义》等，由此可见胡氏之书征引之广博。
第二，《仪礼正义》无汉宋门户之见，于历代解义之有助于解经者皆予以征引。
据以上统计,可知《士冠礼》部分，《仪礼征引》引用较多的分别是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和贾公彦的《仪礼疏》，宋代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李如圭的《仪礼集释》，元代敖继公的《仪礼集说》，清代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沈彤的《仪礼小疏》、吴廷华的《仪礼章句》、褚寅亮的《仪礼管见》、凌廷堪的《礼经释例》、段玉裁的《仪礼汉读考》、胡承珙的《仪礼古今文疏义》、阮元的《仪礼注疏校勘记》。
在《丧服》部分，《仪礼正义》引用较多的是汉代马融解义、许慎的《说文解字》，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和贾公彦的《仪礼疏》，宋代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李如圭的《仪礼集释》，元代敖继公的《仪礼集说》，清代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吴绂的《仪礼考证》和《仪礼臆拟》、徐乾学的《读礼通考》、盛世佐的《仪礼集编》、沈彤的《仪礼小疏》、吴廷华的《仪礼章句》、褚寅亮的《仪礼管见》、凌廷堪的《礼经释例》、段玉裁的《仪礼汉读考》、阮元的《仪礼注疏校勘记》。
由此可见，胡培翚在从事《仪礼》诠释时无汉宋门户之见，只要有助于解经的解义，胡氏皆予以征引，而不论解义所出之时代。胡氏实事求是的学风，由此得见。
《仪礼正义》书影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据南菁书院续经解本排印
五、《仪礼正义》的价值和影响
胡培翚《仪礼正义》是中国古代《仪礼》学的集大成之作，其学术价值和影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仪礼》学史来看，《仪礼正义》为中国古典《仪礼》学的巅峰之作。
东汉末年，郑玄广泛参考两汉学人之《仪礼》解义，或采今文，或采古文，取其义长者，成《仪礼注》一书。经过郑玄兼采今古文并为之作注的《仪礼》，就是后世流传的《仪礼》。郑玄《仪礼注》成为后世治《仪礼》者的不祧之祖，影响极大。然而时过境迁，简奥的郑《注》逐渐为后人所费解。唐高宗永徽年间，太学博士贾公彦以郑《注》为宗，撰《仪礼义疏》四十卷，集汉唐《仪礼》学之大成。然而该书除征引不足之外，在行文上亦有弊病。阮元曰：“贾《疏》文笔冗蔓，词意郁轖，不若孔氏《五经正义》之条畅，传写者不得其意，脱文误句，往往有之。”[35] 阮氏之说，非虚言也。
宋代治《仪礼》可称道者，一是南宋李如圭的《仪礼集释》，该书继承实学传统，重视经文之校勘、名物礼制之考证，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后世的《仪礼》学有深远影响。在考据学大兴的清代，李氏《仪礼集释》受到高度重视。四库馆臣云：“宋自熙宁中废罢《仪礼》，学者鲜治是经，如圭乃全录郑康成注，而旁征博引，以为之释，多发贾公彦《疏》所未备。”[36] 二是南宋朱子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该书的成就主要在于体例的创新，即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记有及于礼者皆附于本经之下。该书之失亦在体例，皮锡瑞曰：“其（《通解》）失在厘析《仪礼》诸篇，多非旧次。……未免宋儒割裂经文之习。”[37]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书影
中华再造善本宋嘉定十年南康道院刻元明递修本
清代考据学大兴，治《仪礼》者众多，著述宏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除胡培翚《仪礼正义》外，当数清初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和清中期凌廷堪的《礼经释例》。《仪礼郑注句读》重在《仪礼》经、注之校勘、句读之划分，而于经文之释义、体例之探究则鲜及之。凌廷堪《礼经释例》依据《仪礼》经文和注疏，间引《周礼》《礼记》经文和注疏以及其他经籍子书，释例二百四十六则，极富创见。然该书之重点在归纳《仪礼》之例，而于《仪礼》经、注之校勘、名物之考证则着力不多。
胡培翚生活于清代嘉道年间，乾嘉时期考据精深的著述多已面世。培翚作从事《仪礼》新疏之撰作，能广泛地参考和吸纳前代和当代经学家的成果，可谓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受阮元等人的影响，胡氏在《仪礼》的校勘方面既能科学地选择底本和参校本，又能吸收历代的校勘成果，特别是吸收清代金日追、卢文弨、阮元等人的校勘成果，使得其在《仪礼》经、注的校勘方面能有所超越。又如在《仪礼》名物制度及礼例的考证或归纳方面，胡培翚也可谓荟萃前人之精华于一书。在《仪礼》之例的归纳方面，培翚几乎全部吸纳了凌廷堪《礼经释例》的成果；在《仪礼》所记职官的考证方面，培翚全部吸纳了胡匡衷《仪礼释官》的成果。除此之外，培翚还对盛世佐、徐乾学、秦蕙田、褚寅亮、沈彤、江永、惠栋、吴廷华、戴震、程瑶田等人的解义多有征引。因此，不管是在征引《仪礼》解义的规模上，还是在诠释《仪礼》的角度上，抑或诠释《仪礼》的精深程度上，培翚《仪礼正义》都超越了前人，而成为中国古典《仪礼》学的集大成之作。
第二，从清代经学史来看，《仪礼正义》是清代新疏的代表作之一。
清代经学家在从事经典诠释时所采用的体裁各异，研究的内容也有不同。其中的部分著作，如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孙希旦的《礼记集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陈立的《公羊义疏》、廖平的《榖梁古义疏》、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皮锡瑞的《孝经郑注疏》、焦循的《孟子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等，皆是总结、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疏体之作。清代学人为群经作新疏并非偶然，正如孙诒让所说：
