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前，我向从不知道跨性别的同事出柜｜Transtory

Paul非常喜欢的造型。图片由本人提供

采写｜王木木

讲述丨Paul

Paul才18岁，瘦瘦高高，腼腆的高中男孩形象。

星巴克人太多，我俩只得到肯德基去聊天。他点了杯汽水，杯子太高吸管太短，只露出短短一截来。「好吧。」他有点无奈地吐槽。

关于性别认同，似乎总有种冥冥中命运注定的味道。Paul从家人的口述中，得到最初关于性别的记忆。

刚学会说话的时候，家人抱他下楼。有人来闲聊开玩笑问：「是男孩子啊，还是女孩子？」「我是男孩。」Paul说。

他对这事毫无印象，自然也不知道那时为什么会说出这种答案。但这无疑为他的男性认同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好像从出生开始，这种想法就一直在脑海里蛰伏着，在生活中的细节不断露出线索，最后在某个节点爆发而和身体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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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性别男生里，Paul是比较幸运的。

他拥有出国留学的机会，父母长辈的理解支持，以及那超过一米八的个头……在他激素治疗并出柜后，学校里来自美国的那位学术校长相当鼓励他。

因此，他可以得到大多数老师的尊重。跟他关系很好的外教在他出柜后，甚至主动试探地问他，要不要把英文名从Polly改成Paul。

尽管不一定是所有人给予他的都是发自内心的理解，但至少可以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秩序。

教室在写字楼的某层，Paul就到另一层去上男厕所，也避免了很多麻烦。唯一的麻烦，就是他不能住宿了。无奈，但可以理解。

但无论如何幸运，性少数群体都必须要经历结构性问题所带来的困扰。

新的思想与旧的管理体系一并在高中体现。高一时，Paul和女朋友（那时候他以为自己是女同性恋中的T）受到德育主任的刁难。因为一些毫不相干的学术表现的事，德育主任要求他们俩中必须转学一个。

Paul的父亲也被叫到了学校谈话。他并不知道主任和父亲说了什么，但从父亲回家向自己倾诉的愤怒中能略窥一二。

后来他才知道，父亲被学校的各种校长（除去学术校长）叫到学校还谈过许多次，并且都做了录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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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不太记得怎么向父母出柜的了。似乎是和父亲喝着酒，聊着聊着就说到了这件事。也许他在之前所暴露出来的线索太多，父母已经隐约能感觉到他不符合指派性别的倾向，因此并没有太多波折。

Paul觉得，母亲对他的性别认同的接受，有点「重男轻女」的色彩在其中作祟。但无论如何，结果是好的。母亲愿意积极帮他联系手术医院，并陪着他就医。

至于年龄较大的长辈，在激素治疗后，Paul还没有回去探望过他们。毕竟现在这样也不太好解释。他觉得，可以慢慢来。

去年一二月那会儿，Paul挂了北医三院潘柏林医生的门诊。因为疫情的缘故，诊室几乎没有什么人。而如今医生的诊室则是热热闹闹的，能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十几岁的小朋友，以及很多在外貌上就很明显的跨性别男性或女性。

「潘医生人很好。」Paul说。所以，很多过不了出柜这一关的朋友就会带着家长来医院，想用医生的权威来劝服家长。

有一回，他看见一位跨性别女生和她满脸不耐烦的妈妈走入了诊室。「当时真的为她紧张。」过一会，妈妈摔门而去。场面很是惊心动魄。

无数种家庭故事，在北医三院的门诊大厅发生。

除去易性症的门诊，潘医生还负责唇部整形外科的诊室。上午看诊时间过了，但还有人挂了号未就医，他就带着浩浩荡荡的人群穿过医院走廊，到医疗美容中心的诊室继续看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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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说，潘柏林医生等人最近在做一个提案，希望能够放宽对于身份证更改性别的政策，只摘除子宫卵巢，而不强求跨性别男性做阴茎重塑手术。

如果这项政策真的能够施行，那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激励，或者说，也能冲击跨性别经历中的器官焦虑和刻板印象。

