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etter World系列访谈】第一期
方可成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前《南方周末》记者
“新闻实验室”、“政见CNPolitics”创始人
方可成，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Annenberg传播学院，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本硕毕业后，他曾在《南方周末》工作了三年，后选择走上学术之路，博士毕业后到港中文任教，期间也一直在做自己的媒体实践，创办了公众号“新闻实验室”和“政见CNPolitics”，致力于普及媒介素养和社科学术科普。
本期，我们请来了深受读者喜爱的方可成老师，来聊一聊他在《南方周末》的从业之路、媒体实践之路和学术之路上的种种经历。
学生时代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了新闻与传播学这个专业？学习期间有没有动摇过？
选择新闻传播专业的主要原因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因为我上大学是在2004年，那时还处在中国新闻业的黄金时代，有非常多有影响力的调查报道出炉，这对一个青春期少年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学习中会意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真正的动摇并没有过，特别是实习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实际上有很多记者，在这个现实之下，依然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所以可以说，认识会变得更加实际，也更加脚踏实地，但并没有真正的发生过动摇。当然我必须说，这和时代背景确实也是非常相关的，毕竟在2010年之前，中国的新闻业发展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能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媒体人，在传统媒体里面做出了非常好的报道，这些是能够一直激励人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您在《南方周末》工作的那段时间感觉如何？对您在学生时代形成的认知有没有产生什么冲击？
我是在2010年到2013年在南方周末工作，那基本上是它黄金时代的尾声了。那段时间的确能明显地体会到，传统媒体在政治、商业、科技多方面的挤压之下，有明显的衰落趋势。所以说如果有什么冲击的话，那就是让人意识到，黄金年代可能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特殊时期，当它的外部条件变化的时候，新闻业可能确实就会面临新的困境、新的问题，但是这并不代表新闻业就完全没办法有什么作为了，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想办法找到解决困境的方式。您之前提到，想要对世界、对事件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选择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现如今博士毕业，也开始了教学科研工作，回头再看当年的决定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是一个挺正确的决定。当然，当你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就会丧失其他的机会。回头想来，如果2013年没有去美国读博士的话，我可能也会和一些前同事一样，投入到新兴的互联网产业中去吧，也许会在互联网产业里面做出一些更实际的、有意思的实验，但也可能会失败得很惨，这些都是另一种可能了。但从我自己目前的状态来看，我还是觉得走上学术道路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状态。实际上，走上学术研究之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希望能够成为大学老师，能够在课堂上影响学生。这也是我在去年开始当老师之后觉得非常满意的一点。确实也遇到了非常优秀的学生，和学生互相启发、共同讨论重要的话题是一件让人非常有收获和有满足感的事情。 （为了让网课更有趣，方可成把他的动森小岛改造成了媒体主题，在开学第一课带学生参观。这段视频上传到了他的YouTube账号上，链接：https://youtu.be/DNBS_fRA7CU）
在您的学术成长之路上，有哪些对您的成长、兴趣和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书籍呢？
