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祥迪 | 海伦的罪与罚

编者按

原题目为《海伦的罪与罚——论荷马史诗中的伦理观念》，刊于《古典学研究》第八辑《肃剧中的自然与习俗》（刘小枫主编，贺方婴执行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感谢作者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引 言

荷马史诗存在一个奇特现象：诸如帕里斯、海伦和阿伽门农等人物，他们犯下重大过失，但没有在战争当中遭到惩罚;而阿基琉斯、赫克托尔和萨尔佩冬等人物，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明显过失，却在战争当中遭受致命打击。这种罪与罚的错位，既不同于古希腊悲剧作品让罪行“世代相袭，经久不息”的现象，也有悖于我们日常所谓“因果报应”或“惩恶扬善”的观念。[1]

难道荷马史诗作为古代希腊人的教科书是宣扬一种无道德主义吗?显然不是，但是需要进一步解释。海伦引发特洛伊战争酿成滔天大罪，而她最终不用承受任何惩罚，因此分析海伦这个人物形象的罪与罚，有助于我们理解荷马史诗里这个奇特现象和特殊的伦理观。

国内关于海伦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比较研究，要么平行比较海伦与国内外相关女子，揭示古代“红颜祸水”的男权观念，要么比较不同时代的人对于海伦的评价，以此透视社会思想的演变; [2] 另一类是女性主义研究，要么强调海伦的悲剧是男权社会性别歧视和压迫的结果，要么宣称海伦出走象征妇女觉醒，并追求解放、平等和自由。[3]这些研究并未触及上述奇特现象，而且深受“五四”以来关于“娜拉出走”之论争的影响，又借用了西方现代女权主义的资源，还常常脱离具体文本和历史语境，从而陷入了“强制阐释”的泥潭。[4]因为我们可以反问：那些为海伦战斗和牺牲的男人难道不可以理解为海伦的玩偶吗?一个妻子抛夫弃子，跟另一个男人私奔，此等不负责任的无耻行径怎能冠之以“资产阶级”妇女觉醒和抗争的头衔?

▲ 普里马蒂乔，《强夺海伦》，1578–1579年

在西方传统中，海伦形象也常常以两个极端呈现出来，一个极端是萨福和维吉尔严厉谴责她;另一个极端是高尔吉亚、欧里庇德斯、奥维德等人极力替她辩护。[5]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也如此，例如现代学者瑞安(GeorgeJ. Ryan)批判海伦是虚伪、自负和淫荡的女人，[6]而格劳顿(F.J.Groten)则主张海伦是真诚、自责和值得同情的。[7]海伦的故事被简化成淫奔的故事或被拐的故事，[8]对海伦的评价也被简化为“谴责”和“辩护”两种立场。

本文认为，在荷马史诗当中，这种非黑即白的伦理观并不明显。实际上，一个人物往往是一个悖论，例如伟大而暴力的阿基琉斯；而一个行动往往也是一个悖论，例如阿基琉斯的“命运选择”，因此道德判断并不简单地从属于二元对立的范畴。本文首先从历史语境出发，考察海伦形象在古希腊社会的变迁;然后深入细致分析荷马文本的海伦形象，讨论她身上潜藏美与丑，善与恶，自由与奴隶的悖论；最后引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以及解释海伦罪与罚的不对称现象，表明荷马史诗的集体主义伦理观。

一、 海伦作为“凋零的女神”

在古希腊神话当中，海伦名义上是斯巴达王廷达瑞斯(Tyndareus)与勒达(Leda)的女儿，实际上是神人之王宙斯与勒达的女儿：宙斯变成天鹅勾引勒达，勒达拥抱他而受孕，产下一颗蛋孵化出海伦。[9]可以说，海伦出身高贵，她也是一位英雄，英雄(ἥρως)就是半神半人，就是神与凡人的爱欲(ἔρως)的产物(柏拉图，《克拉底鲁》398c-e)。

