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坦福医学院数字医疗团队（Digital Medic）
作者机构：斯坦福医学院
翻译：王卓伦
斯坦福医学院数字医疗团队（Digital Medic）成立于2016年，依托斯坦福医学院在学术研究、公共卫生实践、数字平台搭建等方面的技术优势，致力于促进全球数字健康领域的发展，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府机构、研究院所、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传播公共卫生知识，推动社区层面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
截至目前，数字医疗团队（Digital Medic）已在全球140个国家与34家机构合作开展项目，制作公共卫生相关数字科普产品564份，涉及新冠疫情防控、母婴健康、社区卫生工作等14个门类，传播覆盖超过1500万人。
2020年5月至6月，数字医疗团队（Digital Medic）对赞比亚和南非的19家社会组织进行访谈，并根据多位社会组织负责人和从业人员的反馈，对社会组织在社区疫情防控中的角色进行了归纳。
社区，是抗击新冠疫情的最前线。但社区在接收政府机构的公共卫生指导政策时，往往会出现偏差。一方面，政府机构统一的公共卫生政策有可能与社区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另一方面，许多边缘社区在信息可及性方面存在不足，甚至有可能因文化差异而存在不信任感，这些都会影响公共卫生信息的上令下达，即产生沟通障碍。
这种沟通障碍，尤其在面临新冠疫情这种大流行病时，会加剧社会健康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可以发挥其自身优势，有效破除政府机构公共卫生指导政策与社区之间的沟通障碍，将相关信息更直接的传播给老百姓。从这个角度讲，新冠疫情的流行，也为社会组织提供了用武之地。社会组织可以是公共卫生知识在社区的得力传播者，可以帮助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机构在社区建立广泛的信任。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根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反馈，当地公共卫生知识在社区传播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挑战。为应对这一问题，我们开始有针对性的制作符合当地社区特点的《新冠疫情公共卫生知识工具包》。但在定制该工具包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目前对社会组织在社区疫情防控中角色，以及我们数字医疗团队（Digital Medic）这样的国际组织如何为这些社会组织提供支持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研究。
因此，我们的评估团队于2020年5月至6月对赞比亚和南非的19家社会组织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以期深入了解这些社会组织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他们面临的挑战、他们需要的外部支持等。
根据这次访谈的产出，我们将社会组织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角色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受访的社会组织，很多都长期开展针对社区弱势群体的服务项目，他们对这些群体的状况非常了解，并对这些群体在疫情期间面临的困难有着深刻的认识。此外，这些社会组织还具备在疫情期间接触到上述弱势群体、并对其进行高效评估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世界卫生组织、国家政府机构和其他外部组织所不具备的。除了针对社区弱势群体，对于社区中的普通居民，社会组织也能够更直接地了解其在疫情健康风险之外的担忧，比如疫情对家庭经济情况的影响、学校停课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和基础设施受到的限制等等。社会组织可以直接了解到上述社区的需求，并及时将这些需求传输给外界，以便世界卫生组织、政府机关和相关机构做出应对。新冠疫情对社会组织的工作造成了很大影响。受访的19家社会组织都或多或少改变了原有工作计划，并对项目执行方式进行调整，更多的通过远程方式来推进项目。这些社会组织与当地居民关系密切，了解当地居民的切身需求，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相关项目进行调整。比如，其中一家侧重民生方面的社会组织，就根据社区实际需求发起了“食品银行计划”项目，解决当地社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另一家专注于艾滋病防治和艾滋病感染者救助的社会组织，则迅速采取行动，协调各相关方面，确保在疫情封锁期间，艾滋病感染者能够及时得到足够的抗病毒药物。“怀孕和有受孕计划的女性仍然需要定期参加产前护理和检查；成长中的孩子们仍然需要按时接种一系列疫苗……这些公共卫生成果，是我们多年来不懈努力，才在这些欠发达地区取得的。如果因为新冠疫情而打乱了这些公共卫生工作，或者相关机构只专注于新冠疫情，那么这些年的努力就很可能功亏一篑，未来也再难弥补回来了……”3.