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达利欧：中美各类“战争”关键在哪儿？

瑞·达利欧智超讲财商 2023-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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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瑞·达利欧

来源：摘编自《原则2：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来源：投资大咖说

前文链接：红杉沈南鹏对话桥水达利欧：顶级投资人漫话财富课，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不要混淆“目标”和“欲望”

导读：

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们应该会看到两国对彼此的依赖程度降低。在接下来的5~10年里，中国会以比美国快得多的速度，降低对可能被切断的外部供给的依赖。

事实上，宏观投资者和全球决策者进行的博弈就像多维国际象棋，需要每个玩家考虑许多个位置，以及同样在进行这场博弈的一系列关键玩家（即国家）可能的布子，因为每个玩家都有很多考虑（经济、政治、军事考虑等），它们必须权衡这些因素才能把棋下好。

目前这场多维棋局中的其他相关博弈者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其他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各国都有许多考虑和因素，这些考虑和因素将决定它们的行动。

从我的棋局，即全球宏观投资来看，只有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我才能做出明智决定。我知道这很复杂。我也知道，各国决策者所面临的较之我要更为复杂，而且我得到的信息的质量不像决策者的那么高。所以我不应该傲慢地认为自己比决策者更了解当前局势，能够提供最佳应对方法。

出于这些原因，我将谦逊地分享自己的观点，但不能保证全部正确。我会极其坦诚地解释自己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争斗背景下的世界格局。

美国和中国的现状

在我看来，命运和大周期规律将中美两国及其领导人置于目前的境地。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美国经历了多个成功周期相互强化的时期。这些成功周期引发了过度行为，导致一些领域出现疲弱。在同样的力量作用下，中国经历了大衰退周期，陷入困境，这促使中国进行大变革，迎来当前相互强化的上行周期。

因此，基于所有常见的原因，目前似乎美国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崛起。

近距离观察时，许多事件（如华为、美国制裁香港、领事馆关闭、战舰调动、前所未有的货币政策、政治争斗、社会冲突等）回想起来似乎不大，但现在显得大得多。这些事件每天像雪片般飞来，哪怕解析其中的一件事都需要整章篇幅，所以我不会在此赘述，只是简要讨论主要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有五大类型的战争：（1）贸易/经济战，（2）技术战，（3）地缘政治战，（4）资本战，（5）军事战。我再加上两种，（6）文化战，（7）自我交战的战争。

所有明智的人都希望这些“战争”未曾发生，而是进行合作。但是，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承认其存在，研究历史案例，了解其实际演变过程，以便思考未来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妥善的处理方式。

目前，上述战争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它们不应被误认为是个别冲突，而应被视为相互关联的冲突，是更大的不断演变的冲突的延伸。

在观察这些冲突的演变过程时，我们需要考察和试图理解各自的战略目标。例如，他们是想要加快冲突（一些美国人认为加快冲突对美国最有利，因为中国的发展速度更快，因而时间越久对中国越有利）还是想要缓和冲突（因为他们认为若没有战争自己会过得更好）？为避免这些冲突升级失控，对两国决策者都很重要的是，需要搞清哪些“红线”和“绊线”是冲突严重性改变的信号。

现在我们从历史教训及其提供的原则的角度，考察一下这些战争。

贸易/经济战

就像所有战争一样，贸易战可以从礼貌的纠纷演变成致命的冲突，这取决于双方想走到何种地步。

迄今为止，中美贸易战尚未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目前有加征关税、限制进口等典型举措，这是其他类似冲突时期反复出现的情况（如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双方已经进行了贸易谈判，谈判成果反映在2019年达成的一份非常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这份协议得到了初步执行。

我们看到，这场“谈判”是对彼此实力的考验，而不是依靠全球法律和法官（如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公正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些战争都将以实力较量的方式展开。大的问题是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较量实力。