在荷马史诗当中，海伦并不像她的父亲宙斯，而是像女神阿弗洛狄忒。在《伊利亚特》第3卷，海伦首次亮相，特洛伊元老们说海伦“像永生的女神”(《伊》3.158)。[10]这“永生的女神”自然是指阿弗洛狄忒，因为海伦和帕里斯的美貌都是来源于阿弗洛狄忒的恩宠和赏赐(《伊》3.413-417;3.64-66)。女神阿弗洛狄忒主司性爱和美貌，能让人变得漂亮和丑陋，也能使人(或神)浑身充满爱欲(《伊》14.214-217)，进而丧失理智和情不自禁。[11]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海伦之所以像女神，是因为她分有阿弗洛狄忒的美，海伦是流变和可感知的“美”，阿弗洛狄忒则是不变和可理知的“美本身”。

不过，根据现代语文学家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研究，海伦这个人物形象原本并不是一位英雄，而是一位神!ἑλένη(海伦)这个希腊词的原意指“火把和火球;编织篮”，[12]这表明海伦跟光明、草木相关，即跟太阳神和丰产女神相关。

第一，荷马史诗认为海伦被拐到特洛伊，但是另一种说法则是海伦被拐到埃及，因此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只是为了海伦的幻影而战(柏拉图《斐德若》243a-b)。据此，古典学者韦斯特提出，海伦的原型是可能是太阳神，因为早期希腊人只知道南方有埃及，所以海伦从希腊被拐到埃及，象征太阳南行(从夏至到冬至)，而海伦从埃及返回希腊，则象征太阳北行(从冬至到夏至)，因此斯巴达的海伦崇拜节是庆祝冬去春来，万物复苏。[13]

第二，太阳不仅跟草木生长相关，还跟丰产相关。例如赫利生这样解释赫拉克勒斯的瓶画形象：他右手的木棒象征他是草木之神，左手的丰饶角则象征他是丰产之神，而他完成的12项任务也象征太阳年(12个月)。[14]

▲ 赤陶卷壳花瓶碎片， 画中赫拉克勒斯居于亚马逊人之间

同理，马圭尔也这样解释海伦，他说道：

"

海伦作为草木女神(δενδρῖτις)的神龛广为流传(例如，远至罗德斯岛也可见)。树木与海伦崇拜的其他田园关系保持一致，如河流和舞蹈，这表明她不仅是一位女神，还是一位丰产女神。舞蹈是对农业成长的模仿(跺脚唤醒大地，跳跃追赶高大农作物); 河流和树再现成长;发光的海伦，如前所见，跟太阳相关。农业是自然繁殖能力的结果， 它被视为天地的神圣交合，阴性沃土接受神圣精华(种子)，天降雨露再现性生活，带来丰收。[15]

"

第三，古希腊神话很多是从东方和埃及传入的，希罗多德曾说赫西俄德和荷马“把诸神的家世教给希腊人”，[16]据此，有学者认为，海伦的原型不太可能是太阳神，更像是印度吠陀神话的黎明女神乌莎。[17]

乌莎(Uṣas)是天父帝奥斯(Dyaus)之女，她是一位黎明女神，周身发光，赐予人类财富、子息和长寿;她也有两位孪生兄弟阿须云(Aṡvins)，代表晨星和晚星，驾驶马车，傲游天空。[18]海伦则是天父宙斯之女，美艳照人，多夫多子;她也有两位孪生兄弟，即卡斯托尔和波吕丢克斯，前者是驯马手，后者是拳击手。[19]

如果以上说法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海伦形象从东方或南方流传到古希腊时，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一，海伦可以视为一位“凋零的女神”，[20]她不再是一位女神，而是一位女英雄，成为美貌(象征光明)和多夫多子(象征丰产)的女子。据说跟海伦有染的男人多达11位，而且海伦生下许多子女。[21]其二，海伦不再是造福人类的形象，而是令人可怕的女人，成为“害船害人害城邦”的祸害。[22]这种变化被认为反映出母权制向父权制演变的过程，[23]这种演变的痕迹可见于男权制伦理观念的矛盾：一方面男人追求和崇拜女人，甚至为之牺牲和献身，另一方面女人又成为男人猎取和征服的对象，以便强化父权的宰制力量。