《Passion, Craft, 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这本书是我刚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导师推荐给一年级博士生的。它是一本比较政治学领域泰斗级学者的访谈录。15位学者分享了他们的学术历程，总结了他们学术生涯的得失，对学生和青年学者极有裨益。在这些学者们看来，优秀学者的三个关键特质是：丰富的生命体验；激情（往往建立在生命体验和价值认同之上）；愿意承担风险。我想，在人文社科领域（包括一定程度上在理工科领域），绝大部分能作出好成果的学术项目，都是在研究者的个体生命历程中其来有自。学术研究不是在我们的个体生命之外重新搭建一个世界，它就是在我们的个体生命中、社会生活中生长起来的世界。做学术，归根到底是在回答我们的生命中遇到的问题，是关怀我们真实触摸到的这个世界。从学生时代到现在，您的阅读口味和学术兴趣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自己的阅读口味和学术兴趣的变化不大，我的阅读一直都是以社科类的书籍为主，文学的、虚构的书籍阅读比较少，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缺陷，此前做记者的时候就会感到，如果小说读得不够多，在讲故事的时候就会缺乏技巧。从学术兴趣的方面来讲，比起纯粹的理论探讨，我一直是对现实世界中正在发生的、重要的或者是有趣的事情有更多的兴趣。从我之前发表出来的论文也能看出，我会选择那些我认为重要的、有趣的话题进行研究，而不是沿着理论脉络去找一个单纯在理论上重要的问题。当然，有的学者会更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选择的侧重面，只是个人风格不同而已。对于我来说，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对现实的观察，乃至对现实的参与，会让我发现有很多有趣的问题值得去研究。比如说对小粉红的研究，只要你比较积极地观察和参与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络的讨论，你其实就会注意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再比如说，我之前发表了一篇研究澎湃新闻的论文，澎湃新闻本身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媒体，从内容上看，它有点像市场化媒体，甚至有人觉得它和南方周末有点类似；但要从资金来源的这个角度看，它又是一个由政府支持的、和党媒同样性质的媒体，背后到底怎么回事儿呢，所以我和我的合作者就做了一个对澎湃新闻的研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去读博士之前三年的工作经历，让我对中国的这个媒体环境中具体的案例、现象有比较直接深入的观察，这对我后面形成重要的研究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您在学术之路上遇到的最大阻碍和觉得最艰难的部分是什么？
记者经验对我的学术研究也有完全帮不上忙的地方，作为一个当了几年记者、对媒体比较熟悉的人，如何进入学术的这个逻辑，尤其是进入和理论脉络之间的联系，以及对理论的贡献，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去适应的部分。对于做惯了记者的人来说，如果能把一个故事讲得精彩，或者挖掘到一个别人不知道的故事，你就已经成功了。但是对于做学者来说，这只是第一步而已，当你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其他的学者会说：so what？这背后意思就是，你需要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你可以怎样去发展前人的理论，你可以怎样去填补理论上面的空缺。而你要能够和理论对话，能够去填补理论上的空缺，前提当然是需要去阅读大量的理论，需要去做非常细致、繁琐、枯燥的文献梳理工作，这对于每个学者来说都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工作，尤其是对于做惯了记者的人来说，更是觉得这个事比较难以适应，但是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也是在逐渐地适应和提高之中，也越来越多地发现了其中的乐趣。您应该听过一些大陆学者目前面临的压力和困境，您感觉在香港做学术会比在大陆做学术压力小一些吗？
