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章已被屏蔽或删除」|跨讲坛第12讲
我是一名新闻传播学系的学生,同时也是跨之声的工作人员之一。就读的专业让我能够同时接触到不少媒体人、前媒体人和未来的媒体人,而借由跨之声,我又认识了许多跨性别者。
同时拥有这两种身份的我,了解了不少与跨性别者相关的媒介事件:
我们采访了一名跨性别者,将稿件投递给某一公众号,结果稿件被公众号的总编一票否决;
讲述跨性别者故事的文章好不容易在某一公众号发表了,却又被运营方自己下架了;
有跨儿向我吐槽,说很多记者采访跨儿的时候,关注点都是有关猎奇方面的,写出来的报道也很猎奇。
为什么同性恋的媒体曝光度这么高,跨性别者的曝光度却这么低呢?
某视频号向观众科普关于跨性别的常识,结果不慎暴露了跨儿们的购药途径。
阅读跨性别者故事的,只有跨性别者,很难起到科普教育的作用。
Photo by Kelly Sikkema on Unsplash
由于诸如此类的种种原因,许多跨性别朋友不相信媒体,也不相信媒体人,认为即使发声文章也会被「和谐」,甚至自己都会被媒体恶意利用和伤害。
实际上,媒体和媒体人面对跨性别议题时也有诸多无奈。
作为一名新传专业的学生和未来的媒体人,我决定用这篇文章,借我的手和笔,尽量弥合两方的信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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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采访中,一名采访对象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大家都知道同性恋是什么,但你一说跨性别,谁知道(跨性别)是什么呢?变性人吗?」
采访对象的这句话,让我心里五味杂陈,但是,当时的我仍然执拗地认为,这并非难以理解的概念。
但当我向几位朋友多次科普跨性别的概念后,她仍然会问出「跨女是不是生理女性认同男性」这样的话时,我意识到,要让之前从未接触过跨性别概念的受众,在阅读新闻的两三分钟内完全理解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
跨性别者曝光度低,有一部分原因是媒体在报道跨性别者时,往往会使用「变性人」「认为自己应该是女生的男生」等说法,而非「跨性别者」这一明确概念——
即使提及和科普跨性别者的相关概念,也不会将其安排在标题或开头之类的醒目位置。
这类说法的确更易于广大受众理解;但这些说法本身就是非去病化的表达,不具备性别包容性,也很难达到科普和教育的效果。
但是,就新闻而言,稿件用语要求通俗易懂,简洁明了。在新闻稿中,记者需要尽量避免使用过长的句子,尽量避免使用生僻字词,甚至连被动句都要尽量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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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闻最基础的作用是「让人知晓」,这意味着传播效果势必成为新闻工作者考首要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新闻语言的大众性,是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必然途径。
有专家统计了19篇新闻作品的6500个总词量并加以分析,通用词语占绝大多数,口语词次之,专业术语、行业习惯语……用得极少。有些专业术语非用不可时也用得十分谨慎,对极少数一般读者不熟悉的专业术语,还作必要的解释。[1]
[1] 李元授,白丁:《新闻语言学》,81页,背景,新华出版社,2001
如果通篇使用「跨性别者」这一对于公众而言较为陌生的概念,可能会让新闻变得不够通俗易懂;用较长篇幅补充跨性别知识的相关科普,也可能会破坏新闻的简洁性。
同时,新闻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需要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科普也是其中之一。
新闻人既然选择了报道跨性别群体,就有义务以公正、客观的视角向受众介绍TA们,让受众获得对这一群体的客观概念。因为媒体不仅要追求传播效果,也要为传播效果承担社会责任。
在传播效果和社会责任中,媒体人陷入了两难的抉择:在「正确」和「正确」之间做选择。
以选择为前提的得到意味着放弃。正如经典的电车难题一样:选择不拉动拉杆,任由电车轧死五个人,还是选择拉动拉杆,牺牲一个人保全五个人,总要在必须牺牲的前提下作出艰难的决定。
但是在对跨性别者的报道中,有责任的媒体会尽量在两者中找到一个平衡。就像在新闻伦理与法规课上,一位同学对于电车难题作出的回答一样:
「我会拉动拉杆,然后尽全力去救那个要被轧死的人。这样的话,即使我和TA一起被轧死了,我也对得起TA的家人,我自己也无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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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愤慨的问题之一,就是稿件在发表后被和谐,或干脆淹没消失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中。
在国内,包括跨性别在内的性少数议题,似乎是一个不可触碰的地带。媒体不发声,这也是中国媒体同时被行业内外诟病最深的问题之一。
Z是一名在曾在传统媒体工作多年的老记者。聊到这个话题时,他有些戏谑地说:「总编为什么不发这个(与跨性别议题相关的)稿子?发就完蛋啦!要保护安全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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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敢扶老人,担心被讹诈、被碰瓷。这种观念出现,正是由于媒体对某些碰瓷讹诈现象进行了报道,大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后续因为又出现了许多类似「老人摔倒被扶起后说我有医保」等类似新闻,当年的春晚也安排了一个以「扶不扶」为主题的小品,这才抵消了这次媒介事件的负面影响。
由于相关报道数量较少,所以单纯围绕跨性别议题进行报道,是否会造成难以控制的负面舆论影响,仍具有不确定性。
在询问Z先生关于媒体影响方面的问题时,Z先生表示,媒体其实本身只负责传播。不过即便是这样,当媒体造成负面影响后,媒体的信誉一定会有所损失。
不仅如此,「举报」导致的文章屏蔽或删除,甚至媒体账号被封禁,也是媒体人在报道跨性别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这篇文章的读者大部分读者清楚跨性别者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当我们脱离这个「舒适圈」后,大部分人并没有接触过跨性别者,或干脆认为这是一种「病」。媒体不得不忌惮这「大部分」人的权力和影响力,以保障媒体自身的安全。
研究广播电视领域的老师说:「互联网是一个相对较为自由的领域,我们为跨性别群体以及其他性少数群体的这种发声,是一定要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但是,即使自由如互联网,也存在一定的微妙控制。