而古希腊其他传统的海伦形象，到了荷马史诗这里又发生了变化。其一，海伦不是多夫多子，她只有两位丈夫，即墨涅拉奥斯和帕里斯，而且她前者只有一个女儿，此后便被神明绝育了(《奥》4.12)。其二，海伦虽然是酿成特洛伊战争的原因，但是她并不必为此负责，最终又安然无恙地回到斯巴达做王后。

▲ 海伦向普里阿摩斯指认阿开奥斯主将

安德鲁·朗 为《特洛伊和希腊的故事》绘制的插图，1907年

荷马如此改编海伦的形象，一方面是对于她的行为的批判，海伦不能继承她那丰产的形象，她那无节制的欲望和无耻的沉沦，只能成为不孕不育的交合，就像战争一样导致人类的灭亡; [24]另一方面是对于她的形象的同情，海伦作为“凋零的女神”的损失通过她拥有的绝世美貌、神奇能力、社交技巧和聪明才智得以弥补。海伦的美貌体现在元老们的惊叹之中，她的能力在于唯有她掌握一种忘忧药剂(《奥》1.220-230)，她的社交技巧体现在她安慰赫克托耳(《伊》6.343-358)，她的才智则表现为她认出女神、特勒马库斯和奥德修斯(《伊》3.396-397，《奥》4.138-146，4.250)。[25]因此，荷马对于海伦的形象是非常复杂的，下面我们将透过海伦形象来窥探荷马史诗的伦理观念。

二、海伦的三宗罪

海伦是“凋零的女神”，这决定了她的美貌和聪明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基于女神阿弗洛狄忒，进而是有条件、被给予和偶然的。与此同时，她却有一种渴望回归“女神”状态的爱欲，企图通过她的美貌和智慧，赢得至高荣誉，从而超越当下的流变，达到永恒不朽的境界。然而，她的有限性和错误方式，导致她在无休止的追求中酿下三宗罪，并使得自己和他人成为这种追求的牺牲品，这三宗罪就是“为了爱而背叛家庭”，“为了荣誉而损害城邦”，以及“为了美而自我沉沦”。

在萨福的一份诗歌残篇里面，她提到海伦这三宗罪，而且严厉谴责她：

"

[阿弗洛狄忒]用海伦的乳房，撩拨阿尔戈斯人的心扉;那位特洛伊男子、主人的骗子为她而疯狂;她上了他的船，陪他渡过大海，撇下她的家园、她[孤独的?]女儿、她丈夫那张挂着贵重帘子的床榻，[既然]她的内心说服她[屈服于?]爱欲(ἔρωι)……多少他[帕里斯]的兄弟为了那个女人倒在特洛伊平原上，无数兵车[摧毁?]于尘土中，千万黑眼的[战士]被践踏和屠戮。[26]

"

关于第一宗罪——为了爱而背叛家庭，现代女权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海伦是古代扭曲婚姻制度的受害者，或者她应该有选择丈夫的自由，或者她的背叛本身包含对“自由”的追求。然而，亚里士多德却告诉我们，这种论证是“假冒的修辞式推论”，因为她父亲曾经给过她选择丈夫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只是在第一次选择的时候有效，而不是永远有效，因为父亲的权力只是到第一次选择时为止”。[27]显然，个人选择婚姻的自由权利并不能够为海伦的背叛开脱。

虽然普里阿摩斯试图把战争的原因推给诸神(《伊》3.165)，而海伦也把自己的私奔归咎于阿弗洛狄忒(《奥》4.261)，但是海伦的罪过也不能由诸神负责。一方面，荷马在《奥德赛》开篇也以宙斯口吻告诉我们，人类的灾难不应归咎于诸神，而应该归咎于人丧失理智(《奥》1.32-35);另一方面，

"如果悲剧[罪过]的最终责任落在喜欢恶作剧的众神身上，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罪孽不 存在。相反，《伊利亚特》中没有哪个地方不强调其[罪过]不可更改的特点。[28]"