就好像「站着上厕所才有男子气概」的言论，虽然这种如厕方式确实符合生物意义上的男性特点，但也诱导跨性别男性为了强化认同，而不得不忍受重塑手术的巨大痛苦和风险。

尤其是在国内相关医疗产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手术过程残酷，风险也很大。

提案让饱受身体焦虑的人们看到另一种可能：学会与原生器官和平共处。这并非阻断跨性别男性追求男性性状的道路，只是鼓励社会更加宽容。

很多人会开玩笑说「雄激素能把人变弯」。激素治疗前，许多跨性别男性都愿意选择女性伴侣，但治疗后又开始承认自己的男性取向，也许是焦虑减轻而使得个体更加自信的缘故。

在生理特征未曾改变前，跨性别男性总需要以各种方式来靠近最典型的异性恋男性，想方设法去满足社会和自我的认同。

Paul也不例外。他之前总是穿那种厚底的黑色靴子，把自己搞的很「机车」，但穿这样的靴子并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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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的经历就是与身体焦虑搏斗的过程。Paul提到，有跨性别男性停了激素，和伴侣生了孩子之后又开始继续治疗。

「很难想象怎么忍受过来的。」兴许是对孩子的爱战胜了焦虑与恐惧，每个人都在焦虑面前做着自己不同的诠释与选择。

有些人在完成性别转换后，会退出一切社群，改变名字，和曾经的朋友断绝联系。也许承受过太多苦难，他们更愿意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男性」去在社会上生存，向自己梦想中的生活而努力着。

Paul则倾向于接受自己的跨性别身份。确是男性，但跨性别也是自己人生所经历的部分。

我问他激素治疗前「有没有什么顾虑」时，他说，大概是希望能够多做些记录。毕竟激素带来的很多改变是不可逆的。

前几日，Paul所使用的口服类雄激素药物停产了。医院一次只能开三个月的药，而注射类药物不能异地取药。对于在非北京地区的治疗者而言，想从正规渠道拿药，就意味着每三个月要去北京复诊。

「没有其他的口服类雄激素药物了吗？或者其他厂商生产的？」

他摇头：「这类名字的都停产了。」

「那怎么办？」

「现在手头的药还没有吃完。」但药吃完了该怎么办，Paul似乎也没想好。

注射类的激素水平不是很稳定，「但也有人说注射更稳定」。他说前些天在微博上还遇见一位做完手术十几年的朋友，「从来不知道要使用激素这件事，但依旧活得很好」。

关于跨性别，还有太多的未知去解决。包括谜团，也包括磨难。但更多的，也许还是关乎希望的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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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提到一件让他很触动的事。他去年在三亚一家酒店打短工的时候，已经激素了大概一年。人事部的小姐姐录入信息时很惊恐地打电话说：「你身份证上写的是女！」

他通过一些含混的说辞而成功说服对方，入住了男生宿舍。

在离职前一天，他和作为救生员的室友在阳台，边喝啤酒边聊了许多，聊到室友所「认出」的一位以女生身份生活的跨性别女性，以及部门里的跨性别同事等等。

Paul最后向室友出柜了，作为朋友的室友表现出短暂惊奇，但也很快理解了。最后，室友送给他了一件自己穿着小而在Paul身上正合适的衬衫。

其实，当身边真实生活有跨性别者时，大家就能很快意识到多元的性别身份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当人们从未接触过这个群体时，便会有可能生发出恶毒的语言。

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向只知道跨性别女性存在的室友出柜呢？

Paul说：「隐约希望对方在遇到对于跨性别者无知的仇恨时能够想起我，说上一句『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个人……』就够了。」

我们总想着要讨论社会体制何时能变革，生活环境何时能宽松。但其实，我们最容易做到的、最好的，就是以自己的身份和思想来撼动身边的人，这种途径看似效益微薄，却最有说服力。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总有一天会松涛阵阵，万壑风声。

刚开始HRT时的Paul。图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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