这种控制虽然看似无处不在,但并非无所不能。在「禁止传播」与「鼓励传播」之间,往往存在「协商区域」。在这个区域,多方针对可传播的内容协商一致,一些可协商的内容得以传播。
就实际情况而言,跨性别议题就处在这个协商区域。媒体人和跨性别者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在议题和平台方面探索和争取更多的协商区域,在客观的媒介条件下,为跨性别群体发出更多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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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媒体人希望通过报道帮助跨性别群体发声,但这种发声很难被「普通人」看到,对此,老记者Z这样解释道:
「从自由的本意而言,每个人都只能关心自己的事,没可能让别人来关心你自己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现在的『信息茧房』,你这个(跨性别)议题人家不感兴趣,当然就没人看了。」
随着各个平台的大数据推荐系统的不断成熟,大部分人只能看到自己感兴趣或经常关注的内容。一名即将采访跨性别女性主播的记者对我说:
「这段时间我看了很多跨性别女性带货主播的直播,结果淘宝就一直给我推这种直播。」这就是个人选择和技术助推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信息茧房。
在信息茧房的作用下,为跨性别者发声的平台所发布的内容,只有感兴趣或有需要的人才会阅读或观看——有关跨性别者的内容很难让「普通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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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也是一个信息爆炸、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媒介提供的信息资源越来越多,人们的选择权也越来越大。
不喜欢这个媒体做的内容就不看了,又不是只有你的内容能看。人们的注意力成了稀缺资源,为了争夺注意力资源,各媒体绞尽脑汁。
注意力资源有限,媒体需要吸引更多注意力。同时,媒体自身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策划、人员、经费等媒体自身资源,需要平衡到各方面内容的报道或制作上。同时,媒体也需要考量社会公共资源的有限性。
老记者Z对我说:「从公共资源角度而言,媒体也要尽可能照顾其它方面的内容,不能强行要求媒体为某一群体发声的。
「有些事情你要将心比心的。绝大数人是顺性别者,绝大多数媒体对这个议题是没有兴趣的——因为它没有形成公共议题,也就缺乏公共价值。
「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强迫别人看别人不感兴趣的议题。如果极端一点,强制所有人都关注跨性别者议题,那和邪教有什么区别?」
从理论上讲,新闻需要有接近性。接近性同时包括地理上的接近和心理上的接近。我们上文所说的「感兴趣」,也就是理论中的「心理接近」。
为了让有关跨性别的议题能够接近更多的受众,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几位媒体人给出的建议都是「与能引发更多受众共鸣的公共议题结合」,例如报道强制扭转机构、家庭暴力、就业歧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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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技术发展普及至今,做媒体的门槛越来越低,各种自媒体顺应着这种潮流肆意生长。
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做出各种内容,无论真实还是杜撰,也不管传播出去后,是否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于是,网络上出现了各种有关跨性别者的猎奇报道。甚至还有某些媒体,在科普的过程中,无意中泄露了跨性别者的购药途径,引来许多跨性别朋友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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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专业媒体人面对「跨性别者」这个群体时,始终保持尊重和理解的态度,甚至还有些拘谨和小心翼翼。
在某家大型媒体平台面试时,面试官读了我做的跨性别议题的深度报道,询问我怎么关注到这一群体的,如何看待这一群体,便没有再问其它问题。
新闻采访老师曾在报社做了十多年的记者,对我的深度报道作业赞赏有加,后来甚至分享给其他学校的老师和自己的研究生们阅读。
另一位老师则对跨性别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们经常探讨这个议题。但当我将卓凡姐的微信推给她,邀请她加入我们的社群时,她的第一反应却是「万一我说错话怎么办啊」。
Z先生也表示:「对于同性恋也好,跨性别也好,我个人是很尊重的。相对而言媒体人是很包容的,所以媒体人也是不被信任的。」
我前往某媒体面试实习生,恰巧他们正在为采访一名跨性别女性做准备。
他们的记者说:「我特别担心在采访的过程中会戳到她的痛点,担心让她感到被冒犯了。」后来她也向我询问了很多关于跨性别者的问题。
这种尊重和理解并不是什么值得赞扬的事,因为这是媒体人的基本素养。在专业人士看来,最基本的素养是不需要赞扬的。但在这个媒体鱼龙混杂的时代,尊重和理解的专业素养反而成为了专业的媒体人宝贵的品质。
这些专业的媒体人向往新闻自由,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为更多人发声,真正承担起媒体的社会责任。
我们也无奈于各种力量对媒体的影响,试图在多种新闻价值中寻找平衡,一次又一次作出以牺牲「正确」为前提的「正确」选择。
在这个对于性少数群体而言的至暗时刻,真正关心性少数议题的媒体人们,仍顶着重重压力,尽自己所能,为性少数群体发声。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仍有媒体人不忘坚守底线,坚守真实,挖掘真相。
也许每一个新闻专业的学生都听过这句话:记者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
但是,即使所有人都戴着镣铐,也总有人奋力舞蹈,哪怕没有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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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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