与此同时，海伦的罪过也不能像高尔吉亚那样借助“被迫”——迫于命运、暴力、说服和爱欲——而加以减弱。[29]因为在一个抢劫成风的时代，抢劫并不是什么可耻行为，而且被劫者未必会陷入痛苦，甚至任何“抢劫”在某种程度上都包含被劫者的意愿。[30]例如，我们看到海伦一次次哀叹和自责，却从未做出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行动。

在荷马史诗里面，不仅海伦背叛了丈夫，她的姐姐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更是谋杀了丈夫(《奥》11.405-434)。这种背叛一方面反映出斯巴达女人地位较高而且放荡成风，另一方面则揭示出人类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深层危险。婚姻原本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位，它是两性情感、人类繁衍和社会发展的根基，然而它的基础并不牢靠，而且由于人类本能或第三者的介入而遭遇危机和危险。海伦的背叛是一个典型，典型地揭示出人类本身的局限性，即人无法彻底根除欲望，因而这种背叛潜藏着人类局限性。

▲ 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杀死阿伽门农前

在荷马史诗当中，英雄基本上都是用荣誉来衡量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命价值(《伊》1.490，6.208，12.310-328;《奥》1.95)，并树立起人生和社会的榜样。[31]海伦既然是一位女英雄，她在荷马史诗当中也追求荣誉，以便重获女神般的不朽。然而，这种超越并不是像战士那样以保护城邦为前提，而是以伤害他人和毁灭城邦为代价，因此酿成她第二宗罪过。

在《伊利亚特》里面，海伦根本不关心世人的残酷战斗，她宁愿在封闭的空间里面织布，布匹上描绘全世界的男人为她而战斗和受苦的场景(《伊》3.125-128)，她欣赏自己的杰作，享受处于世界舞台的快感，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海伦深知自己是特洛伊战争的原因和目的，也明白这场伟大战争会给男人带来荣誉，因此，她也希望自己能够从中获得荣誉。她在《伊利亚特》第6卷对赫克托尔这样说：

"

大伯子，请过来，进来，在这张凳子上坐坐，既然你的心比别人更为苦恼所纠缠，这都是因为我无耻，阿勒珊德罗斯糊涂，是宙斯给我们两人带来这不幸的命运，

日后我们将成为后世的人的歌题(《伊》6.354-8)。

"

最后一句的“我们”字面意思是“海伦和帕里斯”，这表明海伦也希望获得被后人歌颂的荣誉。但是考虑到整个这段话是海伦安慰赫克托耳，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海伦与赫克托耳”：海伦激发男人为自己行动，进而提升自己的名声，赫克托耳则在行动中获得自己的荣誉。[32]海伦与赫克托尔的共谋，解释了赫克托耳对海伦的温情脉脉，以及海伦为赫克托尔之死而哭——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再也无法获得荣誉而哭(《伊》24.760-775)。因为，海伦是继安德洛马克和赫卡柏之后第三位哭泣的，这似乎有悖于古希腊悲剧的典型惯例，即哭泣的顺序依据悲痛程度逐渐上升。如果从荣誉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就会发现海伦的哭泣并不是表现她跟死者的亲密和悲痛程度，而是表现从个体层面上升到普遍层面的感情关系。[33]也就是说，安德洛马克为失去丈夫而哭泣，赫卡柏为失去儿子而哭泣，海伦则为失去荣誉而哭泣。

英雄主义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它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得荣誉，只有当英雄与共同体建立起“互惠互利”的依存关系时，即英雄保护城邦，城邦赋予英雄荣誉，英雄主义才能完成从利己向利他的转变。[34]简而言之，只有那些为城邦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才能够获得不朽的荣誉，并成为后世的“歌题”(《伊》9.189-191;《奥》8.72-78)。赫克托尔的自私通过他的忠诚和牺牲完成了这个转换，海伦的自私则未能完成这个转变，因此她是“可怕的”，正如科尔斯顿(LeslieKirsten Day)在分析海伦哀悼赫克托尔时所指出的：