除了贸易争端，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有三点经济方面的主要批评。

1.中国政府奉行一系列不断演变的干预主义政策和做法，以限制进口商品、服务和企业的市场准入，通过不公平操作来保护本国产业。

2.中国为本国产业提供大量政府引导、资源和监管支持，最突出的是旨在从外国公司获取先进技术的政策，尤其是在敏感行业。

3.中国窃取知识产权，据认为一些窃取行为是国家资助的，而另一些则不在政府直接管控之下。

总的来说，美国对上述情况的回应是，试图改变中国人的做法（如要求中国向美国人开放市场）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对中国人关闭美国市场）。

美国人不会承认自己的不良行为（如窃取知识产权），否则，在公共关系方面就需要付出过高代价。在寻求支持者时，所有决策者都想显得像正义之师的领袖，率军打击做坏事的邪恶敌军。因此，双方都指责对方在做坏事，却不披露自己的类似行为。

这场战争将会如何恶化？

一般来说，贸易/经济战最危险的举动是，一方切断另一方的必需品进口。

二战前夕美国和日本的案例，对中美关系现状有所启示，因为地理态势和所涉问题是相似的。例如，如果美国切断中国从美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石油、其他必需品、技术和/或其他必要的进口，那么这将是清晰明显的战争升级信号。

同样，中国升级战争的方式是，切断通用汽车（该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量高于美国）、苹果等公司的业务，或者切断美国进口稀土，稀土是生产许多高科技产品、汽车引擎和国防系统所必需的。

我不是说这样的行动将会发生，但我想明确一点：任何一方采取切断必要进口的行动，都标志着局势的严重升级，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局势就会按照正常情况发展，中美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将主要根据各国竞争力的变化而变化。

出于这些原因，两国，尤其是中国，开始进一步转向国内生产和“脱钩”。正如中国高层所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已经获取了这一能力。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们应该会看到两国对彼此的依赖程度降低。在接下来的5~10年里，中国会以比美国快得多的速度，降低对可能被切断的外部供给的依赖。

技术战

技术战要比贸易/经济战严重得多，因为谁能赢得技术战，谁就也可能赢得军事战和其他方面的战争。

目前，美国和中国是世界大型科技行业的主导力量，而这些大型科技行业是朝阳产业。中国的科技业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服务，在国际市场上也变得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在技术上，中国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和其他国家。因此，美国很容易受到中国技术日益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影响，中国很容易受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切断关键技术的影响。

总的来说，目前美国的技术能力领先，但各类技术领域的领先程度不同，且正在失去领先地位。比如，美国在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开发方面领先，但在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方面落后。

以下数据粗略地反映了这一点：美国科技公司的总市值约为中国的4倍。这一数据低估了中国的相对实力，因为它不包括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如华为和蚂蚁集团）和非企业机构（如政府）的技术发展，而中国这些机构的规模大于美国。

中国目前在一些最重要的技术领域领先。例如，中国拥有40%的世界最大民用超级计算机，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竞赛和量子计算/加密/通信竞赛的一些方面领先。中国在其他科技领域也有类似的领先优势，比如，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和移动支付的交易金额目前位居世界首位，远远超过美国。可能中国还在秘密开发一些技术，甚至情报最灵通的美国情报机构对此也不了解。

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更快地提高技术和（受益于这些技术的）决策质量。因为大数据+大型人工智能+大型计算=卓越决策。

中国的人均数据收集量远远高于美国（而且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还大量投资于人工智能和大型计算领域，使其发挥最大作用。中国投入这些领域和其他技术领域的资源比美国多得多。在资金投入方面，风险投资家和政府正在向中国技术开发者提供几乎上不封顶的资金。在提供人才方面，中国从事科技工作的STEM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大约是美国的8倍。

美国在整体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在某些领域落后），当然也有一些新的大型创新中心，其大多在顶级大学和大型科技公司。虽然美国仍然具有竞争力，但其相对优势正在下降，因为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正在加速提高。请记住，37年前的中国人还对我送给他们的手持计算器惊叹不已，想想看他们37年后会怎样。

