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晨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交媒体研究、数码人类学，与陈力丹教授合著《英国新闻传播史》，译作有《宣传》、《舆论的结晶》、《剑桥美国史》、《交往在云端》、《脸书故事》，出版诗集《给郁结的诗》。
“当公共的力量能够真正获取它应有的地位的时候，这可能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 “一是要明智地理解世界中的信息，二是在面对不正义的事情时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质化研究者会感到一种剥削他人的内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力所能及的共鸣和帮助是必要的。” ▶ 您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对您来说理想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一天？ 我的整个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都比较忙，这学期学校有四门课，还要去共建的学校——北京印刷学院代课，所以总共有五门课，主要是传播学理论和社交媒体研究这两方面的课程。 另外，今年在做一个关于直播行业的研究项目，我们做了大概9个月的田野，现在已经有两篇论文写完了，还有一篇在写。所以我一半的时间在讲课，另外一半的时间在做研究、写论文。 我倒不觉得学术研究和讲课是一个负担。要说理想的一天的话，如果上午可以讲一门课，下午能看一下午书，晚上可以放松一下，就很理想了。 我现在的问题可能是这学期工作压力太大了，几乎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有好几天都忙到夜里两三点，甚至三四点，所以就希望下学期能休息一下。可能作为研究者，生活和工作就是没有明确界限的，就连看网剧的时候都会想“这个点可以写个什么东西”。 简单来讲我觉得理想的一天就是没有压力的一天。其实有时候做研究、看书也没有压力，很开心，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可能还是太忙了。
▶ 您最近出了一本《给郁结的诗》，收录了您青少年时代写的诗，在这些诗中您最喜欢哪一首？ 我其实不太敢看，因为它离我太远了，截稿之后我就基本没看过这本书。从我活了30出头的这些年来看的话，每个年龄段其实都有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只不过你会在不同年龄段选择不同的“坐姿”。 工作以后，科研就是我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现在回想起我曾经写过的那些诗， 最大的感觉就是——我不相信这是自己写的 ，就好像那个时候是有一个人抓住我的手写下来的一样，虽然我现在一首也写不出来了。 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学术研究讲究逻辑，而诗歌特别害怕逻辑严谨，所以这可能是两种完全互斥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讲可能也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年龄段吧。
其实我特别想写跟学术没关系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时间。之前陈力丹老师跟我聊天，他说他特别想去游历全国的古墓，就是那种皇家墓地之类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最想学的是地理，但是阴差阳错去做了新闻学的研究。陈老师退休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做他喜欢的那些事情。 我目前没有时间做，我也想写个小说什么的，但是现实情况可能就会推着你往前走，一忙就忙到四五十岁，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一切顺其自然，我不是特别强求，我至今认为现在的我更适合通过学术研究来表达，我也很享受做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的研究。
▶ 您最近和两位学生翻译了一本《脸书故事》，可以讲讲这本书的大概内容和翻译的过程吗？
《脸书故事》其实是我在学习数码人类学的过程中的一个意外发现。这本书通过12个短篇小说一样的故事，帮助人们理解脸书的意义。 人类学不太喜欢做过度概括化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和定量研究可能有一点错位的地方——人类学特别在乎情境和地方性。 用通俗的语言来讲，我们想要知道脸书的意义，可能不能在美国发1000个问卷，而是要在一个小的社群，去具体地、深入地理解脸书对于他们的意义。于是他选择在特立尼达岛上来做这件事情。他讲述了12个人和他们使用脸书过程中的遭遇，包括因为脸书离婚的男人；因为脸书重新焕发青春的残障老年人；自己的性爱录像带被泄露，被传到脸书上的流行女歌手等等。这些故事以及当地文化在这些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脸书。 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作者丹尼尔·米勒说的是：实际上，世界上没有脸书，脸书是不存在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判断，因为脸书作为一个美国的技术，被传入特立尼达之后，会焕发出完全不同的活力。