"

在《伊利亚特》，海伦被描述为这种女人，她使用适当的言语控制，无论是明显的 自责还是潜在的自夸，以便支撑她跟男人关系的位置，即便在她的自恨表述也可能源 于真正的羞耻感。这种控制将海伦刻画为危险和有威胁的，这种看法跟她作为一位妻子 的性爱危险完全一致，她给她的丈夫带绿帽子，造成千万男人死亡。[35]

"

海伦的第三宗罪则是她的自我沉沦。在《伊》第3卷，阿弗洛狄忒将战败的帕里斯救回房间，然后召唤海伦去陪伴和安慰失意的帕里斯，当时海伦羞愧万分，并严辞拒绝，最后却不得不在阿弗洛狄忒的威胁“缴械投降”。海伦起初嗔责帕里斯无能和无耻，继而劝告帕里斯不要出去战斗，进而陪他睡觉，最后愿意为他分担赫克托耳的指责。

▲ 雅克·路易·大卫，《海伦与帕里斯》，1788年

我们或许会问，海伦为什么不抵抗到底?为什么她一遍遍自责却不去死?[36]根本原因在于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美貌，甘愿沉沦为阿弗洛狄忒的奴隶。海伦的沉沦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斯巴达城邦的沉沦。贺方婴在《荷马之志》一书中指出，在《奥德赛》里，荷马通过特勒马库斯的造访，发现海伦和墨涅拉奥斯沉迷于财富和奢侈生活，揭示斯巴达城邦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城邦”。[37]

海伦本身是绝对自由的，无论哪一方战胜都不会改变她作为王妃的身份，因为她作为“凋零女神”的美不可能为任何凡人所占有和奴役。然而，她将自己的超越道路建立在荣誉之上，又将荣誉建立在美貌之上，这迫使她为了美貌而放弃羞耻，为了荣誉而放弃善，最终沦为性欲、美和荣誉的囚徒。海伦对美的追求非但没有使得她成为美的主人，反而使她成为美的俘虏;非但没有使得她上升到美本身或善领域，反而让她堕落为丑陋和无耻的女人。

三、海伦的惩罚

海伦登场佩戴的“面纱”，以及她每逢开口之前的“自责”，证实了她对自己的罪有清醒认识。不过，在荷马史诗之中，很多人都为海伦开脱：阿尔戈斯人宣称海伦被特洛伊人“劫走”而日夜“呻吟”(《伊》2.355，2.590);赫克托尔从未责备海伦，反而经常谴责帕里斯(《伊》3.38-52;6.325-331;13.769);普里阿摩斯主张海伦和特洛伊人都是无辜的，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诸神(《伊》3.164-166)，墨涅拉奥斯和佩涅洛佩似乎也是这样认为(《奥》4.274-275;23.218-224)。这至少在表面上显示荷马本人没有谴责海伦。[38]

奇怪的是，后人多半认为荷马谴责海伦，并以各种方式为海伦辩护，譬如斯忒西科斯的“幻影论”、高尔吉亚的“被迫论”、伊索克拉底的“好人论”、[39]奥维德的“爱欲论”等。[40]难道是后人误解了荷马?情况恐怕并非如此简单。我们需要弄清楚荷马在什么层面上谴责海伦，又在什么层面上原谅海伦。

首先，荷马史诗的人物是典型的善恶矛盾体。荷马并没有后世那种反战观，对于荷马笔下的人物而言，战争是财富、权力和荣誉的来源，而对于荷马而言，战争则是检验人类生活之最大可能性的试金石。荷马歌颂英雄，因为他们蕴含着人类的最大可能性，包括好的和坏的可能性，例如阿基琉斯那无双的勇武与愤怒，奥德修斯那至高的智谋与残忍，赫克托耳那无双的忠诚与羞耻心，乃至海伦那绝世的美貌与丑行。