在香港做学术最大的压力就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压力，因为香港是一个和欧美，尤其是和美国接轨的学术系统，对于年轻老师的要求就是六年之后非升即走，如果不能升到副教授就要走人。而能不能升到副教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考量就是有没有发够论文，而且主要考量的都是在英文的顶级期刊上的论文，而在英文期刊发表的难度比在中文期刊要大很多，时间也长得多。所以你如果能够通过考核，在香港的大学里面拿到终身教职，那么你在欧美大部分的大学里面可能都能够拿到，因为它的标准确实是非常高。当然在香港做学术比大陆有优势的地方在于，一方面，这是一个更加国际化的环境，相对来说能够得到的来自国际学术界的资源和机会更多；另外一方面，基本上没有审查的压力，能够支持学术课题的自由探索。您现在做学术的日常是怎样的？学术研究与做媒体这两件事您更喜欢哪一件？
做学术的日常，我想就是可能手上会同时有好几个项目在开展。和做媒体不同，学术研究的周期是非常长的，一个课题从开始研究到最后发表英文论文，中间可能有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往往手上有的项目刚刚开始，有的项目进入了收集数据阶段，有的项目进入了写作阶段，有的项目已经在投稿，然后返回了审稿人的意见正在修改之中，所以做学术的日常可能就是在不同阶段的项目中间进行切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做媒体能够给人一种更即时的满足感，今天写的文章可能明天，甚至今天晚上就会发表出来，你就会看到读者的反馈了，但是这对于做学术研究来说是不可能的。做学术研究需要非常非常有耐心，等到这个文章发出来那一天，你可能已经对这个话题觉得恶心了（笑），已经觉得丧失了最初的激情。但是做学术研究也有比做媒体更好的部分，你真的会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沉下心来，真的会去探索更多的认识问题的角度，真的能够从前人的理论之中，获得非常多的营养。虽然做文献综述梳理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但是确实也能够让人有非常多的收获。所以相对于做媒体来说，可能会更加沉静，更不容易浮躁，也更不容易被日常的信息搅乱头脑。您在学术上有一个终极目标吗？如果有，您的学术终极目标是什么？
我想从学术上来说，大部分学者的目标都是希望自己对人类的知识大厦有所贡献，能够添砖加瓦，能够让后面的人可以站在你之前所贡献的那一砖片瓦的基础之上，站得更高一点。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我们人类认识世界提供更多的依据、更多的启发。
您之前做的新闻实验室在为公众普及媒介素养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价值，这个公众号没了之后您的忠实读者都很伤心，这对您的生活有没有造成什么更大的影响？您如何消解面对这类信息时候的负面情绪呢？
其实也只是在最初的那一两天之内有一些不太好的情绪，但是很快就消解了。那时候有很多读者，很多支持我、关心我的人通过各种方式给我发来消息，表达他们对我的支持。有很多人向我讲述了新闻实验室对他们的影响，讲述了这些内容怎样帮助大家更好地使用媒体，更好地获取信息，更好地认识世界等等。听了大家的讲述，我觉得非常感动，也非常有力量，因为他们让我认识到，其实我最初希望达到的效果已经达到了，所以我也就没有觉得特别遗憾，好像一个号没了，就代表所有做过的事情都消散了，其实不是，这个影响早已经深入到很多人的心里面去了，所以这样想来其实也就没有什么负面的情绪了。之前您做的政见CNPolitics断更了半年多之后，从今年六月又开始更新了，可以讲讲目前这个号是如何运作的吗？
政见CNPolitics这个项目从2011年就开始了，比新闻实验室更早一些。政见是一个团队性质的项目，我只是发起人，我们有一个志愿者团队在做写文章、编辑、运营方面的工作。这个团队主要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学术界的，特别是在最初的几年里面，成员主要是海内外各大高校的博士生。最近几年大家都陆续毕业开始工作，所以能够投入的时间都变少了，作为纯志愿性质、非盈利的团队，如何维持下来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其实也看到过很多类似的团队，虽然做了很好的内容，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很难再继续了，所以我们也非常理解这个情况，就没有强行希望这个号能够一直保持多大的更新量，只是觉得这个品牌和平台留在这里，当大家有东西想写的时候就写一写，进入一个比较佛系的更新状态里，我觉得也比较适合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最起码在中文社交媒体上，我们是最早做这种社科学术内容普及化传播的，算是开创者吧。虽然现在我们的更新量比较少，但最近几年做这种社科学术科普的号越来越多了，有很多人在做类似的事情，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件好事。在如今的社会大环境下，您如何定义自己的位置，是观察者、实践者、还是influencer?