为了抵抗这些技术威胁，美国不时做出回应，阻止中国公司（如华为）在美国经营，削弱中国公司的国际业务，通过制裁阻止中国公司获得生产所需的物品，这可能损害中国公司的生存能力。

美国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中国利用这些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地区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是因为担心这些公司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变得更具竞争力，或者是对中国不允许美国科技公司自由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报复。具体原因值得讨论，但毫无疑问，这些公司和其他中国公司的竞争力正在迅速提高。为了应对这种竞争威胁，美国正在采取行动，遏制或摧毁对其构成威胁的中国科技公司。

有趣的是，虽然美国正在切断获取知识产权的途径，但在不久前，美国在这方面的实力更强，因为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中国已经开始以同样的做法对待美国，这将带来越来越大的伤害，因为中国知识产权正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好。

至于窃取技术，虽然这通常被视为一个大威胁，但不足以解释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采取的行动。如果一家公司在某个国家违法，那么人们期望看到犯罪行为被依法起诉，借助技术隐藏的间谍设备的证据被公之于众。我们没有看到这些证据。

中国科技公司受到攻击，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担忧其竞争力不断提升，也许这是更重要的原因，但决策者不会这么说。美国领导人不可能承认美国科技的竞争力在下滑，也不可能公开反对让美国人投入自由竞争，一直以来美国人接受的观念就是，竞争是公正的，也是创造最佳结果的最好途径。

我不是暗示美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动机不良，我无法做出判断。我只是说，真正的原因可能与官方的陈述不完全一致。长期以来，保护主义政策一直存在，政府用其保护本国公司回避外国竞争。总之，两国科技正在脱钩，这是中美在更大范围内脱钩的一个方面，这将对5年后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技术战将会如何恶化？

目前美国拥有技术优势（尽管优势在快速缩小）。因此，中国目前高度依赖从美国和美国可以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技术进口。这对中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脆弱性，也是美国的一个强大武器。

这一局面最明显地存在于尖端半导体领域，尽管在其他技术领域也存在。全球领先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举动是许多值得关注的动向之一，尤其是因为该公司位于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地区为大陆及全世界提供所需的芯片，并受美国影响。

中国的健康发展依赖于很多这些技术的进口，而美国的健康发展对从中国进口的依赖度要小得多。如果美国切断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渠道，就预示着真实战争的风险大幅上升。

另一方面，如果当前态势持续下去，那么在5~10年的时间里，中国将会在技术上比美国更不依赖外界，届时我们会看到这些技术进一步脱钩。相关局面每天都在变化，保持对其了解至关重要。

文化战

人们彼此如何相处，是决定他们将如何应对共同面临的情况的最重要因素，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是决定他们彼此如何相处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人和美国人分别最重视什么，他们对人与人相处之道的看法，决定了在应对冲突时，他们彼此将如何对待。因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他们会为之战斗，为之牺牲，所以我们要想和平解决我们的分歧，双方就必须理解这些分歧是什么，如何妥善处理这些分歧。

中国文化促使其领导人和社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大多数决策，奉行高标准的文明举止，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要求每个人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好好扮演角色。他们还寻求“无产阶级统治”，通俗地说，这意味着机会和回报的广泛分配。

相反，美国文化促使其领导人自下而上地治理国家，要求高水平的个人自由，崇尚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赞赏革命性的思考和行为，不因人的地位而是因人的想法的质量而尊敬人。这些核心文化价值观决定了每个国家选择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泾渭分明，相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共同持有的很多信念来说通常并不是很重要，也不是所有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这些差异，正因如此，很多美国人在中国过得很舒服，反之亦然。而且这些差异并不普遍。例如，新加坡的华人，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中国人，拥有类似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治理体系。

但这些文化差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几乎所有事情，在发生巨大冲突的时期，这些差异是决定性差异，决定了双方是战斗还是和平解决争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主要挑战来自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理解和体谅对方的价值观与行事方式，不允许对方做他们觉得最好的事。

虽然两国的开放增加了它们的互动，两国日益共享的实践（例如，两国类似的经济自由带来了类似的愿望、产品和结果）使两国环境和民众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似，但两国做法上的差异依然显著。