所以实际上没有脸书，只有特立尼达人的脸书、美国人的脸书、中国人的脸书，中国人使用的脸书跟美国人的脸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世界上也没有微信，只有大学生使用的微信、老师们使用的微信、孕妇使用的微信、外国留学生使用的微信、体制内的人使用的微信、体制外的人使用的微信、创业者使用的微信……它是一个非常情景化，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可读性还是蛮强的。 这本书很有意思，我觉得它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一个认知成本比较小的方式，理解数码人类学、数码民族志究竟是干什么的。
从工作难度上说，翻译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 比如《脸书故事》这本书里有一些特立尼达当地的方言，我们查了很多很多资料，可能两三个小时才能翻译一句话，有的还查不到，或者不知道该怎么推敲它。而且我们团队有一个原则，就是翻译一遍至少要校对三遍再交稿，所以翻译时长是非常长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翻译在中国的学术体系内是无法获得肯定的。 它既不算你的工作成果，似乎也不被认为是你的学术成果，所以基本上是用爱发电。 第三， 从收入的角度来讲，翻译基本没有什么收入。 我之前和英语系的成思老师一起翻译《剑桥美国史》，花了两年的时间，最后收入就是税后每个人一万块钱。而且译者是不拿版税的，这本书卖一本和卖一万本跟译者没关系，我们只是拿一些翻译费用，所以我愿意翻译的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书。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想写点我自己的书 ，不能再翻译了，但是万一有一本好书交到我手上，我可能心又软了。前几天我就看上了一本好书，但是我咬紧牙关说“绝对不翻绝对不翻，大家凭缘分”（笑）。
本科的时候我就决定要读博士。 当时想读博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自由散漫的人，无法接受朝九晚五的工作，让我坐班不如杀了我，我是肯定不会做这样的工作的，那我就要接受那种半自由职业的工作。 我觉得大学老师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所以大二就决定以后要在大学里任教。 那时候也有点天真，认为大学老师很轻松，后来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
当时就是想学新闻传播学，那时候经常来人大蹭陈力丹老师讲的新闻理论课，我当时觉得这东西还挺有意思。 因为本科的时候在北外学的是英语新闻，虽然叫英语新闻，但是我们大部分的课程是英语，理论方面学得不多。 后来看了郭庆光老师的《传播学教程》，我觉得这东西挺有意思。 《传播学教程》加上陈力丹老师的课，这两个东西对我影响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传播学很有意思，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现在我做的研究，在传统意义上分类，还是偏人际传播，因为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足够让我有好奇心的。
▶ 您的研究课题不仅有趣、而且与当下连接紧密，您是如何寻找选题的？
寻找选题是靠个人经验和个人能力去捕捉一些灵感。 现在我们做了9个月直播研究，可能我不是直播的典型观众，刚开始还不太理解，后来我发现，逐渐理解一个行业的逻辑是蛮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做田野的时候，断断续续做了四个直播间的房管，也就是欢迎大哥 ，跟主播们建立了还蛮深入的信任关系。做田野跟访谈不太一样，做田野对人的挑战会更大，但获得的信息也更有深度。 所以其实我更多是出于个人兴趣在做这些事情，就是想要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主播的角度来讲，就是主播跟大哥的关系、主播跟那些财团的关系，还想了解他们在这种平台化社会当中是如何被塑造的。 所以我是基于人际关系这样一个基本话题，去寻找一些有意思的点来研究。当然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做学术论文一定要找到它的学术价值，而不是仅仅满足我们的个人趣味。 而且这件事情可以让我觉得很轻松，至少心态上不会那么严肃、不会那么枯燥，这可能跟我个人趣味有关系，我比较喜欢观察社交媒体中的新现象，我的微信签名就是“互联网人类观察爱好者” 。