从我自己的主业出发，当然最核心的定位还是一个观察者和研究者，但是我觉得做好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如果能有一定的实践成分会非常有帮助，而我之前也一直是在做实践的，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确实也希望实践者是核心定位之一。如果能够成为影响者，我会觉得也很好。因为我觉得，做新闻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对社会有一些积极的、正向的影响，如果我在实践过程中间能够输出一些内容，对人产生一些正向的影响，我会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可能是会有点贪心吧，我希望这三个都是。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三者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很难只做一种而不做其他。比如说我就想做个influencer，对我来说可能吗？我也不能靠脸吃饭，又不是特别幽默可以去说脱口秀（笑），我只能让别人认可我内容的质量而受到我的影响。而我要想产出这样的内容，就必须依赖持续不断的观察和实践，所以对我来说，这三者又是统一的。您之前提到过欧美的“解困式新闻”，就是不仅仅是暴露社会问题，而且能够提供解法的新闻，听起来要“提供解法”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您认为要做出这样的新闻需要怎样的素养呢？
解困式新闻出现的背景实际上是对一种新闻范式的反思，这种新闻范式就是只有坏事才是新闻，只有灾难才是新闻，只有问题才是新闻。这种范式有很多积极意义，它会让我们更加注意社会问题所在，但是它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它可能会让人觉得灰心绝望，甚至会让人陷入犬儒主义，认为“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问题，到处都是灾难，我们这个世界糟透了，人类在不断的退步，所以我们只能躺平，什么都做不了了”，这就是之前的这种范式所带来的消极的影响。所以解困式新闻就是针对这种消极影响而产生的，它希望我们既关注问题本身，也关注对问题的解法。需要注意的是，解困式新闻，并不是记者自己要提供解法，而是要去关注和报道别人已经在尝试的解法。所以要做好解困式新闻，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改变这种既有观念，不要认为只有报道坏事情，报道灾难才是新闻，在报道问题的同时，也去关注那些在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人。虽然从商业上来说，这种提供解法的新闻没有报道问题的新闻更有吸引力，因为很难去做一个很标题党的、很耸人听闻的吸引流量的文章出来。解困式新闻希望媒体能够抑制住这种纯粹为了流量去单纯报道问题的冲动，去找一些没有那么耸人听闻，但却能够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案例。所以，最重要的素养还是反思以及发现好案例的眼光。您之前说过，做媒体方面的研究，需要对各种媒体新变化保持敏锐了解，最好和业界保持紧密的联系，您目前有没有探索出什么与业界保持联系的好方法可以分享给广大新闻与传播学教师？
与业界保持联系的好方法，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去关注业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从自己的独立的立场和学术界的思考出发，去对业界发生的事情进行点评，给出一些建议。实际上我和业界保持联系方法也基本上是靠这个完成的。我当然跟业界的人有具体的联系，但实际上我已经离开业界很久了，他们之所以还知道我这个人，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会对业界发生的事情提供自己的点评，提供自己的建议和看法。我觉得实际上业界也是一直期待来自学界的声音的，尤其期待的是学界提供既能够认识到现实的复杂性，同时又能够从学术思想中带来新的眼光、新的思路、新的思想资源的对具体事件的点评和解读。您一直在为培养大众的媒介素养这件事发光发热，目前大陆民众能接触到的做这件事的媒体人不多，您能给普通民众和学生推荐几个您信赖的媒体吗？
我其实更想推荐一种媒介，而不是几个媒体。我想推荐的媒介是一种比较老的媒介——它就是电子邮件email。我之所以推荐大家通过email来获取新闻，而不是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新闻，是因为通过email获取新闻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就体现在媒体逻辑之上。社交媒体的逻辑是希望用户尽量地分享、点赞，这样文章才会传播广，所以在社交媒体上，标题党、耸人听闻的消息非常多，但如果你通过email获取新闻，那就意味着你要主动去订阅某一家媒体，然后媒体的newsletter（新闻信）会直接发送到你的邮箱里面，你也不需要跟任何人分享，它也不需要用任何标题党来吸引你，因为你已经订阅它了。所以，这些newsletter就会致力于给你提供让你继续订阅下去的、高质量的内容，而不是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党来吸引你的点击。这种根本逻辑上的不同，会导致通过newsletter提供的内容质量更高，也更少哗众取宠。所以，我也想用这个案例来引导大家思考，一种媒介背后运行的逻辑，尤其是它的商业逻辑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些逻辑会很明显地影响到内容本身。我自己看新闻就大部分是通过newsletter看，因为很多newsletter都提供了非常好的信息，有的帮你快速总结一天之内发生的重要新闻，有的给你推荐一些深度文章，有的根据你所感兴趣的主题集结一些最新的文章，这些都能够直接满足我的信息需求。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如果要对那些跟您一样想要呼吁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广大媒体人和普通人说一句话，您会想说什么？
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可能的，只要我们不断地去想象、去实践，就算我们的想象和实践最终失败了，或者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在想象和实践的过程之中，我们自己已经获得了非常大的裨益。
REMIX教育的目标是探索“互联网+高校”的可能性，以促进产业和学界的融合为使命，聚焦于人文社科学界与互联网业界的联动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