群经义疏之学，莫盛于六朝，皇、熊、沈、刘之伦，著录繁多，至唐孔冲远修订《五经正义》，贾、元、徐、杨诸家，庚续有作，遂遍群经。百川洄注，瀦为渊海，信经学之极轨也。南宋以后，说经者好逞臆说，以夺旧诂，义疏之学，旷然中绝者，逾五百年。及圣清御宇，经术大昌，于是鸿达之儒，复理兹学，诸经新疏，更迭而出。[38]
今人张舜徽亦指出：“清代乾嘉学者们，感到旧的《十三经注疏》不满人意，有重新改作的必要，于是纷纷奋起，撰述新疏。”[39] 在孙诒让、张舜徽看来，清代学人从事群经新疏之撰作，既是出于对旧疏缺陷的不满，亦是对宋元明时期经学空疏流弊的反动。清人的《仪礼》新疏各有特色，然亦各有不足，如惠栋《禘说》“皆信纬书”，沈彤《仪礼小疏》、褚寅亮《仪礼管见》“咸择言短促”。[40] 而胡培翚《仪礼正义》规模宏大，征引广博，择义精审，是清代《仪礼》新疏中的代表作。梁启超说：“其集大成者则有道光间胡竹村（培翚）之《仪礼正义》，为极佳新疏之一。”[41] 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982年所提出的“十三经清人注疏出版计划”中，《仪礼》学方面所选择的就是胡培翚的《仪礼正义》。
《仪礼正义》书影，民国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本
第三，《仪礼正义》为当代治《仪礼》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因为《仪礼》难读，所以历代学人对该书的关注程度远不及《易》《诗》《礼记》《春秋》等经典。不过《仪礼》毕竟是“礼经”，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经学家对《仪礼》还是相当重视的。特别是到了考据学大兴的清代，治《仪礼》者急剧涌现出来。因此，清代的《仪礼》学著述总量是很大的。今人治《仪礼》需要参考前人之解义，然而要在短时间内遍览前人的《仪礼》解义是非常不易的。胡培翚《仪礼正义》所征引的解义时间跨度很大，从汉代到清代皆有。此外，《仪礼正义》所征引的解义释经角度各异，观点亦有不同。今之治《仪礼》者，若要比较便捷地知道中国古代经学家治《仪礼》之概况，通过阅读胡氏《仪礼正义》即可实现。因此，胡氏此书对于今之学习和研究《仪礼》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注释
注释
[1] 关于《仪礼正义》之成书，胡培翚侄子胡肇智云：
道光乙巳，智奉讳南归，见《丧服经传》《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已成。《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诸篇草稿粗具，其余各篇皆经考订，尚未排比。先叔父初意专解《丧服》，故从丧祭诸礼起手也。是年四月患风痹，犹力疾从事，左手作书。以族姪肇昕留心经学，命助校写。己酉夏，尝寄智书曰：“ 假我数月，全书可成。”讵意背疽复发，遽于七月弃世。尚有《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未卒业。江宁杨明经大堉，昔从先叔父学礼，因为补缀成篇。书中有“堉案”及“肇昕云”者，即二君之说，余皆先叔父原稿。（胡肇智，《〈仪礼正义〉后跋》，见张文、徐到稳、殷婴宁点校，《仪礼正义》卷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1782）
《清儒学案》云：“（胡培翚）尝病《仪礼》贾《疏》多舛，乃有重疏之志。……书中惟《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未卒业，弟子杨大堉续成之。”（徐世昌编纂，舒大刚、杨世文等校点，《清儒学案》卷九十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2556）由此可知，胡培翚生前，《仪礼正义》尚有五篇未成，胡培翚去世以后，胡肇昕、杨大堉在胡培翚原稿基础上补缀成篇。
[2]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七号《学篇》。
[3] 洪湛侯，《徽派朴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61。
[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340。
[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前揭，页357。
[6] 洪湛侯，《徽派朴学》，前揭，页242。
[7] 陈功文，《胡培翚〈仪礼正义〉研究》，扬州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页29。
[8] 胡培翚，《赠奉直大夫叔祖绳轩公行状》，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九，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页276。
[9] 胡培翚，《复夏朗斋先生书》，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四，前揭，页116。
[10] 张其锦编辑，《凌次仲先生年谱》，见《凌廷堪全集》第4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页366。
[11] 胡培翚，《复夏朗斋先生书》，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四，前揭，页116。
[1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页182。
[13] 胡培翚、胡肇昕著，张文、徐到稳、殷婴宁点校，《仪礼正义》卷一，页4。以下征引此书皆随文夹住页码。