▶ 在您过往的采访、调查和田野中，遇到过的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在田野中遇到过很多让我触动的事情。比如我们跟主播建立了比较深的类似于朋友的关系之后， 我们会对他们的生存状态、生活近况感到共情。 这种共情是建立在 我们理解了这个行业，但大多数人不理解 的基础之上的。我不能说太多的细节，因为要保护研究参与者的隐私，但是我可以说一点 ——我曾经听了一个主播跟我说了TA的事情之后，掉眼泪了。 其实心态调整也是质化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点，你知道了他们很多的故事， 知道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那些都是你在直播间里看不到，也根本没法想象的。 你不能回避，又发现自己没法帮到他们什么，就会觉得很无能为力。 我们能帮的就只有，比如有的主播遭遇了合同纠纷，我帮他们找律师、找行业内认识的人去咨询；有的主播不想播了，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想自我提升、继续读书，我们打了一个小时电话，帮TA分析应该怎么去读书、选择什么专业、怎么规划学业，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质化研究者会感觉到一种剥削他人的内疚，因为你们研究者把他们的数据、他们的故事收集起来，发论文、评职称、拿奖金，而他们能得到什么呢？你们走了之后他们可能还是那样生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力所能及的共鸣和帮助是必要的。 这些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研究可能是我所有的研究中做得最不容易的一个。
我有一个建议给大家，就是要尽早确定自己的学术兴趣。 我的学术兴趣是在大学入职之后的第二第三年才确定下来，之前一直在摇摆、在尝试不同的可能性。我在美国交换的时候做的是说服研究，其实现在已经不太做这个了，我曾经还想过做健康说服的研究，但后来觉得还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做社交媒体，并且集中于社交媒体中的人际关系。
▶ 在您的学术和成长之路上，有没有哪一本书对您影响至深？阅读口味和阅读兴趣发生了什么变化？
《新闻理论十讲》和《传播学教程》是让我走进这个学科的启蒙书；《交往在云端》让我发现社交媒体研究太有意思了，就决定要做社交媒体研究 ，它算是一本促成我人生重要转折的书。 这些都是蛮简单的书，太复杂的书好像对我影响都不太深，可能我就是一个简单的人。 阅读口味的话，我以前爱读小说，以前特别喜欢日本的新感觉派，现在不怎么读了。
▶ 您在学术之路上遇到的最大阻碍和觉得最艰难的部分是什么？
没遇到过什么阻碍，我觉得我还是蛮幸运的，毕业后入职北外，工作四年后入职人大，一直在教书。北外和人大都给了我比较宽松的环境，可以做自己喜欢的研究，所以我觉得真的蛮幸运的，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挫折。
其实也没什么远大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能把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稍微给弄明白一点，然后能做出一些微小的修补的贡献就可以了。 终极的目标就是健康退休（笑），享受退休之前每一天的工作。 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不知道我会发多少篇论文、写多少本书，但是 我希望我发的每篇论文、写的每一本书都是自己真实的表达，而不是为了凑数 ，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也有人建议我多发几篇，但是我觉得“着啥急”，要把每一篇论文写到基本满意才能投出去，所以我至今还没发过让我自己觉得特别不忍心看的论文。
▶ 您解读过《娱乐至死》，其中提到“媒介即隐喻”，我们可以用媒介来观察和了解一种文化，从这个思路出发，您怎么看待“短视频”这种媒介在中国的流行？
我觉得技术的趋势是难以抑制的，它流行了就是流行了，但是它所带来的很多问题似乎也是难以解决的。 我其实蛮同意波兹曼的说法，短视频的流行的确可能会让人的耐心越来越少，这可能是技术所导致的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但这个趋势一定是坏的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 在人的生存节奏如此紧张的情况之下，不是因为人不够有耐心去看长的东西，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有人觉得碎片化的信息摄取是有问题的，我承认它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确实没有整块的时间。碎片化信息摄取往往是我们抵挡这个世界的权宜之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趋势也不一定完全是坏的。
▶ 我们采访了好几位人大学生，他们都说您的课堂非常有趣、有干货，还与时俱进，上完一个半小时还想接着听。您有没有什么上课的秘诀？ （向右滑动查看更多）
我因为性格原因可能跟学生走得比较近一些，我关注的东西相对比较新一些，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优势。
另外从讲课的技巧来说的话，我的确讲了很多年课。从大二开始我就为了挣零花钱在新东方教英语。这种体制外的教育机构给了我一个最大的帮助——它教会了我如何让学生不睡觉。 你在体制内上课，学生睡觉就睡觉了，体制外不一样，学生睡醒了之后就会投诉你讲得不好，所以这种压力在客观上的确培养了我的上课技巧。
还有就是我特别害怕学生听完课之后说这个课“水”，然后学生跟老师一块儿水，这可能也是一个动力。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在职业道德上觉得很重要。教学其实对于教师，尤其是新教师，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帮你重新梳理你的知识系统。 在教学中，老师能够获得的其实比学生更多。