这些差异反映在各自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方式上，以及两国人民的互动方式上，特别是从领导人到决策者的层面上。这些文化差异有些很小，有些则很重要，以至很多人愿意为之战斗牺牲。例如，大多数美国人信奉“不自由，毋宁死”，而对中国人来说，个人自由远不如集体稳定重要。

这些差异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例如，中国规定未成年人能玩什么类型的电子游戏，每天能玩多少个小时的游戏，而美国并不管这些事，因为这被认为是由父母个人决定的。两种做法的好坏也许见仁见智。

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国人较易接受政府确定的方向，美国的文化则使美国人愿意就要做什么与政府展开对抗。同样，因为文化倾向不同，所以当被告知面对新冠病毒必须戴口罩时，美国人和中国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中国人听从指导而美国人不听从，又会带来进一步的影响，包括发病人数、死亡人数、经济影响等。

受这些由文化决定的对待问题的差异影响，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很多东西会做出不同反应，如信息隐私、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等，最终使得两国社会的运行方式有很多不同。

尽管这些对待问题的不同文化思路各有利弊，在此我不深入探讨，但我想表达的是，美国和中国的决定性文化差异都是根深蒂固的。

鉴于中国出色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背后文化的根深蒂固性，就像美国人不会放弃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一样，中国人也不会放弃中国的。试图迫使中国人及其制度变得更像美国，在他们看来将意味着放弃最根本的信念，而为了保护这些信念，他们不惜战斗至死。

为了与中国和平共处，美国人必须理解，就像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践行这些价值观的方式是最好的一样，中国人也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践行这些价值观的方式是最好的。

例如，我们应当接受这个事实：在选择领导人方面，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让有才能、明智的领导人挑选领导人，比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让大众挑选领导人要好。很多中国人认为，大众会一时兴起地选择领导人，不是根据自身利益，而是根据候选人为了赢得支持会给他们什么来做决定。

同时，中国人认为，就像柏拉图认为的和许多国家所发生的那样，在情况非常差的时期，随着人们围绕不同的政策方向展开争斗，而不是支持坚强能干的领导人，民主国家容易陷入功能失调的无政府状态。

中国人还认为，他们的领导人选拔制度有利于做出更好的跨代战略决策，因为任何一个领导人的任期，只占沿长期发展弧线前进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中国人认为，集体利益至上，也对国家最好。中国的治理制度更类似于大公司的典型治理制度，尤其是跨代公司，所以他们不明白，美国人及其他西方人为什么难以顺着这个思路理解中国制度的合理性，难以和他们一样看到民主决策程序面临的挑战。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想探讨这些决策体系的相对优越性。我只是想说明双方都有理由，并想帮助美国人和中国人通过对方的视角看问题。最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明白我们面临这样的抉择：是接受、容忍甚至尊重对方有权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还是让中国人和美国人为他们认为的不可妥协的东西争斗到底？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两国存在历史差异，以及历史差异导致的文化差异。

经济学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经典左派的观点是支持政府拥有生产资料、支持穷人、支持财富再分配等；经典右派的观点是支持私人拥有生产资料、支持系统中的获胜者、支持极为有限的财富再分配等。

这两种观点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存在，而且所有社会里都存在从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观点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所以说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左派或者右派都是不对的。美国人的偏好在其短得多的历史中也存在类似的波动。我怀疑，如果美国历史更长，我们就会看到更大的波动，就像我们在历史更长的欧洲所看到的情况一样。

由于这些原因，这些“左”与“右”的倾向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是围绕革命性趋势的大周期波动，而不是不断演化的核心价值观。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波动在两个国家发生，所以可以说，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右派政策可能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受欢迎，反之亦然。无论如何，当涉及经济体系时，似乎并没有太多植根于深层文化偏好的明显区别。