▲ 米歇尔-马丁·德罗林，《阿喀琉斯之怒》，布面油画，1810年

因此，英雄的悲剧在于其“坏的可能性”毁灭其“好的可能性”，这令人恐惧而不是愤怒，值得怜悯而不是指责。况且海伦比其他英雄更好，因为她有自我批判的精神，从而博得了他人的同情。正如格劳顿所言：“帕里斯使得特洛伊人陷入困境，他不可置疑是有罪的，但是海伦不同，它赢得我们的同情，因为她关心他人，忏悔过去，她公开承认不能完全归咎于她”。[41]

其次，荷马认为海伦的罪是由于过失引起的，但是不排除她仍然是一个好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1453a7-10)区分了一个人陷入不幸的三种原因，即缺陷(κακίαν，vice)，恶劣(μοχθηρίαν，wickedness)和过失(ἁμαρτίαν，mistake)。[42]“缺陷”与德性是相对立的概念，前者指某事物在其本性方面的不足，比如：眼花耳聋，少年理智不成熟等，有这种缺陷的人就容易陷入不幸;后者则指这些方面的完满，比如：眼明耳聪，哲人理智成熟，达到这些境界则不会招致不幸(柏拉图《会饮》181e;《理想国》348c)。“恶劣”指恶劣条件或缺乏能力，更多时候指道德方面的恶习和不足(柏拉图《理想国》609e;《政治家》302a;《法律》734d)。“过失”则指实践或判断错误(柏拉图《法律》660c;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48a3)。

从这个角度来看，荷马认为海伦陷入罪行，并不是由于缺陷和恶劣，而是由于过失，正如海伦所言：“这都是因为我无耻，阿勒珊德罗斯糊涂”(《伊》6.356)。海伦认为自己和帕里斯都是一时失足，而犯下无耻罪行，因而这种罪行是可以辩护和矫正的。麦金泰尔也认为，在荷马史诗当中，好人犯了“个别”错误，但是他/她仍然是善的，因而就免去了他的过失责任。[43]

最后，荷马并没有像现代霍布斯那样把人视为个体的人，而是从集体主义角度把人视为民族、社会和城邦的一员。因此，“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不太符合荷马史诗的伦理要求，例如：阿伽门农不归还克律塞伊斯，但阿波罗却惩罚其他希腊人，而阿基琉斯没有明显过错，却要遭受丧友之痛，并面临自己的死亡。荷马固然原谅海伦本人，但不因此赦免她的罪行，而是转移和深化她的罪行，让所有为她而战的人承担这个罪行的惩罚。

至此，我们就能够理解本文开头提出的荷马史诗里面的奇异的伦理观。对于帕里斯、海伦、阿伽门农等人物，他们的确有过失，但是这种过失并不是他们作为个体的缺陷或恶劣，而是作为处于这种地位、关系、情形里面的人物可能会陷入的错误，因此荷马把这种过失归结为人类本身可能存在的限度。人完全有可能受性欲、权力、荣誉的诱惑，从而产生过失，导致灾难，因此这种过失实际上是人类本身的限度所造成的，它酿成的后果就不应该让行动者独自承担，但必须有人来承担这种后果，以便化解个人的责任，因此海伦的过失上升为普遍的人类过失，这种过失的后果则由全人类来承担。

反之，像阿基琉斯、赫克托尔、帕特罗克洛斯等人物，他们本身没有过失和恶劣，却拥有某种缺陷，阿基琉斯的过于愤怒，赫克托尔的过于羞耻，帕特罗克洛斯的过于怜悯，正是这些缺陷使得他们的命运跟海伦紧紧相连，成为海伦私奔后果的罹难者。这正是荷马史诗关于罪与罚的伦理观念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所在，它通过一系列过失与缺陷的转换，使得个体命运成为人类普遍命运的象征，听众、观众或读者透过这个典型个体能够领悟人类本身的局限。

结 语

荷马史诗之所以有如此宽广的视野和复杂的思想，原因就在于史诗是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它是人民集体创作的民族史诗，因而具有质朴性、普遍性和客观性。早在18世纪20年代，意大利思想界维科在他的《新科学》里面就提出，“荷马纯粹是一位仅存于理想中的诗人，并不曾作为具体的个人在自然界存在过”(873段)，荷马是“希腊各族人民自己”(875段)。[44]20世纪60年代，俄国神话学者梅列金斯基，在他的《英雄史诗的起源》里面，仍然通过马克思主义方法得出这个结论：