而且教学也帮助了我很多，比如说我在北外教书的时候，虽然我只是一个讲师，但《新闻与写作》这个杂志愿意给我开一个专栏，让我来讲生活中的传播学，很大原因是因为我讲课讲的这些东西，可能编辑老师们认为是有价值的，是很新的。
我在豆瓣时间开的知识付费课程，还有我现在正在写的教材，可能都是因为讲的课讲得至少让编辑老师觉得满意，才会获得这样的机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教学不只帮我梳理了我的知识系统，其实它给了我很多尝试新东西的机会，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 您之前写过一篇论文《社交媒介中的“液态监视”与隐私让渡》，谈到了普通人在使用社交媒体时让渡的隐私。如今不仅仅是社交媒体，在疫情之下，普通人的行踪、健康状况等个人数据进一步地被收集，人脸识别蔓延到地铁和小区门禁，在这种环境下，您认为人们对于这种监视是无力抵抗的吗？我们还能为自己的隐私做些什么呢？ 如果说人们这个概念就是average people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任何的抵抗都是理想化的想象。
从个体角度来讲，我觉得也不可能完全避免这个问题，就算你不在社交媒体上发东西，你的浏览痕迹都是一种数据，所以你没法完全避免。但是你可以用很多方式保护自己的隐私，这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对于数据的理解，我们可以写一个新词叫“数据素养”，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另外一方面，当公众的普遍数据素养没法得到快速提升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从立法的角度如何去尽可能地保护公民？ 比如说人脸识别这件事情，我们在用之前有没有完备的立法？都没有完备的立法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地方就开始用？就连各大高校的校门口都开始用，凭什么这样用？
我们不应该仅仅去问责公众，说他们没有保护好自己。其实另外一方面，立法者去哪了？规则制定者为什么这么跟不上技术和监控的更新换代？而当你跟不上的时候，能不能先给它刹个车，你先跟上再让它跑呢？为什么让它就这么信马由缰地跑起来了？
▶ 您平常都是如何获取新闻和资讯的？能否在这方面给出一些建议？ 第一，当我们获取信息的时候，要有足够的目的性 ，尤其在你时间很紧张的时候，你的目的性特别重要；第二， 要选择 你觉得值得信赖的媒体 。这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 我们这个系列的访谈主题是“A Better World（一个更好的世界）”，在您的心里，“一个更好的世界”是怎样的？ 我们之前是大众媒体时代，现在是社交媒体时代。
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是用商业的力量去制衡了政治的力量。但是在一个更好的时代，公共的力量可以去跟他们更加平等地对话。
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一个事，这其实是全世界的问题，不是咱们中国独有的问题。
商业在宣称自己“为了每个用户”，去入侵之前的这种权利结构，但最后发现资本的权利拿到了甜头之后，用户其实是被愚弄和欺骗的， 所以当公共的力量能够真正获取它应有的地位的时候，这可能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样子。
▶ 作为个体，我们还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去试图实现这个“更好的世界”呢？ 从传播学的角度，一是要明智地理解世界上的信息，二是在面对不正义的事情时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明智地理解信息”是为了自己做得更好， 而敢于对不公发声，对于自己觉得有问题的东西发声，其实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 第一点可能少数人可以做到，大多数人也缺乏对于媒介和信息的明智使用，而第二点可能是一个稀缺品。
▶ 您觉得这世间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次好的东西是什么？ 最好的东西是健康，次好的东西是自洽。 我觉得健康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活着是最好的。活着之后，在此基础之上能够形成一个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你的价值观和你的生活是自洽的，这是幸福感的来源吧。
哲学家Peter Singer曾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好哪怕一点点，让不必要的伤害和痛苦少一点。这段话有着某种普世的、直击本质的力道，这便是善的力量。Remix教育【A Better World 系列访谈】将邀请一批跨界学者，他们都带着让世界变好一点点的信念，在学界和业界持续发光，进行着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业界实践。无数盏灯点亮，终将照亮世界。 作者 | 沈靖舒 REMIX教 育 的目标是探索“互联网+高校”的可能性，以促进产业和学界的融合为使命，聚焦于人文社科学界与互联网业界的联动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