与经济体系相反，中国人自上而下/等级制而非自下而上/非等级制的倾向似乎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文化和政治体系中，而美国人强烈倾向于自下而上/非等级制。哪一种做法最有效并将最终胜出，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其他人讨论，希望是不带偏见的讨论，但我将指出，大多数博学的历史观察者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说任何一个体系总是好的或者总是不好的。

怎么做效果最好取决于环境和运用这些系统的人将如何彼此对待。没有一个系统能够持续良好运行，事实上，所有系统都将崩溃。持续良好运行的前提是系统中的人超越个体意愿尊重系统，系统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时代而不崩溃。

当我们想象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如何处理他们共同的挑战——在这个人类共享的星球上最好地发展时，我试着想象他们强烈的文化倾向，最重要的是他们宁死也不愿放弃的不可调和的差异将把他们引向何方。

例如，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方人愿意为拥有和表达观点（包括政治观点）的权利战斗牺牲。相比之下，中国人更看重对权威的尊重，这反映在以下两方面：个人及其所属组织的相对权力、让集体组织对集体中个人的行为所负的责任。

这样一次文化冲突发生在2019年10月，当时的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图片，表达对香港暴徒的支持。他迅速撤下了这条推文，并解释说，他的观点不代表休斯敦火箭队的观点，也不代表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观点。接着，莫雷受到了中美双方的批评：美国媒体、政治家和民众批评他不挺身捍卫言论自由；中方则停播比赛，将相关产品下架。

这次文化冲突发生的原因是，美国人非常重视言论自由，他们认为不能因个人的行为而惩罚个人所属的组织，而中国人却认为这种有害的攻击必须得到惩罚，个人所属的组织应当对个人的行为负责。

对人和人如何相处，中国和美国存在根深蒂固的观念差异，所以以后还会发生比这严重得多的事，造成更严重的冲突。其中一些文化差异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双方满意的结果，但一些最重要的差异将很难通过谈判消除。

我认为需要认识和接受的要点是，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会为自己做出不同的选择，而非对方所希望的。

例如，美国人和中国人可能彼此不喜欢对方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那么对此应当怎么办？是美国人与中国人互斗，将各自的意愿强加给对方，还是他们同意不干涉彼此的行为？在我看来，强迫其他国家的人去做他们坚信不好的事，是非常困难的、不合适的、几乎不可能的。美国对中国施压的能力和中国对美国施压的能力，将取决于两国的相对实力。

虽然我只是探讨了中美战争问题，分享了我所知道的东西，这只是我需要了解的东西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我想提醒读者，这些战争比一对一的冲突复杂得多。这些战争就像多维象棋，因为其涉及许多方面，牵涉许多国家。

例如，当我考虑中美关系时，我必须超越双边关系的层面，考虑在许多重要层面上的多边关系，例如与亚洲、欧洲和中东所有重要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重要关系，等等。

换言之，为了思考中美关系，我必须思考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为此我又必须思考在所有重要的方面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关系、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关系、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关系，以及许多其他关系，再加上其他类似的关系。

没有一台好的计算机和大量数据的帮助，就不可能跟踪更不可能理解事态的发展状况。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而且坦率地说，当我和世界领导人交谈时，我发现他们对这盘多维棋局中其他人的真实想法知之甚少，这让我震惊。

自我交战的战争：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最大的战争是与我们自己的战争，因为我们的强弱主要是由自己控制的。由于决定各国强弱的因素很明确，以及这些优势和劣势是可以衡量的，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衡量各国的现状。

在此之前，我们来回顾一下打造伟大帝国所需的具体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足够强大和有能力的领导层，能为成功提供必需要素，这包括……

……强大的教育。我这里说的强大的教育不仅指教导知识和技能，还包括……

……性格坚强、有礼貌、强烈的职业道德，这通常需要学校和家庭的共同教育。这能带来公民素质的上升，反映为如下因素……

……腐败少，高度尊重规则，如法治。

……人们能融洽合作，对如何相处有共识，并团结在这一共识之下，也很重要。当人们有知识、技能、良好的性格、文明行为素质并融洽合作时，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