"

史诗历来就具有人民性，应该从民间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去探寻史诗创作的根 源……英雄史诗的本源不是颂词，不是宗教传说，更不是编年史，而是阶级出现之前的 人民史诗。[45]

"

如今影响广泛的口头程式理论(帕里、洛德和纳吉)，根据各民族现存地口头史诗表演和荷马史诗的程式创作，试图论证史诗是凭借“固定程式”、“口耳相传”和“逐步演进”的模式形成，并由某位伟大的表演者推向高峰和固定下来，然则史诗的词汇、句式、主题、观念等无不带有整个民族和时代的烙印。[46]

由于荷马史诗具有这些特征，因此它那种罪与罚的伦理观念，就显得跟后世个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迥然不同。我们可以通过荷马的伦理观念来反思人类历史上经常呈现的两种普遍缺陷，第一种是政治上对权力和帝国的爱欲，第二种是婚姻上对自由和快乐的爱欲，这些爱欲本身具有追求高贵的品性，然而却在过度的追求过程中陷入悲剧，并使得追求者本身成为被追求者的俘虏和囚徒。荷马的伦理观念具有很强烈的警示作用，正如西蒙·娜薇依在批判阿基琉斯所说的那样，她说：

"

然而，欧洲人民创造的全部诗篇，均比不上这同样出自欧洲人的第一部诗作。当他们懂得不相信逃避命运、决不崇拜力量、不仇恨敌人、不轻视不幸的人时，他们也许也会找回史诗的精神。[47]

"

西蒙娜对阿基琉斯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海伦的分析。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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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蒋炳贤、郭智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页241。

[2]潘道正，《海伦和西施:关于女性美的悲剧》，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页33-36;韩霞，《传统与颠覆：论欧里庇得斯的<海伦>中海伦形象的塑造》，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页217-219。

[3]例如：潘一禾，《爱欲与文明的冲突——荷马笔下的帕里斯和海伦》，载《浙江学刊》，1997年第4期，页101-104;王晓红，《试析海伦、娜拉出走之比较》，载《中国科技信息》，2006年第2期，页178。

[4]张江，《强制阐释论》，载于《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页5-18。

[5]Elizabeth Belfiore, “Ovid’s Encomium of Helen,” The Classical Journal,, 2(1981), pp.136-138.

[6]George J. Ryan, “Helen in Homer,”The Classical Journal 3(1965),pp. 115-117.

[7] F. J. Groten, “Homer’s Helen,” Greece & Rome 1(1968),pp. 33-39.

[8]Laurie Maguire,Helen of Troy: From Homer to Hollywood,West Sussex,Wiley - Blackwell,,2009,p.109.

[9]蛋生人的传说盛行于东南亚一带，主要涉及宇宙形成、图腾始祖、民族英雄和凡间配偶四方面，参见：傅光宇，《“蛋生人”神话、传说与故事》，载于《民族艺术研究》，1996年第4期，页58-69。

[10]本文的荷马史诗引文出自荷马，《伊利亚特》(简称《伊》，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荷马，《奥德赛》(简称《奥》，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利奇德，《古希腊风化史》，杜之、常鸣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页223。

[12]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compiled),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582.

[13]M.L.West,Immortal Helen, Inaugural Lecture, Beford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 1975, pp.7-13.

[14]赫利生，《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谢世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361-367。

[15]Laurie Maguire,Helen of Troy: From Homer to Hollywood, p.27.

[16]希罗多德，《历史》(上)，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页134-135。

[17]Otto Skutsch, “Helen，Her Name and Nature,”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07(1987), p.189.