[14] 胡培翚，《〈仪礼经注校本〉书后》，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七，前揭，页201。
[15] 胡培翚，《〈仪礼经注校本〉书后》，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七，前揭，页204。
[16] 胡培翚，《上罗椒生学使书》，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五，前揭，页168。
[17] 胡培翚，《复夏朗斋先生书》，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四，前揭，页116。
[18] 李寅生译、（日）山本正一，《陈硕甫年谱》，林庆彰、杨晋龙主编，陈淑谊编辑，《陈奂研究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筹备处，2000年，页130。
[19] 陈功文认为，山本此之按语中存在两处瑕疵：一是山本忽视了胡氏有“重疏《仪礼》之志”，不仅仅是因为与陈奂等人的交往所致，他校先祖《仪礼释官》时发现《仪礼疏》失经义者较孔氏《毛诗疏》更甚；二是山本将胡氏改志重疏《仪礼》后移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公祭郑玄时，也与史实不合。见陈功文，《胡培翚〈仪礼正义〉研究》，前揭，页46-47。
[20] 陈功文，《胡培翚〈仪礼正义〉研究》，前揭，页207。
[21] 胡培翚，《上罗椒生学使书》，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五，前揭，页165。
[22] 胡培翚，《上罗椒生学使书》，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五，前揭，页165-166。
[23] 胡培翚，《上罗椒生学使书》，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五，前揭，页166。
[24] 胡培翚，《上罗椒生学使书》，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五，前揭，页166。
[25] 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序》，《仪礼校勘记》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287。
[26] 胡培翚，《〈仪礼经注校本〉书后》，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七，前揭，页201。
[27] 胡培翚，《〈仪礼经注校本〉书后》，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七，前揭，页201。
[28] 陈功文，《胡培翚〈仪礼正义〉研究》，前揭，页107-108。
[29] 胡培翚，《〈仪礼经注校本〉书后》，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七，前揭，页201。
[30] 阮元，《仪礼校勘记》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81册，前揭，页294。
[31] 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81册，前揭，页287。
[32] 胡培翚，《上罗椒生学使书》，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五，前揭，页166。
[33] 胡培翚，《〈仪礼经注校本〉书后》，见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翚集》卷七，前揭，页200。
[34] 之所以于此选择统计《士冠礼》和《丧服》征引之情况，是因为《士冠礼》是《仪礼》的第一篇，而《丧服》是胡氏用力最多者。胡氏《仪礼正义》于郑玄《仪礼注》悉数征引，故郑玄解义不在本书的统计之列；此外，《仪礼正义》于“十三经”亦多有征引，此亦不在统计之列。
[35] 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81册，前揭，页287。
[36]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经部·礼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159。
[37] 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见潘斌编，《皮锡瑞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178。
[38] 孙诒让，《刘恭甫墓表》，孙诒让著，许嘉璐主编，雪克点校，《籀庼述林》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页295。
[39] 张舜徽，《清儒学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310。
[40]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前揭。
[4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前揭，页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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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祁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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