社会组织可以在社区内建立信息渠道，并向社区传播防疫知识社区社会组织，得益于其扎根基层的特点，可以迅速在社区内部建立信息传播渠道，并向弱势群体（尤其是无法通过公共渠道接收信息的边缘群体）提供及时有效的新冠防疫信息。我们访谈的多家社会组织，都通过社交媒体、电话、短信、海报、小册子和广播公告等复合手段，来实现信息传播对社区居民的覆盖。一些社会组织还安排人力进行了必要的家访，并获得非常重要的一手信息。比如一家赞比亚的社区组织通过家访，了解到在新冠疫情爆发半年之后，很多边缘群体家庭甚至还从未听说过这个流行病。几乎全部受访的社会组织都强调，除了利用社会组织经营多年的社区沟通渠道外，还要采用合适的传播方式，尤其是要尊重社区当地的习俗，以增加公共卫生信息被居民接受的可能性。在偏远的农村地区、移民社区、少数族裔社区、难民社区等弱势群体中，很可能存在对政府机构信息和国际资讯的严重不信任。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利用社区内易于被接受的信息沟通渠道，比如，宗教领袖、社区长老等部落权威。“利用部落权威是非常高效的。我们首先会询问长老，是否可以在集会或者宗教活动中发言，并向相关负责人提供我们的发言内容，我们也会提供公共卫生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部落权威渠道在社区内扩散开来，更易得到社区居民的信任。这种方式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我们看到新冠病毒感染率明显下降了。”此外，社会组织也有责任打击虚假错误信息，即谣言。大多数受访社会组织都提到曾发现社区中的虚假错误信息。这些信息或通过口口相传、或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并阻断，会对在社区开展公共卫生工作造成相当大的影响。由于社会组织与社区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及时发现萌芽中的虚假信息，并在其造成恶劣影响之前就进行干预，以最快速度消灭谣言。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受访的社会组织中，很少有为当地社区设计新冠疫情防疫教材或指导性手册的。我们得到的反馈是，这些教材根本不适合社区。社会组织的优势也不在于原创新冠疫情防治材料，而在于调整来自于政府机构和国际社会（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以适应社区当地的语言、文化和独特需求。为了提高这些信息的可接受度，社会组织不仅要把它们翻译成当地语言文字，更要结合上下文来尽可能的简化语言。偏远农村社区、移民和难民社区、低识字率人群、艾滋病感染者群体、非传染性疾病感染者群体……这些都是经常会被公共教育设计所忽视的。人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阅历、需求和特质，在这些易被忽视的群体中尤为明显。如何为他们量身定制防疫服务至关重要，而这就需要社会组织发挥其自身优势特点了。“公共信息渠道不停的重复着‘新冠’、‘新冠’、‘新冠’。可是在我们社区，这些弱势群体根本听不懂，他们无法分辨新冠病毒、艾滋病病毒、其他什么流行病、或者心理疾病。我们很难、也没有必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让社区居民明白什么是新冠病毒。我们需要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如何获取社区居民的信任，并让他们遵守政府的相关防疫政策。讲社区居民听得懂的语言，正是我们社会组织的特长所在。”社会组织对全球疫情防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也需要外部支持。受访组织提出的需求可以归纳为三方面：资金需求、技术支持和卫生专业知识。在资金方面，全球疫情导致的经济环境恶化，已大幅减少了社会组织的收入来源。不仅社会组织既往开展的活动很多都难以继续，而且社会组织参与新冠疫情防治的能力也大打折扣。“我们不停地向社区居民宣传，要带上口罩。可是他们买不起口罩，而我们也没有资金为他们发放口罩。我们的宣传内容没有错，可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在技术方面，因应疫情影响，很多项目活动都转为线上进行，但这也增加了数字鸿沟造成的区域不平等现象。对于很多没有数字设备的社会组织以及没有网络覆盖的社区，根本无法开展线上活动；而即便对于很多拥有数字设备的人，当地接通数据的成本也是相当大的。在卫生专业知识方面，很多受访组织都提到了“信息过载”问题。面对海量的新冠疫情信息，社会组织亟需专业指导，来筛选出适合其社区的信息，避免其浪费有限的资源。毫无疑问，新冠疫情的影响在其广度和严重性方面是空前的，主流公共卫生传播渠道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了严重的弱化。也正因为此，社会组织的在社区疫情防控方面的角色得到了突显，尤其在为社区提供订制服务，以及对最脆弱和最边缘人群的服务覆盖方面。此外，在资金、技术和专业知识方面的外部支持，也是社会组织为社区持续提供服务的重要保障。https://digitalmedic.stanford.edu/general/the-role-of-ngos-in-covid-19-community-based-education/作者：斯坦福医学院数字医疗团队
翻译：王卓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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