[18]参见A.A.Macdonell, Vedic Mythology, Verlag von Karl J. Trübner, 1897, p.53;林太，《<梨俱吠陀>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页135-140，153-160;巫白慧译解，《<梨俱吠陀>神曲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页85-97。

[19]关于海伦与兄弟俩之出身和关系的种种传说，亦可参见：荷马，《英雄诗系笺释》，崔嵬、程志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页100-104。

[20]Norman Austin,Helen of Troy and Her Shameless Phanto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86-88.

[21]Laurie Maguire, Helen of Troy: From Homer to Hollywood,p.8。

[22]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收于《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1卷，张竹明、王焕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页315。

[23]赫利生，《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前揭，页487-501。

[24]Barry B. Powell, Hom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80.

[25]这种认知能力是人类从神秘认知过渡到逻辑认知的桥梁，参见，陈中梅，《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1、12章，

[26]Sappho and Alcaeus, Greek Lyri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avid A. Campbell，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33.

[27]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收入《罗念生全集》第1卷，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页291。

[28]Rachel Bespaloff, “Helen,” Homer：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ds. George Steiner and Robert Fagle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65), p.101.

[29]Hermann Diels,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WeidmannscheBuchhandlung, 1922, pp.249-255.

[30]波斯人认为女人只有基于某种自愿才有可能被抢劫，希腊人据此侵略特洛伊是不对的，参见，希罗多德，《历史》(上)，前揭，页2-3。

[31]“英雄史诗可能会涉及到任何这样的行动：一个人将他的生命押在他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这个理想上”，参见，M. Bowra, Heroic Poetry, London: Macmillan, 1952, p.48。

[32]Rachel Bespaloff,“Helen,”Homer：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p.102。

[33] Maria C. Pantelia, “Helen and the Last Song for Hector,”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2(2002), pp.25-26.

[34]James M. Redfield,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Ilia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103.

[35]Leslie Kirsten Day, Bitch That I Am!: An Examination of Women’s Self- Deprecation in Homer and Virgil,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kansa, 2008, p.98.

[36]古代世界没有让海伦去死，直到16、17世纪，人们才设想让海伦自杀谢罪，参见LaurieMaguire, HelenofTroy: FromHomertoHollywood,p.18。这反映出古代与现代伦理观念的差异，对于古代伦理而言，灾难的原因和责任是分离的，海伦是战争的原因，但是她未必要为战争的灾难负责。

[37]贺方婴，《荷马之志：政治思想史视野中的奥德修斯问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6。

[38]在维吉尔那里，情况有点复杂，埃涅阿斯谴责海伦，阿弗洛狄忒则将责任归于诸神，参见，维吉尔，《埃涅阿斯记》，杨周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页47。

[39]Isocrates, Isocrates, vol.III,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Larue van Hook，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pp.55-99。比较：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5a37-1255b3;《修辞学》1362a、1398b)。

[40]奥维德责备墨涅拉奥斯外出太久，“使海伦饱受孤眠的滋味，转而在客人帕里斯的怀抱中寻求温存”，参见，奥维德，《爱的艺术》，寒川子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页191-192。

[41]F. J. Groten, “Homer’s Helen,”Greece & Rome, pp.38-39。

[42]亚里士多德，《诗学》，收入《罗念生全集》第1卷，前揭，页55-56。

[43]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29-34。亦可比较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3卷对“意愿行为”的讨论。

[44]维科，《新科学》(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页471-472。

[45]E. M. 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王亚民、张淑民、刘玉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页14。

[46]关于“固定程式”，参见，Milman Parry,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 edited by Adam Par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1, p.13。关于口头与书写的区别，参见，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六章。关于“演进”的再创编模式，参见，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三章。

[47]西蒙娜·薇依，《<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吴雅凌译，《上海文化》2011年03期。

 作 者 简 介

何祥迪，广西博白县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伦理学青年工作者委员会理事，中国古典学专业委员会会员。专业方向方面，近期集中关注荷马史诗、柏拉图哲学、柏拉图主义和巴门尼德哲学。主要教授古希腊文明、荷马史诗、西方文明经典、尼各马可伦理学、古希腊悲剧与史学等课程，在《伦理学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读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古典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出版有译著《柏拉图学说指南》、《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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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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